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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群、鱼群、行进的部队，采蜜的蜜蜂、筑巢的蚂蚁，篮球场上配合默契的队员、擂台上的拳击手、舞台上的即兴表演者；纽约中央车站里每一条通道上行色匆匆的通勤者。虽然拥挤，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发生碰撞，也没有人指挥交通。有机体之间有很多种与其他个体快速协调行为的方式，协调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其他人只要出现在周围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无须刻意协调。当你一个人坐在候车室或火车的座位上，或者排队买票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走过来，坐在过道对面或站在你身后排队。除非你完全被智能手机吸引了注意力，只关注自己指尖的动作或耳边的声音，否则你不可能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会影响你的行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排队、坐在候车室里或火车内，你和陌生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同时做着同样的动作。假如你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你们的行为就不必互相协调；但如果火车或候车室里很拥挤，你可能需要调整自己，为彼此和彼此的物品腾出空间。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不需要与他人多加协调；观看的表演结束时，也不需要与他人一起鼓掌。然而，奇特的是，行人步伐往往会趋于同步，演出结束时观众也会一起鼓掌。
也许正如鸟儿成群结队地飞翔一样，群体内的同步行为组织并弱化了个体的行为。因为当我步行或拍手时是和别人同步的，这样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少操点儿心。像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完全陌生的人都能够陷入同步的节奏。节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身心、呼吸、大脑、动作（行走、交谈、思考、跳舞、就寝、醒来……）以及昼夜交替中。我们的节奏组织和同步着我们的身体，并进一步组织和同步着我们和他人的身体。
我们和婴儿玩的游戏当中，有一些正是练习了这些联合行为的技能，尽管这可能不是我们陪孩子玩这些游戏的初衷。比如，当婴儿说“啊”，我们也回以“啊”，婴儿又再次以“啊”回应。我们轮流做着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对回复稍做改变，当他们说“啊”的时候，我们回答“啊啊啊”。我们把球滚给婴儿，婴儿再把球滚回我们身边。我们一起鼓掌或轮流鼓掌。我们在游戏中无意识地训练着婴儿联合行为的要素：同步、轮流、模仿、诱导、共同注意、共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为自己和孩子只是单纯地享受着游戏。当然，我们也的确享受了这个过程。在一起同步地做一些事情是很令人满足的。
与动物不同，人类个体间的简单协调很快就变成了合作。早在14个月大时，当一名幼儿看到成年人试图去拿一件离自己很近的东西时，他就会把这个东西交给成年人。社会理解和社会行为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不需要语言或任何明确的人际协调时更是如此。其他灵长类动物，比如猴子和类人猿，可以被诱导一起工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在这类研究中，标准的实验室任务是需要两只动物同时拉动各自手里的绳子，把容器中的坚果或香蕉带到手边。和狗一样，大象和海豚也经常和人类合作。事实上，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实验的研究表明，合作是道德行为的起源。我们需要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但之后我们必须，或者说更应该，分享回报。当孩子们得到的比自己应得的更多时，他们会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回报。
联合行为的另一面是需要持续不断变化的协调任务。为了研究这种协调性，我们把两位从未见过面的学生带进实验室。桌子上放着一堆简易电视移动支架的零件和一张组装后的完整支架的照片。两个人被要求参照照片完成组装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电视移动支架组装上做了多次实验，所以知道学生们可以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甚至开始认为这个简单的实验是他们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果然，两个人成功地组装了电视移动支架。虽然每一对学生的做法都不太一样，但他们都准确而有效地完成了任务。与行走或拍手不同，在组装电视移动支架的过程中，一个人在为组装每个零件做出不同行为的同时，还要与合作伙伴一起工作。两个人自发地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的转换过程通常并不需要明确表现出来，两个人甚至都不必交谈。当一个人担任“举起者”的角色时，另一个人就扮演“组装者”的角色。举起者要保持大块零件的稳定，以便组装者将这个零件与另一个零件连接到一起。组装过程中每一步都很有效率，并且为了完成每一步，合作伙伴必须给予配合。令人着迷的是，尽管两人的组装任务是不对称的，但是很多工作必须合作完成，大量的协调都是在未经直接交涉和语言交流的情况下开展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合作伙伴需要做什么，常常会预料到对方下一步的行动。举起者可能会看到，组装者即将需要一个特定的零件，于是将其交给组装者。当组装者手里拿起下一个零件，举起者就会固定好底座的位置以便合作伙伴组装。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配合看起来就像双人舞蹈一样。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复杂的互动行为几乎无须语言和明确的组织。但从更深的层面去看，这或许并不奇怪。管弦乐队需要指挥，但弦乐四重奏却不需要。爵士乐即兴演奏和喜剧即兴表演一样，没有乐谱，没有剧本，也没有指挥者。联合行为的核心是共同理解，合作的个体都了解任务的主目标和子目标，以及完成任务所需的步骤。以组装电视移动支架这个例子来讲，任务步骤是对零件执行的一系列操作，依次将每个零件放置在正确的结构中，并使用适当的连接方式将其组合起来。对任务目标的共同理解存在于每位合作伙伴的大脑中。事实上，人们大脑中有许多针对各类事件的行为模式，由完成某一普通任务（如铺床、洗碗或组装家具）所需的一系列行为构成。这些模式使人们能够理解正在进行的操作，预测下一步，并形成一步步操作清晰的方案以完成最终任务。
探查大脑内部活动，我们可以发现联合行为发生时的大脑活动过程。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都表明，参与者的共同任务在大脑和意识中都是活跃的。令人惊讶的是，即使这样做会干扰自己的工作，使自己放慢速度，更容易出错，参与者依然会时刻留意合作伙伴手中的工作。
尽管合作双方心中都对任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完成任务的步骤却有赖于自身之外的任务对象与合作伙伴。参与者必须牢记任务的总体目标和步骤，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为了安排自己的行为，参与者需要在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分内工作的过程中追踪合作伙伴的行为。这就意味着，若要成功合作，合作伙伴必须实时分享和保持共同关注。对于这种进行中的协作任务，共同关注并不一定意味着共同注视着某一目标。比如钢琴家和小提琴家之间的二重奏，他们的眼睛看着不同的乐谱，双手在演奏着不同的乐器。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他们一起演奏的音乐。节奏是最小联合行为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最大联合行为的基础。
同样，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在许多层面上也需要进行互补性的协调。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谈话各方在交谈过程中通力合作，使话语拥有了意义。而这种合作大多是直接的、审慎的，甚至是刻意的。事实上，各方不仅要协调谈话的内容和时间，而且还要协调他们行为中最初看起来与谈话无关的方面。他们协调自己的动作，身体前倾表示发言意图，身体后仰表示发言结束，还有其他诸如跷二郎腿或平放双腿等动作。谈话各方互相模仿，这种现象被称为诱导。他们使用彼此的语言、用词，甚至模仿彼此的口音。他们还会模仿彼此的面部表情、眼神和肢体动作。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行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能够表现和促进相互理解，从而成为加强沟通与合作的“社会黏合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词，采取互补性的行为，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相互理解，而且更喜欢彼此。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互动行为本身十分重要，同时也是人们学习动作和行为的机会。模仿别人的行为必然有助于我们的学习。我们观察他人的行为是为了与自己的行为相协调，是为了计划自己的行为，也是为了学习新的行为。回想上一次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某个机场、政府办公室、博物馆或国外某个地方，甚至可能是某个十字路口，你可能观察了别人在做什么。观察他人的行为可能是找出你自己需要做什么的最有效的方法。小孩子向他们的哥哥姐姐学习时，甚至会去模仿一些不相干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