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尘埃落定，英国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十天前宣布招收男生。自此，牛津大学的最后一个“全女子”学院（大部分报道都这样煞有介事地表述），终于放宽限制，对男性敞开大门。
听到这则消息，我并没有一丝激动。毕竟，这可能会在我亲爱的纽纳姆学院——剑桥大学女子学院，引发多米诺效应。除此之外，有评论说准许男性进入圣希尔达学院能提高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在逻辑上实在说不通。
更为头疼的是辩论双方持有的观点。“赞同混合派”大松一口气，表示历史遗留问题终于解决了。而单性别学院支持者，老实说，同样半斤八两。他们争论说，单性别学院是女性的港湾，那里没有男性世界粗俗掠夺的硝烟。
双方的观点都让人不敢苟同。女子学院不是避难的港湾，保护着无法与男性共事之人。至于那些指控其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人，我想说女子学院或许比许多其他性质的学院，更能在21世纪给予女性机会。
这里不适合公关解释，为什么纽纳姆学院能给出色的女性提供绝好的机遇。但我确实可以说，学院为其学生群体提供的服务是足够好的。因为女子学院是更广阔的大学社区中的组成肌理，而非其中的避难所。
许多指导中六预科生的优秀教师都懂这个道理。我到高中与同学生们亲近交谈时，面对的都是一些口才不错、锋芒毕露的剑桥大学申请者，现在很少会发现角落里有位孩子单独待着——着装干净适宜，为人乖巧安静。“这位同学叫戴尔德丽，”她的老师向我介绍，“她打算申请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
老实说，戴尔德丽或许是个极其聪慧的孩子，只是资质并未充分挖掘展露（这尤其要在她远离那群足够自信、却稍显逊色的同学之后才能显现）。我想你们懂我的意思了。
那么为什么支持办女子学院呢？撇开学习的部分，还有一些完全属于学院性质的原因。认为女子学院是维多利亚时期遗留的问题，而大学的其他学院都“性别正常”，这样的说法显然有问题。
剑桥大学长达800年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个“男子”学校。女性在二战后才能在剑桥接受教育（她们很早就参加了考试，却得不到录取）。现在有个大运动，真诚地想改变这种局势，但这也要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抗衡。环顾悬挂在大学餐厅的肖像画，除了16世纪有几位德高望重的女捐赠者外，其他出现在画像上的全是男性。
原始数据本身就暗示着目前的问题。最新的《“平等与多样”进程报告》显示，剑桥大学只有46位女教授，却有404位男教授。公平而论，前一年新增了9位女教授——但是下一级别的女性教授（Readers），数量却减少了2位。再完全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剑桥从业20余年，系里大约有30位男老师，而很多年里却只有我一位女讲师。
剑桥肯定在处理这个问题。但剑桥施行的某些措施，让我难免失落。其中一项是：每个大学委员会必须拥有至少两名女性，这虽是良好的转变，但也预示着我要做一辈子的行政工作，而我的（一些）男同事则刚好解脱，有时间去图书馆思考进修。女教师真正需要的是大学里有个地方，让女性不再只是单薄的个体，而是象征中坚力量的群体——当然，这便是指属于女性的学院。
事情一改变，剑桥大学的许多女教师都对自己的事业感到迷茫。我认为剑桥大学是个理想的工作环境（要不然我也不会留下来）。但是，和大家一样，我对男性主导的校园还是伤疤未褪。
我最爱的（也略微自虐的）伤疤就是下述经历——许多女性对此也定有感同身受的遭遇。
在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是剑桥大学古典学社——“剑桥哲学学会”的“会议秘书”。一个学期，我要参加三次极具维多利亚风格的会议，并在会上朗读上次会议的会议记录（“X教授读了一篇《古体诗的希腊字母F》”云云）。我可笑的英雄主义还有可憎的自我吹捧，怂恿我在孩子出生后不到一周就继续干活了。我不会给这些男性机会说生孩子会影响我的工作。
之后的一两个学期，我一直都在干这项工作。但是，某天上完下午的课（会议于4:30开始），我迫切且不安地需要回家给孩子喂奶。所以我打算读完上次的会议记录，在讲座开始后就溜走。
10年后，我早已经辞去“会议秘书”一职，而他们还在找人填补这一职位空缺。
“这真是负担，”我对一个同事说，“每次会议都必须到场。”
“哈，”他说，“你那时很懒，每次讲座都没开完就溜出去了。”
我一点也没得到理解和尊重。这与我期盼得到的回答恰好相反。
这是我个人毫无意义的英雄主义所致。但是这样的嘲笑，在纽纳姆学院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我本科院校物理系一楼女厕所门口，能清楚地看出，过去的某个时期上面写着“女佣”。真正的标识已经被撤走，但是影子还留在历经风雨的木头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已经远去却从未消失的标识正是对过去数十年女性在学术领域所取得成就的隐喻……而对应的男厕所，顺便提一下，正对着机械工场，上面的标识写着“真正的人类”。
——土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