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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考虑施韦泽的生平，就很难恰当地解释他的伦理学的文化背景，但是这一伦理自身却是一个严谨的体系性构思，它对以往伦理的批判是合理和值得赞赏的。施韦泽在1923年出版的《文化与伦理》中，阐述了自己的伦理思想；此后在实质性的论点上，没有再做出任何改动。他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撰写的《文化哲学》第3卷（如我们还将在后面阐述的那样），虽然是本有趣的新书，并且也尖锐地提出了某几个单一的问题，但从这本书的整个体系来说，它不可置疑地是以《文化与伦理》为基础的。
显然，施韦泽确信，自己早在1923年就已对伦理问题找到了答案；并且自那以后直到1931年和1945年间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文化哲学》第3卷的核心内容所涉及的不是真正有关道德的问题，而是广义理解的文化哲学问题——即是否适合以及怎样才能把“敬畏生命”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和在正常的内容中，伦理本身都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现在也就有理由在这一章中，从系统的角度去讨论它。
尽管如此，一种传记式的初步评论，在这里还是必要的；因为施韦泽自己的陈述可能会引起某些误解。如他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所述，自1915年起，他就在《我们是模仿者》（ Wir Epigonen ）中对自己文化批判的朦胧构思，有了一种新的结构性重点；1917年9月，由于面临被遣押回欧洲，他把手稿委托给美国传教士福特（Ford），替他保存在兰巴雷内（参见GW 1, 175）。
直到1920年夏天，这份非洲手稿才又重新回到他的手中。但是早在1919年圣诞节，施韦泽就收到了瑞典大主教内坦·索德布卢姆（Nathan Söderblom）的邀请，前往乌普萨拉（Upsala）大学为奥劳斯-佩特里基金会（Olaus-Petri-Stiftung）举办讲座。开讲日期为1920年4月20日。也就是说，讲座所需的讲稿，是在没有原始手稿的情况下重新撰写的：
作为乌普萨拉大学讲座的主题，我选了哲学和世界宗教中关于肯定世界、肯定生命与伦理的问题。当开始为讲座准备文稿时，我留在非洲的《文化哲学》手稿还没有交还给我。我不得不重新撰写。为此，最初我感到我很不幸。但后来我却注意到，再一次撰写很有好处，也就认可了我的这一命运。直到1920年夏天，当我从乌普萨拉回到非洲后，我留在那里的手稿才终于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在乌普萨拉，我发现自己5年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第一次有了一种回响。（同上，196）
通过这一陈述，施韦泽给人的印象是：他用于在乌普萨拉大学的演讲稿，只是重新写下了留在兰巴雷内的《我们是模仿者》的手稿，那也就意味着尽可能忠实于原稿。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1923年出版并在1972年收入《施韦泽全集》的那份乌普萨拉讲稿，是一份在质上有新意的新稿。施韦泽后来不愿把他在非洲撰写的那份手稿交付印刷这一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显然他本人已经确信，在1915—1917年间撰写的原始手稿，与1920年的欧洲版本相比已经过时了。将施韦泽已出版的《文化的衰落与重建》和《文化与伦理》这两本著作与他从未付梓印刷的《我们是模仿者》相比较，就能清晰看出其中的本质性区别：前两本已发表的著作代表了相互补充和相互连续的两个步骤，《文化的衰落与重建》是致力于文化批评，《文化与伦理》是有关伦理构思，但成稿早于这两本书的《我们是模仿者》手稿，却将这两个方面非常不清晰地混合为一体了。《我们是模仿者》一书既没有为敬畏生命的伦理奠定理论基础，也没有为它建构一个系统的结构，而只是作为对文化危机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回答。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出，《我们是模仿者》的内容仍主要停留在文化批判而不是伦理的层面上。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导致施韦泽有理由认为，他留在非洲的手稿，不只是需要重新写，而且更需要对其中的整个参考框架进行调整——应当更加着重于伦理构思。因此，施韦泽在谈及乌普萨拉讲稿与他留在非洲手稿间的关系时，给人留下的似乎前者是后者的追忆性重写这一印象，显然是弄错了。
与它详细的文化批判叙述相比，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如预期的那样，《我们是模仿者》手稿的主要欠缺也出现在施韦泽其他有关非洲的著作中。比如，他一方面在《在水和原始丛林之间》中抱怨文化与殖民化之间的悲剧性利益冲突（GW 1, 423），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些自豪地提出了一个“我是你的兄弟，但是你的长兄”的口号，来美化“自然之子”都得听他指挥这一诉求（同上，436 f.），这就使他与非洲黑人的关系问题主要局限在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上。但是，与施韦泽其他有关非洲的著作相比，《我们是模仿者》手稿反倒在这些问题上提供了较为深刻，也更严格的版本：施韦泽认为欧洲当代文化真是太没落了，为了远离它，他甚至更愿意留在非洲；但这在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文化正是通过它对非洲的殖民，才展现出它最致命的畸形和变态。
尽管施韦泽（按18世纪的理念）已经对欧洲当代文化诊断出一种几乎难以克服的衰败状态，并且因此将导致对非洲的一种不合理的关系，但他仍然坚持从欧洲中心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非洲大陆的文化动力不可能来自它自身，而是需要西方文化的基础。他的规范性文化概念，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混乱中，曾是他用来确定自己位置的可靠指南针，但在非洲却使他作为一个有传教使命感的实践者，陷进了一种绝对无望的矛盾中，使他在文化上成为一个批判殖民主义的殖民者，成为一个在非欧洲世界里的欧洲理念维护者。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背景状况，如果我们不想把施韦泽在欧洲完成的《文化哲学》第2版，误解为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种任意跳跃。现在，当他又回到他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大陆后，他开始对已诊断出的文化缺陷进行一种伦理治疗，他希望能为他在非洲所代表的并在未来仍将继续代表的那一文化的修复，作出他的贡献。因此可说，敬畏生命的伦理构想，始终都涉及欧洲文化面对其他文化的自身可信度，并且在欧洲修正后的《文化哲学》第2版，丝毫不中断这一伦理的系统性内容。现在，我们将要展开叙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