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各民族人口的流动与交流日益频繁，族际通婚日益普遍，与此同时，各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也是国内外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族际通婚研究始于西方的同化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方法；文化适应研究是跨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从族际通婚角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成果并不多见。下文通过梳理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脉络，为拓展相关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族际通婚研究

在全球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下，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族际通婚较为普遍。族际通婚的学术理论研究始于西方的同化理论，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分层和结构理论方面的探讨，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族际通婚的作用效应等内容展开研究。

族际通婚是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Simpson和Yinger指出族际通婚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族群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等的一个敏感的指标 。社会学理论在解释族际通婚时，最早得出的是同化理论，即Gordon在其名著《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所提到的：“婚姻同化”是度量“美国移民”同化程度的重要变量。婚姻同化发生在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同化、结构同化（由公共领域进入私人领域）之后，当两个族群完成了结构同化后，大规模的族际通婚将会出现。继婚姻同化后产生认同同化、态度同化、行为同化以及价值同化，这七个阶段的同化过程是依次产生和单向线性发展的 。Blau等人的宏观结构理论揭示了不同规模族群的族际通婚差异及不同地区人口特征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Kobrin和Goldscheider的分层理论认为，族群的社会阶级分层造成了族群之间在某些公共领域和居住格局上的分离，抑制了较大规模的族际通婚的出现 。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族际通婚是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当代西方学界对族际通婚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其理论范式多聚焦于移民社会整合，其暗含的族群同化倾向难以科学阐释当代中国的族际通婚现象 。

最早引入西方社会学量化分析和模式分析方法的是我国学者马戎，他在对蒙汉通婚的研究中提出：除了个别案例外，只有当两个民族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达到一致或高度和谐，两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提出了一个分析族际通婚的理论框架，包含了可能影响族际通婚的三种因素，即族群基本特征、历史关系特征和两族共处特征，以及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路径 。于此开始，“族际通婚作为民族关系衡量指标”成了在中国研究民族关系和族际通婚的范式之一。

近1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族际通婚成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内大多数族际通婚研究文献都着重肯定了族际通婚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机制：族际通婚有“冲击和消溶”族群边界的作用，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重要侧面 ；近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各民族间的族际通婚逐渐增多，族际通婚是展示族际共生关系的重要视窗 ；族际通婚在族内文化认同和族际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促进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中华文化认同 ；族际通婚与人口素质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性 ；族际通婚具有促进民族交流、消除民族隔阂、沟通民族心理、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等等。尽管不能以族际通婚作为判断民族关系的唯一指标，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同民族之间打破文化冲突、消除文化偏见、具有互相接纳的价值标准，他们之间就有可能进行通婚。而族际通婚也通过各种因素促进民族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因此，族际通婚是考察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是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指针，是各民族相互渗透和融合的重要表现。

族际通婚与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联系。在研究婚姻这种较为密切的民族互动关系时，既要注重群体认同，也要关注个体感受。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缩小，族际文化的共享与交往障碍的排除，各族人口的杂居与混居促使族际通婚增多 。根据我国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分析表明，一些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呈现出增长趋势 ，中国56个民族间的族际通婚已相当普遍 。这些研究表明，族际通婚受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居住格局、教育程度、语言文化、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族际通婚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但是，随着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研究的深化及个案研究的丰富，近年来一些研究文献反思了族际通婚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族际通婚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等问题。事实上，在西方的同化理论风靡美国乃至全球之后，其分化出的各种流派及对其的批判已相继产生。这些理论流派对诸多地区案例中的显著的经济社会同化和较低的婚姻同化间的矛盾提出质疑，认为结构同化和婚姻同化并不是始终线性、单向地发展，而是具有多线性和双向发展的特征 。多元主义理论则认为，一些少数族群采取“有选择的同化”策略，这种策略包含了婚姻上的族内婚传统，原因是某些族群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争取族群之间的平等 。刘庸等人对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和婚姻同化的关系进行模型化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同化在文化同化和婚姻同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文化同化对婚姻同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且个体层面的文化同化较群体层面的结构同化，或许更有利于婚姻同化的实现 。崔忠洲等人认为，族际通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认同的多元化，一般性的统计数据对于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存在着信度和效度方面的缺陷 。族际通婚并不会必然改变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少数民族的原生认同一旦被激活，便会使已经发生的结构同化出现逆向趋势，最终导致族群问题趋向“和而不融”和“多元并置” 。族际通婚对民族关系的促进作用不能被高估，族际通婚的增多是民族关系改善的结果而非原因 。魏国红认为，把族际通婚和民族关系对应起来，视为互为因果的想法陷入了逻辑误区，族际交往可能会增加族际通婚的概率，然而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广泛的族际交往与族际通婚量未必呈正相关，族际通婚的产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一些民族关系较好的地方，也未必呈现普遍的族际通婚现象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族际通婚的发生既需要一系列社会性客观条件，如通婚双方彼此能够有广泛的接触机会、语言相通、社会地位相近等，同时也需要每位当事人个体具有适当的主观条件，对族群认同意识的强弱、群体之间的心理距离等有一定要求 。邵维庆将族际通婚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隐喻来了解民族文化，族际通婚的行为边界体现了族群认同、群体分类的文化逻辑，并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总之，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且族际通婚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应视具体情况而论。

综观国内外有关族际通婚的研究理论，笔者关于我国社会状况与民族文化的思考有以下三点。

第一，族际通婚是考察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内大多数族际通婚研究文献都肯定了族际通婚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作用。诸多研究表明，尽管不能以族际通婚作为判断民族关系的唯一指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同民族之间打破文化冲突、消除文化偏见、具有互相接纳的价值标准，他们之间就有可能进行通婚。而族际通婚也通过各种因素促进民族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因此，族际通婚是考察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是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指针，是各民族相互渗透和融合的重要表现。

第二，族际通婚与文化认同具有多重关系。研究表明，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文化认同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族研究的深化和个案研究的丰富，近年来一些研究文献开始对族际通婚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族际通婚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等问题进行反思，认为族际通婚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论。

第三，个案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文化认同内涵的理解。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族际通婚的历史悠久，族际通婚的研究素材十分丰富。学者们应用人类学、民族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对边疆省份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研究，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报告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我国56个民族无论是在分布格局、风俗习惯、人口数量，还是在民族传统文化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大形势下，仍有许多民族恪守族内通婚，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俗语和不成文的习惯法，如“鸡不拢鸭”“‘脏者’不婚”“苗不粘客”“好花不出园”“乱婚不乱族”等等。针对民族聚居区的个案研究很难证实、证伪或者得出普适性的理论，个案研究成果也很难适用于整个国家社会的情况。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下，诸多逆向同化、多层次认同的个案研究仍值得进一步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案研究的重要性更在于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拓展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二、国内外文化适应研究

文化适应研究主要起源于国外，适应（adaptation）是生物学的一个名词，用来表示能增加有机体生存机会的那些身体上和行为上的改变，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范畴。国外学术界最初将文化适应用在描述个体模仿、适应新文化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 。Berry完善了文化适应概念并指出，文化适应一方面是指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指文化接触之后群体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方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Graves提出了心理学上的文化适应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等，Navas认为，实际生活中的文化适应需要加入场域和情景的考量 。

文化适应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也有相应的外延。随着文化适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日益增多，学界不仅将文化适应研究发展到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也丰富了文化适应的研究层次。Ward认为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适应”，即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这两个方面和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连。心理适应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满意度和积极自尊等良好状态，社会文化适应则是指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获得能够成功应付或融入特定社会文化或环境的与文化相契合的技能，即与主流社会文化群体建立关系 。瞿明安认为，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内在接受机制主要包括该民族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控制程度，以及不同个体行为活动的导向作用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是影响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内在根源。而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外部传播机制包括异质文化对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和文化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异质文化与该民族传统文化接触时间的长短，接触时规模的大小、两种不同文化相隔距离的远近，以及某种异质文化在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播时形成的好恶感等一系列的因素相关 。

国内文化适应研究常以“涵化”“文化变迁”研究出现。随着异质文化的传播，各个少数民族原先的传统文化逐步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开始进入了长期而复杂的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适应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在面对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压力时，为了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物质维度、制度维度、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四个方面去适应新的文化 。研究者提出，文化适应是文化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一种文化变迁，文化的某个方面因响应环境变化而发生变迁的话，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迁。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是不连贯的零碎体系，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相互适应的一整套系统，即是有固定模式的 。实际上，不同的学科对文化适应有不同的界定，从民族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文化适应主要是指群体和文化中的适应，而心理学主要是指个体层面的适应。综合来说，从个体层面来看，文化适应是指个人与环境建立和谐的关系后，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它是个体与各种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适应是文化变通的一种，是指通过调整或变通自己的文化来与另外一种文化保持一致或减少冲突 。

需要辨明的问题是，文化适应不等同于同化。当代西方学界对移民的文化适应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一些学者对文化适应的解释带有同化主义色彩，或是直接将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同化，看作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合并或混合。文化适应与同化研究有其相似之处，在研究移民社会整合的过程中，文化适应较多地被用来解释移民对主流社会模式的习得和适应。有学者对此种理论范式提出质疑，认为文化适应和同化不是相同的概念，而是可以理解为彼此作为对方的一个阶段或形式。如Gordon把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或行为同化的一个阶段 ；Sam和Berry则把同化看作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策略中的一种 ；Teske和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适应看作是在许多维度方面存在差异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过程，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和相互的影响（相互接触的两个群体是彼此影响的），而同化则是单向的影响（主流群体单方面对另一群体施加影响）。

从理论上来讲，文化适应是指两种或多种具有不同文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出现的各方文化模式的变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变化是双向或多向的，连续接触的两个或多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会发生变化。但就本书研究对象而言，通海蒙古族是云南通海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本书就是要探讨他们如何去适应新的文化模式，他们身上发生了怎样的适应和变化。

三、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研究

在我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迁入迁出、杂居共处的传统由来已久，各民族的文化适应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国内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向来十分关注，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根据对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总库的检索结果的分析，自2000年至今，关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在2016年前后达到峰值，近20年共发表了800余篇文章（见图1-1）。研究主题和内容主要围绕民族文化的变迁和认同、心理适应、多元文化教育、文化适应压力和策略等（见图1-2）。

在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居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关系到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等问题。通过梳理学术成果可发现，当前对进入内陆城市读书的少数民族学生和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关注较多，但研究取样在地域上较为分散，调查研究的范围不够广泛，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足，仍无法全面深入地揭示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现状和问题。在多民族社会中，个体或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存选择和文化发展策略相互交织，需要多面向的实践考察 。可见，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需要基于不同文化领域，进行多层次的考察。

少数民族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采用的模式，反映出他们对新的文化及自身原有文化的认同程度。国外对少数民族或移民的文化适应的早期研究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模式与其文化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即少数民族持有的同化与整合的模式与适应呈正相关，持有的分离与边缘的模式与适应呈负相关 。由此可见，同化与整合模式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分离模式不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整合模式是文化适应中最佳的文化认同，反映了接受新文化和保留原文化之间的一种平衡 。少数民族或移民通过学习主流社会的语言，利益和文化准则，以及参加一些共同的社会活动，可能会促进他们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紧密的关系，使自身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研究者发现上述的规律可能主要适用于社会适应，而对于个体的心理适应来说，不仅要接受和适应主流文化，还会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个体对这两种文化的认同和适应通常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心理学研究者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个体的心理适应与群体的适应模式有关，即若个体的文化适应模式与群体的文化适应模式不一致，则个体的文化认同与心理适应呈负相关，如果少数民族个体违背了群体的文化适应模式，那么这类个体将经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既得不到本民族的支持，也感到无法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心理上感到冲突与压力。

国内的文化变迁理论研究一直关注着少数民族在异质文化冲击下的不同状态和类型，以及影响各民族对异质文化进行有效适应的机制等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适应受内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影响，不同的民族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个性特点和适应模式，是各个不同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多民族国家中，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问题常常伴随着文化变迁而在少数民族成员或弱势群体成员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对少数民族成员而言，面对强大的主流文化，他们既想融入主流社会，又担心失去自己的母体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亟待解决。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多元的异质文化通过各种物质实体、社会关系和观念意识传播到居住在广大边疆和部分内地的少数民族群体中。直至今日，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不论其生存环境较为开放或封闭，都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受到异质文化如现代工业文化、新城镇文化等的冲击，这使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研究对我国仍具有现实意义。国外人类学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成果被译介到国内 ，而对一些特殊民族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问题，关注较多且调查较为深入的仍是国内研究者，还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与民族构建、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等问题都与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紧密相关，由此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如王希恩（1998） 、马戎（2012） 、金炳镐（2010） 、都永浩（2011） 、方铁（2006） 、张海洋（2006） 、关凯（2000） 、纳日碧力戈（2000） 等学者的研究。我国各民族、族群的文化适应是双向的，我国的文化适应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一是“一体多元、和衷共济”；二是“和而不同、相互尊重”；三是“相互适应、和谐发展” 。在人口跨区域流动、多元化教育开展以及生态移民、城镇化等因素影响下，少数民族学生和流动人口成为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人群。我国内地多所民族院校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高校十分关注和重视少数民族学生在求学与就业中的文化适应现状、特征、问题及对策等，如董莉（2020） 、金芳（2018） 、何志华和叶宏（2012） ^④ 、黄彩文和于爱华（2009） 、张劲梅（2008） 、任胜洪和张国强（2005） 等的研究。同时，近年来在生态移民和城镇化影响下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的文化适应问题，如邢俊利和葛新斌（2020） 、李尚旗和姚文静（2019） 、吴高杰（2017） 、吴似真（2017） 等的研究。

受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迁徙、迁居少数民族及其下一代的文化适应问题备受关注 。研究者从迁居少数民族的经济来源、生活方式、语言交流、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迁移者的一般适应过程为：第一阶段的文化震撼或抗拒，第二阶段的文化学习或模仿，第三阶段的文化吸收或整合 。而且，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入不同的地区后，遇到的适应问题也不尽相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的文化适应问题包括生活层面、经济层面以及心理层面的适应 。研究者据此提出了研究文化适应现象的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和制度维度的三维分析模式 。

除了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也值得研究。近年来，维吾尔族、藏族、彝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成为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较为关注的群体，研究涉及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婚姻家庭、民族关系与民族意识等多个方面 。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文化适应 、环境变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适应问题、文化变迁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问题等都有所论述 。从心理学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少数民族群体在面临文化差异时，常常会产生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确定感。因此，他们在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持和对新文化的融入上都可能会产生某些相应的变化，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困惑，导致茫然、不知所措，给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等带来了一些困难。探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背后的社会心理的内在结构和深层次原因也受到学者的关注 ，传统价值观、社会行为模式和生活态度在适应过程中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也会影响人们应付与适应心理问题的方式 。

在我国，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民族类别众多，除了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适应受到普遍关注外，在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变化影响下，少数民族所面临的文化适应问题仍未得到足够深入的探讨 。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文化适应问题不容忽视。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在逐渐调整自己的状态和模式，仅同一民族在文化适应的不同阶段，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文化适应态度和行为模式，因此，需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研究。现有对某一地区的某一民族的文化适应情况探讨较为详尽，并且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婚姻家庭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重要方面，从族际通婚现象探讨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差异性 ，散居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组建民族混合家庭时，在社会生活层面与其他民族发生频繁的互动 。笔者曾撰文描述云南蒙古族的族际通婚与社会境遇、民族关系的联系 。那么，族际通婚与文化适应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一议题，要从族际通婚相关研究中进一步挖掘。

四、云南蒙古族文化研究

就云南这一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来说，其不仅自然环境错综复杂，民族构成也丰富多样，适合深入开展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研究。但是，当前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在多民族杂居混居区，各民族的文化适应情况如何？他们从古至今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适应过程？他们之间的族际通婚怎样反映出文化适应的模式和阶段性特征？

目前，学术界对云南蒙古族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族源、民族特性展开，对其文化变迁的研究大多以概述为主，没有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及其文化适应研究的成果。在综合性历史研究成果中，如杜玉亭、陈吕范（1979） 、马世雯（2000） 的研究及一些内部资料（2004） 等从历史资料层面介绍了云南蒙古族的文化变迁。在实地调查资料中，内蒙古师范学院调查队编印的《云南蒙古族专辑》（1976），云南省编辑组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五）》中的《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社会经济生活和习俗》《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的习俗和口头文化》（1989） ，云南大学调查组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蒙古族（通海兴蒙乡）》（2001） 等对云南蒙古族文化变迁作了介绍，这些调查资料翔实、可靠。在实地调查资料中，对云南蒙古族民俗风情的介绍涉及了婚姻家庭的相关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还有很大的探讨和研究空间。

除此之外，专题研究主要有桑郁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从宗教、风俗、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对云南通海兴蒙乡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简单总结，并论述了其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通过对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得出有关文化变迁的特征和规律 。纳日碧力戈通过对云南通海蒙古族研究的梳理，讨论相关理论问题，指出历史、国家权力等因素对云南通海蒙古族认同的重要影响，更多关注民族认同的维系及其重新建构的过程 。在关于兴蒙乡蒙古族婚姻家庭方面的专题研究中，黄淳认为，云南蒙古族妇女在祭祖拜神等社区文化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渐显著 ；邓启耀对云南蒙古族女性的生活、劳作等方面的变迁做了研究 ；马京对兴蒙蒙古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与调整进行了描述和解释 ；等等。

综上所述，云南蒙古族是元朝迁入的少数民族，至今已在云南生活了七百多年。过去对入滇蒙古族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建筑学等学科，从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的视角对云南蒙古族的研究在国内外尚为欠缺。 ZeseKnosmlAcUSnXw/haGtDPXeScEN9D6zNQz4wSUkS0b8NebjmRksxtC2FcJh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