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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能拯救世界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确实学了几个这种早期全球语言的单词。19世纪80年代，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azarus Ludwig Zamenhof）创建了这门语言（旨在促进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学贯波兰语和立陶宛语。据说，他有想过让拉丁语重回世界第二大语言宝座（对我来说，这其实更容易）。但是最后，他决定自己建立一套语言，让其友好简单，没有发音陷阱，规则连贯一致。
世界语最终变成了拉丁语和德语奇怪的结合，还含有少量的法语与意大利语（不消说带有一丝古希腊语意味的“kaj”变成了世界语中的“和”，仿照了希腊语中的“kai”）。“plena”表示“充足”，而“plenplena”则是“非常充足”（我猜这是希腊语叠词）。而“mal”表示否定：“ami”指“爱”，“malami”指“恨”。明白了吗？
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对世界语有些初步的认知。我的父亲，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影响下，把世界语视为道德重整运动的武器——也是对威尔士语的打击（我们住在什鲁斯伯里，但威尔士语悄悄出现在我们电话电费账单的信箱中，根本无法理解）。
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再次接触世界语。
那时，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写一本精彩的传记，关于剑桥大学拉丁语教授J.E.B.麦耶（J. E. B. Major）（他恰好也就读于什鲁斯伯里公学，像大多数他们那类人物一样）。原来，麦耶的众多喜好之一就是世界语（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再生的素食主义者）。而且我了解到，1907年，他在世界语协会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我再次回想起世界语，是在我读《剑桥晚报》时，上面有篇精彩的关于世界语协会大会在当地发展历史的文章，作者是剑桥大学编年史家迈克·配第（Mike Petty）。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会议有多大的意义：协会在大学教堂和天主教会布道传播世界语；奥斯卡·勃朗宁（Oscar Browning）在世界语版本的《匹克威克外传》（ Pickwick Papers ）中担任主角；《剑桥晚报》上有一幅关于警察为处理麻烦制造者而学习世界语的漫画。还有一张市集广场上的世界语宣传摊位的照片，如今你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的身影。
世界语（抱歉，是世界语主义者）现在似乎有些可笑。把这种略带欧洲话风格的语言，作为通用语，似乎脱离了现实，毫无实现的可能。话虽如此，这些人自信地认为可以通过发明语言，来纠正世界的错误，这种顽强的乐观情绪着实令人鼓舞。这很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资助建立的一套新英语字母系统。
或者，想想看，这就像富有进取心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为了使拉丁语本身更加简单而引入新字母。他的字母其实使用了一段时间，其形状最近甚至以字的形式，收入统一码计算机文本中。
他现在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