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族际通婚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重要视角，同时是深入研究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内容。

结合历史文献、人口发展、墓志和家谱等资料对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的历史进行考察，可知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的源头是在元朝蒙古军户落籍云南之时。在生产方式由游牧转变为渔猎、农耕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的其他民族杂居生活、交往学习，进而与之通婚；他们的姓氏与彝族、汉族姓氏相互结合，并使用特殊的“喀卓语”进行交流；他们以蒙古族小群体聚居在杞麓湖畔繁衍生息。随着朝代更迭、战争祸乱，在元朝覆灭、明朝统治的时期，通海蒙古族开始了苦难的生存，在战乱中四处逃亡、隐姓埋名。由于人口越来越少，通海蒙古族逐渐以族内通婚为主，族际通婚为辅。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并不是绝对禁止与外族通婚，但是蒙古族的族际通婚数量非常少。

笔者编制了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问卷，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对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和t检验等方法，从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婚姻状况等几个方面对通海蒙古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进行分层统计。然后，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族际通婚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性，用多元回归分析预测族际通婚的社会文化领域影响因素。

笔者从质性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的相关问题，主要通过个案访谈的方式，聚焦通海蒙古族对通婚和文化适应更多细节的描述，对通海蒙古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相关议题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探究，总结了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动态特征以及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的关系。

研究结论：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动态发展特征是：（1）族际通婚的演变受到社会历史、国家权力的重要影响；（2）对族际通婚的限制源于蒙古族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和民族共同心理；（3）族际通婚的增多是民族心态逐渐开放的表现，个体性因素逐渐超越整体性因素的影响；（4）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有传承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

本书综合历史研究、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结果，对通海蒙古族族际通婚与文化适应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文化适应对族际通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族际通婚并不能必然实现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文化适应。具体表现为：（1）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2）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3）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4）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但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要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本书基于理论及实证分析，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考与建议，一方面能促进各民族融入一个更大的公民社会，为政治领域的文化适应实践提供一条路径；另一方面可推动和加强各民族互嵌型社会秩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