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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即通过对劳动者进行各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总价值。所以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的主要手段，开展对劳动者的教育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舒尔茨对美国1929—1957年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教育投资是各种投资中效益最好的投资，且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长期性的。而劳动者工资的差别主要是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所以通过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减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异，减缓个人收入社会分配不平等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杨秀军（2006）认为，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一方面是物质资本不足，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落后。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提高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潘懋元（1990）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与发展的，同时又推动社会的发展，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教育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现状的影响，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许锋华（2016）指出，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发展之间有密切联系，体现在它集中反映了区域经济的特点上。职业教育正是为适应区域发展而设立，区域间经济面貌的特殊性是决定和规划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层次和类型的主要依据。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既不能脱离民族地区经济特征及其发展水平，也不能脱离区域职教自身的发展条件。杨舒媚（2016）对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区域经济的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同时区域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当其不能很好地为区域的产业服务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杨舒媚还建议职业教育的发展应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参照经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真实需求，调整学校的自身定位、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和目标等，使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更加符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与发展的需要，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将社会上存在的产品分为三类，依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56）的观点，第一类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私人物品；第二类是既具有“非排他性”又具有“非竞争性”的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第三类则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具有“排他性”或“竞争性”属性的物品，这类物品被称为准公共物品。
劳凯声（2002）教授认为“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受教育的权利属于全体公民。教育可以带来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职业院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还能为劳工提供在岗培训，为企业提供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能够提升国民基本的道德文化修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二是由于职业教育所能提供的受教育名额、师资、场地、设备等资源有限，学生需要负担一定的成本，这就使得职业教育具有着明显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意味着职业教育会同时受到“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的影响，因此只有多方参与，才能使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地发展。
比奈·阿尔弗雷德于1905年创造出“比奈-西蒙量表”用以对人类智力进行测量，但这一量表对于人类智力的测量更加偏重单一智能的测定。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1983）在其所著的《智力的结构：多元智能理论》中提出：“智力是在某种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来解决所遇到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某种产品所需要的能力。”这一创新性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不同的智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现阶段社会对于智能的关注多集中于“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而忽视了对于“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的培养。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导致对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不高，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而在中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多样化的人才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该理论重点强调了人的智能需要全面发展。而职业教育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理应受到公平对待、高度重视。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前部长安妮特·沙万女士曾明确表示：“职业教育绝非是为资质愚钝的学生准备的后备计划，职业教育面向所有天赋迥异的学生，它既适合所谓的能力较差学生学习的特殊道路，又是一条拔尖人才的培养之路。”当前中国正进入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期，云南省也在致力于发展本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的职业教育将会承担更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