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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花灯广泛流传于云南各州市，特别是汉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区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花灯发展的历史是它不断涵化的历史。花灯的第一次大的涵化，是它逐渐从祭祀活动社火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活动，变为为人祈福的活动。花灯的第二次大的涵化，是从歌舞形态转化为戏剧形态，“百戏”是歌舞、杂耍、魔术等混在一起的，以后经过分化综合，花灯才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剧种。花灯的第三次大的涵化，是花灯逐渐地方化、民族化。花灯流传到各地，随着岁月更迭，逐渐地方化、民族化，才慢慢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
学术上以花灯命名的剧种，除云南外，湖南有麻阳花灯、桑植花灯、平江花灯、嘉禾花灯，江西有万载花灯，贵州有费州花灯，四川有秀山花灯、古蔺花灯、芦山花灯。另外，四川的梁山灯戏、巫山踩堂戏、央江堂灯戏其实都属于花灯一类，广西的彩调就其来源来说也与花灯相同。
由于花灯在云南各地的传播受到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同为云南花灯，又形成若干支系，各支系的花灯在共性中又有差异性。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花灯流行于80余县，在玉溪几乎村村都有花灯业余班子，男女老幼都会唱几句灯调。新中国成立后，花灯有了巨大的发展，有了专业剧团。云南花灯大体可以细分为如下支系。
昆明花灯与呈贡花灯风格相近，都保留了明清小曲及剧目特色。南诏时期，云南的政治中心在大理地区，南诏衰亡之后，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昆明，加之明代大量外来文化的传入，使昆明成为文化上最早受益的地区。昆明地区的花灯，以昆明、呈贡为核心地区，传播至附近县市地区。其主要特点：一是保留明清时曲及明清剧目。昆明流传的花灯剧目《乡城亲家》《打渔》保留了明清时曲演唱风格。昆明花灯剧目中的曲调都是明清时曲中的主要曲调。二是昆明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省内其他地区花灯受昆明地区花灯影响较多。如玉溪花灯变革为新灯之后，也受到昆明花灯影响，经加工创作后，影响扩大至全省。新中国成立后，昆明花灯既吸收省内各地花灯之所长，又经常影响全省各地的花灯。昆明花灯与呈贡花灯的区别是，昆明花灯演奏演唱风格以“正宫”（52）定弦，呈贡花灯以“背宫”（63）定弦，运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玉溪是新灯的发源地及代表，玉溪花灯在省内影响最大，剧目中有很多大本戏，而花灯歌舞的保留程度不及其他地区。玉溪新灯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戏剧性的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从云南另一个戏剧剧种滇剧中汲取了营养。从剧目上看，一大批从滇剧改编的剧目如《白扇记》《蟒蛇记》《金铃记》等传统花灯剧目出现了，并很快传到云南各地。
玉溪花灯还包含玉溪地区的华宁花灯和澄江松园太平花灯。华宁花灯是玉溪华宁地区特有的花灯，它的特点是有独特的曲调和独特的演出形式，即一个演员带一套服装、一把扇子，单人独马走村串寨进行表演。澄江松园花灯是传到彝族地区后当地彝族人民演唱的花灯。澄江松园花灯的特点是：在习俗上，传子而不传女；在音乐上，它的曲调中融入了部分彝族民歌；在舞蹈上，它有“耍短棍”“秧佬鼓”“耍勾镰”等彝族舞蹈的元素；在服装上，表现为传统花灯服装与彝族生活服装的融合；在剧目上，它保留了云南其他地区花灯已经丧失了的传统剧目如《正月燕子报早春》。总之，澄江松园花灯最大的特点是部分彝化了。
大理地区的花灯以弥渡花灯最有特色。弥渡在滇西，接近大理。弥渡花灯与白族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流行于汉族聚居区，也流行于白族、彝族聚居区。大理地区花灯最大的特色是与白族、彝族的风俗、艺术相结合，兼容了大理白族歌舞、音乐特点。比如，当地花灯节目中有《霸王鞭》，弥渡花灯中的这一节目却融入了白族的歌舞。花灯的曲调有些与白族、彝族演唱的吹吹腔相同，花灯的曲调一压三，近似于吹吹腔的曲调“一字腔”。凡是用这一曲调演唱的花灯剧目，都统称为“民家戏”。而“民家”，就是白族的另一称谓。大理云龙、剑川等地的白族，在祭本主、祭青姑时唱花灯调，青姑即汉族的紫姑。剑川的白族演唱花灯，唱词的结构形式是白族的“山花体”，而且用白语演唱。在大理花灯中，把《打花鼓》发展为花鼓系列节目，如《四门花鼓》《元宵花鼓》是集体花灯歌舞，《天字花鼓》《十字花鼓》是表演唱，《揉花鼓》是花灯舞蹈，等等。
禾甸花灯。禾甸是大理祥云县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小镇。禾甸花灯歌舞音乐的独特性表现在多以故事和人物作为内容，兼外来和本土音乐元素，与弥渡、昆明花灯同源异流，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演特色。禾甸民间花灯传统剧目有《进城花鼓》《赵三王卖钱》《采茶》《祝世郎》《补瓷缸》。清以后，增加了不少剧目，如《送郎调》。民国时期，它的剧目内容更丰富。禾甸花灯音乐抒情、优美、朴实，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特点，调式都是中国民族五声调的徵调式，节奏平稳，富于地方民族特色。
楚雄花灯，主要流传于楚雄地区的楚雄、姚安、大姚、禄丰、元谋等地，形成姚安花灯、大姚花灯、楚雄花灯、禄丰花灯等。这四种花灯彼此近似，其中以姚安花灯最为突出。它们保留的歌舞和民歌较多，没有明清小调。楚雄花灯的特点：一是楚雄花灯与当地民俗密切结合。如禄丰花灯与“行傩逐疫”结合，南华花灯与民俗“祭土主”结合，元谋花灯与“走家户”（挨家挨户“跳财神”）祭祀结合，牟定花灯将盖新房与“道士作法”祭祀活动结合。楚雄地区的花灯保留了一些较古老的剧目，如《拉花》《连厢》。二是楚雄的禄丰、元谋等地的花灯，剧目发展得比较完整。禄丰花灯是除昆明花灯以外，保留明清时曲比较多的地区花灯。元谋花灯是滇西北一带花灯的代表，其活动跨越金沙江达会理一带，因此在艺术风格上和四川有许多交流。元谋花灯的部分曲调已板腔化。三是楚雄地区花灯有一些自己特有的剧目，这些剧目更多地融入了当地彝族的歌舞。如大姚的《双贺喜》、禄丰的《李岔上粮》、元谋的《大王操兵》等剧目，兼有彝族舞蹈、音乐元素的融入。
曲靖花灯、罗平花灯、宣威花灯，这些滇东地区的花灯不如其他地区的花灯丰富，但它们的集体花灯歌舞较有特点。滇东地区的花灯保留了省内其他一些地区的花灯所没有的演出形式，如宣威县（今宣威市）的“走老丑”，丑角在不断行动中表演，还没有形成一种在固定框架中的表演舞台观念。“走老丑”的表演有“帮道白”的形式，这种形式可能受到川剧的影响。曲靖地区的罗平、师宗与贵州、广西相邻，它们的花灯与贵州花灯及广西彩调都有交流，如罗平花灯的旋律与贵州花灯、广西彩调的相似。曲靖地区的花灯属于花灯耿瓣一类节目的，在会泽县以“小唱灯”命名，在曲靖县以“地灯”命名。会泽还有踩着高跷唱花灯的。曲靖地区的彝族、布依族也唱花灯，把他们的艺术带进了花灯，如罗平花灯《小哥上门》就融入了彝族、布依族对歌猜花的习俗。
昭通交通比较便利，商业比较发达，昭通巧家花灯与省内其他地区的花灯没有多大差异，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山区，其花灯还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地花灯艺人往往身兼数职，既是端公，又是花灯艺人。巧家花灯分“娶灯”与“愿灯”。巧家唱耍灯也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发拉花灯演出如《开财门》还要卜卦，演出的剧目如《开财门》《亮五方》《敬土地》《安家神》等都是敬神剧目。巧家发拉花灯也有彝族歌舞的融入，如《出鲁班》一剧，剧中“八蛮”即做彝族装扮，曲调也与彝族的“C岩调”相似。
保山地处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沿线。元明之后，汉族大量迁入。保山花灯主要流传于保山地区的腾冲、施甸等地。保山地区特有的剧目，如《吹策风》，在文学结构、音乐配置上都比较完整。《大舜耕田》是省内其他地区少见的剧目。保山还有一批“茶灯”“渔灯”“仙灯”和以“花”命名的花灯歌舞，以“花”命名的花灯歌舞有《采花调》《蓝翠花》《茶花调》等。
永胜是云南丽江地区下属的一个县，这里的汉族多为明代由湖南移民而来。永胜花灯艺术形式与湖南有关，如典型剧目《贺八蛮》就是湖南故事，节目中有八蛮、仙娘、土地三个角色，表演形式为边舞边唱。曲调有湖南花鼓戏韵味，每三年演出一次，以求“财源茂盛、家宅平安”。《老郎花鼓》是接灯神时演唱的剧目。
建水、蒙自这两个地区的花灯以建水花灯特点最为突出，被称为“彝族花灯”，这不仅反映了花灯为彝族人民所喜爱，而且表明花灯吸收了彝族音乐舞蹈的元素。红河地区的花灯，有一部分流传于汉族聚居区，与省内其他地区的花灯区别不大，还有一部分流传于彝族聚居区或彝汉杂居区而彝化了的彝族花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彝族唱花灯的最多，花灯受彝族的影响也最大。按照花灯艺人们的说法，清道光年间建水县的彝族就已演唱花灯，彝族人民对花灯的一些剧目做了改动，使其更适应彝族人民的审美需要。
文山、丘北这两个地区的花灯与壮族艺术有交流。
花灯除了流行于云南省内，也流行于四川会理、贵州盘县（今盘州市）一带，云南花灯剧目如《大茶山》与贵州花灯相同，在舞蹈上部分动作与贵州花灯、重庆秀山花灯相似，但是学术界还没有考证过它们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花灯通过广播等媒介、出国演出等途径被东南亚及部分非洲地区人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