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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感觉，读者的理解与我文字传递的意思大相径庭。说得委婉一点，在新闻行业（甚至包括最具理性文学色彩的那类新闻），写稿与阅读花费的精力根本不匹配。我苦干数小时，谨慎保证微妙语义的正确性——然而有人在乘火车或是如厕的过程中，拿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花上个5分钟就读完了，留下的印象与我尽力传递的意思截然不同。
我不是在指责读者。毕竟，我看其他人的文章，或许也会同样只花5分钟。你也可能辩驳，作者的职责就是向所有读者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将心比心，如果别人完全误解了你，你也会恼火狂躁。
上周（7月24日），英国《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发表了一篇名为《问与答》的文章，回答部分来自著名的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其中一个问题是：“玛丽·比尔德教授暗示，古典学者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的学术地位因其在牛津大学的课堂上对女同学举止不当而下降……弗兰克尔之前是您的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沃诺克回复：“我认为，唉，比尔德教授那是无稽之谈。”
要是提问者所言与我所写之物无甚关联，我自己可能也会同意沃诺克的回答。
提问者（我不应该公开其名，也不应该对其不齿）所指的是，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给新出的《英国古典学者传记》（ Dictionary of British Classicists ）写的书评。在评论中我指出，弗兰克尔（1935——1953年任牛津大学拉丁语教授）的条目下，特别奇怪，作者居然只字未提他臭名昭著的“咸猪手”事件，而此事显然记录在（尤其是）沃诺克的自传中。
我根本一点也没有暗示，这样让他在古典学界地位下降。古典学者在性方面自然存在各种美德与瑕疵。但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一些限制），性交与学术无关。事实上，我斗胆一言，大多数超过45岁的女性（比如我），对弗兰克尔的行为都感到矛盾。我们无法控制自己谴责男权的泛滥。但是老实说，我们也不禁怀念这种目前法令禁止的、性维度下的（成人）教育。
我真正反对的是删改传记，违背原则。弗兰克尔夜晚与女学生的行径，相当广为人知，为什么要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中抹去这一笔呢？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编织他只忠诚于妻子的谎话？或者为什么不起码做好接受的准备：他爱妻子，他也爱许多情人？我们难道不需要知道学界巨人的一切，包括缺点吗？
这和质疑弗兰克尔在学术界的地位，完全不是一码事。
当然，这种误解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更严重，毕竟弗兰克尔的名声只有少数人关心。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自认为同样微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应对911事件。然而自那之后，我就成了个认为“美国罪有应得”的愚蠢/麻木/危险的大学老师。所以在弗兰克尔事件中被诋毁，并不算最坏。
但是也许我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我记起伦敦大学一场激烈的辩论，关于布朗特（Blunt）间谍身份披露后，其荣誉退休教授的头衔是否应该被剥夺。我们只有证实了布朗特的普桑（Poussin）作品合集中，存在伪造内容，才可以剥夺其头衔。
——戴尔德丽
我很荣幸能成为科林·麦克劳德（Colin MacLeod）的学生，而麦克劳德又师从弗兰克尔。有一次科林坦诚地说：“问题是，约翰，一些优秀的学者很晚才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在于高尔夫、女人或是其他方面。”弗兰克尔和一些目前仍默默无闻的学者，就对女人饶有兴趣。
顺带一提，我应该指出科林和弗兰克尔的不同，弗兰克尔像大多数条顿人一样博学却无远识。而科林的自杀早逝却是英国古典学领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约翰
恭喜您，比尔德教授，您能道出事实，也能理解学识与性爱之间的强大关系。我是一个十足的直男，我曾经有一整晚，都和一位声名狼藉却又才华横溢的剑桥老师待在一起，他还想摸我。但是我从他那儿获取的知识和信息特别有用，这些收获都无法公开（内容关于在国外做间谍的事情）。虽然吃早餐的时候，我的朋友看见我和他待在高桌上睡眼惺忪，感到特别震惊，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后悔。
——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