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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听讲座或是研讨会报告时，会希望它能按时结束。如果规定讲话时长30分钟，而某教授45分钟后仍然喋喋不休，我就会浑身不自在。同样，如果某教授明显观点错误，我会在之后的讨论环节如实相告（以足够礼貌的方式）。
这一切对我来说很“自然”。但实际上，我却了解到，这些反应其实都是英国人特有的。虽然初看之下，世界各地的学术研讨会差不多都相似（一群人侃侃而谈那些大多数人毫不感兴趣的话题），但实际上研讨会受到各种特定文化规则的约束。
例如，第一次在意大利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主持人不直接让报告者停下来，因为他（或偶尔是她）在时间到时仍然能口若悬河30分钟。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容忍某位听众发表与报告本身几乎等时长的评论，而且这评论还经常与主题无关。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在意大利，这反而才是整场研讨会的关键。这里的学术权力主要根据你能为自己占用到的听众时间来决定。如果你的小同事讲了8分钟，而你连10分钟没讲到，那么大家就会认为你正失去学术地位，等等。如果主持人作风严厉、计时不讲情面，那么他不仅会打破研讨会的潜规则，还会破坏整个学术研讨会建构起来的学术权力结构根基。
在英国（或者说至少在剑桥，剑桥可能是英式会议的极端例子），研讨会更简短，或者礼貌点说，更为简洁有力。多少次我听到同事走出研讨会，一个对另一个说“我认为你说得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不错”的意思是“用两句轻巧话作为评论，来彻底否定可怜的访问讲者的整篇论文，从而显示出你的能力比她高不少”。
我承认我对这种方式越来越感到矛盾。一方面，我成长于这种模式，现在大半时间仍然接触这种风格。我仍记得自己还是位年轻讲师时，会因为古代史教授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在回应那些报告者无聊论文时表现出来的诙谐睿智而激动不已。霍普金斯教授说：“我有三个感想，首先是无聊。”这是种直接、深刻和（我现在会认为）难忘的粗鲁评论。我能肯定，当我也这样评论时，有时确实会带着负罪感。
另一方面，相当明显的是，推动这种研讨方式的力量，不是参与到演讲或论文主题讨论中，而是如孔雀般耀眼地展示自己。评论非常具有男性色彩（即使是由女性说出的）。正如我的一位女同事恰当地描述道，这是“挥舞男权”的行为。诚然，这是一种非意大利式的权力游戏。
尽管如此，美国的研讨会风格也让我感到很迷茫。这里存在（如我在斯坦福大学发现的一样）一些英式风格的例子，但总的来说，大家有序发言，非常礼貌。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所听的演讲没有太大看法（因为在你之后谈到它时会发现），但是你只要还在研讨会的桌子上，听到的就只会是奉承：“非常感谢您精彩的讲话……”“我从您优秀的论文中收获良多。”
一开始，这会让你觉得特别温暖。但之后你会想：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场非常糟糕的演讲？我最好的朋友会告诉我吗？或者这些歌颂中是否有微妙的代码，而我只是还没掌握？
一位同事对系里开会有个很好的描述——会上，一位女老师说：“好的，伙计们，把你们的男权先搁到桌上。”这可能就是玛丽所指之事。但这里有个严重的问题：面对一篇糟糕的论文，我们应该做何反应呢？英国人的“有趣”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曾经通过把德语中的“奇怪”和“卓越”混淆使用来作为应对的方法，但是我的引申义没人听懂。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国际方式［可能在希腊陶器和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手稿中已经找到］，用来表示“可以发挥得更好”？……或者，由英国科研评估及其合作者管理下的民主制度，要求对所有研讨会论文一视同仁？
——Q.H. 弗拉克
意大利人提问：……吉尔伯特（Gilbert）和乔治（George）在午餐时间现身罗马英国学校做讲座。讲座最后，有位来自意大利《信使报》（ Messaggero ）的人差不多是以提问的形式，进行了一场与主题无关的漫长讲话（大约10分钟）。最后，乔治喃喃地说“有趣”。我听的第一场研讨会（20世纪60年代末），演讲者是彼得·布朗（Peter Brown），布朗早在那时就准备当导师了。会上没有讨论或提问。（怎么可能会有？）由于我不知道什么是研讨会，于是我认为研讨会只是场听众较少的讲座。
——安东尼·阿尔科克
我注意到，学术权力可以通过会议座席得知。
小型研讨会，有10——12人围坐在普通的会议桌上，而紧贴讲者左右坐着的人通常希望主导会议。有趣的是，在研究生研讨会上，往往是会议室内学术能力最弱的学生会选择挨着教授坐。我猜你可以把它叫作权力虹吸……
离讲者位置最远的人，即坐着桌子另一端的人，希望建立一个权力竞争中心，因为他或她认为自己比讲者更具有权威性，当然，也会不停地说话……
——艾琳
霍华德·莫尔（Howard Mohr）的重要研究《如何对话明尼苏达州人》，显示忘忧湖小镇的好心人拥有弗拉克希望了解的、能够应对论文低劣等诸多状况的正确话术。这个话术就是说，“这很不一样”，并且头一个单词要适当地用斯堪的纳维亚式音高重音法说出。
——奥利弗·尼科尔森
很难精准总结美国式研讨会。在康奈尔大学，这个我谋得第一份工作的地方，丽莎·贾丁（Lisa Jardine）和我在那里被严厉训斥，因为我们向一位受人尊敬但讲座质量低下的访问学者提了个尖锐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领导的戴维斯中心，则是个供大众解剖学术的场所。在我曾就读的芝加哥大学，也有着提出批判性问题的传统，但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风格不大相同。我确定英国国内也有类似的差异。
——托尼·格拉夫顿
假设你是讲者，而你认为主持人或听众在恭维你，那你可以明确询问，在他们眼中，你的论文在现有知识上作出了哪些改进。还是说，回避这样的刨根问底，可能就是担心被贴上私处暴露狂的标签？
——SW.福斯卡
我前夫是名外科医生，他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他告诉我，在美国，超过指定时间是不被容忍的，而且会议主持会将麦克风关闭。
——萨拉·黑格
我在美国住了近30年，但在英国接受教育，成长于英国的“学术”家庭，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简洁冷峻且不失幽默的回应才更受欢迎，而联合国决议式的礼貌用语则会被视为含糊其词、道貌岸然。话虽如此，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少被视为人身攻击——很可悲，我发现在美国，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虚伪无比的“外交”辞令。
唉，在我的经验中，很少有像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西德尼·摩根贝瑟（Sidney Morgenbesser）那样的人了：摩根贝瑟有件著名趣事，发生在约翰·奥斯丁（J. L. Austin）于牛津大学演讲时。奥斯丁说，很奇怪，很多语言中双重否定表示肯定，但是没有例子显示双重肯定表示否定。此时，摩根贝瑟在听众席轻蔑地回应道：“是啊，是啊……”
——迈克尔·罗宾森
在罗马美国学院，我有机会观察到几个国家研讨会进行的风格以及他们处理分歧的方式。美国学者们面对一大群德国听众时会特别小心……因为有可能遭遇被他们称为“鲨鱼袭击”的情况。他们甚至造出了“三德恐”（tristedescophobia）这样一个词来表示恐慌室内有三个或更多的德国人。
——罗伊
不是没出现过冗长的布道在他人帮助下结束的情况：风琴手准备好弹奏结尾赞美诗，于是踩了踏板，传递信号。
——维纳布尔斯·普雷勒尔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