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7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运动队物质条件有限，包括交通、食宿等，比赛机会也比较缺乏，除了全运会，主要就是一些分区赛、锦标赛等；加上教练的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难免有些训练上的安排失误，这对运动员的水平发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运动员可能辛辛苦苦苦练一年，正式比赛时却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这些无不考验着运动员的耐受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与此同时，云南作为高原地区发展耐力项目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这一优势也渐渐为教练员、运动员所认识，由此成为云南体育的一大亮点。
——许万春讲述
举国体制——举国发展竞技体育，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了。
为迎接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各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体育强项积极备战。经济好的大省，所有比赛项目都在准备；经济差的，只准备一两个、两三个项目。比如说云南主要发展什么，省里对体委有要求，体委对我们又有要求，看哪个项目达到了参赛水平，达到了就要准备参加。
不过，我们对高原优势当时就有认识了。云南的长跑运动员出去比赛一般成绩都比较好。我们在高原缺氧状态下能够达到的成绩，到平原地区一般都可以再提高。
例如坐火车去参加比赛，头一天从高原走，第二天刚好到平原，就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优势在。运动量安排好，同时在走之前，把大周期调节好，让身体处在比较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天到比赛地休整一下，第二天、第三天开始比赛是最好的。平时走一圈400米1分40秒就会累，在北京走还可以加快，可以到1分30秒。一周以内，高原优势可以保持，过了一周以后，就不行了。
高原地区发展耐力项目有利，所以云南的田径项目就以耐力为主，其他项目如短跑、跳高、投掷、撑杆跳、跨栏就相对弱，有些项目慢慢就被取消了，一段时间后就只剩了长跑、马拉松等，如女子长跑、男子长跑，女子中跑、男子中跑，然后就是竞走。
长跑项目就体现得很明显。云南长跑队员一出去比赛，一般成绩都比较好。这虽与人才有关系，但与高原地理优势更有关系。为什么国家好多耐力项目都跑到云南来冬训，就是这个原因。
——彭亮讲述
你差我差大家都差，你穷我穷大家都穷，那时候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
应该说，云南当时的条件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全国80％的竞走训练都在云南，而且许万春教练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国家竞走队领队。许教练受到全国各个队的尊重，也在于他尽心招待了各省外集训队。当时省体育招待所一般订不到房，但只要他说一声，人家就会把房间留着。
黑龙江、吉林、北京、安徽、山东、江西、贵州的运动队全在云南冬训，这些队的冬训基本上都是交给许教练管理，安徽、江西、贵州的队干脆就直接交给许教练，对许教练说“跟着你们去练就行了”，不管是爬西山、走海埂，不管是跑机场、跑呼马山，都是这样。
——冯玫讲述
这和云南的高原特点有关。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很多条件好点的省外运动队都来云南训练，来专门做高原训练。
高原训练有一个好处，如果适应了高原训练，再下到平原地区，按我们的话来说，走路就可以飘着走了，一点都不累。情况确实是这样。
我们那时候去比赛，按现在的话来说是条件不同，开始是坐火车过去，后面改为坐飞机了。比起前面的老运动员，我们现在的训练、比赛条件已经算是好得太多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比如今天正式比赛，那么坐火车的话提前四五天就要出发了。那时候火车很慢，到上海比赛要三夜两天。
后面改为坐飞机后，我一般是提前一天，一大早就飞过去。到了以后，下午到现场走个四五千米，适应场地，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比赛。
长期的高原训练，让我们有一种负重的感觉。但这种现象到平原后一到两天会自行消失，所以一般第二天就比赛的话会感觉非常轻松，不会觉得呼吸接不上来，这是比较大的优势。
高原优势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全国最大的两个高原训练基地是云南和青海。
——许万春讲述
运动员自己晚上偷偷加练，我不提倡。其实只要白天把每一堂课练完就够了，训练量就不算小了；早上练20公里，下午练20公里，一天就40公里了。
休息不好，反而影响训练质量，太累了等于没有练一样。
每次练完，教练要帮他们按摩，有时候还要陪着他们练。后来走不动了，我就改骑自行车。再后来，自行车也不骑了，因为骑车在前面，照顾不到后面的人；跟着后面的人，前面的又顾不上，记不到时间。我后来就配了辆摩托车，问题才勉强解决。一开始我骑两轮摩托，后来改骑三轮摩托陪着他们。
拉练一般是在冬训的时候，不是说平时都拉练。冬训要上量了，上运动量就得采取拉练方式。在公路上没有那么死板，在田径场上走会走晕。走100圈你说头晕不晕？所以拉练就得去公路上走。
有一次是竞走和女中跑一起练，女中跑教练叫我带着队，我就和女中跑队员一起跑；她们跑30公里，我也跑30公里。
竞走队员先走出去，我们在后面跑，去追他们，有大客车跟在我们后面。跑完了，她们就上车，然后我又跟着竞走队员走。客车常跑到竞走队伍前面，怕前面出问题。走在后面的就不管了，后面的就只能跟上来，跟不上的话就没有车坐，所以被逼着走。
到了目的地以后，中午休息一般就是在山上睡睡觉。
冬训开始的时候适合去拉练，到后来再慢慢恢复场地训练。昆明周围的山，什么呼马山、金殿后山，我们全都绕过来了，全跑遍了。
竞走训练、比赛的时候运动员会反胃，一反胃就会吐血，吐的血是咖啡色的。
像沙应正在保定比赛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一边吐血一边走，最后一圈还是一边走一边吐，吐出来的全部是黄色的，黄疸水都吐出来了。那个时候训练不像现在这样，现在饮食各方面都比较注意了。
那天我看全国竞走奥运模拟赛，两个女运动员走得相当不错，技术也好，耐力也好，最后一圈冲刺时，她的成绩我估计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说明训练是主要的。但是人的承受能力，包括耐力、艰苦奋斗的精神却缺一不可。耐力好，意志品质不好也不行；意志品质好，没有耐力也不行。
——牟少华讲述
1974年比赛完之后我们又进入了冬训。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举办全运会，1965年的第二届与1975年的第三届之间隔了10年。作为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来说，隔了10年才参加一届全运会，多不容易啊！现在奥运会4年一届，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参加几届？
那时候出门比赛就是坐绿皮火车，按云南人的说法就是坐“青蛙皮”。那时机车的车头是蒸汽机。
火车一进山洞，煤烟就呛过来了。从昆明到北京要60个小时，三个晚上两个白天。
那一年整个冬训比较正常，然后我们就去参加比赛了。但我的心态、我的心理确确实实一直没调整过来，赛前会紧张。这可能是人的性格决定的吧。
当时只知道好好练、拼命练，贯彻“三从一大”原则，确确实实不会调整。实事求是地讲，我不太具备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潜质，不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控。
那时候我的成绩已经达到了全国比较高的水平，在昆明还可以，在保定的预赛也一般。
全运会是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在北京。那是政治挂帅的一场运动会，但作为运动员来讲还是要争取好成绩。
那个时候，教练员对我们，特别对我，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的训练成绩特别好。按现在的说法，我成了一个队的大熊猫，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但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科学训练，练得比较狠。我自己加量，晚上加量，加力量练习。
但到了比赛时我反而不行了。
那时真是不懂，大赛之前竞技状态如何调整方面的知识确确实实不懂。
1976年上半年的全国分区赛，在成都温江。
从昆明到成都要20多个小时，火车随时要钻山洞。睡觉的时候自己没注意，天气热，就吹电风扇，结果肚子受凉了，上吐下泻的。我猜想自己大概是受凉中暑了，就喝了藿香正气水，一口气喝了两瓶，想赶快好。后来稍微缓解了些。
到比赛时我的状态还是不行，成绩很不好。
完了之后，我又接着去北京比赛。准备出发前刚好碰上毛主席逝世，我们都没有休息好，相当于是熬了两夜。
到要出发时，整队人只买到两张卧铺票，其余都是硬座。我们只有轮着睡，或者自己找铺，反正卧铺没人就爬上去睡，有人来了就让开。
原来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练就这样那样，两天不练又怎么样，三天不练就回到原地了。出发后，每到一个大站，我们都要活动，都要练，比如拉伸、慢跑，或者在火车上做一些力量练习。大家好像都不愿意彻底休息。
想起1975年参加全运会的失败经验，我就不练了。除了起来吃饭，我有时间就睡。就这样在火车上到处混着睡，睡了两三天，睡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我们住在西郊宾馆，那是国家用于外事接待的宾馆。我们就在那儿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自己这次身体状况比较好。结果，比赛时确确实实达到了我第一个时期的顶峰——第4名，且破了全国纪录。
破全国纪录，应该是我们云南竞走队从1973年到1976年这几年当中的第一次，我觉得比较值得骄傲，教练员也挺高兴的。
回来以后，我自己开始总结，教练也这样讲，“你要总结”。我就觉得自己长大了，18岁了，需要去思考一些东西。
我当时就想，这次成绩比较好的关键是比赛前竞技状态的调整，这确确实实很有关系。
那个时候里里外外的压力造成了一种状况就是，赛前只能训练，否则就不能比赛。
成绩出不来，老觉得是自己的队员思想有问题，其实不是。
后来当教练多年，自己总结后才知道责任不能全赖在运动员身上，这是双方的事。很多奥运会冠军都有这种经历，比赛头一天晚上甚至头三天都睡不着觉，都会紧张。大赛前适当的紧张是正常的。一个优秀的教练员，除了训练量的控制，关键就在比赛的那一天能不能把运动员的状态调整出来。
那时的训练就是贯彻“三从一大”。大家都在摸索中，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科学的训练体系，基本就是冬训、春训，然后比赛。主要的专项训练，就是长跑、长距离走，然后平常做点力量练习，做点腰腹肌身体素质练习。
那时我终于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教练员，应该什么时候让运动员放松。
平时我能练，成绩也不错，但教练员带8个队员，他不可能制定8份计划，只能以某一个训练比较好的队员为目标，制订针对他的计划，就盯着他练，其他人就跟着，后面再做一点调整。而那位被天天盯着练的，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
1977年的冬训，我的脚受伤了，只要在野外走，绝对走不到前面，只能在后面连走带跑，跟着。那时候，赵建军特别厉害，教练天天盯着他，骑自行车也盯着他。
1978年，我们到杭州比赛。赛前两天，我感觉赵建军这次状态不行，因为第一他的心态有问题，第二教练盯得太紧，第三赛前最后一堂训练课的强度太大。
但我的状态不错，虽然脚不行，得靠打针来缓解肌肉疲劳。另外，我准备活动做得特别长，有3公里多。
比赛枪一响，我跟在赵建军后面，走了10圈后，他已经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我摸摸自己，连汗都没出。我猜想20圈以后估计他就不行了。
最后，我的成绩最好，第4名，达到了国家运动健将成绩水平。在这之前，我们几个中彭亮第一个拿到国家运动健将称号。那时候我们这几位一起被叫作“八大金刚”。当时大家都在说，谁达到一级、健将了，谁就请客。
第二天是绕西湖比赛。那是国家队选拔赛，教练看我有希望，也穿着短裤陪我走。结果我拿了第2名，入选了国家队。
后来因为脚伤，我没去参加国家队集训。
1980年5月在合肥比赛时，天气特别的冷，还下大雪。公路上没法比赛，场地上也没法比，到处都是雪。最后我们移到了飞机场的跑道上比。当时天真冷啊，只有5度，所以我们确实比得不太好。
加上腿伤的影响，5月份回来以后我就想不练了，只有下队了。
——彭亮讲述
沙应正从全运会保定预赛回来就病倒了，胃出血，住院将近一年，还去北京三院做胃镜检查。那时的胃镜检查你想想是什么水平！
后来把他分到训练科，身份还是运动员。
1976年是全国田径运动会。当时不叫全国田径运动会了，改成“向工农兵汇报表演田径运动会”。那年刚好是“四人帮”倒台，碰上发大水，恰恰唐山又地震，我以为这个运动会开不成了。结果，换了个名称运动会还是办了。当时沙应正、石明已离开了队伍，参赛的其他5个人中，我、赵建军、牟少华、康林都破了10公里全国纪录。
1976年以后，好几个队员基本上都不想练了，也练不出来了。到最后，就剩下我跟赵建军。许万春教练开始重新找人，因为人不够。
1977年昭通有个运动会，把竞走列入了比赛项目。比赛完了就选了孙荔安、梁建昆和崔永刚入队。1978年以后，我和赵建军一直在练。
1978年开始重新确定国家运动健将标准，以前我们的那些成绩都作废了。当时评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运动健将，云南有三个人，射击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另一个就是我。
那年，我们参加了武汉举办的全国田径运动会、中法友谊赛，还请了法国运动员来交流。赵建军那次全运会好像是第6名，我是第3名。我就是在这个时期中破了全国纪录，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成绩的。
1980年初田径队新建了一个竞走二组。那时我和赵建军还在当运动员，沙应正退役后在训练科工作，大队就安排他担任这个组的教练员，当时他带陈和林、于毅生、曾和平3人训练。1982年中国开始有了女子竞走项目，为了不落后于其他省市，组织上安排沙应正招收女队员，第一批有女运动员冯玫、余兰等几人。
1983年，云南成立了体育训练总队，许万春教练被选为副总队长，分管后勤，竞走男队就交给了刚刚退役的孙荔安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