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人和十字军
1150—1268

“大地似乎在脚下颤抖。”

尽管大多数威尼斯人喜欢过自己的生活，心平气和地赚钱，不去纠缠欧洲的事务，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帕多瓦人为了缩短到达潟湖的航线，着手将塔河改道并淤塞威尼斯平底船通行的河道，不过这并没有带来多大后果，因为威尼斯人花钱雇来的雇佣军团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他们。倒是盘踞在西西里的诺曼人对威尼斯商业和海上航线的威胁越来越大，后果也更加严重。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诺曼人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夺取了科孚岛并洗劫了底比斯（Thebes）和科林斯（Corinth），带回成捆成捆的锦缎，并将精通拜占庭丝绸纺织的女工匠劫掠到巴勒莫，因为这里新建的丝绸工场急需她们。为了抑制这些掠夺成性者的嚣张气焰，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Manuel Comnenus）向威尼斯求助；而威尼斯人考虑到自己在东方的贸易特权与拜占庭的兴衰是捆绑在一起的，于是答应了拜占庭皇帝的请求，双方组建了一支联合舰队驶向科孚。但联军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彼此争闹不休，威尼斯人的冷笑话和侮辱性的玩笑给这位深色皮肤的皇帝造成了长久的困扰：他们接管了他的一艘船，他们在甲板上给一个埃塞俄比亚奴隶穿上皇袍，极其崇敬地将一顶皇冠戴到他头上。

科孚岛的收复也没有使情况有所改善。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关系似乎很好，因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富有机智和耐心，而1148年当选总督的多门尼克·莫罗西尼（Domenico Morosini）也不愿威尼斯卷入不必要的分歧之中。但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年纪轻轻、野心勃勃、残忍无情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他因长着红胡子被取绰号巴巴罗萨——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形势突然逆转。

腓特烈宣称要重现罗马帝国往日的辉煌，他出征意大利，迫使公然反抗他的意大利各城邦屈服。因为担心这位皇帝用相同的方式来挑战自己的独立地位，威尼斯很不情愿地卷入这场风暴之中。威尼斯宣布承认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为罗马教皇，并与意大利其他城邦组成“伦巴第同盟”，共同抵抗巴巴罗萨。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皇帝对科孚岛的那场闹剧依旧耿耿于怀，他鼓励阿玛尔菲（Amalfi）、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业活动，暗中打压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威尼斯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越发紧张。采取果断行动的时机来了。1171年，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租界受到攻击，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暴徒烧杀掳掠。拜占庭皇帝宣称威尼斯应对此负责，他下令拘捕帝国境内的所有威尼斯人，没收他们的房子和财产。一些人设法逃避法令，但仅君士坦丁堡就有一万多人被抓。

对威尼斯来说，这种挑衅无异于宣战。公民们被从海外召回并应征入伍；发行了强制性公债；为了准确地向公民摊派并更容易地募集捐款，威尼斯被分成六个区块，这六个区至今依然是威尼斯的行政区。 在多门尼克·莫罗西尼的继任者维塔利·米凯利（Vitale Michiel）的领导下，威尼斯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大型舰队，于1171年9月扬帆启航。但这支舰队在半路被拦截，总督被督促派代表到君士坦丁堡，代表们到了之后会发现，这位皇帝表示可以接受一场体面的和解，总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同意了。在等待代表团返程的时候，威尼斯舰队驶向希俄斯岛，停泊在那里。

总督中了拜占庭的圈套。威尼斯代表受到了粗鲁对待，住宿安排得很差，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他们发现皇帝一点也没有释放囚犯或达成和解的诚意。代表们失望而归，他们沮丧地发现舰队里暴发了瘟疫，上千人死去，而幸存的士兵处于兵变的边缘。为阻止瘟疫蔓延，总督下令烧毁几艘船，并决定返回威尼斯。回到威尼斯后，总督发现威尼斯人怒气冲天，联合起来反对他。大议会听取他的申辩，这期间一个暴徒在总督府外透过窗户大声谩骂。他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逃走，在穿过稻草桥（Ponte della Paglia） 前往圣扎卡利亚教堂的路上，一名刺客在拉瑟街（Calle delle Rasse） 手持匕首扑向他，将他刺死。

当愤怒渐渐平息、水手们带来的瘟疫得到控制之后，大家在反思，如果有人能够给总督出好的主意或者牢牢控制住他，他也不至于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让共和国在金钱、人力和尊严方面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反思的结果是，对总督行使职权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控措施，因为总督这个职务是终身的，不像由贵族担任的权力较小的职务。

威尼斯共和国成立早期，总督的权力受到两名保民官的限制，保民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其职责是确保总督不越权，同时，他的权力也受制于叫阿伦戈（arengo）的市民大会，这个大会就极其重要的事务进行投票。后来，负有司法权和管理权的政府官员以及元老（Pregadi）都可以监督总督行使职权，在共和国出现危机时他必须征求元老们的意见，元老这个名字源于派出的信使到他们家拜访恳请（pregare）他们在某一时间参加会议。但到了最近几年，就很少征求元老们的意见了，保民官也变得可有可无。因此，到了1172年，大家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于是，威尼斯六个区的代表提名480名头面人物担任大议会议员。另外还设立了一个人数较少的国务委员会，日后发展为总督议会（Signoria），其六位成员接受现任议员即元老的建议，替总督出主意。总督议会和元老院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产物，起初由大议会选举出来的六十人组成了参议院。参议院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尽管大议会仍掌管所有重要的人事任免、批准诸如宣战等重大决策，但此时参议院已成为共和国政府内部主要的决策机构。

大议会不仅有权任命政府部门的所有行政长官，也有权选派各区的代表，因此，随着威尼斯古老家族的名字，如莫塞尼格（Mocenigo）、康塔里尼（Contarini）、福斯卡里（Foscari）、罗列丹（Loredan）、丹多罗（Dandolo）、格里曼尼（Grimani）、科那罗（Corner）、莫罗西尼（Morosini）、提埃波罗（Tiepolo）等不断出现在议员名单上，大议会事实上已具有寡头统治的性质。而且，大议会是一个限制性极强的机构，只准许血统纯正的贵族成员参与。他们的名字不久被题刻在“金书”（Libro d'Oro）上，血统不纯正者被排除在外。选举人的资格受到限制，只有大议会才有权提名选举人，通过这种方式，大议会事实上取代了阿伦戈对总督的任命权；而阿伦戈的这种权力其来有自，在圣马可教堂举行的一次典礼上，按照规程，总督被介绍给民众，“这就是你们的总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由此表明，阿伦戈的权力在此得到了明确承认。

之后逐渐又形成了其他委员会。13世纪初出现了四十人委员会，这是一个政治性议会，是当时的司法机关，包括民事上诉法院和刑事上诉法院，刑事上诉法院的三位领导是总督议会的成员。到了1400年，由于行政事务越来越繁杂，大议会不堪重负，参议院组建了贤人理事会（理事会里起初有六位贤人），负责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参与辩论，一旦达成协议就执行。正是在这些委员会、理事会以及参议院的协作下，共和国政府才得以运行。总督与六位议员各司其职，被称作小议会。刑事上诉法院的三位领导加入后，他们共同组成了总督议会，成员为十人。不久之后，五位海事大臣（Savii agli ordini）以及五位国防大臣（Savii de Terraferma）加入这个团体，组成大内阁（Full College）。14世纪，参议院接替元老院，成为共和国的主要审议委员会，掌握行政大权，但它的审议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大内阁的影响，大内阁在辩论中起到类似于指导委员会的作用。

除了威尼斯的寡头政治，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担任公职。不过，总的来说，老百姓似乎都很满意，只要富人们记住，公民义务是一种繁重的责任也是一种财富的特权，任何拒绝任职的人都可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罚。

总督的权力早已受到宪法的制约，随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苛刻，他的权力进一步缩小，他当选时的宣誓承诺成了捆在他身上的枷锁，更有甚者，以1275年当选总督的雅各布·康塔里尼（Jacopo Contarini）为例，他没有选择妻子的权利，他的儿子，除作为大使或政府商船的船长外不得担任政府任何职务。到了14世纪末，未征求其顾问的意见，总督不得回答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不可私下接见外国访客，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总督甚至无权私自开启信件。

总督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但为了确保总督和威尼斯自身的声誉不因此而受损，于是设计了新的就职仪式，使总督的当选更加引人注目。他坐在一把被称作“井口”的椅子上（因为这把椅子的形状像城市的井口），被人抬到圣马可广场上大把大把地散发金币；在接下来的各种场合，只要他在威尼斯处理国家事务，都有形象威严的卫队护送，身穿具有宗教色彩的华丽服饰。当他去世时，总督府关闭，政府暂时停止运作。广场周围，50个兵工厂工人分成三组，鸣钟致敬，28名穿着红色长袍的贵族看护遗体，三天后，他的遗体由贵族和人民代表护送出总督府。在院子前面的最后一级台阶上，送葬队伍停下来，请总督议会准许他们进入广场。到了广场，兵工厂工人接过遗体，抬着它绕广场一圈，再到教堂门口，向着天空上举九次，然后进入教堂开始葬礼弥撒。

第一位通过新规则产生的总督是年事已高、家财万贯的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他于1172年当选，执政后立即采取措施修复近年来的海外冒险活动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他还致力于扩建和装饰总督府，修缮总督府周围的建筑和圣马可教堂。虽然圣马可教堂的钟楼 在多门尼克·莫罗西尼时代已完工，但总督认为还不尽完美。因此，他下令填充流经教堂前面的巴塔里奥运河，用人字形 砖块铺设这片区域，建了一个更加壮观的广场。他还摧毁了古老的圣杰米尼亚诺教堂（San Geminiano） 和三个世纪前用来防御共和国敌人的城墙，这样，他在面向广场的建筑物之间建造的柱廊和拱门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最后，在扩建的广场上，总督竖起了两根古老的花岗岩柱子，现在支撑着圣狄奥多和圣马可飞狮像。

在开展这些工作的同时，总督也密切关注外交事务。他与南方的诺曼人达成协议；此外，尽管他向拜占庭皇帝的示好被有所保留地接受，但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腓特烈·巴巴罗萨同意解决他们的分歧时，他们一致同意在威尼斯和解。

1177年5月初，来自意大利各地、法国和德国的随从已经陆续抵达，他们住在宫殿、修道院和商人的住宅里，俯瞰着运河和潟湖。随行人员人数都不少，有的人数多得惊人：科隆大主教（Archbishop of Cologne）带来了四百名顾问、牧师、秘书和仆人；马格德堡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gdeburg）的侍从和西西里国王的使节——安德烈亚的罗杰伯爵（Count Roger of Andria）的侍从队伍几乎同样庞大。

教皇于5月10日抵达，在圣马可大教堂举行大弥撒后，乘坐国家游艇前往圣西尔维斯特罗（San Silvestro）的宗法宫殿。 7月23日，皇帝登陆利多岛，他于1159年在那里宣布与他曾经支持的对立教皇维克多四世（Victor IV）断绝关系，承认亚历山大三世是唯一真正的教皇，随后他乘坐一艘经过特殊装饰的游艇穿过潟湖来到广场，屋顶上彩旗飘飘，窗户上挂满横幅，欢迎他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教皇来到圣马可码头，前往圣马可大教堂，两旁“高耸的松木桅杆”上悬挂着巨大的圣马可绣旗，他穿过了门廊。做完弥撒之后，他坐在华丽的宝座上，等待皇帝的到来。在场的一位德国教士记录下了这一刻：

大约过了三小时，总督的船到了，船上坐着皇帝和总督，由七位大主教和教会的教长率领，庄严地列队走向教皇的宝座。到了那里，他脱下身上的红斗篷，拜倒在教皇面前，先吻了他的脚，又吻了他的膝盖（据信他是在那里做的，现在人行道上有一块斑岩菱形标记）。但教皇站了起来，双手捧着皇帝的头，拥抱他，亲吻他，让他坐在他的右手边，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教会的儿子，欢迎你。”然后他拉着他的手，带他走进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唱起了《赞美颂》。仪式结束后，他们一起离开了教堂。教皇骑上他的骡子，皇帝扶着他的马镫，然后回到总督府。

皇帝待了将近两个月，教皇直到10月中旬才离开。当时，威尼斯的商人们在为皇帝和教皇的随从以及王子、贵族和教士们的随行人员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这座城市本身也沉浸在贵客们给它带来的名声之中。根据《威尼斯条约》，皇帝不仅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的教皇，而且承认教皇作为罗马城命运的世俗仲裁者的权力，并明确表示他也承认北意大利城市的独立。与此同时，威尼斯人从皇帝那里获得了商业条约的附加条款，并与教皇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们的族长不仅在潟湖群岛拥有最高的教会权威，而且在潟湖周围的教区、伊斯特里（Istria）和达尔马提亚也拥有最高的教会权威。不久，威尼斯还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一项同样有利的条约。

然而，十字军东征的呼声再起，很快驱散了持久和有益和平的希望。1201年复活节前不久，一个由法国骑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威尼斯上岸，来到总督府，“这是一座非常漂亮、装饰非常华丽的建筑”。此时的总督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恩里克·丹多罗（Enrico Dandolo），年事已高，几乎双目失明，但他是一位具有惊人天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人们不禁纳闷他为什么多年前没有当选。他给他的法兰克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领袖香槟元帅杰弗里·德·维尔哈杜因（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被邀请一周后回来。总督对他说：“不要对这么长时间的耽搁感到惊讶，这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德·维尔哈杜因记录道：

到了总督规定的时间，使节们又一次回到总督府……总督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将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同意做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服我们的大议会和老百姓同意。我们将建造能够运送4500匹马和9000名扈从的运输船，以及能够运送4500名骑士和20000名仆从的其他船只。我们还将在合同中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九个月的口粮和所有马匹的饲料。只要你们每匹马付我们五马克，每个人付我们两马克，我们就这样办……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些。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再给你们五十艘船，只要我们的联合还在，我们在陆地上或海上所获得的一切东西，一半归我们，另一半归你们。”

使节们告辞了；在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同意接受总督的条件。大议会也接受了这些条件，然后将其提交给“圣马可教堂——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中一万名平民组成的阿伦戈，总督邀请他们聆听圣灵的弥撒，并就使节们的请求向上帝祈祷”。杰弗里·德·维尔哈杜因继续写道：

弥撒一结束，总督就召见使节，告诉他们要以最谦卑的态度请求人民同意起草协议。使节们来到教堂，吸引了许多以前没见过他们的人的好奇目光。

经他的同伴们同意，杰弗里·德·维尔哈杜因解释了他们的使命。他说，“先生们，法兰西最高贵最有权势的男爵们派我们来见你们。他们恳切地请求你们怜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现在已沦为突厥人的奴隶，并以上帝的名义恳求你们与他们一起为我们主所受的侮辱报仇。他们选择到你们这里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海上没有比你们更强大的民族了”。

于是，六位使节泪如雨下，跪倒在集会的人们脚下。总督和所有在场的威尼斯人也都哭了起来，他们向天举起双手，齐声喊道：“我们同意！我们同意！”人声鼎沸、喊声震天，你可能以为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

在一次特别召开的大议会会议后，宣布十字军的船将于1202年6月24日起航。当人们得知当下的目的地不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名字本身就激发宗教人士和冒险家们的热情），而是埃及时——有经验的士兵说，埃及是穆斯林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人们的热情迅速消退，到约定的那一天，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十字军带着他们的人马和财宝箱前来支援。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威尼斯人，而威尼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打算登陆埃及并危及他们在那里的贸易前景。大议会宣布，在收到商定的84000银马克之前，他们的船只肯定不会起航。与此同时，他们补充说，他们将不得不考虑不向等候在利多的战士发放食物的可能性。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制造麻烦或传播疾病，这些战士被禁止进城。十字军的将领们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用自己的财富作抵押，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尽其所能提供资金。老谋深算的总督一直不肯罢休，直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收到了他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个马克，然后宣布他将考虑一个折中办法：如果十字军帮助他们从匈牙利国王手中夺回达尔马提亚的扎拉港（Zara）——匈牙利国王在亚得里亚海的登陆威胁到了沿海岛屿对兵工厂的木材供应——威尼斯人就不会要求立即付款。这位老人在教堂里宣布，他已经准备好带领他的人民投入战斗，尽管他身体虚弱，双目失明：“我已经准备好与你们和朝圣者同生共死。”“听了总督的话，”杰弗里·德·维尔哈杜因写道：

所有威尼斯人齐声大喊：“我们以上帝的名义恳求您带上十字架与我们一起去。”此时，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威尼斯人，他们的心都被感动了，为这个善良而可敬的人流下了眼泪。他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向祭坛，跪在祭坛前，痛哭着。他们把十字架缝在他的大布帽前面，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它。许多威尼斯人现在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上前来接受十字架。而那天以前，很少有人这样做。至于我们的十字军战士，他们怀着喜悦深情地注视着总督接受十字架。

1202年11月初，在锣鼓喧天声中，这支庞大的舰队扬帆起航。在最前面漆成红色的旗舰上，老总督站在一顶绸篷下面，牧师们齐声祈祷，巨大的金黄色和深红色圣马可大旗在他们头顶上飘扬。紧随其后的两百艘战船也带有圣马可的标志，以及成千上万的骑士的旗帜。甲板上挤满了欢呼的士兵和战争的武器，他们的侧面覆盖着盾牌。人们聚集在岸边，看着他们离去，倾听最后的回声、鼓声和银号声。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对总督操纵所谓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己谋利感到愤怒，将威尼斯人逐出教会。当十字军卷入君士坦丁堡的王朝斗争，并承诺把当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人的侄子推上皇位，以换取包括一万名士兵加入自己军队在内的各种承诺时，他更加愤怒了。

威尼斯人从绞盘里松开拱卫海峡口的巨大铁链的一端，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金角湾。但是，在岸上为骑兵和步兵找到一个立足点要困难得多。法兰克军队的第一次进攻被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斧头兵击退了，他们长期以来组成了拜占庭皇帝的瓦兰吉卫队；很显然，直到老总督，用杰弗里·德·维尔哈杜因的话说，“一项杰出的英勇行为”，命令他的旗舰船长把船开上岸，才成功登陆。总督和他的随从从船头跳下来，高举圣马可旗。

其他威尼斯人一看到这面旗帜在陆地上，他们的主船在他们面前触地，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羞愧，都向岸边驶去。运输船上的人跳了出来，涉水而行，大船上的人上了小船，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要最快到达那里，急忙向岸上跑去。接着，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一次大规模、不可思议的进攻。

君士坦丁堡很快就落入十字军手中，他们暂时撤退，等待被他们推上皇位的年轻皇帝履行对他们作出的承诺。然而，皇帝没法这样做；为了满足十字军的要求，他征收重税，没收教堂餐盘，在城里引起了人们的仇恨，同时也激起了外国人的敌意，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待。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一天晚上，萨拉森地区的一座清真寺遭到法兰克士兵的抢劫，并被放火焚烧；大火迅速蔓延全城，烧毁了整条街道。

1204年初，外国人宣布他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得不到报酬，他们将用武力来讨还。这是总督早就提出的方针，他告诉他的盟友们，他们能付给他钱并继续十字军东征的唯一方法就是占领这座城市，用武力取回他们所欠的东西。君士坦丁堡人迅速罢黜并杀死了皇帝，选举了一位更有活力的继任者，他立即开始加强城市防御。但为时已晚。十字军战士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们已经决定在征服帝国之后如何分割和统治它。他们的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据杰弗里·德·维尔哈杜因报道，入侵者起初遭受了一些挫折，他们涌入城市，屠杀守军，并纵火烧毁建筑物以防止反击，在此过程中烧毁的房屋比“法兰西王国三个最大的城市”还多。接着，他们用残忍、贪婪和野蛮的破坏行为攻击幸存者，攻击这座最富饶、最美丽的城市的纪念碑和宝藏，以至于君士坦丁堡的宫廷秘书处负责人、震惊的目击者尼西塔斯·蔡尼亚提斯（Nicetas Choniates）承认，他不知道“如何开始、继续或结束”自己的叙述：

他们打碎了圣像，把殉道者的圣物扔到我羞于提及的地方，把救世主的圣体和圣血撒得到处都是。这些反基督的先驱们抢夺圣餐杯和圣餐盘，抠下上面的珠宝，用它们来喝酒……至于他们亵渎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怖。他们摧毁了主祭台，这是一件全世界都羡慕的艺术品，并把它分给了他们自己……他们带着骡马进了教堂，以便更好地搬运他们从宝座、讲坛、门、家具上扯下来的圣器和雕刻的金银；一些畜牲滑倒了，他们就用剑刺穿它们，鲜血和粪便横流，教堂里满是污秽。

一个粗俗的妓女坐在主教的位子上，对耶稣基督出言不逊，在圣坛上不顾廉耻地跳舞，满口淫词滥调……贤惠的主妇，贞洁的少女，甚至连敬奉神的处女，都没有幸免……君士坦丁堡城内哀鸿遍野。

威尼斯人比法兰克人更有辨别力。在他们寻找战利品的过程中，很多东西被毁了，但是他们的首领希望君士坦丁堡的损失变成威尼斯的收获。他们用雕刻品和浮雕装饰教堂的外部；他们得到了《圣母妮克佩娅（胜利）画像》； 他们还偷走了其他许多拜占庭艺术品，如今收藏在威尼斯的珍宝馆里； 他们带回的那四匹青铜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注视着圣马可广场， 还带回一些圣物，为威尼斯本已绝妙的收藏锦上添花——圣斯蒂芬的胳膊、圣菲利普的头、圣保罗身上的肉块、《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盘子，还有施洗者圣约翰的牙齿。骚乱平息后，更多的财宝被找到了，没有被摧毁的财宝收归三座教堂，按照商定的分配份额，十字军得到了足够的财宝，足以向总督支付全部款项。

总督住在皇宫里，他是公认的指挥这次行动的大师。有人劝他出来竞选皇位，但他非常清楚，这样做既不符合他的利益，也不符合威尼斯的利益。法兰克领袖孟菲拉特侯爵布尼法修（Boniface of Montferrat）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娶了被暗杀的皇帝的遗孀为妻，他也想当皇帝，但丹多罗没有理会他的主张，提议推举佛兰德斯和海诺特顺从的鲍德温伯爵（Count Baldwin）竞选皇帝，并于5月16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

丹多罗的精明和狡猾为威尼斯赢得了东罗马帝国无与伦比的贸易特权，从此以后，比萨和热那亚商人被禁止进入东罗马帝国。他还获得了保卫威尼斯从潟湖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克里特岛和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的海上路线所必需的帝国港口；在君士坦丁堡，他获得了城市中最令人向往的部分，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周围的海域一直延伸到金角湾水域。然而，衰落的拜占庭帝国的毁灭（是他一手策划的），让东欧面临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威胁，而基督教世界再也没有能力或意愿来面对这种威胁。

1233年初，神圣罗马帝国新皇帝，霍亨斯陶芬的腓特烈二世访问威尼斯。他是个才华横溢、性格刚强的人，会说五种欧洲语言，也会说阿拉伯语，他能自信地与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进行知识渊博的交谈。他带着一大批人，各色人等齐全，他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威尼斯人不要在他争取统治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城市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这些城市曾在伦巴第同盟中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向威尼斯人保证，他们可以信赖他，他会确认甚至扩大他们在他的领土上的贸易特权；他赞赏他们最近占领了一个海外帝国，提升了他们作为意大利最富有、最强大城市的声望；他并没有指望威尼斯像他向北方其他城市所要求的那样忠诚，他在讲话中小心翼翼地用忠诚（fideles）这个词来提醒他们，作为皇帝，他们有义务服从他。

威尼斯人很谨慎，他们的帝国需要谨小慎微地管理。成为其臣民的各民族并没有对强加于他们的主人的变化无动于衷；而威尼斯的人口还不足以保证所有的新领土都能得到妥善的管理，更不用说安抚和保卫了。一个热那亚强盗在克里特岛登陆，在希腊居民的支持下，他在那里住了两年才被赶走；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殖民者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独立迹象，他们在总督任命的前最高行政官（podesta）去世后，选举了自己的最高行政官。威尼斯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认为，冒着推动贸易的风险而放弃中立是不明智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此有说服力的论战被卷入与伦巴第同盟城市的争吵中，难道不是不明智的吗？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确实有明显的好处：他们需要钱，而且愿意支付令人满意的利率；他们需要精明的管理者，他们重视有经验的威尼斯人，其中有几个威尼斯人已经在帕多瓦、特雷维索和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办公室工作。有一段时间，威尼斯实际上成了她的传统对手热那亚的盟友。然而，联盟很短暂，这两个共和国很快又兵戎相见。威尼斯舰队在巴勒斯坦海岸三次击败热那亚，但拜占庭皇帝却被迫作出决定，允许热那亚在希俄斯岛、莱斯博斯岛（Lesbos）以及士麦那（Smyrna）和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他选择支持错误的一方。他派遣使节到威尼斯，于1268年签订一个条约，根据该条约，威尼斯人得以重新获得其长期繁荣所依赖的黎凡特地区的商业地位。

城堡区（Sestiere di Castello）：位于城市的东部，曾经城堡的所在地。

卡纳雷吉欧区（Sestiere di Cannaregio）：位于城市的最北部。它因曾经在此茂盛生长的灯芯草（canne）而得名。

多尔索杜罗区（Sestiere di Dorsoduro）：位于威尼斯海关以西区域，包括朱代卡岛，它因黏土层较其他地区更为坚硬而得名。

圣马可区（Sestiere di San Marco）：城市的中心区域。

圣保罗区（Sestiere di San Polo）：取自圣保罗教堂，在圣马可区以北，运河对岸。

圣十字区（Sestiere di Santa Croce）：取自先前的圣十字教堂，位于圣保罗区和卡纳雷吉欧区之间。

钟楼一直被用作潟湖中船舶的灯塔，在它漫长的历史中，它还有着很多其他的用途。在中世纪，受到共和国法律制裁的人会被关进被悬挂在钟楼南面的铁笼里数天。在和热那亚的战争中，钟室里安装了五门加农炮；1609年伽利略（Galileo）在钟楼顶部为莱昂纳多·多纳总督演示他发明的望远镜。

数百年来，钟楼看上去都不会受到洪水、地震和闪电的影响。事实上，1793年时，它就装备着全欧洲最早的避雷针。然而，由于日积月累的损耗及一些不当的内部改建，钟楼在1902年7月14日轰然倒塌，成为一片废墟，钟楼的倒下砸毁了下方的回廊，所幸的是并没有对圣马可大教堂和总督府造成影响，此次倒塌造成的唯一伤亡是管理员养的一只猫。在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决定在原址上重建钟楼。大量资金投入建设工作中；新的钟楼1912年4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它结构坚固，造型与前身一模一样。修复一新的大天使被替换到了尖顶上，回廊被一块块地重新放回原位。之前的五口大钟只有一口能重新挂起使用，其余四口只能重新铸造。可以乘坐电梯到达的钟室对外开放。这里的景观和1612年的基本一致，当年托马斯·科里阿尔（Thomas Coryat）在欣赏过这片美景后写道：“……无论你是谁……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千万别忘了登上圣马可钟楼的楼顶。”

两根矗立在海边的红灰色花岗岩整体柱是总督维塔利·米凯利二世在公元12世纪时从东方带回威尼斯的。根据托马斯·科里阿尔的记载，掉入潟湖的第三根石柱“离岸边仅有十步之遥”。一名工程师尼科洛·巴拉提耶里（Nicolò Barattieri）1172年时将剩下的这两根石柱竖立了起来，据说他曾声称，垄断威尼斯的赌博业是对他所付出辛劳的最好嘉奖。他的想法得到了批准，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赌博活动只能在这两根石柱中间举行，而这两根石柱也正是断头台架设的地方。两根石柱分别竖立在台阶上的巨大底座上，在拐角处装饰有12世纪的威尼托—拜占庭式雕刻，但现在已经非常粗糙且磨损严重。桑索维诺图书馆边上的那根石柱顶上的是圣狄奥多尔的雕像。另一根上面则是铜制的圣马可飞狮雕像，它是一种可能来自4世纪波斯、叙利亚或者中国的嵌合体概念。它在1797年时被法国掠夺，1815年归还后被部分重铸。1987年时，它又被取下并修复。 18P5clCvQFR/ekbscsCqTd4SIZcmJrebFB4TNRupMViH6TCMSqHL+O0h5oW9E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