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背景

1970年，随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召开，“文化大革命”对于云南的影响渐渐减弱，各项事业开始慢慢回复正轨。

党中央为了推动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制订了1975年重新举办全运会的计划。

为备战这次全运会，云南竞走的先驱许万春开始兼任教练一职，广泛从各地州寻找、筛选合适的队员。云南竞走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壮大，从1个队员扩展到了1个教练7个队员。

——陈和林讲述

我们国家早期的竞走运动主要是在北京、黑龙江、安徽、辽宁、吉林、云南、山东、陕西、山西、江西这些省市及军队、北京体育学院这些单位开展，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冠军是黑龙江的李福德，1965年的第二届和1975年的第三届全运会冠军是北京队的杨其胜。

——许万春讲述

从1970年起，我们逐步恢复了训练，各项赛事也渐渐重新开办或新增，体工队的气象开始转变。

这期间，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食堂管理员。

老主任陈方说：“许万春你当运动员，破过全国纪录。你有成绩，知道运动员想吃什么，要么你当食堂管理员得了。”

我说：“好吧，你让我去我就去吧！”

我是团委副书记，也经常参加会议，跟体委领导一起研究体委的青年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搞好一行”。

练体育的人，性格就要坚忍不拔，要有自信心，还要能吃苦耐劳。

我当食堂管理员苦啊！不苦也可以，坐在办公室，让大师傅定出每一周的菜谱，然后采购员去采买。我是亲自去买新鲜的食材，自己开着车去周围的市场上买新鲜的肉、菜，有时还直接去地里拔。

虽然那时没有驾驶执照，但我也开车。有时体委有紧急事务，驾驶员生病了，领导就说：“许万春会开车，赶快喊他来。”小轿车、吉普车我都会开，我原来就是学汽修的，熟悉机械，对气缸、轮胎这些都比较熟悉。

当时全国其他地方都来学习云南运动员的伙食管理方法，云南运动员想吃什么可以自己点。我们中午还做糕点、饮料送到训练场，就是为了鼓励教练员、运动员。

当时，各地学习者还轮流上阵，一个省做一个菜，一个省做一种糕点，一个省做一种饮料。大家比拼，第一名还发个奖状。

这一个时期，开始从云南各地州招人充实竞走项目队伍。

从运动会上招人，如中学生运动会、省运动会、昆明市运动会。都是选拔有基础的人员，很多搞长跑的耐力好点的也会来练竞走，石明、彭亮、赵建军他们几个原来都是练中长跑的。

大多数选手还是来自运动队，很少直接去学校里选人，因为学生的起点太低了。那时候，再优秀的学生顶多能达到二级运动员资质。来我们这里，基本上训练几个月，就要达到一级甚至是健将级，甚至在全国拿奖牌。这里有个培养成本问题。

选上谁，直接发函就调来了，已经工作的就从工作单位调。沙应正就是已经工作的。他从昆明冶金工校毕业，已经在矿山当技术员了，然后才被调过来的。

但前提还是要人家喜欢才会来。他不喜欢，调来干什么？当技术员多好啊。要自己喜欢，再加上又是省一级单位来调，这样人家才会考虑。如果人家不喜欢这个项目，谁会放着好好的技术员不当，去当运动员。当运动员要吃多少苦流多少汗啊。

一开始我们就选了两三个队员，他们练了一阵就被送去比赛，后来基本上都被淘汰，又被送了回去，只有赵建军、沙应正他们这几个一直留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又招了几个，比如后来调到八一队的张江河。

到1973年，整个竞走队才算成规模。我一个人当教练，带着7个队员练，后来又来了一个队员。我也跟队员一起练。

1973年我们代表云南省去参加运动会。当时新招的队员刚开始练不久，水平还不行，但没有人参加运动会是不行的。

我只有又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到南京参加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我拿了第二名，也算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了个圆满的句号。我后来就再也没参加比赛了，而是专心带队员。

当教练带运动队，体工队要求你拿出目标来，比如这几个队员多少年要达到什么水平之类。当时是要求先要达到运动健将水平，然后在全国比赛中拿名次。这几个队员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说明你成功了；达不到这个目标，就说明你还要继续努力。

各个项目都有淘汰率，淘汰率过高说明这个教练员没有水平。你有8个队员，4个队员出了一点成绩，另4个被淘汰，淘汰率就是50％。我们的淘汰率一般在10％左右。这就看教练的水平了，水平越高淘汰率越低。

竞走队的目标定了，报到体工队，体工队再报到体委。上级会定时、不定时检查，所以我们不能乱吹牛。

训练场的墙上会写一些口号，鼓励队员，比如说全运会上要达到什么奋斗目标之类。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拿分，哪怕你拿1分，第8名也可以。

作为教练员、运动员，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个人目标。大家都想冲，就看哪个努力，哪个技术好，这样才能上一个台阶。

我和8名队员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有各方面的原因。

我们首先是通过比赛获得了一些成绩。虽不是太好，但在整个云南体工队中还算是拔尖的，也拿过全国冠军，也拿过国际比赛的第4名。有了一定的成绩，领导就比较看重。

我们这个队的成才率非常高，后来基本都在各项比赛中名列前茅，再后来各自还有发展，比如赵建军就当了省体育局副局长。

那时候我也会带着队员去冶金工校训练，在田径场绕几圈。沙应正是冶金工校的吴鉴奎老师推荐的。我们训练时，他们的队员也在那里练。我当时看沙应正条件不错，就叫他来体工队集训。

集训队的训练时间，跟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差不多。

每天要早操。而身体素质训练，基本上早中晚都有，但上午以身体素质训练为主。

有时候，早操20多公里，有时候10多公里，多的时候呈贡龙街来回一趟40多公里。

一天总量50多公里是经常的，不算啥。早晚分配，早上20多公里，下午20多公里。

有时也会安排早操，就是从昆明直接走到温泉，然后洗个澡，吃吃饭，睡个午觉，坐车回来。

运动后必须要认真做身体肌肉放松训练。如果不放松，下一堂训练课就动不了，肌肉都是僵硬的。条件好点的有队内医生，会有医务监督。没有医务监督，就由教练员亲自为运动员放松。其实我们的按摩手法还是挺好的，要按摩大腿、小腿；竞走特别要按摩小腿，包含腱鞘肌、腰肌。

运动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规定的作息时间。队员每天要睡午觉，晚上10点钟要熄灯睡觉。我每天都要去查寝。特别是，我要求运动员不能在外面吃东西。

教练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训练时我都和他们一起练。

当时的8个队员当中，只有牟少华是学生，业余时间来这里训练。我给他看看技术问题，然后吃一顿饭他就回去了。

训练过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吹牛。工作时间就认真工作，效果到底怎么样，一训练、一比赛就可以看出来。

有位队员，一次训练时穿了长裤。“你不脱裤子，我就不让你练”，我说，“你穿着裤子，怎么看你的技术，怎么给你纠正，必须脱！”我就一直陪他站着，直到他换装为止。被这样弄了一次后，他就不敢再穿长裤训练了。

有的运动员属于比赛紧张型。平时训练成绩比谁都好，技术也可以，就是一到比赛就睡不着觉。

长距离项目对心理的要求其实也特别高，睡眠、情绪、紧张程度，对长距离项目都有影响。有的运动员平时不紧张，一到比赛就兴奋，这就是好运动员。所以说十个人不可能十个人都出好成绩，往往只有一两个。运动员的神经系统、训练水平、意志力都要好，基本运动技能如速度、耐力才能发挥得好。就像长跑的钟焕娣，跑步动作不怎么好，但就是耐力好，吃得苦，所以成绩就上去了，世界比赛都能拿前几名。

拿竞走来说，天生的条件除了基础的耐力好、心肺功能好外，就是站着的时候膝关节最好有点反关节，要稍微弯一点点，弯太多了会伤关节。其他都是后来练的。

心理素质却很难改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奇怪了，有的运动员一紧张就走不下来，动作僵硬，发不出力，越走越慢。

为了备战第三届全运会，竞走队到各地州市选拔优秀种子选手加以训练。在许万春教练的精心培养下，这些年轻人进步迅速，经受住了高强度训练的考验，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

——康林讲述

我是1972年入队的。

我代表西双版纳队参加了云南省田径运动会，大概是第7届。比赛后，我被调到云南省体委，到田径队练中长跑。那时还没有竞走队，就只有田径队。

后来看见许万春教练在练竞走，就在田径场上，当时我们也在那里训练，看他走，我也跟他学。他看了我的条件，觉得还可以。因为他是一个人练，他就跟我的中长跑教练刀光益建议，让我改项目。刀教练于是就和我说：“明天以后你就跟着许万春训练了，你不弄这个中长跑，改为竞走了。”我就这样改项目了。

当时我觉得竞走很稀奇，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一样，没怎么听说过，就这么走，我觉得好像也不难。

——彭亮讲述

我以前在文山体校是打篮球的，15岁就到了文山篮球队。后来我无意当中进了田径队，从事竞走。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举办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云南省则是第一次由教育厅、省体委联合举办省中学生运动会，每个地州都要出代表队。

我是打篮球的，但水平不行，跑步还可以。参加州选拔赛时，我跑1500米，跑了第2名。州代表队刚好要招两人，1500米第一二名就都被选进去了。

进去了一个月，一直强练，然后那个第一名就跑不过我了。后来，我就在云南省中学生运动会3000米比赛中跑了第3名，石明拿了第5名。他代表临沧，我代表文山。

在长跑运动员中，我和石明个子都很高。那个时候我们十五六岁，一米七几的个子。好苗子都被长跑队要走了，我跟石明两个人刚好高不成低不就。我觉得自己第3名估计选不中了，就准备跟着队伍回文山。

都要坐车准备走了，我们的教练来跟我讲：“彭亮，你过来。”我就问：“怎么了，教练？”他说：“让你去走竞走，你去不去？”

说一句心里话，我怎么可能不想去，做梦都想！回去就只能当知青，谁会不想去呢？

记得是2月的某一天，我到了体工队，接待人员指着沙应正说：“这是跟你们一起的，这也是你们的队员。”

沙应正1972年12月来的。他个子高，180厘米左右，练过竞走，有基础。

他当时已经23岁了。我是1956年的，石明是1955年的，沙是1949年的，他大了我们六七岁。他已经工作了，属于调动；我们是学生，属于转正。

第二天早上6点，电铃响了。以前也没经过这种训练，都是教练来喊我们才起床。沙应正来喊我们两人起床，说，“走，去训练”。

一下楼就见到了许万春教练，以前都没见过。许教练说：“你们是新来的吗？小沙昨天晚上有没有招呼你们？”沙应正说：“招呼了，床都铺好了，给他们安排好了。”

然后许教练就带着我们沿金汁河跑，刚好8.5公里。

跑步能力，我是比他们强的，我本来就是练长跑的。我在后面很轻松地跟着他们跑。虽然沙应正比我们提前来了两个月，但他在易门矿山也不可能有良好的训练。我们虽然还是少年，但一直在练。

头一天进运动员餐厅，感觉伙食真是太好了！

云南体工大队的伙食在全国是办得很好、很有名的，有现烤的面包、蛋糕和各种各样的食物，很丰富。

好些东西见都没见过！以前很少喝牛奶吃面包，奶油更是听都没听说过。

我心里就想：“哇！这里伙食好，要好好地练，今天既然来了就不能再回去了。”

来了两个多月以后，我基本上就走在前三了，两个多月就达到了一级运动员水平。当时比赛只有到一级才能上。

为什么这批人要抓紧练呢？主要是要去参加1975年的全运会。我们竞走队当时只有7个人，按照岁数来排是沙应正、石明、我、张寿、康林、赵建军、牟少华。

当时整个云南田径代表团只给了25个人的名额。

每个省的名额不一样，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的肯定多，四川的也比云南多。

只要觉得项目成绩好就可以报名，每个教练都想报自己的队员。

那时候竞走水平太低了，国家一级运动员10公里的达标成绩就是47分钟。现在，让女生去走都可以。

当时我们的领队杨必育组织教练开会定名额时，每个人都在争，争跳高、跳远、长跑、短跑，竞走的当然也要争。许教练当然很顾队员，一个都不落下。许教练说：“我7个都要报。”杨领队说：“7个？三七二十一，你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他项目怎么办？”杨领队不同意。

要报项目、报名额的话就要测验，测验7个人是否都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长跑是我们云南的主要项目，长跑去了十来个人；投掷的去了两个；女子跳高达到一个，男子跳高一个都没有；跳远达到两个，李晓华和王静。其他项目就基本上没有了。全运会云南田径代表队，竞走就占了7个！

1973年，全国田径运动会少年组比赛在兰州举办，我拿了第一。

当时的成绩水平相当低，现在看就像中学生的；全国记录就是10公里45分多一点。你想想，全国记录不好破吗？

20公里项目是到了1977年才增加的，到了1980年才有了50公里项目。

1973年下半年，在长沙举办的全国田径运动会上，我还是少年就参加了成年组的比赛。当时竞走只有10公里项目，沙应正得了第3名，我拿了第6名。我们队其他没达标的也去了，但只是参观，没有参加比赛。

沙应正是小步走，频率快；我是大步走，频率慢。但是在裁判面前我就很吃亏了。当时有位裁判就盯着我，我经常被罚。

实实在在地说，我能力是强，就是动作相对差一些。如果放开体力去干，裁判不限制我的话，我拿好成绩没有问题。

1974年，我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田径运动会，获得了第4名。当时只有沙应正和我两人有正式比赛资格，其他的都没达标，因为他们还属于少年阶段。虽然我也是属于少年阶段，不过之前拿了名次。

——牟少华讲述

我1957年出生于浙江建德。9岁时，姐弟4人随父母支边来到昆明。

我1970年小学毕业，进了昆明第十五中学。初中的时候，自己比较喜欢体育，能力还算比较全面，特别喜欢跑步，还踢足球，也爱打篮球，是篮球队校队的成员。

到了中学，学校经常组织运动会，比赛项目一般来讲就是800米、1500米跑步，我基本上都能拿冠军。

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了，很多东西都在逐渐恢复。当时，云南省要开青少年运动会，昆明市就要选拔运动员。吴鉴奎教练可能听人介绍，就到昆明十五中来看我。看了觉得不错，就让我到昆明市青少年队去参加集训。

吴鉴奎是老一辈竞走运动员，跟许万春同一批，可能年纪还大一点。他走的是50公里。那时候他是冶金工校的老师，后来抽调到省体委。在省队系统里面，他是最早的一位竞走专业教练，也是沙应正的启蒙老师。

我们算是第一拨队员。不过在我之前，康林是第一个，之后是沙应正，然后是冯勇，还有张加虎。冯勇比沙应正的年纪还大，在这里练了一年，吃不了苦，再加上他在新疆找了个媳妇，就走了。

1973年，彭亮、石明陆续进队了，然后是我，之后是赵建军、张寿、孙荔安、梁建昆。

刚进去就开始一个集训周期。当时我们在昆明市体委集训，吃住集中，就是在小西门的原来昆明师范专科学校这个地方，那时候是昆明某中学。

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竞走，才正式开始竞走训练。

训练要贯彻“三从一大”原则，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方式其实都是学苏联的，然后自己摸索，摸着石头过河。

到1973年3月份，我参加了昆明市中学生运动会，成绩也不算很突出。期间被许万春教练发现了。

1973年5月，我们正式进队，运动员生涯就算是开始了。

大家同吃同住。跟一般人的生活来比，应该讲条件比较好，1个月45元的伙食费。那个时候，普通人1个月只有半斤或者一斤肉票，一般工人月工资就三四十元。

运动员宿舍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叫红楼，就在东风路的旁边，现在位于地铁站出口处。所有运动员都住在那栋楼里面，吃饭就在红楼对面的运动员餐厅。

大家都比较自觉，该几点钟睡觉就睡觉，晚上也有教练员值班。内务自己管理。

1974年5月，我们到兰州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

那个时候，比赛体制跟苏联很相似。运动训练周期，也是根据苏联的办法来安排的，一年分为两个周期，冬训完了是春训，春训完了就是春季比赛；接着夏训，夏训完了就秋季比赛。秋季比赛后是调整期，调整期完了又开始了新的一个周期。

这次比赛是全国分区赛。那也是我作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一次比赛。

结果喜忧参半，对我以后的发展确实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对教练来讲，我是一个让他爱恨交加的运动员，丢了是块肉，拿着呢是块骨头。

我曾获得了昆明市青少年中长跑冠军，中长跑能力特强。那次比赛，青少年组的竞走只有一个项目——5公里，我就报名参加了中长跑3000米的比赛。那时候的竞走训练，走跑可能各占一半。比赛中，我跑得真好，好像是第4名。能在他们中长跑专业的人群里取得这样的成绩，把他们气死，我特别高兴。

回到宾馆，那是兰州市政府接待外宾用的最好的宾馆。那时候我们国家向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是大米和苞谷面，组委会专门从部队调了备用的军用粮食和白面给我们。

想着明天要走5公里了，该好好放松一下，我就去把澡盆的水放满，水烫烫的人就躺下去了。没想到，起来后整个人都是软的，这是我们当运动员的最大忌讳。

人都软了，第二天走5公里的时候人全身发软，根本没法走。

但是当时的教练还有师兄弟们，认为我是太骄傲了，或者获得好成绩太兴奋、太紧张了，所以没休息好，心理上出了问题。当时我挺难过的，因为别人说我比赛失利是心理出了问题。

——赵建军讲述

我是1974年直接入选省集训队的。

我当时是他们说的“风吹得倒”，1米75的个子，体重才有51、52公斤。

当时我在的学校参加运动会，为1974年省运会做准备。人家都看我弱不禁风，所以一开始我都没报名。班上的男同学都报了100米、200米，最长的报了400米，其他还有跳高、跳远、铅球那些不累的项目。他的全部报完名后问我：“你不报一个？”我说：“轻松的都被你们报了。”“哎呀，还有800米，你报啊！”我说：“800米那么累，你们还让我报。”这帮人就撺掇我报，我报了以后又开始打击我：“你不像跑800米的，看看这个体质，风都吹得倒”，“你知不知道800米跑多少圈？”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跑两圈。”

比赛那天特别逗，枪一响，学生知道什么啊，好玩啊，一窝蜂都跑出去了。我天生就有这个意识，就想，不信你们跑得下来。我就跑在差不多倒数第一的位置，然后一点点慢慢超。

最后还剩50米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我前面。那个人是个农村孩子，天天跑步上学。老师、学生都在一旁起哄，“再弄就冠军了。”那时我累得受不了，心里想：“你们上来跑跑试试？”

那天再多20米，前面的那个同学真的就会被我超过。他刚刚过线，我也跟着过线。他也跑不动了。

下来大家都奇怪，我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还挺能跑。

就那一次，后来成立田径队我就被点名招进去了。进去才练了没两天，那个老师也没见过竞走，就说：“我看过这个项目，你腿那么长，竞走你肯定占便宜。”当时谁都不知道竞走是咋回事，弄了本苏联的教科书来看，就为了看竞走动作。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么练的。

——孙荔安讲述

我1961年生。也是偶然，一开始是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平时能跑能跳的那几个人就报名了，比赛还行，就被选进校队了，然后我们就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比赛。之后我们进了昆明市少体校，许文斌教练带我们。1977年我被选入省体工队。就那么一点一点，我走上了这条路。

197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年。当时我姐先毕业。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家长可以去写证明材料，两个留下一个。我妈说姐姐是女孩儿，不要去太艰苦的地方，男孩儿苦点就苦点。所以当时我就选择当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不用下乡，而且不管怎么着也是一份工作，可以挣工资。

那时候云南竞走在全国不算拔尖，我当运动员的最好名次是全国比赛第5名。

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我在全国比赛也不差，能拿前6名、前3名，但是还有突破的空间。

1978年开始，辽宁的王魁做教练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们队员的进步迅速。我去跟他们聊天，了解到他们的运动量很大，我们则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之后，我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训练思路。

当时与别人的差距，第一是运动量太少，第二是专项的身体训练几乎没有。跟别人比，我们就吃亏在后程，前半程不差。我们那时候像赵建军、彭亮等几位队员，比赛能力特别强，比赛的时候都能发挥出来，比赛水平都比训练水平高，但训练水平限制了我们比赛的最终结果。

1983年，我退役了，当时我22岁。退役之后，我就想当教练，也明确和许万春教练说了我的想法。许指导当时对我说，当教练压力很大，咱们云南竞走的成绩也不算特别突出。我跟他说，给我4年时间，出不来成绩，我连体委都不留，直接走人。就这样，我走上了教练岗位。 9yXVP1uDx8LpFjmTGHxu5eEEeJapjTGD1DdD4yR77b7QEzVKyWZXuvcCTZym/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