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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学校高层，筹款是践行谦逊的最好工作之一。当你面对数千名员工、数以万计的学生和上亿美元的预算和捐款时，你可能很快被权力冲昏头脑。此时，筹款这项需要用谦逊的态度来完成的工作便是很好的解药。
如果把所有推动募款工作顺利完成的准备都算在内，那我估计花费了全部工作时间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来为斯坦福大学筹款。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我与妻子的前25年婚姻里，我们习惯了在结束每天的教学工作后，6点钟准时回到家中。我很少出差，因为我经常要授课。但在我作为大学校长负责筹款工作后，突然之间，我变得需要经常参加晚宴，一年要花十几周的时间穿梭在各个城市去会见校友，甚至我每天的午饭时间都会被筹款工作占据。
值得庆幸的是，我得到了许多帮助。通常，工作勤奋的校友志愿者和斯坦福大学发展办公室的专家承担了大部分繁重的工作，每年跟进几千笔小额捐款。每个团队对自己做的事情都很擅长。斯坦福大学发展办公室就如同一个“媒人”，寻找与大学重大发展意愿一致的捐赠者，并对接各方需求；校友会则侧重维系校友和大学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
至于我，作为大学校长，我明白自己只是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个工具，而非引擎。无论是在地区校友会致辞，与潜在捐款人私人谈话，还是接受校友杂志的采访，我做出的贡献，都是基于他人的大量准备工作才得以实现，而这也正是谦逊的来源：我时刻提醒自己，并不是我一人完成的这项任务。许多人在通过他们的努力争取让捐款人说“同意”，而我只是最后敲定了这份协议。最重要的是，我明白这些校友和那些重要的捐赠者并不是和我——约翰·汉尼斯这个人会面磋商，而是在面对斯坦福大学的校长，这个职位有一天也会属于别人。
所以，我的角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的职位，我是斯坦福大学的最高代表。重要的捐赠者希望和斯坦福大学校长握手合作，并不是因为校长是我，而是因为他们希望确保自己所支持的倡议会得到学校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要求我用自己的名誉担保会对他们的捐款负责，而他们也有充分的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
至于那些巨额捐款，通常都是在没有其他任何工作人员在场的一对一情境中谈成的。此时我独自面对的，往往是一个非常知名、卓越且目标清晰的人，一个正在做出巨大承诺的人，一个毫不犹豫地注视着我的眼睛问我是否愿意做出同样承诺的人。如果这些都不能让人谦逊，还有什么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