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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话题往往在古典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典诗歌和戏剧充斥着谋杀、自杀、暗杀以及备受争议的葬礼。而考古学家们最爱的莫过于有座可以挖掘的墓地。在剑桥大学，我们也给三年级学生开了整整一年关于死亡的课程，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死亡——从苏格拉底之死到图拉真纪功柱（回到死亡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图拉真的骨灰当然就放置在它的柱基里）。
学生首先了解到的是，除了皇帝、几位要人，还有偶尔的新生儿外，罗马人总是被埋在城外。因此罗马城外，像亚壁古道那样的道路，两旁都是墓地。
我们脑海中对英国乡村留有的印象（墓地依偎在铺锦叠翠的村庄旁……），让我们倾向于觉得罗马人的做法有点既古怪又陌生。事实上，剑桥现代的布局也是如此。将火葬场分布在城外，位于通往亨廷登的A14主干道上。
曾几何时，墓地可能是片宁静的绿地。现在，悲痛的亲友们被迫来到这个国家事故最为多发的公路旁（在这方面可能与亚壁古道没太大区别）。我不敢想象，他们如何在葬礼结束之时，泪流满面地穿梭在卡车飞驰而过的车道上。
这种黑色幽默某种程度上简直就可以作为火葬兜售自己的一种方式。
当你年逾50岁时，你会发现自己参加的葬礼比婚礼还要多（或者更直白地说，你的许多同龄人都在老去而非结婚）。上周一，我驱车于A14路去参加一位80多岁去世的老朋友的葬礼。尽管我对路线很熟，但是离开双向车道时，我还是错过了出口，必须要等下一个出口才能返回。所以当我到达教堂时，棺材已经抬进来了。
和往常一样，我一到那里就开始思考整个仪式的流程（逃避行为，我猜）。很难不惊叹这种天衣无缝的仪式安排以及时间对接：上一场葬礼的人群从一个侧门出去，下一拨人随即从前门进入。有些人肯定倾其一生规划他人的葬礼，送上那一瞬间的关怀。偶尔也会出现尴尬的错误，比如错误的吊唁者对着错误的逝者哀悼。
对负责此事的神职人员，我有些矛盾。一方面，我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们面对一群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能够站出来，甚至着手安排一场恰如其分的葬礼，他们许多人还能表现出无比悲痛之情。
另一方面，我对一些流程并不赞同。我指的不仅是时不时在他们表现中流露出的距离感（“我从未见过哈里……”——教会惯常的开场白）。更重要的是，除非你非常坚定地阻止，否则葬礼很可能会默认以基督教义的形式举办。在这种形式下，即使逝者是满腹怀疑的不可知论者，也可能需要接受唱诗班对其的祝福，祝福他升入天国之门另一侧的天堂。只要有一丝可能，善意的牧师甚至会暗示逝者临终前已皈依。“我知道萨拉不去教会，但当我见到她病逝前最后一刻的样子时，我感受到了在其灵性中涌现出对基督的热忱……”当然，基督教仪式对基督徒来说没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无法为自己宗教信仰辩护的逝者，或者，对于不清楚逝世祖母究竟如何看待上帝的人而言，仍要求他们遵守这种仪式，那就不太合适了。
我的母亲不信教，在她去世时，我很庆幸自己已经洞悉了这种模式。为寻求改变，我突然很勇敢、特别自信或者说骄傲地决定自己举行这场葬礼。什鲁斯伯里火葬场的殡葬工作人员一开始有点吃惊。葬礼不像婚礼任何人都可以办，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当他们发现不可能说服我时，便给予了我一切需要的援手（甚至包括如何以及何时按下按钮以送进棺木这种内行提示）。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自己主导亲人葬礼。
至少你的国家可以选择火葬。在希腊，火葬被视为“违反基督教礼俗”，但因为受到欧盟和宗教自由团体的施压，他们本周才通过法律允许火化。
然而，火葬场必须由市议会负责建立运营，在当地人（即基督教徒）的反对下，我认为火葬场不可能很快投入使用。
——约翰·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