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旅行者和帝国主义者
1260—1310

“国家利益至上。”

13世纪，随着威尼斯的权力和威望的提高，这座城市的建筑数量和美丽程度也在增加，正如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描述的那样，“一座有着优雅的拱廊和闪闪发光的墙壁的城市，有着天蓝色的脉络和金色的温暖，有着白色的雕刻，就像森林里的霜变成了大理石”。大运河两岸的宫殿一座接一座，其中有多纳宫 、巴济扎宫 、罗列丹宫 、莫斯托宫 和土耳其商馆 。1230年，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抵达威尼斯，并得到土地，开始兴建教堂。多明我会修士在至美圣母教堂（Santa Maria Formosa）教区北部开辟了一片区域，开始修建教堂，后来发展成规模庞大的圣若望及保禄堂（Santi Giovanni e Paolo） ^[1] 。方济各会修士接收了一座被毁的修道院，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荣耀圣母教堂（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 。它们周围到处都是规模较小但装饰华丽的教堂。1264年，在大运河上修建了一座新的里亚尔托桥。 小广场已铺好，工匠们继续大教堂的马赛克镶嵌画装饰工作。

来到这座城市的游客会被热闹的里亚尔托所吸引，在那里，所有的商人似乎都互相认识，而那些缺乏经验的市民、工人和寡妇，只要加入一个联盟，就可以分享商业冒险的兴奋和成功的喜悦。长刺岛（Spinalunga）上的犹太人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朱代卡（Giudecca） 的地方，活动也很频繁；圣马可广场上人头攒动，世界各国人民在此举办各种活动；在其他区域的广场和小路上，城市的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到处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有些人在打牌，有些人在玩风琴；在其他地方，马赛克镶嵌画工人正在熟练地将碎片拼在一起，或者将彩色大理石敲成碎片，用由石灰和粉末状砖块制成的糊状物将这些碎片粘在一起，然后用磨刀石将合成水磨石磨平。那里有制作精美瓷器的陶器厂和作坊。还有箱子作坊，他们制作出巨大的箱子，供商人们用来存放贵重或易碎的货物。那里有皮革厂，制革厂，银匠，青铜制匠和珐琅匠，木雕匠和雕刻师，象牙雕刻师，制作最精致的梳子和最优雅的狩猎号角的工匠，雕刻师和沉模师，勋章设计师，剑匠和军械匠，十字弓、头盔、战袍和手套制造商。在所有人中，最受尊敬和重视的是玻璃行业的工人，他们在制造透明和彩色玻璃、珠子和眼镜方面的技能——通过与拜占庭工匠的合作而得到提高——受到国家的严密保护，如果他们离开共和国，向外界泄露他们工艺的秘密，就会被判为叛国者。事实上，他们很受人尊敬，以至于他们被列为原住市民（cittadini originarii）阶层，如果他们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威尼斯贵族的儿子，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不必像其他类似的不般配婚姻那样，丧失在大议会中的席位，他们的名字甚至可能有望被刻在“金书”上，就像他们的父母都是贵族出身一样。

这个城市的行业协会举办游行活动，向新当选的总督致敬，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玻璃吹制工，他们是至少从13世纪起就正式成立的兄弟会的成员，身穿饰有红色松鼠皮流苏的服装，手里拿着用他们最精湛的工艺制作的烧瓶和高脚杯。跟在后面的是铁匠，他们肩上扛着铁锤，头上戴着花环；紧随其后的是穿着貂皮衣服的制皮工匠；披着银色布披肩的织布工；穿着缀有深红色星星的白衣服的裁缝；头戴橄榄叶桂冠的羊毛梳理工；穿着浮华斗篷的棉纺纱工；头戴镶金珠子的花冠和身穿缝着鸢尾花的白色披风的缝被工；戴着用自己最好手艺做的风帽的金线织工；身穿丝绸长袍的绸缎商；穿着血红色长袍的屠夫；披着毛皮衬里斗篷的鱼贩；戴着金纱花环的理发师；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和宝石的金匠和珠宝商；还有提着装满鸟的灯的梳子制造商和灯笼制造商，他们在总督出场时放飞这些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带着银质的酒杯和高脚杯，“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行进着”，编年史作家马里诺·达·卡纳莱（Marino da Canale）记录道，“人们唱着民谣和问候之歌，高喊着‘我们的主，高贵的总督万岁’”。

他们在总督面前展示他们的手艺，总督穿得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华丽。在中世纪早期，他的服装很像东罗马帝国皇帝。他穿着一件长罩衣，垂到脚踝，腰间系着一条腰带，身披一件斗篷，右肩上别着一枚金胸针。到了12世纪，从教堂的马赛克镶嵌画上看，这些衣服的主要颜色是鲜艳的皇家紫色。在正式的场合，总督的圆帽顶部有一粒纽扣，就像中国的官员所戴的那种，在他的前额上戴一个金圈，在13世纪末，用镶有宝石的王冠代替。过了一段时间，那顶不那么正式的圆帽换成了一顶像僧帽的红色天鹅绒帽子，然后是总督角帽，它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肖像画所熟悉的形状。大约在1260年，总督里尼埃·季诺（Renier Zeno）为这顶角帽配上了一个金色的圆环；到了下一个世纪，总是穿着白色衣服的罗伦佐·塞尔希（Lorenzo Celsi）在帽子的顶部加上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1473年，尼科洛·马塞洛（Nicolo Marcello）决定，这顶角帽应该完全是金色的。这时，总督的服装比以前更华丽了。他的斗篷是金色的布做的，袜子是紫色的，长袍的顶端或内衬有貂皮。1523年，总督安德里亚·格里提（Andrea Gritti）在斗篷中加入了丰富的银线刺绣和花卉设计；而在不太正式的场合，则是一件袖口非常大的带有红色裙摆的紫色斗篷，配以红色的法冠和红色的靴子。总督夫人的长袍也同样华丽，也不受禁奢法的约束；在公共场合，人们看见她穿着金锦缎和猩红色天鹅绒的拖地长裙，披着貂皮披肩，戴着长面纱，头上戴着一顶小公爵王冠，轻快地走过。侍奉她的女士们穿着华丽，她们身穿紫色的衣服，蓝色的披风，红色的斗篷，头戴金丝或宝石丝绒的帽子或头巾，她们精心打扮的头发用金和丝做成的网罩着，上面盖着像蛛丝一样精细的银网面纱。

贵族的长袍，夏天是用丝绸做衬里，冬天是用毛皮做衬里，肩膀上披着宽大的上等布料，根据他们的职务和等级，颜色各有不同。最高的官员，圣马可的代理人，穿紫色的衣服；最高检察官和大臣一样穿红色的衣服；内政大臣穿紫罗兰色的衣服，元老院议员穿黑色的衣服，带天鹅绒的披肩。地方官员的衣服也都是黑色的，或者是紫罗兰色或紫色的，颜色太深，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黑色；医生、律师和牧师也都穿黑色的衣服。

同样以颜色为特点的是兜帽，在四角帽早就过时之后，他们还继续戴着兜帽，而卡巴乔（Carpaccio）、乔瓦尼·曼苏埃蒂（Giovanni Mansueti）和贝里尼（Bellini）家族的绘画中所见的其他形式的头饰也早已过时。当人们服丧时，就不再穿鲜艳的衣服，而是穿黑色的长袍，用铁钩系在领子上；失去亲人的人任由自己的胡子长出，作为悲伤的证据。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16世纪初，此后在威尼斯，胡须不再像中世纪早期那样是荣誉或高尚的象征。这种区别非常明显，那时候的人，有时宁愿戴上假胡子也不会没有胡子。

尽管有禁奢规定，富有家庭的年轻儿子们还是“像孔雀或天堂鸟一样”在城里到处炫耀，他们穿着条纹和各种颜色的紧身裤；上身是金色刺绣的丝绸紧身上衣；系着装饰奇特的腰带；袖子开衩处用丝带系着，空当处缀有白色亚麻布；衣服上到处都是纽扣，形状像橡子、铃铛或梨子，材质有金、银、珐琅、水晶、琥珀、珍珠和半宝石等；脚蹬尖头窄鞋；头戴镶有宝石的帽子，低垂在一只耳朵上；留着长发，用丝带扎起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民百姓穿着朴素的束腰外衣和斗篷，腿上缠着亚麻布裹腿。他们的妻子也披着同样朴素的披肩，他们的女儿披着宽大的白色面纱；无论老少，脖子上和手腕上都戴着由小环穿成的威尼斯式项链，这是下等阶级妇女特有的漂亮饰品。

一大清早，他们一听到钟楼上的钟声，即马朗戈纳的钟声，街上都是去上班的人。马朗戈纳是以城里人数最多的木匠的名字命名的。九点钟的时候，马朗戈纳又响了起来，表示早餐时间到了；十二点钟，钟响了，提醒工人们去吃午饭；日落三小时后，钟声又响起了，宣布宵禁时间到了。工人们吃的饭很简单，主要由蔬菜、水果和面包组成，但有时也会有牛肉和猪肉、山羊羔和野猪、帕多瓦的家禽，更常见的是鱼——鲻鱼和比目鱼、梭子鱼和鲤鱼、雄鱼和鲤鱼、海蟹和比目鱼——搭配克里特岛甜而浓烈的葡萄酒。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厨房里，食物都是用姜、肉豆蔻和香菜、丁香和桂皮、胡椒和茴香，以及各种各样的香草、根、调味料和来自东方的调味品调制而成的。

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大商人从船上卸下货物，或把威尼斯提供给远方国家的货物装上船，比如基奥贾盐、奴隶或成捆的佛罗伦萨布，这些东西是威尼斯商人买来转售的。还有奴隶和布料、羊毛、丝绸、香料、兽皮、金和银、锡和黄铜、武器和盔甲、葡萄干、肉豆蔻、李子、葡萄酒、没药、靛蓝、姜和糖，都在帕维亚、费拉拉、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和波河流域的其他市场出售或转售给米兰和伦巴第的小城镇的商人。一批又一批的货物被运往黑海、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以及希腊、罗马尼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港口。货物装载在佛兰德斯舰队的大船上，途经的黎波里、丹吉尔、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地中海港口，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然后经过葡萄牙和法国的海岸，到达布鲁日、安特卫普、伦敦以及肯特郡、汉普郡和林肯郡的沿海城市。有些船是私人拥有的，有些属于政府，被授予垄断权，在国家规定的航程中运载某些货物，这些船被雇给指挥官，要求他们发誓好好照顾这些船，在返回威尼斯时把它们完好无损地交给造船厂，“从开船的那天起就留在船上，监视货物的安全，确保船员们有面包、葡萄酒和肉的定量供应……配备好武器……保存好航行记录，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国家利益”。

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家人和将来可能在这些领土上做生意的其他威尼斯人的利益，写了航行记录。有些故事几乎不可信。显然，马可·波罗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大约于1254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们在近东有长期的贸易经验，在君士坦丁堡有财产。当马可还在威尼斯上学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卖掉了君士坦丁堡的家产，把赚来的钱投资在珠宝上，然后前往伏尔加河和忽必烈的蒙古帝国首都。1271年，波罗兄弟作为忽必烈派往教皇的使者回到意大利后，又开始了他们的旅行，这次是带着当时大约17岁的马可。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穿越西亚来到契丹，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生活和旅行了二十多年。1295年，他们回到威尼斯，根据16世纪地理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拉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的说法，“当他们到达威尼斯时，命运就像尤利西斯（Ulysses）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尤利西斯在外漂泊了20年后，回到了他的故乡伊萨卡岛，没有人认出他来”。他们仍然穿着粗糙的鞑靼人的衣服，去敲波罗家的门时，一开始被当作不受欢迎的陌生人拒之门外。按照传统，他们会为亲朋好友举行盛大的宴会，都会穿上比上一个人更华丽的服装。最后，他们派人去取他们稀奇古怪的鞑靼服装，把接缝和衬里撕开，里面的宝贝真不少：

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红玉、钻石、绿宝石，这些东西都是小心翼翼地缝在每件外套里的，所以谁也不会怀疑里面有什么东西……桌子上摆着这么多稀奇古怪、数不胜数的珠宝和宝石，再一次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他们哑口无言，几乎惊讶得发狂。他们立刻认出了波罗家这几位尊贵的、受人尊敬的绅士，起初还对他们表示怀疑，现在却以极大的尊重和崇敬接纳了他们。

尽管这个故事很离奇，但波罗一家作为珠宝商人，无疑是带着宝石回来的。当然，他们也给总督带回了礼物——一个鞑靼项圈、一枚忽必烈的戒指、一把三刃的剑和印度织锦——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一只干鹿的头和脚，西夏牦牛丝一般的毛发，还有一种苏门答腊染料植物的种子，马可在威尼斯种下了这些种子，但当地的气候并不适合这种植物。马可·波罗还带回了无穷无尽的故事，他给前来拜访的年轻人讲了许多令他们兴奋的故事——关于忽必烈领土上惊人的财富、他的数百万臣民、他的数百万士兵和嫔妃、他的数百万帆船和马匹、他的数百万寺庙和城市的奇妙故事。因此，他被称为马可·百万，或简称为马百万，而附近的庭院被取了新的名字——第一百万院和第二百万院。

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待了三年；1298年，在与热那亚人持续的战争中，他指挥一艘桨帆船，在亚得里亚海被俘，并被带到热那亚，在那里，他向一位被俘虏的职业作家口述了他在东方旅行的经历。回到威尼斯后，他变得默默无闻，显然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和妻子、三个女儿以及一个鞑靼奴隶生活在一起。偶尔，他的名字会出现在一些轻微的法律纠纷中，或为葡萄酒走私者提供担保；但他似乎不参与公共事务，满足于他的旅行故事给他带来的名声。1324年，在他临终前，他的朋友们请他修改他的书，因为用一位多明我会修士的话来说，“书中记载的许多奇怪的事情，是完全不可信的……对此，他的回答是，他的所见所闻，只说了一半都不到”。

乔瓦尼·巴蒂斯塔·拉姆西奥写道，他的《游记》“很快传遍了意大利”。手稿版本有140多个，最终证明这些文本为商人在东方进行贸易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威尼斯旅游者的记录给国家带来了声誉，也为商人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不久，就出现了马林·托塞洛（Marin Torsello）所著的《关于恢复圣十字秘密的书》（ 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Crucis super Terrae Sanctae recuperationum） ，他曾五次前往东方；不久之后，蒙福的奥德里科·达·波德诺（Oderico da Pordenone）描述了他从黑海到中国边界的旅程；尼科洛（Niccolo）、安东尼奥（Antonio）和卡罗·泽诺（Carlo Zeno）三兄弟远航到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他们在那里听到渔民们谈论北美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比哥伦布航行早得多。在泽诺兄弟回来后不久，尼科洛·戴·孔蒂（Niccolo dei Conti）动身到阿拉伯和印度去了。离开了25年后，他回到威尼斯，读到了阿尔韦塞·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的航海记录，阿尔韦塞是一个年轻的贵族，去过加纳利群岛和塞内加尔，发现了佛得角群岛。在阿尔韦塞·达·莫斯托死前，其他的威尼斯旅行家曾写过他们到俄国、鞑靼、波斯、阿比西尼亚和印度洋诸岛的旅行。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地图和海图回家，而像圣米凯莱岛上的卡马多莱修道士弗拉·毛罗（Fra Mauro）这样的制图师，根据他们的记载绘制出的这些地图，让威尼斯的地理学家们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

旅行者乘坐的桨帆船上的桨手是潟湖地区的自由船夫和亚得里亚海的渔民，他们工资优厚，伙食很好，每周有11至12磅的饼干、12盎司的咸猪肉、1.5磅的豆子、9盎司的奶酪和1加仑的葡萄酒。他们有权带回一定数量的免税货物和一份战利品。上船时，他们为水手的守护神圣福卡斯唱了一首圣歌，圣福卡斯的形象被展示出来，希冀他保护船不受海难的侵袭。据说在海上，他们为圣徒摆了一个位子，放了一笔钱，代表缺席的客人不吃的食物的费用，当船到家时，这笔钱就分给了威尼斯的穷人。

为了确保他们能通过海盗或敌国船只出没的水域回到家中，每艘船都必须配备一队年轻的弓箭手才能出海。这些弓箭手，全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从小就在利多圣尼科洛的靶垛和城市里更开阔的地方接受训练。因为要进行正规的训练，他们被分成十二人一组，每组配一名军官；他们练得非常娴熟，据说在欧洲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弓箭手了。每年举行三次公开比赛，向获胜者颁发布、弓和箭袋等奖品；在随后的疯狂庆祝活动中，敌对派别之间互相射击，箭和弹珠有时会从窗户射入家禽场。

一位当代编年史家认为，在意大利其他任何一个城市，竞争都不会如此激烈。城里的年轻公民或贵族一般都属于这个或那个俱乐部，统称为德拉卡尔扎（della calza），它是用金银、珍珠和珠宝刺绣和缝制的彩色徽章，系在会员的长袜上，或者，如果是女性会员，则系在她们的长袍袖子上。每家俱乐部都有其独特的会徽，穿金布制服的主席或会长、议员、司库、牧师、秘书、公证人、画家、建筑师和诗人。它们之间的竞争通常是非常友好的——事实上，它们经常合作举办选美和表演；但偶尔会有一个俱乐部与另一个俱乐部发生冲突，比如非常敌对的派系，喀斯特莱尼和尼克罗蒂，就经常发生冲突。

喀斯特莱尼派由来自城市东部的城堡区、圣马可和多索杜罗区的人组成；尼克罗蒂的人，以前被称为卡纳伊奥里，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圣克罗齐、圣保罗和卡纳雷吉奥区。他们之间的战斗最初是用竹竿打架，后来在运河桥上用拳头打架，其中一座叫拳头桥（Ponte dei Pugni）的桥上，仍刻有选手们站立的白色大理石脚印。 另外，摔跤比赛也不设规则，甚至允许拳打脚踢和掐死对手；有时还会用棍棒或刀子打架。休战期间，本质上的敌意会在莫雷斯卡舞（moresca）中被记住，这是一种手持钝匕首表演的舞蹈，参与者们有节奏地绕着对方旋转，缓慢而谨慎。

在一些特别暴力的争斗之后，喀斯特莱尼派或尼克罗蒂派的成员可能会被逮捕入狱。但他们不会被关押太久，因为中世纪的监狱与其说是一个惩罚的地方——除了那些“因公众丑闻而离开自己丈夫家”的通奸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极其不舒服的地方，在那里，歹徒可能会在等待处决、惩罚或肢解的时候被关押，而这些惩罚通常是对那些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施加的。在12世纪的威尼斯，强迫孩子卖淫的父母可能会被鞭打和打上烙印；强奸未成年人的人被弄瞎、绞死，或有减轻罪行情节的，失去一只手；犯有杀婴罪的妇女可能会被活活烧死在广场的柱子之间，那里是执行死刑的地方。15世纪初，一个法国人被绞死在这里，因为有人听说他想用威尼斯人的血洗手。

然而，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对在市场上检查商品的外国商人来说，对外交使团来说，对数以百计前往圣地的经过威尼斯的朝圣者来说——威尼斯似乎不是一个充满惩罚、暴力和压迫的城市，而是一个充满了庆祝活动和宗教游行、节日和庆典的城市，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人民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轻松关系。每逢节日，总要举行游行。总督身披金红相间的旗子，伴着银质号角的声音和教堂的钟声，同牧师和唱诗班的人一起，在街道上游行。熙熙攘攘的广场上举行着比武和比赛，骑手们轰隆隆地走过铺着布的砖块，经过铺着绸缎的楼阁，穿过挂满旗帜和盾牌的窗户，窗户里挤满了激动的面孔；大运河上在举行划船比赛，来自各个岛屿的彩船竞相划过水面，彩旗迎风飘扬；他们持矛比武，攻击模拟堡垒，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到了濯足星期四，他们在圣马可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白天焰火表演，杀了一头公牛，烤了十二头猪，供监狱里的囚犯享用，总督和他的顾问们砸碎了木制的城堡模型，以纪念威尼斯对自己的死敌取得的胜利。1100年升天节那天，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古老的仪式，当时在面向利多岛这边开阔的、布满鲜花的海面上举行了感恩和祈祷仪式，唱诗班唱起了第二十一首圣歌“请你用牛膝草清理我，我将变干净”，总督和他的随从们被洒上圣水，然后，为了表示纪念威尼斯与大海象征性的婚姻，将一枚金戒指扔进海中，总督对着海面说道：“大海啊，我们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都是属于我们的。”

在圣烛节上，举办了庆祝著名的10世纪打败伊斯特里亚海盗的活动，庆典持续了几天，十二名威尼斯最美丽的年轻女子，身穿由本区的贵族家庭捐助的华丽服装，坐船到圣彼得教堂。在收到主教的祝福后，她们回到圣马可教堂做弥撒；然后，在总督的国家游艇带领下，她们坐船沿大运河到达里亚尔托桥，然后，转入德国商馆河（Rio del Fondaco dei Tedeschi），由至美圣母教堂上岸，这是金库教会的教区教堂，其兄弟会声称对打败海盗功劳最大。 教区牧师向总督赠送了传统的礼物：镀金的草帽、盛着马尔姆西葡萄酒的烧瓶和篮子装的橘子。这些女孩代表着十二名从海盗手中解救出来的威尼斯年轻新娘，据说海盗绑架了她们，她们有时会被木偶代替，直到1379年，仪式的这一部分才被遗弃，不过只要共和国还存在，其余的部分每年都会举行。

在总督选举之际，总督府的窗户下有花哨的船只列队游行，还有身着华丽制服的城市兄弟会游行。1268年7月选举出来的总督是罗伦佐·提埃波罗（Lorenzo Tiepolo），他的家族与他杰出的前任恩里克·丹多罗家族长期竞争。事实上，提埃波罗曾与丹多罗的一些后人在广场上发生过冲突，并因此出台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威尼斯的建筑物上展示家族纹章和标志。然而，在他即位后，提埃波罗立即与丹多罗家族达成公开和平；他似乎决心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总督，就像他在法诺担任最高行政官以及在与热那亚人的一次令人难忘的战斗中担任威尼斯舰队司令一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他的任期并不顺利。他任职的第一年就没有收成；而且，就像威尼斯历史上以前和以后经常发生的那样，必须紧急派遣船只购买粮食，以救济当地没有耕地的人们。这一次，船要走很远的路，去西西里岛和黑海，因为威尼斯人所求助的北意大利各城市很高兴看到他们骄傲的对手受苦受难。

提埃波罗的不幸也困扰着他的继任者。共和国与安科纳（Ancona）发生了冲突，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被派来对付安科纳的大部分战船都消失了。她与的里雅斯特（Trieste）也不和，的里雅斯特的军队追击一支战败的威尼斯军队，把它赶回潟湖水域。克里特岛也有麻烦，那里的动乱已到了叛乱的边缘；教皇法国人马丁四世（Martin IV）也有不同意见，他呼吁共和国帮助安热万家族（Angevins）夺回西西里岛的王位，这个家族在一场全国性的起义中被逐出西西里岛，但他的请求被驳回，因此他对威尼斯实施了封锁。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教堂的礼拜活动不得不暂停，钟声不再响起，节日也不再举行，宗教游行也取消了。

1285年春天，一场地震之后发生了毁灭性的洪水。后来黎凡特发生了灾难，阿克雷（Acre）落入埃及苏丹的马梅鲁克士兵手中，迫使威尼斯商人采用其他海上路线，并再次挑起与热那亚的冲突。在随后的长期战争中，经常是在她的战船航行时，

穿浪前行

为了法马古斯塔和隐藏的太阳

用火湖环绕着黑塞浦路斯，

寻找棕色奴隶或叙利亚橙子，

海盗热那亚人

把他们洗劫一空，直到他们随海浪翻滚

血，水，水果和尸体一齐冲上岸。

1298年，在科尔丘拉岛（Korcula）海域的一次交战中，95艘战舰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船只沉没，9000人丧生。当得知超过五千名囚犯被带到热那亚关押时，威尼斯人更加感到耻辱。

在遭受这些损失的同时，威尼斯还就费拉拉（Ferrara）城与教皇发生了冲突，1308年1月，统治费拉拉的埃斯特侯爵在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去世。为了响应侯爵的亲生儿子（他自己的儿子曾被列为继承人）的号召，威尼斯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引起了已故侯爵的两个兄弟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的愤怒，这两个兄弟对遗嘱提出异议，而教皇坚决不容忍威尼斯人在这座他声称拥有宗主权的城市里，他支持这兄弟俩。共和国被告知其军队必须在十天内撤出，否则威尼斯将被逐出教会。

在威尼斯，争论非常激烈，斗殴愈演愈烈，对立的派别隔着运河向对方扔石头。有一方激烈地争辩说，共和国必须让位于教皇的权威，被逐出教会对贸易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威尼斯无权卷入与大陆的纠葛，她的地理位置的最大优势绝不能被置于危险之中。这些有影响的家族，如奎利尼家族和提埃波罗家族的观点，遭到了丹多罗家族和当权总督彼得罗·格拉丹尼格（Pietro Gradenigo）家族的强烈反对。彼得罗·格拉丹尼格是一个强势、积极的人，他坚决主张领土扩张政策，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但是，总督对教皇的蔑视导致这座城市进一步的混乱，贸易几乎陷于停滞，共和国的竞争对手急于占便宜，没收其货物，封锁其船只，拒绝偿还债务。与此同时，威尼斯在费拉拉的驻军，被教皇从意大利各地召集的军队包围，被击溃，惨遭屠杀。甚至依靠像邪恶的“治安官”（Signori di Notte）这样的安全部队来维持秩序——他们很难阻止敌对派系互相残杀——总督变得不得人心，以至于他的某些敌人决定推翻他。他们呼吁支持一位享有浪漫声誉的冒险家——已故总督罗伦佐·提埃波罗的孙子巴哈蒙特·提埃波罗（Bajamonte Tiepolo）。

他们的计划是分三组进攻总督府，一组由巴哈蒙特·提埃波罗领导，另一组由马可·奎利尼（Marco Querini）和他的儿子贝尼代托（Benedetto）领导，第三组由巴多罗·巴多尔（Badoero Badoer）领导，巴多尔家族原先的名字是帕提西帕奇奥，帕提西帕奇奥家族已经向威尼斯贡献了七名总督，比其他任何家族都多。巴多尔将带领他的队伍穿过潟湖到达总督府；其他两个突击队将从奎利尼宫 出发，各自前往那里。行动日期定在6月15日，圣维图斯节。

大约在一周以前，一个阴谋者潜入总督府，出卖了他的同伙。因此，总督有时间做好防御工作。丹多罗的家人，他们的朋友和随从们被召集起来，看着广场的动向。总督府里聚集了大批武装人员，包括来自兵工厂的工人，他们的职责和特权一直以来都是总督的保镖。他们静静地等候着，起风了，开始下起了大雨。潟湖上波涛汹涌，巴多尔的人无法从大陆过来。奎利尼的队伍不知道这一点，他们黎明时分就出发前往总督府，高喊着“自由！格拉丹尼格去死！”奔向里亚尔托桥，一头扎进丹多罗的埋伏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了，包括带头冲锋的两名姓奎利尼的，其余的人退了回去，试图在圣卢卡广场（Campo San Luca）重新集结，结果被油漆匠兄弟会和仁爱圣母大会堂 联合会的会员们袭击和驱散了。

巴哈蒙特·提埃波罗也没有取得成功。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边举着一面写着“自由”的旗帜，沿着默瑟亚里街（Merceria） 走下去，遭到了这个区的人的诅咒和侮辱，那里的人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他走近广场时，一位老妇人从楼上的窗户里扔下一个沉重的大理石臼，砸中了旗手的头，使他当场毙命，旗子也落入泥中。沮丧之下，提埃波罗突然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调转马头，飞奔回里亚尔托桥，穿过桥，然后开始拆桥，把整个建筑轰隆一声扔进运河。

提埃波罗回到自己所在的区，那里的人忠于他的家族，可以保护自己和他幸存的同伙。但他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由于担心对这个区的军事进攻可能会引发内战，总督派特使去说服他流亡到达尔马提亚。提埃波罗同意了总督提出的条件，起义结束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巴多罗·巴多尔以一种特别可怕的仪式被斩首。提埃波罗在圣阿戈斯蒂诺的房子被推倒，一座被称为“耻辱柱”的纪念碑矗立在原址上，被拆毁的部分建筑物被献给圣维图斯教堂，此后，在圣餐节那天，教堂里举行了一次感恩弥撒，总督也参加了，后来他出席了一个宴会。 奎利尼宫本来也会消失，但它的部分所有权掌握在一个不用承担叛乱责任的家族成员手中。结果是，他得到了补偿，奎利尼宫被改造成了屠宰场。圣卢卡广场上竖起了一根旗杆，上面插着仁爱圣母大会堂联合会和油漆匠兄弟会的旗帜，以纪念他们在击败奎利尼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致命石臼的主人住在被称为莫特城堡的地方，当有人问她共和国能为她做些什么时，她提出了两个请求：永远允许她和她的后代在每一个重要的节日里在她扔石臼的窗户上悬挂一面旗子；并向她保证，她的房东，也就是圣马可的代理人，永远不会上涨她的租金。

这次叛乱还产生了一个纪念性的事物：十人委员会，这是在一个月内成立的临时紧急委员会，1334年成为永久性机构。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它既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机构，它的间谍遍布世界各地，而共和国的利益就在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政府机构，它的行动速度远远快于这个相对笨重和大得多的大议会。同大议会一样，十人委员会及其三名领导人，也受到宪法保障的限制，只有在总督及其六名顾问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作出重要决定，必要时还可以增选一批成员来处理严重的紧急情况。但是它的成员，当选三个月，在任期内每个工作日开会，将成为共和国最受尊敬、最有权威和最令人畏惧的仆人。

与多纳宫毗邻的是小圣母多纳宫（Palazzo Donà della Madonnetta），它的名字取自15世纪浮雕“圣母和圣子”，并按照多纳泰罗（Donatello）设计的外观建造。精美的柱顶以及富有装饰性的圆盘饰都让它的拱门显得吸引力十足。

12世纪末，由总督恩里克·丹多罗建造的法尔赛蒂宫，在1669年转到了托斯卡纳的法尔赛蒂家族手中。在他们拥有这座宫殿的时期，这里成了年轻艺术家学会，年轻的卡诺瓦（Canova）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一些他的早期作品。学会在1826年解散，这座宫殿也被市议会购得，并使用至今。它的外观于1874年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保留了威尼托—拜占庭风格。

这里埋葬了25位总督，11世纪之后所有总督的葬礼都在此举行。包括贾科莫·提埃波罗在内三人的纪念碑被展示在教堂的外立面上。

教堂昏暗的内部有高耸的中殿，后殿和八个礼拜堂的细长双柳叶刀窗户以其雕塑和绘画而著称。教堂最早的历史纪念碑是穹形后殿里的马尔科·科纳罗总督纪念碑（1368年去世），上面刻着尼诺皮萨诺（Nino Pisano）的《圣母玛利亚》雕塑以及他的签字。它的对面是另一个哥特式坟墓，是为了纪念米凯莱·莫罗西尼总督（1382年去世）。这个坟墓是以神龛的形式，并得到了拉斯金的赞赏。在穹形后殿内，巴尔达萨雷·罗根纳创作的巴洛克风格主祭坛（1619年创作）的另一边是莱昂纳多·罗列丹总督（1521年去世）的纪念物，这个纪念物是由吉罗拉莫·吉瑞格利亚（Girolamo Girayiglia）设计、丹尼斯·卡塔内奥雕刻、吉罗拉莫·坎帕尼亚（Girolamo Campagna）展示的总督雕像。雕像对面的是安德里亚·温德拉敏总督不朽的坟墓，它是由图里奥·隆巴尔多和兄弟安东尼奥在1492—1495年间创作的不朽作品。在隆巴尔多家族所作的其他四座纪念碑中，最早的一件是由彼得罗·隆巴尔多在15世纪60年代为帕斯夸里·马里皮埃罗总督所作的那座。他为尼科洛·马塞洛总督（1475年）作的那座显然更为经典，而彼得罗和他的儿子图里奥、安东尼奥在1476—1481年间一起为彼得罗·莫塞尼格总督制作的文艺复兴式纪念碑是同类作品中的杰作。其他的雕塑作品还包括马坎托尼奥·布拉加丁［Marcantonio Bragadin，1571年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的守护者，他被土耳其人剥了皮之后还仍然活着］的半身像、金漆木的皮蒂利亚诺公爵［Count of Pitigliano，诺拉（Nola）的王子，1588年时守护帕多瓦］骑马雕像、亚历桑德罗·维特多利亚所作的雕像圣杰罗姆（St Jerome）、路易吉·占都蒙那奇（Luigi Zandomeneghi）1825年为马尔凯塞·查斯特勒（Marchese Chastler）所作迷人的小型纪念碑以及为两位瓦列罗总督所造的巴洛克式陵墓。这是由一群威尼斯最好的雕刻家在1708年创作的伟大作品，位于和平圣母堂（Cappella della Madonna della Pace）的入口处，里面安置着一尊1349年被带到威尼斯的拜占庭式圣母像。在罗萨里奥堂（Cappella del Rosario）入口的右侧，是安东尼奥·达尔·佐托（Antonio dal Zotto）1907年雕塑的勒班陀（Lepanto）舰队指挥官塞巴斯蒂亚诺·维尼埃的铜像。入口的另一侧则是罗伦佐·布雷尼奥（Lorenzo Bregno）所作的莱昂纳多·普拉托（Leonardo Prato，1511年去世）的骑马雕像。

在所有的画作中，最精美的可能是在南耳堂内罗伦佐·罗托（Lorenzo Lotto）1542年画的《圣安东尼诺的施舍》（ Sant' Antonino Giving Alms ）。上方质量极佳的慕拉诺彩色玻璃窗以15世纪草图的形式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在南耳堂中还有阿尔韦塞·维瓦里尼（Alvise Vivarini）的名为“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嵌板，它被挂在圣多门尼克堂（Cappella di San Domenico）的墙上，这间堂的天花板上画着1727年G·B·皮亚泽塔（G.B. Piazzeta）的一幅画。在南侧走道的是乔瓦尼·贝里尼早期的多联画屏《圣文森特·法雷尔的生活》（ Life of San Vincent Ferrer ），它仍然安放在原来的画框中。从以前的乌米尔塔教堂（Church of Umiltà）带到圣若望及保禄堂的委罗内塞画作展示在罗萨里奥堂现代的天花板上，它们在1867年被大火毁坏。在所有的艺术品中，17世纪提香的《圣彼得殉道》（ St Peter Martyr ）的复制品老化严重，它被挂在北侧走道。在1913年开始的漫长修复工作后，南耳堂终于在1959年重新开放。它里面的木制长椅是由贾科莫·皮亚泽塔（Giacomo Piazzetta）在1698年雕刻的。

教堂的西侧有一条哥特式的门廊和巴尔托洛梅奥·彭恩的工作间，门廊上雕刻着亚历桑德罗·维特多利亚15、16世纪的作品。北侧的一条门廊有一尊圣彼得的雕像，而另一条门廊上则雕刻着15世纪早期的托斯卡纳式精美浮雕《圣母、圣子与天使》。

教堂的内部空间非常大，有90米（295英尺）长，呈十字架形并伴有走廊，中殿有八个带有木制系梁隔间以及八个礼拜堂。在教堂中部，一直延伸到中殿的是一排古老的唱诗席，这是整个威尼斯唯一一个仍然被安置在最初位置的唱诗席。三层木制坐席是马可·科齐（Marco Cozzi）1468年制作的，刻有大理石圣人和先知雕像的内坛围栏是彼得罗·隆巴尔多（Pietro Lombardo）1475年在巴尔托洛梅奥·彭恩工作室完成的。

面对主祭坛门的右边是彼得罗·隆巴尔多（1538年去世）的坟墓，这很可能是图里奥·隆巴尔多晚年的作品，左边的则是罗伦佐·布雷尼奥（Lorenzo Bregno）制作的圣马可代理人阿尔韦塞·帕斯夸里诺（Alvise Pasqualino，1528年去世）的坟墓。在南侧走廊处有一个圣水池，池中有着一尊吉罗拉莫·坎帕尼亚1593年所作的名为“温柔”（Meekness）的小型铜制雕像。在对面的北侧走廊上还有一尊罗拉莫·坎帕尼亚1609年所作的类似小雕像“圣安东尼”（St Anthony）。在北侧走廊上还有一座为了纪念提香而建的巨大陵墓，竖立于他传说中的安息之地上方。这是路易吉和彼得罗·赞多梅尼基（Luigi and Pietro Zandomeneghi）1852年的作品。在远处，亚历桑德罗·维特多利亚杰出的雕像《圣杰罗姆》竖立在第三祭坛上。南耳堂圣器室大门的右边，有一块复杂精细的遮篷，它的下面是一座绚丽的哥特式坟墓，用来纪念贝雅托·帕奇菲科·布恩（Beato Pacifico Buon，1437年去世），这座坟墓是纳尼·迪·巴托罗（Nanni di Bartolo）和米凯莱·达·费伦泽（Michele da Firenze）的作品。在坟墓的右边是乔瓦尼·布奥拉（Giovanni Buora）所作的雅各布·马塞洛（Jacobo Marcello，1484年去世）纪念碑。在门的左边，是威尼斯最早的骑马纪念雕像，它被授予在1405年帕多瓦卡拉莱西战争中战死的保罗·萨维利（Paolo Savelli）。在圣器室内，祭坛的上方是乔瓦尼·贝里尼1488年的三联圣像画浮雕，该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圣母、圣子和圣尼古拉斯、圣彼得、圣本笃和圣保罗”的场景。穿过圣器室的座堂会议厅内有总督弗朗切斯科·丹多罗（1339年去世）的石棺、珍宝馆物品和小弗朗切斯科·潘恩塔（Francesco Pianta il Giovane）制作的17世纪时钟。

在圣器室外，南唱诗席的第三分堂处的是一幅巴尔托洛梅奥·维瓦里尼（Bartolomeo Vivarini）1482年所作的漂亮祭坛画，这幅画仍然装裱在原来的画框中。第一分堂中陈列着1436年的《佛罗伦萨式祭坛》（ Alter of the Florentines ）和道纳太罗1438年的漆绘木雕《洗礼者圣约翰》（ St John the Baptist ），后者是那个时代杰出的自然主义风格作品。在边上的穹形后殿中有着提香著名的作品《升天》（ Assumption ）。根据17世纪作家里多尔菲（Ridolfi）的记载，提香在创作这幅伟大的作品时经常会被来自修道士们的批评和建议所打扰，而当皇帝的使者试图用大量金钱购买该作品时，修道士们拒绝将该作品出售，“他们最终意识到了，绘画并不是他们的专业，而且《日课经》（ Breviary ）中也没有传授绘画的知识”。德国音乐家瓦格纳（Wagner）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并因此灵光闪现谱写了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主祭坛的南面是安东尼奥和保罗·布雷尼奥为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在担任总督34年后于1457年去世）制作的后期哥特式纪念碑；正对着这块纪念碑的是安东尼奥·里佐为尼科洛·特兰总督（1473年去世）所作的精美的文艺复兴式坟墓。在北唱诗席的第三分堂中有一幅装裱奢华的祭坛画，这幅画由阿尔韦塞·维瓦里尼开始绘制，并由马可·巴萨伊迪（Marco Basaiti）在1503年完成。地上的一块朴素的厚板标记着这里是作曲家克劳迪奥·蒙泰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坟墓。康纳罗分堂是北唱诗席的第四个分堂，只能通过铁栅栏才能看见它，巴尔托洛梅奥·维瓦里尼1474年的祭坛画，这幅画描绘了《圣马可在圣人中间》（ St Mark between Saints ），在洗礼池上还有雅各布·桑索维诺1554年的大理石雕像《洗礼者圣约翰》。

在北侧走廊的雅各布·佩萨罗（Jacopo Pesaro，去世于1547年）主教纪念碑后的佩萨罗祭坛上挂着提香1547年完成的画作《圣母、圣子和圣徒以及佩萨罗家族的成员》。北入口处是乔瓦尼·佩萨罗总督令人毛骨悚然的墓葬，墓内有黑人、骨骼和头骨的雕像，这是由巴尔达萨雷·罗根纳设计，梅尔吉奥雷·巴塞尔（Melchiore Barthel）雕刻的。远处的是卡诺瓦（Canova，1822年去世）巨大的金字塔形陵墓，这是他的学生参照他为提香设计的纪念碑，用卡拉拉大理岩雕刻而成，正对着南侧走廊上的提香墓。西门附近圣坛上的耶稣受难图是由巴尔达萨雷·罗根纳设计、朱斯特·列·考特（Juste Le Court）雕刻的。

国家档案馆占据了毗邻圣方济各会荣耀圣母教堂的原方济各会修道院中的300多间房间，该档案馆收集了涵盖威尼斯一千年历史的文件。这栋建筑在1815年至1820年由罗伦佐·桑蒂重建，包括两条宏伟的回廊，一条是帕拉迪奥式古典主义风格，另一条则是安东尼奥·皮托尼神父（Father Antonio Pittoni）所建的桑索维诺式风格。

菲利普·德·康明斯（Philippe de Commines）1495年时将大运河描述为“全世界最漂亮的街道”。一座座宫殿沿着运河的两岸排成两条长线延绵不绝，其中的一些年代非常久远，但大多数都是始建于14至18世纪，许多是威尼斯的公司总部、教堂、公共组织、美术馆和博物馆。

由于装修实在太过奢华，“布辛托罗”号很少被用于航海。一位土耳其的统治者曾经预言有朝一日这一久负盛名的婚礼很可能会圆满谢幕。但是，详尽的天气预报阻止了这种可能的发生，当一行人返程回码头后，总督都会根据古老的传统举办一场奢华的宴会，并邀请法国大使与他共同担任宴会的东道主。

由于这个古老的庆典在1978年时又被恢复，森萨节（Festa della Sensa）会在每年耶稣升天日后的周日举行。市长、宗主教和威尼斯其他权贵人物一起庆祝这个节日，并用花环取代了曾经的金戒指角色。

教堂的内部有着漂亮的穹顶，基本上是以拜占庭式风格建造，并呈现出大量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细节。在右手边的第一小礼拜堂祭坛上有一幅1473年巴尔托洛梅奥·维瓦里尼作的杰出的三联圣像画《圣母的怜悯》（ Madonna della Miseriordia ）。在南耳堂，邦巴尔蒂耶里（Bombardieri）小礼拜堂祭坛的上方悬挂这一幅老帕尔马（Palma Vecchio）1522年至1524年间所作的华丽绘画，画中是体态丰盈的炮兵守护神圣芭芭拉（Barbara）。

教堂里有一间为以前的卡塞莱里会堂（Scuola dei Casselleri，是保险柜制作者组成的兄弟会）设立的祈祷室，他们在944年的时候解救了几名在去结婚的路上被一伙海盗劫持的年轻新娘。作为对他们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卡塞莱里请求总督在这个事件每周年的纪念日都去他们的会堂拜访他们。

“但天如果下雨了我该怎么办？”总督问道。

“我们会给你一顶帽子。”他们回答道。

“那如果我渴了的话该怎么办？”

“我们会给你酒喝。”

直到1797年前的每个圣烛节（Candlemas Day），威尼斯总督每年都会在他例行拜访卡塞莱里的时候得到一顶草帽和一杯酒。其中的一顶帽子现在保存在科雷尔博物馆，奎利尼·斯坦帕尼亚宫（Palazzo Querini-Stampalia）中则保存着一幅描述这个礼节的绘画。

在圣马可广场出口处的道路被称为马扎里亚钟楼街（Marzaria dell' Orologio），有一个小型浮雕刻在钟楼后面的左边第一个拱廊上方，它是为了纪念1310年镇压提埃波罗起义（见格拉齐亚·德尔·莫特宫，Casa della Grazia del Morter）所刻。右边第二个转弯角的圣儒利安岔路（Ramo San Zulian）通往的是圣儒利安堂（church of San Giuliano）。在这里，街道的名字变成了马扎里亚圣儒利安街（Marzaria San Zulian）。随后，它的名字又变成了马扎里亚柱头街（Marzaria del Capitello），这个名字源自街道尽头的小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曾经被用作圣塞尔瓦托教堂外观的装饰。之后就来到了街道的第四部分，这一段的名字是马扎里亚·圣塞尔瓦托岔路街（Ramo Marzaria San Salvador）。街道的最后一段一直延伸到了圣巴尔托洛梅奥广场，它的名字是马扎里亚四月街（Marzaria due Aprile），这段道路在1849年4月2日被拓宽，它也因此而得名，当时威尼斯人民正宣称“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奥地利政府的统治。

注释：

[1] 规模庞大的砖结构圣若望及保禄堂（Santi Giovanni e Paolo；San Zanipolo）是威尼斯最精致的两座哥特式教堂之一，另一座则是圣方济各会荣耀圣母教堂。多明我会修士1246年在总督贾科莫·提埃波罗12年前捐赠的地址上建立了教堂，而现在的这座教堂始建于1333年，但直到1430年奉献典礼的时候它的外立面仍然没有完工。它有一扇玫瑰花窗和15世纪的入口（最近被确认为是巴尔托洛梅奥·彭恩所作），两边雕有拜占庭式浮雕《圣母领报》（ Annunciation ）。教堂于1921年进行了维修，其西外立面于1987年再一次被维修。 +/OYsPdum1TP9uvNfTMa/mKIOjIEzKafCJHn8swbPaazThxjCcdOi6s4eFMkzA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