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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花灯的音乐是云南花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云南花灯音乐的结构属于曲牌连缀体。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收集到的花灯音乐曲调共有1000支左右。当然，这些曲调中，有些是一曲多名，也有的是多曲同名。
花灯曲调的名称相当复杂，有的按舞蹈的动作定名，如走板、跑谱、比脚步等。有的按乐器在伴奏上的特点定名，如反宫阳调、正宫阳调、尺调等。有的按曲调的来源定名，如川北调、东川采茶等。有的按唱词的内容定名，如蛤骥调、小雀调等。有的按剧目名称定名，如绣荷包等。有的同一名称的曲调，实际是不同的几支，如“崴莲”就有两首，“绣香袋”就要注明是哪个地区的绣香袋。花灯曲调名称的复杂，反映了花灯音乐吸收面很广，特别是对民歌小调吸收得广，这也反映了花灯音乐还处在正向戏剧化的音乐发展的征途中。
在历史发展中，花灯音乐也在不断变化，虽然云南省各地花灯音乐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花灯音乐的戏剧化。花灯音乐来源于民歌小调，后来变为歌舞音乐或说唱音乐，再后来成为戏剧音乐。花灯音乐也有少数民歌小调，没有经过其他演变形式，是直接戏剧化的。花灯音乐的戏剧化，在历史上以渐变形式出现，其突变形式是在云南花灯中“新灯”出现的时期。所谓“新灯”，其主要的内涵就有花灯的戏剧化，包括花灯音乐的戏剧化。花灯的戏剧化还表现在花灯音乐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的发展，也表现于花灯的演唱与演奏上的变化。《走板》《道情》《五里塘》《全十字》《虞美情》被称为花灯音乐戏剧化的先行者，其特点就是把其音乐元素扩展为叙事性和抒情性的，能表现戏剧人物喜怒哀乐情绪的功能性曲调。二是花灯音乐的地域化。花灯、花灯音乐传入云南，有些是先传到昆明然后再传到各州县。云南各地的花灯音乐，有些是由昆明传入的，有些却是由外省直接传入的。不管是哪种传播途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花灯音乐与当地的语言、音乐相结合，并不断变化发展，它的变化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如昆明花灯音乐，其唱腔可分为明清小曲、小调、杂调三个部分，其中明清小曲的运用最为典型；又如云南红河地区的花灯音乐，其地域化主要表现在音乐的彝族化，《补缸调》中的旋律中反复出现彝族民歌“海菜腔”；再如玉溪是云南花灯中新灯的发源地，它的花灯音乐戏剧化的程度比较高，形成了经常使用的“五大调”。云南花灯音乐在地域化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花灯逐渐形成各地有代表性的曲调，如昆明地区的《金纽丝》《打枣竿》；嵩明地区的《倒采茶》；弥渡地区的《绣荷包》《十大姐》；大姚、姚安地区的《大采花调》《老杨调》；元谋地区的《梳妆调》《筒筒腔》《海棠花》；罗平地区的《小小扇子》；建水地区的《石榴开花》；等等。
明清小曲也称明清时曲或明清时调，最早是明清时的民歌，后来融入说唱艺术后成为一个曲种。它从明宣德、正统年间开始兴起，盛行到清初。云南花灯曲调中的明清小曲，典型的有《金纽丝》《打枣竿》《倒板桨》《挂枝儿》《寄生草》《闹五更》《叠断桥》《玉娥郎》《红绣鞋》《清江引》等。这类小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格、结构、旋律上。现在花灯中的这部分曲调与明清时的同名曲调是否完全一致，尚未查证。但花灯的这些曲调比花灯中的其他曲调，结构更完整，表现力亦比较强。
云南花灯曲调吸收了省内外大量的民歌元素，这些民歌在花灯曲调中占据主要的位置，典型曲调有“绣荷包”“送郎调”“小寡妇”“十杯酒”等。云南昭通地区的“昭通调”就是本地民歌。各种以“采花调”命名的曲调就有60余支，以茶歌系统命名的有“女采茶”“东川采茶”“送郎调”。花灯与民歌相似的曲调有“虞美情”，与江苏的“姑苏风光”相似；河北的“放风筝”与东北的“摔西瓜”相似；“一杯酒”与外省流传的“十杯酒”相似；“掐菜薹”与陕北的“崖畔上开花”相似。
花灯剧目中有些是从其他戏曲剧种移植过来的，移植剧目时，唱调也一同移植了进来。如剧目《王大娘补缸》，移植了曲调“补缸调”；移植剧目《打花鼓》，也就移植了“花鼓调”。
云南花灯曲调有三种曲调以“腔”命名：第一种是“筒筒腔”。这种腔调似二胡的“筒筒”伴奏，并有帮腔，每段唱腔末了，由帮腔者唱末句后三字或唱虚腔，拖腔可达八至十二小节。第二种是“吹腔”。在云南花灯中，吹腔是徽剧的主要腔调之一，又称“石牌腔”。云南白族、彝族演唱的吹吹腔，与吹腔也有渊源关系，而花灯唯《赵匡胤打枣》一剧用吹腔，且仅流传于昆明地区。第三种是“勾腔”。勾腔是古代戏曲声腔，较昆曲洪亮，较京腔柔婉，清乾隆年间流传于山西，道光时衰落，至于如何流传至云南花灯之中，已难以查考。
花灯中的曲调“一压三”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从吹吹腔传入；另一种可能是与吹吹腔同源异流，而且白族吹吹腔也是外来声腔的民族化。彝族“山药腔”的“舍空腔”演变为花灯的《黄花因哭老公》，彝族曲调的“跌脚调”“打跳调”直接移入花灯成为歌舞音乐。传统的民歌如“海菜腔”“山药腔”的音调融入花灯曲调中，或直接运用彝族民歌演唱花灯，成为滇南花灯独特的艺术风格。
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花灯还从其他方面引进了一些曲调。从宗教音乐中吸收的有“散花调”“跳神调”“拜佛调”，洞经音乐中的一些唱腔与器乐曲牌如“居音调”“跌落金钱”等相似，从说唱音乐吸收的有“说春”“渔鼓调”“道情”“书腔”“莲花落”等。
云南花灯音乐按照曲调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唱腔分为小调演唱的曲调、歌舞曲调、戏剧曲调三种。唱腔是花灯音乐的主要部分，它有三种表演形式，第一种是徒歌形式的小调。这种曲调，容量很大，可以把许多山歌民歌纳入它的范围，经常唱的有“小雀调”“蛤蟆调”等。第二种是花灯的歌舞音乐，又分为集体歌舞音乐与小歌舞音乐两类。第三种是花灯的戏剧曲调，一般又有主调与插曲之分。主调是一个戏剧剧目中主要的唱腔，用以表现戏剧的主要内容，由主要角色演唱。许多剧目的主调是专用的，如“财门调”专用于《开财门》，“访亲调”专用于《三访亲》，“补缸调”专用于《王大娘补缸》。
传统花灯在灯班、灯会开始或结束时要举行“请灯神”“谢灯神”等仪式；参与祈雨等活动也有一定的仪式；为人庆贺盖新房时有“谢土斋”仪式；为人祝福贺寿有“走门户”“谢茶”等仪式。在这些仪式中使用的曲调，有的是直接从宗教音乐中引来的，有的则是花灯专用的。比如“秧鼓调”用于祭社跳《秧老鼓》，请灯神唱《请龙王》，为人祝贺唱《八仙贺寿》，为人祝贺演出完毕时唱《谢茶歌》等。
云南花灯的器乐曲数量不多，可分为管弦乐、打击乐两类。管弦乐中，唢呐吹奏曲牌如“板马调”“老鹰展翅”等用于花灯舞蹈的伴奏；“唢呐调”“小开门”等用于拜天地等场合。另一部分不由唢呐吹奏的管弦乐是用来伴奏舞蹈或戏剧表演的，如“走板”“跑谱”“凤点头”等。另一些则用作许多剧目通用的前奏、过门及尾声，如“小过门”“行调”“等板”等。
在传统花灯中，戏剧表演基本上不用打击乐，只有大型歌舞才用，锣鼓谱不多，也不复杂。花灯乐队的组成，一般以二胡、月琴、笛子为主奏乐器，称为“细三件”，再配以三弦、京胡、唢呐。打击乐则有锣、鼓、镲，称为“粗三件”，再配以木鱼、碰铃等。彝族地区的花灯乐队，还使用彝族乐器四弦、直笛、巴乌及树叶等。新中国成立后，花灯伴奏乐队一般由以民族乐器为主的混合乐队组建，乐器的配置有很大扩充，一般以滇剧乐器“丝弦”或小二胡为领奏，配以月琴、高胡、琵琶等，并吸收了西洋乐器如大提琴、小提琴、双簧管等。打击乐器也有扩充，除板鼓、堂鼓、提板，各类锣、钹、镲、碰铃等外，有的还加进了民族乐器如象脚鼓、锘锣及电子琴、电吉他等。
总之，花灯音乐的形态特征概括起来就是短小精悍的结构、充满乡土气息的旋律、地方化的词曲、韵味十足的演唱方法、精巧简洁的乐器和乐队。花灯音乐是民歌小调向戏剧音乐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曲调数量多、品种多，曲调复杂，而艺人的演唱往往又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花灯音乐的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新编的灯调有一百多支。这些灯调既借鉴了滇剧等板腔音乐的长处，同时也借鉴了《白毛女》等新歌剧音乐的优点，以“曲调连接”为主要的编曲方式。花灯的音乐革新之路还很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