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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我开始给一年级新生上古典史课。我沿用了同事20年前创造的一套模式，第一节课伊始就传阅了地中海区域轮廓图，并让学生标出几处重要的位置（包括雅典、斯巴达、特洛伊、克里特、罗马、庞贝）。答案虽然会收上来检查，但是采用匿名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写上姓名。
标记的目的是告诉一年级学生，在夸夸其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事件前，他们其实需要先熟悉地图。今年的准确率跟往常差不多。我教了100多名新生，都很聪明。许多学生都正确标出了罗马和庞贝，但斯巴达却偏离得厉害（时不时就出现在今天土耳其的位置），很多学生不知道亚历山大港的位置，也有学生不知道克里特是个岛屿。他们是在和我开玩笑吗？我很怀疑……
几十年来，这个小练习总让新生集体体验到奇妙的无知。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老师则频频摇头，难以相信高级水平课程考试中（古典学）成绩拔尖的学生，居然也不知道斯巴达在哪。
我们当然不怪学生——我们责备的是政府和国家的课程体制。我们相信，自己教授的学生都是杞梓之才。问题在于他们上大学前饱受“体制”影响。（别问我们这些老师18岁左右，也就是上大学前，能否在地图上标出亚历山大港……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几百年来，大学老师一面对学生循循善诱，兢兢业业，一面又惋惜自己学生的无知。“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没听说过伯里克利（Pericles）。”类似的话是大学老师们增进感情最原始有力的方式。
本周给新生上完课后，我挤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冲进学校图书馆，在那里我收获了很意外的信息。我去那里是为了寻找一些19世纪60年代以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写就的小册子，内容主要是辩论学校需要与禁止教授的内容。如果有人认为现在的教育过于政治化，他们真的应该看看19世纪。这些维多利亚年代的意见领袖，不仅以比我们更激烈的方式论断着课程体制的对与错，而且他们还倾向于谴责“政府”。
我发现自己读的小册子作者是罗伯特·罗威（Robert Lowe，格莱斯顿前一任英国财政大臣），他谴责学校教学大纲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垄断。和我一样，他也细细琢磨这些优秀学生的知识漏洞。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被引入了一条狭隘的古典学道路。
“我现在就向您列举受过高等教育的饱学之士可能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他写道，“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动脉和静脉的区别，不知道脾脏位于脊椎的右侧还是左侧。他或许不了解物理学中最简单的道理，也无法解释晴雨表和温度计的工作原理。”
听起来是否耳熟？我一开始想在下周出张新问卷，看看我的学生对这些基础科学的常识了解多少。可是我意识到，我自己也很难说出脾脏究竟在身体的哪边。事实上，罗威所指的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人（虽然你可能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是单人旁的他）。
正如这些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看到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们应该了解的事实，更关乎教育的目的，关乎谁应该为教育负责。我们这一代人倾向认为，自己是最先对此关注思考的人。但事实远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