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养鹅土司的行政机制与土职承袭制度

一、行政机制

要了解养鹅土司官制、政治等，必先明确明代行政制度。洪武九年（1376年）设“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其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

这些机构相互关联，省级三大机构官长均为掌印官，彼此之间互不隶属，均直接接受朝廷的领导。都指挥使司是朝廷特派在省执掌军政的军事机构，土司隶属于其下。在汉族居住地区，明代基本上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明朝则根据传统的民族特点，设置了军政合一的边疆管理机构以及土司制、都司制等不同形式的机构。都指挥使司长官设都指挥使 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 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 4人（正三品）。

“三司”各司其职，有地方“民变”或动乱，布、按二司没有权力调动军队，后增设巡抚，统领一省或一地区的政务。可是这个“巡抚”只是管辖一个省。比如在正德年间，有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当官员管理与军事活动波及几个省州时，明朝政府只得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身份的“总督”去总管数省。

清代之后，总督、巡抚慢慢改为省级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他们拥有地方实权，辖地有十分完备的机构建制与办公衙门。县在明朝初年定为三等：纳粮 10万石以下者为上县，知县为从六品；坊、乡里、社是明朝地方的基层组织。

明朝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西南地区，以及广东、广西等两广地区的苗、侗、彝、瑶、傣等族的统治机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政府根据各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土司机构及职官分为三种类型管理地方。

一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纳入军事编制，归属卫、所管理。这类机构多由少数民族首领任卫、所军官，统领本部族民众，听命于朝廷。这极有可能使一些少数民族军官升职，成为当地有权势的人，演变为土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朝廷提供兵役，“看守边疆”，当地指挥使均由该部族人世袭其职，也被视为土司。

二是熟苗地区，接近于汉人，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往往实行与汉民族地区行政体制类似的机构设置，一般主要有土府、军民府、土州、土县、土巡检司等不同形式的机构，其长官设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等。这类土职机构官员一般世袭，有的在敕书上写明，有的袭职时需向朝廷申请恩准。

三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朝廷为安抚当地民族保留元朝的土司制，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做土官进行统治。这种类型的机构经统一制定规矩与法制后，分为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五种。其机构的职官编制为：宣慰使司设宣慰使 1员（从三品）、同知 1员（正四品）、副使 1员（从四品）、佥事 1员（正六品）。其属下还设有经历司经历、知事、照磨等官。宣抚司设宣抚使 1员（从四品）、同知 1员（正五品）、副使 1员（从五品），佥事1员（正六品），其下也设有经历司经历、知事、照磨等。安抚司设安抚使1员（从五品）、同知 1员（正六品）、副使 1员（从六品）、佥事 1员（正七品），其下又设吏目 1员（从九品）。招讨司设招讨使 1员（从五品）、副招讨 1员（正六品），其下又置吏目 1员（从九品）。长官司设长官 1员（正六品）、副长官 1员（从七品），其下又置吏目 1员（从九品）。

养鹅土司以千户为行政单位，即土千总，朝廷对土司旗下的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土司的最基本的政权组织即称为“旗”，军政合一，凡辖区内土民，均编入旗内。各旗“分隶于各州、司，而统辖于总司。有事则调集为兵，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各旗设“旗长”或“旗头”，管理户口和差役，训练土兵。旗长之上还有总旗，其职责主要是在军事管理方面。各司之下设立里甲制，以 110户为一里，一里分为 10甲，里设“乡约”“里长”，甲设“甲长”。里甲之内的劳动人民都要互相担保，不得隐藏户口，任意流徙。在以旗为单位、所有士兵兵农合一的同时，各级土司与卫所地区的土官都拥有由一定数量土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土司有存城兵五营，兵丁每营一百名”，入营土兵均有一定俸禄，“其兵丁每名领工食银三两六钱，米三斗六升，皆民间派给”。土兵五营，即前、后、中、左、右五营，其中以中营最为重要，通常由应袭长子率领，其他四营则由宗亲、心腹之类担任首领。营兵的主要职责为“一以备捍卫，一以供役使”，是土司维持秩序的重要工具。

土兵的建置单位为旗，由旗长或旗头带领。每旗百余人，或数十人。清初，尚有经制、参将、游击、千总等武职官员听命于土司，分管各旗。土司的武装力量实行寓兵于农制度，闲时习武，忙时耕耘，用则为兵，散则为农。土司平时很重视对土兵的训练，在土司治所，往往有专门用于训练的场所。有时组织围猎，以培养土兵勇敢善战的精神。“一人搏虎，二十人助之，以必毙为度，纵虎者必罚。猎他兽亦如之。得禽则倍赏当先者。”土司兵的阵法别具特色，其阵法：每司二十四旗头，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次五人为第三重，次七人为第四重，又其次七八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若在前者败，则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如皆败则无望矣。每旗十六人，二十四旗合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选之兵也。这种阵法攻守兼备，进退自如，利于发挥集体作用。其调兵之法也很特别，“调以奢，则能饭者至；调以帚，则扫境而出”。即是说，如果是以奢为标记的调兵令，则能吃饭打仗的青壮年人都来集中；而以帚为标记的调兵令，则土司辖地内的人全体出动。此外，选兵、出征、战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其连坐之法极严，故土争用命”。

土司之间发生兼并战争，或者相互侵扰，对于被俘的人问其是否投降，若问三声，不降则杀；降者则带上脚镣，令其种田，几年之后释放，编为客兵。土兵兵员没有定额，视中央王朝征调多寡而定。明代征调土兵，“有至三千、五千、七千与一万余者。盖土人无不为兵，则兵固无定额也”。土兵出征之前要举行仪式，“系牛于神前，以刀断牛首卜胜负。牛进则胜，退则败，而复进者先败而后胜，以此为验”。土司设有监牢和刑场，土人犯罪，小则土知州治之，大则土司自己处治。“土司杀人不请旨”，土司的刑法极为严酷，重者斩首，轻者施以宫刑、断指、割耳、杖责等刑。一般有盗窃行为的被断指。若被关进监牢，就要带上沉重的刑具，拴人的铁链，其形粗大，约百十斤。明朝时，为了不泄露土司葬地，随同抬丧的土民要蒙眼在山上转几圈。

土司衙门的最高官员，称总管或旗鼓、总理，其下设家政、舍把、把事、亲将、总爷、峒长、寨长等大小土官；经历、儒学、教授、训导等职则由流官充任。土司下属的总管一般在家政之上，或至少是与家政同级。家政是管理土司内务的属官，而总理应该是总管土司政务的高级土官。土司家政设有专门的管家、保镖、奶妈等，有严厉的家法，饮食起居往往要许多奴仆服侍。舍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一般有护印舍人、暑司事舍人、应袭舍人等，这些官职由土司家族内部的亲人担任。由于土司继承人为武官，历来有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愿望，以战死沙场为一生的荣耀，许多土司继承者较为年轻，他们有的二十余岁就战死，以嫡长子制继承，幼子较小，得由家族共同辅佐。而家族权力中心由土司至亲组成，相当于“仲裁委员会”的军事政治土司集团推荐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主持者，土司家族共同议事决策。养鹅土司几度出现堂伯执政，待幼子成人后家族开会还政于土司的记载。土司继承史上，也不乏让渡权力于堂兄弟的事例。只是有的土司家谱为了显示其继承制度的正统性，进行了书面文字的美化。舍把，是土司委派到辖区某地的地方官，一般由土司的儿子或堂兄弟任职，他可以管理一方所有的行政事务，并拥有司法权。

1．明代文官阶凡九品四十二阶、武官阶凡六品三十阶

2．清代文官阶凡九品十八阶、武官阶凡九品十八阶

清代制度，一品至五品，以诰命授予，曰诰授；六品至九品，以敕命授予，曰敕授。名号荫及先人与妻室，存者曰封，死者曰赠。一品封赠三代，二、三品封赠二代，五至七品封赠一代，八九品只封赠本人及妻室。贝也赠即呈清朝廷将本人所得封号转封赠予本人之远祖或直系亲属。

养鹅土司十五世祖王世爵新碑立于野鸡岩，原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立在后，孝男王沛、王瀛、王淮。土司官员及亲属的碑为圆头碑，又叫“令牌碑”（即像道士先生做法事时手中拿着的令牌），一般老百姓的碑则是低一等的方头碑。

二、土职承袭制度

土司土官的承袭有严密的法制规定。明、清时期，土官承袭不仅要向中央“赴阙受职”，承袭人还须“具图本结状”，持《顶辈图序》上京方可承袭。如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具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清代土官承袭“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名曰号纸”。承袭时“先缴其原领号纸，改给新号纸”。同时土官之“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先嫡后庶，先亲后疏，不得越序。

明朝政府土司的选任和袭替规定，“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但天顺（1457年）后，朝廷“威柄渐弛”，可由地方相关部门勘奏报批。嘉靖九年（1530年）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

土司世系很难造假，按官制，一般州县地方由朝廷派流官直接统治，任官有期，按期流动，没有世袭地位，一切律令由朝廷统一。《明史·职官志一》：“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从三品）之袭替，胥从其俗。附寨之官，自都督至镇抚，凡十四等，皆以诰敕辨其伪冒。”所以土司承袭制严密具细，承袭时要向中央“赴阙受职”，验封司委官体勘，取具宗支图本。至清代，则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名曰号纸。养鹅土司后裔王胜和说：“我祖上本为大将军，当朝廷封官时，祖上说，‘我不要高官厚实禄，只需准许我一块地方管理，让我的子孙后代世世有官做。’”养鹅土司有一百九十九号印信一颗及号纸一道。上报朝廷时先缴其原领号纸，改给新号纸。

土司一经授职，即可世袭。为了防止世袭中的冒袭、错袭，“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令土官无子，许弟袭；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令土官无子，许弟袭，而其妻子或婿为信服者，许令一人袭”。承袭顺序：先子（嫡长子、嫡次子，再到庶长子、庶次子依次继承）后侄、兄弟，无子侄兄弟者则妻子可以继之，袭替顺序先嫡后庶，先亲后疏，不得越序。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下令规定：“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前期，世袭者本人须亲到京城办理手续，领取批准文件及证状、图案等。其报请授职程序都须符合明政府的规定：首先，袭舍人即准予袭替时，一般由嫡长子孙承袭，无嫡长子孙的，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者，以其弟或族人承袭，挨次进行，不得越序。其次，由指挥使司具题（清朝为奏折）并钤印、具结（甘结保证书），附承袭者亲供（申请书）、《顶辈图序》，以及朝廷颁发的“原敕印”等。武职经由兵部稽核审查无误，题名准袭后，由王朝右军都督府发文，颁发证印，“承袭须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史·土司序》），袭职者应持有袭职依据，这种依据元代为金、银、铜牌，明代为铜印，清代除土司印外，还需持有号纸。尤以清代的号纸最为完善和严密。号纸是任命书，印信是权力象征。

土司承袭的年龄朝廷也有所规定。明代规定为十八岁，清代改为十五岁。年幼不能承袭，必须由本族土舍或母能抚孤治事者护理。

养鹅土司第十五世祖王世爵在任时间最长，以至于“熬死”了儿孙，待到其子沛该继任时已年老体衰，只得直接由孙子梦鹤继承，但志书记载的是梦麟。原来梦鹤的儿子如松因没有子嗣和兄弟，按理应由堂兄弟乔松承袭，但乔松生来痴愚，治下民众不服管理，而乔松的长子天锡聪明勇武，从辈分上是土司如松的嫡堂侄，按例当由他继承土司，但天锡还年幼，不能任职。于是由土司家族的伯祖公梦麟抚孙代理，等到天锡长大才能承袭。可是天锡年长任职后，却因拖欠粮石，被麻哈州责令由堂叔荫松顶袭。由此看来，自土司世爵之后，继任者出现频繁的替换，无嗣无能者，先从嫡长子始，无子由堂弟任，堂弟无能由侄子任，侄子年幼由祖公辅佐，而侄子犯法，又转到堂伯。于是我们看到道光《黔南职方纪略》中记载土司是梦麟，其实是他接连辅佐两代儿孙管理土职。这些宽松的承续问题，从侧面也说明清政府“改土归流”的间接影响，土司的权力逐渐名存实亡，演变为给朝廷征兵收税的“绝对服从”者。

三、争袭夺印

明代，土司之间及土司内部争夺激烈，相互鲸吞，世代仇杀，干戈不息。为了爵位的承袭，土司叔侄兄弟之间明争暗斗也十分激烈。如《邹忠介公奏疏》有记载：“又辟地与之市，凡三日一市。令各土官如独山、如平州、如烂土、如丰宁、如凯里司、如乐平、如平代、如平定、吴王二司等各画界而治，其地有犯者问诸土司，土司法视汉更严，如是处置，再不宁静，用兵未晚也。”

麻江县有一个地名叫扯平，据民国《麻江县志》卷二载：“城西北十五里曰岩下司，东北三十里曰养鹅司，东五十里曰平定司，六十里曰宣威司。”当地民间传说，清时平定司、下司、宣威司、养鹅司四土司不睦，为争各自的利益、领土，常发生械斗，损失匪浅。后经都匀府派官员来此公平议和，消除隔阂，和好如初。因这里是和解纠纷之地，故得扯平之名。

养鹅土司的承袭在历史上有几次地位受到威胁，如景泰二年（1451年）韦同烈复攻平越、清平等卫，东苗悖逆（1450—1456年）。

该印重约 1市斤，长 8.3厘米，宽 5.4厘米，厚 0.9厘米。印文为阳刻，印文：“贵州都匀府麻哈州养鹅司千总王关防。”印把断折，把头失踪，原为一麒麟，麒麟象征吉祥，有辟邪挡煞的寓意，历代武官关防有此印例。

正德十一年（1516年）有商贩吴革祯、刘三容二人流窜来到养鹅司补锅钉秤，以此糊口逃生。一年以来不曾离开，土司念他们对当地百姓经济生活有利，遂加以救济补贴，给予衣食，如此度日，不觉已过数年。吴革祯能力出众，得到土司的信任，升为亲随马弁。是年，八世祖王奇玉赴导司衙门徼印入库，以便转颁新印号纸，承袭管理地方。这时吴刘二棍、吴大用等暗中勾结，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月初九日趁九古丹江生苗劫抢地方之际，图谋不轨。恰逢黄平、清平反复被围困，州府只得委派五处土司协同石总兵征剿。第八世祖养鹅土司王奇玉奉命征讨，带吴马弁跟从队伍当参谋军务。谁知路途中，吴马弁借机悄然转回，用计骗土司太，获印后转投石总兵，反过来屠杀当地百姓，焚烧号纸夺取地盘。而土司王奇玉丢失官印，无处容身，不得已赴省府申理。当时战乱频发，吴马弁趁机将养鹅土司治下的羊眼、密刀两个地方转手给石总兵。土司的兄弟王奇成、王奇恩受命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三日进京都控告，指责吴为逆奴，仆叛主人，夺印占地。然而主审官员找不到证据，嘉靖皇帝命官员查阅六部档案，询问铣册何姓何名。经查，确记载先祖有功于先皇帝，世袭土职乃是王潞汗马功劳所封，先给平定土司号印纸提颁印信在吴家姓，名实占情真本。接下来命令州巡抚逐除吴大用。此事件后，王奇玉之子王湘承袭土官，恢复地方治理。不料奇成、奇恩兄弟在归途中遭到吴逆奴、吴元熙、吴尉、光棍刘老大、蔡必、金老三六人假扮商贩黑夜割壁谋杀，奇成、奇恩兄弟侥幸得脱，二人逃散数月之久，几无音讯，土司王湘又赶赴省府，呈告吴马弁贿权谋司。这官司打得相当漫长，至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年十一月初九日王世柳陡遭急病而亡，亲子王恒承袭管理地方，吴马弁当夜叫苗民夺占四牌，飞马遣害王恒，夺得六寨。吴弁骗印夺地，卖主求荣，反而弄假成真，而王姓现真却成假，王吴两家相互以政治婚姻明争暗斗，如此数年。时王湘到安顺任流官，托其弟王秀代管，然而天不佑养鹅司，王秀不久染病身亡，他的遗男王仲贤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年七月十九日呈控两院，转批都匀府清平道饬行平越，都匀府会同麻哈州同审，又报府州八堡乡导。此官司历时较久，朝廷拖延不决，最后只得当和事佬，糊涂处理，允许吴王各管其地，许养鹅另刻印信，管理地方。

另一传说，养鹅土司的大印被平定司姓吴的马弁盗走，丢了大印就意味着官职的丢失，不敢惊动朝廷，而先祖年老无子，实权旁落，家人被害，妻妾被霸占，其中有一妾已怀有老土司的骨肉，但却是吴家的妻，为了不被斩草除根，先祖太忍辱负重，生下儿子谎报说是女孩。先祖退隐，以教书为掩护，期望东山再起，老年妻散无子，孤苦失落，先祖每日以泪洗面，哭瞎了眼睛。先祖太悄悄托人给他消息，暗示他还有后代，先祖惊喜，但不知是男是女，却苦于难见。好不容易私塾终于有新土司的孩子来读书，一次孩子们在玩耍，先祖便用糖果哄那个土司孩子过来，由于眼瞎看不见，便顺势摸孩子的下阴，失望极了——是个女孩。但这个孩子高大勇猛，诗书超群，完全不似女孩性情，祖太又悄悄告知，先祖才得知他的后代是个男的，为避免仇家怀疑，这个孩子长大时，以绳捆着小鸡鸡拉往背后，绳拴在后腰，所以阴部看起来就像个女孩。后，先祖与祖太联合，认了孩子，赶走盗印的马弁。但此事已惊动朝廷。朝廷念祖上功德，降低先祖官位，与平定司吴姓共分土地，分权管理。

笔者后来到福泉市甘粑哨毛栗树村，该村有10个自然寨，1500余人，85％为阿孟东家人，蓝姓，其余部分为仫佬族和汉族。原村支书蓝中美老人也讲了这个故事，情节一模一样，最后他说：王姓后代都称这个老祖公为“吊鸡公”，文武双全。他讲述了吴王二姓不开亲的故事，还带王姓后裔去麻江青山高寨查访祖先古墓，这个墓主为吴姓。

九世祖王湘时，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有九门黑苗生乱，奉各宪行调剿除。又有《麻江县志》载：“明嘉靖三十六年春，养鹅等 13寨农民起义，官府调水西石柱军配合麻哈州官兵镇压，次年起义失败。”具体是哪 13寨？以前的村寨与现在的村寨有出入，但至少说明这几个村寨的势力强大，民风剽悍，人民被逼得没法生活，只得选择起义反抗。据《明史》记载，卫所屯堡官兵对土司辖地常有侵犯，老百姓与土司及官府关系较为复杂。

关于此次起义，传说杀垮田姓与养鹅司王姓土司打伙计（结拜兄弟），伙计有一男孩从鱼腹寻到一对双刀，锋利无比。后来男孩长大参加起义，双刀所向，人头纷纷落地。官军十分恐惧，便设计以女子潜入村与其妻结拜姐妹，诱其妻蒸利刀。英雄战场杀敌，因双刀失灵而被俘，遂有长江村红场坝点天灯之传统。

《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云：万历七年（1579年）者亚、阿斗以反诛，乃罢乐平吏目，增设麻哈州州判一员，令居乐平司，以养鹅、者亚、羊肠诸苗属之。天启元年（1621年）仲贤传子试儒。天启二年（1622年），试儒暴亡，子纯袭。崇祯元年（1628年）纯以保境有功获奖。

十二世王纯逝后，争印夺嗣陷于混乱。王寸波力有勇力智谋，养鹅拉屎都是金银。志载王寸波力谋官夺印 ，托王阿旧杀国相于中山等官坳，实是先有国才为土司，但能力为众族所诟，传国相有兄国寸、国才，王让、王信、王酉、王阿旧、王阿酿与之争夺印信。国相被害后，无头安葬，用一个南瓜当作头部，所以养鹅小寨部分支族现在不留南瓜过年。国相葬于现仙鹅小学左中寨水井边，有碑记。

这段时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战役，吴三桂降清。二十六日，李自成撤回北京。清军入关，迁都北京，清朝正式建立。明朝宗室余部在滇黔湘等南方诸省建立南明政权。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国相承袭，国相被害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有子显甲、显相，母子三人无处申冤，逃到下司凯里马桑冲，几月后奔下洪江（凯里洪江长官司为李氏，其先祖为江西泰和县人，为王潞同乡）。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蒙惠都匀府麻哈州设计调节剿除，擒获谋官者，地方太平后，洪江托王世元保驾，显甲返回重袭养鹅土司官。继任事共相办理。

平反后，王寸波力家族被驱逐，连夜逃到米洞鱼鳅路古老坡。追兵至，王寸波力命手下人用许多火把插满半个坡，擂鼓呐喊，追兵误为满坡雄兵，不敢上山。后来王寸波力后代或隐于山林乡间，或至黄平。到黄平这一支，一说是王家烈军阀家族，另一说是王朝文的祖上，但只是民间传说。据传养鹅有人到黄平，至盲眼老太家食宿，她家无米，养鹅族便用自带的米下锅。老太听落米下锅，即问他们是不是养鹅来的，大家颇为惊讶。闲聊间，老太说：“养鹅鱼鳅路埋藏有大批金银财宝，我人老无嗣，明天你们带我一起去寻找掘宝。”但这几个人起了贪念，瞒着盲眼老太连夜前去挖掘，结果空无所获。于是折回找这个老太，发现其已逝世。此后不断有人在此滥挖，企图寻到宝藏，也没有结果。现鱼鳅路古老坡顶还有旧屋基，马条石。

因王潞曾在都匀平浪任过长官司，以下一些争印及关于养鹅的记载与此也有关系。《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曾记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都匀地区平浪长官司王应名被其所辖的苗民杀害，贵州都司指挥使程暹派兵征讨，最后终于平定了战乱。王应名的遗孀吴氏带着九岁的儿子阿童上京告状，洪武帝下诏批准阿童承袭平浪长官司。早在元代时，当地布依族成为朝廷依靠的地方自治力量，设立布依族长官司，对周边的苗族采取招抚的策略，这支苗族在天顺三年多次发生起义，官方称他们为“东苗”，到同治七年，即 1494年朝廷平定了都匀地区的苗乱后，在此设立都匀府，以管辖独山和麻江二州。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都匀平浪长官司辖下的苗族王聪起兵攻打凯口屯官兵，参将李佑被俘。其实早年王阿向的先祖曾任平浪长官司长官，后来被王仲武的先辈夺走了长官一职，到王阿向时，有了实力与王仲武争夺长官司长官印信，各自拉拢所管部族混战。凯口苗乱平定后，到万历六年，即 1578年，夭漂（今丹寨兴仁乡，归附后改名为归化，隶属都匀府）黑苗请求脱离麻哈州乐平长官司的养善牌，愿归平定长官司，欲借蒙兵袭击养善牌，达到报复私仇的目的。经此折腾后，朝廷在万历七年撤销乐平长官司，在麻哈州增设州判常驻乐平，并将养鹅、者亚、羊肠等寨划归都匀府管辖。而者亚的首领阿斗被诛后，其部属阿其不服，都匀长官司请求朝廷将答干、鸡贾、甲多等黑苗村寨划归蒙诏统管，在夭漂设立宣威营。

关于平浪凯口战乱，后世文献多有记载。《黔南识略》云：“阎兴邦《黔苗叛服始末考》，明嘉靖十五年，都匀部苗王阿向据凯口屯称乱……斩阿向。先是阿向世龚土官为平浪王仲武先人承袭，阿向与王仲武争印攻杀，阿向余孽王聪，王祜，朱鬼等为主，攻据前屯……”又有《贵州通史》载：“平浪长官司，治今都匀市西南平浪。元为都匀洞蛮夷军民长官司，洪武十六年改为平浪长官司，属都云安抚司，洪武二十三年平浪长官司改隶都匀卫，长官王氏，其先宝庆人。明洪武二年，王亦铭从征有功，授平浪司长官。” 据养鹅司一些老者口述，他们有亲族在都匀，逃难时也常投奔都匀亲戚。许多传闻都有“邦水”“都匀府”“石板街”等词出现，讲述先祖争印失败，几遭灭门的悲惨斗争。经考证，都匀长官司与邦水长官司都姓吴。养鹅司王姓后裔均说他们有先祖在都匀邦水一带任过长官司。结合前述吴王二姓不开亲及吴姓改为王姓，一些巧合往往暗合了不可知的野史逸事。

《〈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认为，平浪长官司长官家族为布依族，“所辖居民则大多为惠水支系的苗族。这些苗族分布地在今贵州省平塘县北部” 。布依族长期生活在这里，依靠官府变为当地的长官司，对于流动的“生苗”进行间接的统治。本书的“考辨”部分进一步认为这些苗族与天顺年间的东苗同为一个支系。于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一下子打开了，“东苗”族群在贵阳、都匀、惠水、贵定、麻江一带活动较为频繁，他们居无定所，依靠租种汉族和布依族贵族们的土地生活。当直接统治的土官与租户百姓利益激化时，常发生流血冲突。

笔者曾到都匀平浪考察王应名的家谱，其后裔王海源对平浪土司与王氏家谱有深入的研究。从《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载中发现，每当动乱平定之后，朝廷总是大量迁移当地原住民。笔者也曾听土司后人王玉和说过，土司与朝廷平定了养鹅诸苗变后，把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大批迁往遥远的某个辖地。养鹅的东苗与都匀平浪的东苗有可能相互迁移，这些地方的民族，在语言，均属西部苗语惠水次言，他们与贵定平伐海皅苗也自称“孟”。养鹅曾有大量海皅苗生活，田地里常挖出海皅银饰，今长江村还有海皅冲的地名，两地在语言与宗族的认同上，都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对比后认为，两地应不同源，极有可能是同支军队的同姓军士，并先后任过平浪长官司。因此王潞的后人可能有部分遗留在平浪生活。而《贵州土司史》中的记载一定与养鹅司有很隐秘的关系。“初，阿向先世为土官，为仲武先人所夺，至阿向，与仲武争印煽乱。”即早年先是王阿向的祖先为平浪土司，后来被王仲武的祖先夺去，到了王阿向这一辈，他想把长官司的职位夺回来，于是煽动部族发乱争斗。后来总兵杨仁等平叛，杀了王阿向，把他的部族东苗全部驱逐出这个地区，把凯口归都匀府管理，并命名为“灭苗镇”。但是王仲武治下的苗民人口少了，许多土地无人耕种，于是他悄悄背着朝廷把一些驱散的苗民偷偷招回原耕地区居住，然而不久王仲武对他们加重盘剥，苗民不堪重负，推举王阿向的残党王聪、王佑为首领聚集闹事，巡按派李佑前往招抚，却被苗民扣押，要求朝廷归还他们的土地和平浪长官司的官印，朝廷却不分青红皂白，派宣慰使水西土司安万铨领土兵与官军合力剿杀。这些苗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平浪土司辖区的民族就是东苗，与养鹅土司治下的东苗恰好为同一部族，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战争被迁移或逃亡的结果。

养鹅土司的字辈：璐芝南桂，正尚柳奇，湘仲试纯，国显世沛，梦松锡廷。总共 20个字辈，从明洪武到明嘉靖相隔大约十世，是养鹅王氏旧族谱第十字转的“仲”字辈。嘉靖十五年左右的凯口之乱，正是养鹅司王氏“仲”字辈，如此看来文中的王仲武与养鹅土司还是有同宗关系的。“又有黑苗曰夭漂者”中所叙第二个历史事件，讲述乐平司、平定司及相邻的者亚战乱事件，养鹅司也裹挟其中。后来威宣者亚的阿斗反叛，万历十四年（1586年），都匀长官司的土舍 吴楠与平浪长官司的土舍王国聘害怕连累自己，于是上奏朝廷，派独山蒙氏在夭漂设立宣威营，当地土著阿其不服，认为这是他们的土地，不能在此建立兵营。于是他与鸡贾、甲多、仰枯等村寨的苗民杀牛喝血酒合款共同抵抗。平叛后，此事件对朝廷震动很大，导致乐平长官司被罢免，增加流官州判一员，这使得养鹅、者亚等苗族同胞都被纳入官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表明，当时的养鹅土司权力反复无常。东苗人民迁移频繁，土司的存在就是依赖这些“叛苗”的势力，朝廷屡次平叛，视情况灵活招抚，最后只得由当地土酋任长官司。而这些小土司都是大土司的家族，即文中所说的“土舍”，作为副长官，他们往往会被分派到某个平叛地任职。由此可见，当时土司之间既有部族、宗族的网络式关系，相互扶持，又在某一时相互争权夺利，争掠土地与人民。 2JDnMTmg4OacRH5Q2Ct/UAY1bYAaVB9RRP01UhaXh6UBuG5Zugo+FLkT94XpTg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