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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专业会带来很多超乎想象的有趣机会让你演说授课。除了在中小学、大学、早餐俱乐部、博物馆等场所开讲座外，我偶尔还会接到一份更加出乎意料的临时工作。比如，我最近喜欢的活动是在科利瑟姆剧院演出前进行讲谈［让观众先接触，比如，塞墨勒（Semele）神话，然后再欣赏韩德尔（Handel）关于此神话的作品］，以及做客精彩的“财政女性小组”（尽管这更多是因为我是一名女学者，而非因为我是古典学者）。
但是，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有几次给一所重刑犯监狱的犯人开讲座。讲座上气氛热烈，大家都很投入。可能是因为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能与外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认真听讲，比普通听众专注得多——后者中半数都在发愁，愁在你讲完后，是否能顺利搭上公交或者是否有时间去超市，能否见到女朋友。而这些，对狱中的囚犯而言，根本就不用担忧。
正如我所预料的，果然有同事忍不住开起了玩笑，称他们为被俘获的听众。
有一次，我给他们讲罗马角斗士与罗马竞技场上的残暴。没多久，就有人敏锐地想到，我描述的这种恐怖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作为犯人，如果生活在古典时代，这就是他们的下场。确实如此。但是，真正令他们吃惊的是，罗马人一般不使用拘役作为惩罚。罗马监狱只会关押等待审判或是等待执行死刑的犯人。事实上，欧洲过去许多地方也是如此，但是18世纪开始，判处拘役变为常态。
我抑制住冲动，没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像我们现在看罗马的角斗一样，两千年后的未来历史学家们也一定会觉得我们这代人对监禁的依赖很奇怪吧。
当然，他们会想到，一些罪犯对其他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究竟是什么让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将那些甚至不会造成人身危害的人，和其他罪犯一起拘禁在这狭小的地方——这些人中大约有75%（出乎意料吧）会在两年内再次犯罪？他们怎么能没发现，这是一个再次（而非预防）犯罪机制，而且这样做成本也过高？将犯人拘禁狱中一年，会花费大量的资金，远远超过普通人一年的收入。
主要责任并不在监狱工作人员。我遇上的监狱教育部门工作者，他们在工作中不畏艰难，尽力帮助一些人获得减刑、假释。但是他们有时候真的爱莫能助，犯人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频繁流动，这让其持续接受教育困难重重。总体来说，监狱服务看起来已经做到尽其所能的出色了，如果你看到他们为犯人出版文学等，就能感受到——即使内容有时并无意义。（“犯人逐渐可以获得享有狱中电视的权利，但是你所在的监狱或许目前还无法推广。”我认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舒服，就像航空公司发布的通知一样，“如果飞机餐饮供应不合您的口味，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只有在公众和小报媒体都相信，拘役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时，现状才会改变。这也需要一位内政大臣比数十年来其他任职者多费精力，开阔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