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丝绸之路既是以丝绸为媒介的经济贸易之路，也是宗教传播、民族迁徙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之路。
西南丝路的通行，始于对外贸易，发展于军事开拓，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繁荣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古道形成初期商品输出物主要是蜀地丝绸，交易终端远达欧洲，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认知的中国丝绸便是古蜀地的产品。除了丝绸，还有四川的筇杖、枸酱、铁器及哀牢的桐华布等。以此换回黄金、琉璃、犀角、象牙、海贝、宝石、翡翠等奇货。腾冲宝峰山核桃园1938年出土了汉代1000多枚五铢钱，见证了西南丝路的不断国际化，西汉初期铸造的铜钱与齿贝这种当时在印度及东南亚诸国通行的货币，一同成为古道商贸圈通用的等价交换物。
秦汉之际，随着官道的开辟和延伸，内贸日益活跃。据文献记载，关中和川、滇之间，“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往来于途，络绎不绝，把云南的牛马运入四川，把“川康丰厚之物资……贾于南中，与蛮夷贸易”，把四川的铁器和技术输入云南，加速了云南生产的发展。处于“迤西咽喉”的永昌，是西南丝绸古道的前沿接口和国际商贸中心，是我国西南进出口的物资集散地和国际贸易中心。从战国开始，巴、蜀、楚地商贾就沿着这条民间贸易商道，从滇辗转出缅甸、印度、波斯经商。东汉时哀牢内属，掸人归附，中外交往日趋繁盛，《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商业的兴盛催生了“极边第一城”腾冲这个国际贸易口岸，汉晋时期各国商人云集永昌、越赕（腾冲），在此交换黄金、宝石、琥珀、翡翠、孔雀、犀牛、象牙、蚕丝、绢布、水晶、琉璃、海贝等价值极高的商品，一些从中原、江浙派来做官的人，也攫取了巨额财富。《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说：永昌居民中，“有闽、濮、鸠、獠、票、越、猓濮、身毒之民”。由此可见随着永昌成为对外通商的重要城市，外国商贾侨民也就随之而来，其中许多人长期侨居此地经商。自唐代以来历朝历代，通过永昌道而进行交流的中外商贸绵延不断，近现代更为频繁和兴隆，交流的商品也更丰富。
清代，腾越、永昌的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腾越曾是中国对印、缅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据《腾越州志》记载：“时海运未通，国内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塞路衢。”清光绪《腾越厅志》记载：腾越因与缅甸相通，“向来珍异岔集，商贾之捆载前来者，福辏于道”。腾冲八保街，外地人又称它为“百宝街”，前人诗有“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赀来”之咏。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滇缅商务条约》规定：“自条约批准之日起，以六年为期，中国所出之货与制造之物，由旱道运入缅甸者，除盐之外，概不收税，英国制造之物和缅甸土产运出缅甸，由旱道赴中国，除米之外，概不收税；盐铁之税不得多于出入海口所收之税。”此后，英、印、缅货物即大量从腾越入境。为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二十八年（1902年），英中两国政府先后在腾越设立领事馆和腾越海关。当时，国内外的进出口商大都以腾越为据点开展对外贸易，进口以棉纱、百货、珠宝、玉石为主，还有大量鸦片，每年经海关验收的进口货值约关平银三四百万两；出口以黄丝、土产为主，年出口货值大约关平银一二百万两。光绪二十八年经海关检验入境的大宗货物最多时达100多种。出境的主要货物黄丝、石磺等主要销往缅甸、印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等地。
民国时期，腾冲对印、缅贸易继续发展，据海关统计，民国九至十八年，腾越关出口的商品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13.5%，进口额占全省进口总额的 17%。当时，腾越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号达 300 多家，印、缅及国内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腾越人的商号。每年秋收后，还有数千季节性小贩奔走于腾、缅、印之间，在腾越至八莫、腾越至密支那的道路上，常有上万匹骡马从事进出口商品运输。《腾冲县志》记载，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经腾越海关出口的商品共80多种，其中尤以黄丝出口最多，民国八至十二年（1919—1923年），黄丝出口货值占出口总值73.9%～94.8%。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西南运输处的上万辆卡车日夜不停抢运棉花、棉纱、布匹、染料、西药、百货、石油、五金器材等盟军支援的抗战物资，国内巨商大贾云集云南，昆明成为商品集散中心，保山成为转输要地。滇缅公路车水马龙，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西南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迁徙与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出过“民族走廊”这个概念，指的是地区的族群或族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沿着自然形成的线路如河流、山谷等，有规律、有组织地向另一个地区进行的群体性的流动和迁徙。而“藏彝走廊”则是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在西南地区形成的一条民族大通道。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徙络绎不绝。战国时，楚国为了巩固后方，便不断向云贵扩展，大约在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就派遣大将庄蹻率军驻今昆明、晋宁一带，用武力威胁当地各部落归顺楚国。恰好这时秦国又夺取了川黔地带，阻塞了庄蹻回归的道路，他只好率军留下，“变服从其俗”，定居下来，傍滇池立国，驻于今晋城附近。他们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促进了滇池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汉族向滇池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移居，也是中原与边疆在经济文化上交流的开始。《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古籍记载，战国时期秦国进入古蜀的时候，因畏秦之威有一定的羌人及附近的其他民族沿西南丝路南下的过程。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云南，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
西南丝绸之路全线开通后，汉朝为加强管理，在交通干道沿线设置邮亭、驿站，同时还从中原地区迁移人口实行“移民实边”和“屯田”垦殖。“移民实边”及“屯田”乃西汉王朝开发与巩固边疆的重要措施，始于汉文帝，初实施在北方与匈奴接壤地带的朔方、雁门、云中等郡。汉武帝开“西南夷”后原样照搬，扩大至新设置的西南诸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移民实边”，乃是国家组织实施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动，将稠密的内地人口迁至边疆地区，“乃募豪民田南方夷”“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如不韦县正是因徙秦相吕不韦子孙后人于此而得名。《蛮书》《云南简史》记载，唐代时为促进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行大规模种族迁徙，调整奴隶劳动，将较先进的滇中“白蛮”徙二十万户于永昌；较落后的滇东“鸟蛮”、滇北“磨蛮”、滇西“南蛮”一部分徙居滇池地区；又掳骠民（缅民）三千余配隶昆明，扩大阳苴咩城（南诏大理国国都）、拓东城（昆明）、永昌城等，公元 835 年，掳弥城（盈江盏西）人民三千，配缅甸丽水淘金；明朝时更有大规模的人民迁徙至永昌。民族的迁移打通了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客观上扩大了民族交融，促进了文化交流。
西南丝绸之路既是商道，又是佛教传播、文化交流之道。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青铜大立人、青铜器群、金杖、金面罩等，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金器、齿贝等，透露着源自南亚和近东的文化印迹。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祭柱习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同样，这些地区也有大量古蜀和云南文化因子存在，如印度发现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印度哈拉巴文明发现的大量束丝符号，其文化因子明显是源于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马来亚和马来族的竹王的神话传说，显然是源于时间较早的西南夷的信仰源，招魂、素梦等巫术，则与中国南方楚地的楚风文化的巫术同出一脉。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秦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龙的风俗。
古代山路崎岖，物资靠马帮运输。公元前三世纪初叶，随着古蜀丝绸商品等交换，佛像、佛经沿着“蜀身毒道”由马帮一步步驮进中国。古文献《后汉书·哀牢传》记载了哀牢人当时流行的一种葬礼形式为南亚佛教的葬礼，必定与西南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僧人亦有经西南丝路往印度求佛法的，唐代僧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就提到曾有二十余僧“从蜀川南出牂牁，往天竺得达”。
在这条丝路上，随着贸易的发展，文化交流也日益加强。掸国王东汉时三次遣使前往洛阳“奉国珍宝”。特别是第二次，安帝永宁元年（120年），不仅献乐，而且由所携罗马艺人表演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等幻术绝技，这是欧洲国家文艺使者访问中国的最早记载。
唐代进一步加强军事扩展和古道文化交流。唐扶植南诏政权统一“六诏”，“西开寻传”“刊木通道”“造舟为梁”，直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置丽水节度，由西南丝路印、缅传入的佛教达到顶峰。据耿德铭先生研究，唐代有三位印度高僧来保山传教。其一，摩伽陀。其到永昌、大理传播密宗佛教。《永昌府志》《腾越州志》《腾越厅志》和民国《腾冲县志》诸书记载，南诏赞普钟十六年（唐大历二年，767年）摩伽陀来腾冲西郊宝峰山结庐修行；诸书又记：“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栖于（腾冲城东南十二里处的）长洞山，阐瑜伽之教，演法秘密，祈求必应。”《云南辞典》载摩伽陀于“公元七世纪，由西印度至南诏传播密宗，开建五秘坛场，弘扬瑜伽法，在大理、鹤庆一带广招信徒，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人相继由西印度至南诏，被称为南诏七师”。其二，岁姕岛。方国瑜主编的《保山县志稿·宗教》说“保山佛教，由历史上考察，唐代大盛……其密宗传入，有……番僧岁姕岛，开凿卧佛寺石像，在唐开元四年”。《滇释记》、天启《滇志》卷十七载：岁姕岛法师于永昌开龙泉寺。开元间造永昌佛法身一丈六尺于灵岩山。其三，罗岷。《滇释记》载：“罗岷大师，天竺人也。永昌澜沧江西有山，高千丈，延袤四十里，师游历诸国后来滇，住锡此山。”《永昌志》亦记罗岷山“高千丈，延袤四十里，即澜沧江西岸也。相传蒙氏时有僧罗岷者自天竺来此，作戏舞术，石自江中飞入雾里”。另外，骠国信使，常入南诏朝贡，古代的骠国（缅甸）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曲多演释氏词。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骠国王雍羌遣王子舒难陀随南诏使臣入唐，使团的乐队在长安宫廷中表演骠国歌舞，轰动京城，白居易写下《骠国乐》记述此事：“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此后由云南重译进献其国乐，骠国乐成为唐代乐曲中的一部分。
南诏时曾派出几千人到成都“习孔子之书”，出现了“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的局面，受到了盛唐文化的熏陶，从此云南的汉文化、诗歌、礼乐、佛经得到较大发展。佛教在古道沿途都较盛行，尤其在文化发达的洱海地区、怒江流域，唐宋时达鼎盛时代，“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永昌道上，僧侣往来不息，有印度僧人游居作诗于保山卧佛寺；罗岷教演密宗于兰津之西而名罗岷山；赞陀屈多游居腾冲长洞山，“为宝峰寺开山始祖”（《腾冲县志》）。西南丝路千万里，宗教文化是它重要的文化底蕴之一，仅保山坝子周边，大小寺院就达20余座，多为佛、道、儒三教合一，如玉皇阁、光尊寺、梨花坞、卧佛寺等，历经风雨沧桑，遗存至今。
几百年间，一条古道商贾云集，财源滚滚，书写几度盛世繁华；数千年来，一条丝路僧侣往返，文化流淌，传承千古文明之火。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在发展的同时，赋予了保山大地文化灵魂，形成了千年的丝路文化底蕴。1993 年 1 月，保山城被评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