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溪窑青花瓷器的发现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图 1—1）一书中指出，成熟的青花应具备三个要素：一、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二、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三、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云南青花大多以1250摄氏度左右高温烧成，坯泥中既含瓷土又含黏土，在陶瓷学术界一般称此类半瓷半陶的器物为“炻器”或“粗瓷”。从现存的古代云南青花实物可以看出，因含黏土成分较多加之淘洗不精，龙窑窑内温差较大，多有生烧，大部分胎质疏松呈灰黄、灰青色，体现了炻器的典型特征。出土器物中，有些胎质紧密细致，胎体白度、烧成温度和瓷化程度较高，透明釉洁净，青花发色湛蓝，完全达到了高品级瓷器的烧制要求，因此本书所提及的“云南青花”“云南青花瓷”皆指这类瓷器或炻器。此外，就工艺而论，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器物是采用先施透明釉后画青花再一次性烧成的可能性。

历史上，玉溪、建水、昆明、易门、大理、禄丰、曲靖、曲江、保山、文山、永胜等地都烧造过青花瓷器。上述各地烧造青花时代有早有晚，绘画有精有粗，而最早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是玉溪窑青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云南著名学者孙太初先生在发表于《考古通讯》上的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火葬墓》中提到邓川地区的古墓里发现一件青花玉壶春瓶，这是学术界首次提到云南青花瓷器的文献，但墓中只存有一件，产地又不明，所以并未引起关注。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葛季芳等人，在玉溪调查征集文物时，偶然听当地人说起发现过古代窑址，便做了进一步调查，在玉溪城东约2公里的红塔山旁瓦窑村附近发现“平窑”“上窑”和“古窑”三处古窑遗址，并于1962年2月在《考古》杂志上发表名为《云南玉溪发现古瓷窑址》的文章，使玉溪窑成为最先进入学术视野的云南古代制瓷遗址，确定了玉溪是除景德镇以外烧制元明青花瓷器的重要窑场。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国内外陶瓷专家的热切关注并受到极高评价。玉溪窑青花无论器体造型、绘画风格、青花发色都具有元末明初的风格，代表着历史上云南釉下彩绘瓷器烧制技艺的全面成熟和杰出水平。（图 1—2至图 1—4）

由于玉溪窑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1965年玉溪窑作为中国新发现宋元时期的古陶瓷，被冯先铭先生收入《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一文，并在《考古》上发表《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将云南玉溪与江西景德镇、浙江江山并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1980年，《考古》发表故宫博物院杨静荣先生的文章《元代玉溪窑青花鱼藻纹玉壶春瓶》，文中从绘画和艺术语言方面分析了1973年禄丰元代火葬墓出土，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玉壶春瓶。随后《中国通史》《中国陶瓷史》《新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瓷汇考》《中国古陶瓷鉴赏》《文物》《考古》等重要学术文献均有对玉溪窑的记载和著录。20世纪下半叶，玉溪窑出土瓷片在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博物馆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展出，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从此，玉溪窑作为云南古陶瓷的代表，进入中国历史名窑名录。（图1—5、1—6）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陆续在建水、禄丰、凤仪、祥云、昆明、曲靖、曲江、文山，以及四川会理等地发现古代青花烧造遗址，加之墓葬出土的云南青花瓷器数量日益增加，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云南青花的整体认识。

1982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杨大申发表文章《关于云南禄丰县元墓出土青花瓶的一点看法》，从窑址考察、残片比对、绘制笔法、装饰特征等方面指出“元代玉溪窑青花鱼藻纹玉壶春瓶”应为建水窑的产品。随后葛季芳、苏佛涛、徐国发等人又对建水窑进行考察，认为建水窑青花（图 1—7至图 1—9）的种类更为丰富，绘制更加精细，始烧时代应早于玉溪窑。然而，建水窑和玉溪窑青花无论胎色、器形、青花发色、青花画法、烧制方法上都十分相似，又因建水窑遗址破坏严重地层关系不明，至今未进行科学发掘，玉溪窑也仅发掘整理出一条窑址，现存出土的实物很难准确判定窑口的归属。因此，将玉溪窑、建水窑的青花瓷统一列为云南青花的代表类型进行讨论已广受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从清代、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某些地区仍然在烧造青花瓷器，但这类青花（图1—10、1—11）的工艺与风格已经受到清代景德镇青花的强烈影响，或者就是由迁徙到云南的景德镇窑工建窑所烧。这类器物的瓷化程度更高，胎质更加紧密，修坯精度和透明釉纯度接近同期景德镇民窑的产品，但绘画简单粗率，题材也只限于简单的花草纹和鱼纹，已经和元明时期云南青花的风格有了很大差异。我们可以将其认为是广义概念上的云南青花，但却不属于本书元明时期“云南青花”的研究范围。

关于云南青花的创烧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云南青花出现在元初，有的认为应出现在元末，成熟于明初，也有的学者认为云南青花的出现、鼎盛和衰落都在明代。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云南古代历史中朝代沿革与中原地区在时间上有很大差异。1255年元灭大理国在云南建立云南行省，而明平云南是在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如果与中原地区元代的存亡时间1271年至1368年相比较，云南属于元政权统治的时间则要前后多出30年。据出土实物和考古发掘推测，云南青花的烧制时间约为13世纪晚期至17世纪末，历时四百年左右。

元代的云南，曾被赛典赤·赡思丁祖孙三代长期治理，赡思丁是来自布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贵族。从他主政云南开始，云南各地相继迁入大批回族，伊斯兰教广为传播，赡思丁本人不仅是虔诚的穆斯林，还在云南大建清真寺。大建清真寺一定是基于穆斯林较多的缘故。在当年云南行省人口的民族构成中，回族应当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未必亲手制作青花，但其大量居留，长期生活，不会对当地的产品没有影响。云南回族颇多，官府设计每每侵染伊斯兰风，这是云南元青花与“至正型”元青花共同的文化背景，体现于作品，则集中在繁多的装饰带上。

艺术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的更替总不同步，新王朝建立初期，前朝的艺术风格和题材往往被延续，只有经历较长的时间，新王朝的审美风尚才会逐渐确立。工艺美术更是如此，在古代，百姓和贵族的生活风尚不一定并行，如有些官方明令禁止的，在民间仍广泛流传。云南地处边疆，历史文化的发展从来都落后于中原地区，以至于中原早已改朝换代，云南还在延续旧王朝的年号。云南被明军征服已迟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若按照中原历史朝代的划分，云南已经进入明代，但事实上云南人还在使用元、北元，甚至当地蒙古王自己的天元年号（1378年至1388年）。因此，云南陶瓷器的生产技术和风格仍然会延续元代的面貌。尽管学术界对云南青花的断代各持己见，争论颇多，但“云南省很多县出产钴料，在当时条件下玉溪窑就近取材的可能性比较大。云南省出土的青釉青花瓷器，其造型、纹饰都与景德镇元青花极为近似，这一方面反映了景德镇青花瓷器对云南地区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在云南大量出现的用于火葬的将军罐与“至正型”元青花罐极为类似，另外分层装饰带的构图形式也说明云南青花与景德镇元青花血缘般的关系，云南青花展示着元明时期中国青花的另一风貌。在青花绘画的方面，云南青花有着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它朴实深沉，又活泼自由，代表了自由、质朴、和谐的审美情趣，生动地反映了云南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情境。（图 1—12图至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