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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关于大学新生的新闻听了让人不免沮丧。来自公立学校的大学新生数量在减少。家境贫寒生进入“顶尖大学”的数量也在下降。另外（虽然似乎没人对此关心）大一新生中男性数量也在缩减。
像这样的新闻，会触发新一轮对牛津、剑桥大学的猛烈抨击，这是国人最喜欢的游戏。他们通常认为，我们老师晚餐后会围坐一团，痛饮红葡萄酒，谋划着录取接受过私立学校教育的愚笨富家子弟，而放弃普通学校毕业的优秀生。而只有极少数情况该做法才会被外界关注：GCSE考试中取得15个A*、在A levels中成绩同样斐然的申请者不幸被拒，而录取者（暗含之意）却是个只知道拿刀叉、资质较浅的上层男孩。
大家（除了我们）都喜欢这样的事情。小报尤其喜欢追踪辛酸史。大报则操纵中产阶级读者担忧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子能否考上名校的焦虑。对工党前座议员而言，谴责学术霸权的恶劣行径，正是表达他们仍然对社会公平存有某种关注并确保后座反对者对其信服的廉价方式。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公众舆论，我们存在难言之隐，保密原则不允许我们解释自己的立场。至于落选的申请者一边，他们的校长或是父母可以随心所欲倾倒苦水，批评我们的提问方式（“你是说你从未去过美国？”），或者指责我们糟糕的态度（“面试官迟到了两个小时，之后穿着晚宴服就来了”）。
相反，我们只能诉诸陈词滥调，解释竞争多么激烈，我们收到1000多份不错的申请，申请者的论文质量都很高。有时这是我们唯一能对落选者解释的缘由。但有时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让显然优秀的X女士名落孙山。不过这些原因，我们必须缄口不言。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认为我们这些老师，宁愿教愚笨的富家子弟，而不愿搭理聪明的贫家人才，这绝对是荒谬的言论。当然，我们有时会犯错误，也可能会在面试中说了什么（通常都是无意之举）惹恼甚至伤害了学生。然而，我在剑桥负责面试考核的岁月里（至今已逾20年），大家一直是根据学生资质择优录取，不会因为社会背景和文化优劣筛选学生。
问题在于，挑选高素质人才，是一项无法保证结果是否科学精准的工作。我举个（完全假设的）例子。一方面：A候选人——一位女孩，和无业的祖母吃住在一起，上的学校只有5%的学生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这位女孩却在A levels中拿到了4个A等成绩。另一方面：B候选人——一位男孩，就读于昂贵的公学，父母因剑桥大学结缘，之后开启了高收入的法律生涯。而男孩恰好也拿到了4个A等成绩。显然，A候选人拿到这些分数，比B候选人付出的更多，于是她的能力可能更强（而我也能肯定，女孩肯定能接到录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B候选人就不应该被录取——你不能否认另一种可能性，他也可能更聪明。毕竟，天才出自贫家，也来自富家。
所以我们只能尽己所能。我们接受训练，学习如何让面试更公平（不是刀叉使用测试，也不是带有阶级色彩的提问）。我们拜访中学，鼓励优秀的学生递交申请（不要因为报纸上的内容就放弃）。我们尽可能多收集数据。尽管最近牛津大学开的先河引发热议，但是数年来，我们都会给申请者提供“复议高级水平课程考试成绩”（考虑他们中学的整体水平）。但是坦白而言，现在中学学校推荐信对申请者公开，这对我们并非帮助。相比以往，我们更不能从校长方面听到实话。
这件事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无知（和不公），因为政府对国家教育体系投入不足，未充分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公平，反而指责“知名大学”没有解决他们酿成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