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提出

一、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

文献综述回顾了国内外的族际通婚研究、文化适应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以及云南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以往相关研究表明，对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的个案研究能够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增进对少数民族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文化认同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研究是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中较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需要基于不同文化领域进行多层次的考察：日益增多的族际通婚是否反映出少数民族良好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是否意味着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各民族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否会因为族际通婚的增多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弭？

少数民族文化适应涉及社会、历史和不同民族文化体系相关的所有事情，而以族际通婚的视角观察民族混合家庭的微观场域，可以透视各民族交流、多元文化交融的程度及其反映出的问题，更有利于多层次、多视角地探讨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深层次文化意义。然而，现有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研究较为分散，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入研究。就当前的族际通婚研究来看，大多是基于档案资料和数据库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调查统计分析，或是针对某一民族通婚历史、现状等的描述性研究。在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杂居地区，对某些少数民族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极为有限，加之研究者之间的研究时间、地点和方法差别较大，缺乏可比性。关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研究亦复如是，总的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割裂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的关系，可能失去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整体性把握。

二、问题提出

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使得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的默契——既自觉维护本民族属性和文化自觉，又尊重认可主流文化和他族文化。这种文化默契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适应模式，与国外诸多文化适应模式有很大区别。差异化的云南少数民族是如何习得这种文化适应模式的？基于这一问题，我们注意到族际通婚家庭是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随着族际交往的频繁和杂居融居格局的深化，族际通婚逐渐增多，使得少数民族在婚姻关系、家庭生活中逐渐消弭文化冲突，同时延续本民族认同。几百年来，云南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共生状态，以及在多维交往中实现自我认同和对国家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在文化变迁中调适文化适应模式和生活规范等历程和经验，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典型案例。

七百多年前，随军而来的元朝蒙古族官兵在云南红土高原落地生根，聚居在凤山脚下、杞麓湖畔。通海蒙古族改游牧为渔猎、农耕，其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语言服饰、歌舞节庆及宗教祭祀等失去了北方蒙古族的特点，兼具彝族、白族、哈尼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及汉族的特点。尽管如此，但他们坚守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维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积极与北方蒙古族同胞联络沟通，是云南多民族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内聚外斥的群体。通海蒙古族在历史上与周边民族的广泛交往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没有促使他们与周边民族进行广泛的通婚。按照族际通婚的研究理论，通海蒙古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与周边民族杂居生活、交往互动，作为小群体在民族异质性较强的大社会中理应有着广泛的族际通婚，但他们在几百年中仍坚持族内通婚的传统。根据近三年来的人口统计情况，通海兴蒙乡有5766人，其中蒙古族有5491人，占全乡人口的95％（截至2017年）。作为云南唯一的蒙古族聚居乡、云南蒙古族文化的孕育地，通海兴蒙乡的蒙古族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维系及其民族意识重新建构的过程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从族际通婚角度进行的研究比较少见。从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历史变迁和现实情况来看，族际通婚与他们的文化适应模式密切相关。因此，本书试以族际通婚为切入点，探讨通海蒙古族文化适应的过程和模式、影响因素等，以此拓展对通海蒙古族文化复杂性的动态把握，深化对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探讨。 ezmTBP6KAFDHctlK0qTBBmiLnwKfKmoDuqLEEpP9DgSmqqbmkoQ1aO1eNhqxu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