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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既定思想的这一准则，也表现在施韦泽对基本思维的要求上，这是他的思维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的出发点不再是历史问题，而是每个人的日常经历。施韦泽的这一强调，使自己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个哲学界的边缘人物；直到70年代早期，才有一些重要的哲学专业走上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开始关注日常的变化和生活的意义；从那时起，这些才构成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关键词。因此，施韦泽的基本信念得到了一种迟来的支持，但不是他建立基本思维的方式。
早在施韦泽在伦理方面有所突破之前，思维的方式就已是他思考的一个中心课题，并且他也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一种信念。他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是如此描述这一点的：
活生生的真理只有在思想中形成。就如一棵树年复一年结出同样的，但又是新的果实；因此，所有既定的有价值的理念，也必须经常在思想中不断获得新生。（GW 1, 232）
也正因为如此，真理从自身出发不允许被标准化，也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的成品继续传递给后人，而是必须在每个个人的思想中不断进行新的加工和思考。由于个人的思维通常不会按专业方法去思考，因而只能是基本的，就是说也应被很熟悉的日常问题所唤醒的思考。对施韦泽来说，哲学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这一能力，即把日常意识普及到“寻找思维的人群中去”；唯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一种受大众欢迎的哲学，否则的话，便只是一种“专为知识分子而写的模仿者哲学”（GW 2, 29）。
这类模仿哲学正确地主要着重于事实和细节问题，但它的缺点是，它使自己深陷在这一点上，忽视了其他的基本问题：“这类半吊子或说是四分之三的哲学，可能会说它不愿像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样，过度深入到人想怎么开始他的生活这个问题中去。”（KPh III, 2.Teil, 59）
尽管对伟大的传统哲学家怀有非常的敬佩和感激，但施韦泽仍然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因为他感觉到：传统哲学在多种单个问题中没能回答个人生活构思这个中心问题。对他来说，思维应当不仅只是一种方法严谨的检验、一种不断演变为认知的大胆行为：
我们并不就是这个世界无限发展中的一个简单生命体，而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我们的这个自我，是意愿、感受和认知的一个神秘统一体，它会试图理解自己身处这个神秘世界存在中的位置。并不是某种逻辑能力，比如作为一种思维—数学的方式在推动着我们，而是思想。正是在思想中，我们这个完全活生生的自我在与这个世界打交道。思想是我们活生生存在的一个基本功能。（KPh III, 2.Teil, 67）
并且，这种基本功能不允许因专业哲学的一种抽象语言而失落；有鉴于当代哲学的复杂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过时的要求，但却又很显而易见，如果哲学想有一种越过专业界限的效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施韦泽甚至建议完全放弃使用“哲学”这个术语：“我们应当用‘思维’这个词来取代‘哲学’这个术语。否则，人们会认为：这是在他们之外的非常特殊的东西。你在寻找幸福！但为了找到它，你必须进入到森林的深处。”（KPh III, 1.Teil, 252）
对自我经验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日常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都属于基本思维的范围；施韦泽想推动这一思维方式，并亲身实践它。因此，他对这一思维特征的定义是：“基本是这种思维的特征；它探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的意义和善的本质。这种直接的思维方式联结了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这里关注的是一种扩大了的和更加深刻的思考。”（GW 1, 233）
作为对每个人的思想内容扩展和深化的例子，施韦泽一再提到关于幸福和行善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当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也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为了证明哲学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平庸起点是正确的，施韦泽又补充说：
人们不会把关于幸福的问题说成太原始和太不高雅，因而似乎不能作为思维的起点。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这一权利。在这里，思想究竟从哪里出发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点出发后，是否能够达到它的深度。每次钻孔式的探究，不管从哪个点开始，它的方向都是在往地球的中心行进：因此，关于生命的这个问题，如果人们把它追踪到底的话，都会转换成为思维的最后问题，即我的存在与无限存在的关系问题。（KPh III, 1.Teil, 24）
施韦泽自己则在斯多葛派哲学中，看到了基本思维的一个成功范例，称赞这个流派的哲学是普遍理解和深度的统一，并承认：
当我作为学生在通读哲学史时，我尽了很大努力，才使自己摆脱斯多葛主义，为了我的道路能够在它之后的、以完全不同方式开始的思想史道路继续走下去。虽然我对它的结果并不满意，但我感觉这种简单的哲学思维方法是正确的；因而我不能理解，人们今天为什么会放弃它。（GW 1, 233f.）
在构成基本思维的道路上，施韦泽想要达到的是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思维；对他来说，这比赢得少数专业哲学家的掌声，显然更重要得多。
打破专业界限，“作为真实有效的哲学”（GW 2, 29）在日常现实中找到听众，这一意图在作为施韦泽遗著出版的《文化哲学》中，比他以往已出版的文字表现得更为明确。比如，1934年他曾就《文化哲学》第3卷写道：“献给那位不知名的兄弟”（KPh III, 1.Tiel, 1）。1935年，当他还在起草《文化哲学》的“前言”时就已确定：
想创立一种哲学，它不仅能够保留与人的健全理智和自然感觉的关系，而且还能在其中丰富自己，深化它们；这是我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不需传统的哲学方法，人们就能知道这一点。只要你敢于走上自己的思维之路，并坚持走到底。（同上）
施韦泽指责当代哲学，“依靠概念的思维，就像是依靠体操器具的杂技”（KPh III, 4.Teil, 573），实质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他要用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来反对依靠概念的思辨模式，并且坚信：这是重现文化真实性的唯一道路，“如果春天来临，草地开始变绿，那么可以断定，无数的小草会自行发芽并变绿。因此，真实精神的自然起源也只能在无数个人的思维—过程中”（KPh III, 4.Teil, 43）。
这种寄于个人思维过程的希望，在《文化哲学》第3卷中表现为一种有人类学和教育学倾向的具体化，并通过新的图像变得更清晰可见，以有助于导向一种基本思维。这里的关键点，是“人的健全理智”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尝试用人的健全理智，并不意味就是根本拒绝每个人去思考。健康的人类思考是所有思想的起点。借助健康人类的理解时，实际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客观且又非常务实的思想，能够停留在一个简单、有限并且直接具有可见性的圈子里，就像一位渔夫所想的那样，把自己的驳船停在海湾里，而不是驶向深海。这里的问题是，船的航行是否按原先计划的航线。（KPh III, 1. Teil, 23）
当然，人的健全理智是建立在“沙子和砾石上的，还必须寻找更深层的坚实基础”（同上，25）。这里已经设置了一个点，基本思维应当以它为出发点，继而深化人的健全理智仅停留在表层和实践性的回答：
在现实中，被称为健全理智的其实就是一种愚钝的常识，它会使我们的行为变得与周围普通人相同；他们都是在较差的精神状态中过着艰难的生活，就像在洪水中的一块小石子与其他无数小石子一起，被滔滔洪水带着在往前滚动。（同上，31）
然而，基本思维为普罗大众打开了一个作为个体生存机会的大门，即为那块与其他无数小石子一起滚动的通常行为，提供了一种能够摆脱从众性、有利于个人自我发展的方向；并且这又不是通过尝试从更高的抽象层次上纠正人们的常识，而是通过在它之中和它的日常取向来提升它。这就将使近海渔民成功驶向深海远洋，山麓徒步旅行者攀登高山的顶峰：
健全理智与思维应当相辅相成，就像山脚下的山脉与高山那样融为一体。常识绝不应自以为是，妄想取代思维的角色；思维也不应丢失与常识的联结，只有拥有常识，它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然性。所有的思维都得经受健全理智的检验。思维的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于健全理智所期待和所希望的。但只要思维中确实有真理的成分，健全理智还是会认识到：有必要认可它，并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KPh III, 2.Teil, 79f.）
这样的陈述不仅说明了施韦泽对简单明了的思维方式的认可，而且同时也表达了他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对每个人思考能力的信任。显然，出于人类学的基本信念，不是是否有能力思维，而唯有如何激起思维的动机，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施韦泽相信，他可以借助基本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高山漫游者”，只要向他讲清楚“山脚下山脉的问题”，如果这能成功的话，那么用思维深化日常取向，也就能使尝试远远超出它先前的参考框架。因此，基本思维有义务致力于实现一个实际目标，那就是：改变日常生活。在施韦泽看来，由他诊断出的文化危机，主要就是“轻视思维”的一个结果；他想把他的同时代人“重新带回到思维的道路上”，并坦承：他非常有信心担当起这一责任，“参与这项重新点燃思想之火的行动”（GW 1,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