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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的女性有时被指责有意识地利用其女性气质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出人头地。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她试图使男人想起他们的母亲。她戴了一顶朴素的三角帽，仔细观察说服男人的最有效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这些想法可以很合理地令人联想起与之相似的、母亲般的，或者至少是父母般的关怀，这也许并非巧合。任何父母都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严重伤害，珀金斯认为政府也应该为他们的公民做同样的事情。她于1933年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大萧条肆虐美国：1/3的工人失业，上班的工人工资暴跌。珀金斯推动了被称为“新政”的改革，包括最低工资、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
历史学家会告诉你，发明福利制度的不是弗朗西丝·珀金斯，而是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曾经的德意志帝国宰相。但各种福利制度在发达世界中显示出其可辨认的现代雏形，更多是在珀金斯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标准，这些制度所涉及的细节有所不同。有些福利，你必须购买国家保险计划；其他一些则是基于居民或公民身份的权利。有些福利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收入高低都能享受。有些是经过审核的——你必须证明自己符合需求标准。
但是每种福利制度都基于同样的基本理念：确保人们不会饿死街头的最终责任不在家庭、慈善机构或私人保险公司，而在于政府。
这个理念并非没有危害。毕竟，母亲也可能会管得太多。每一个家长都本能地知道如何平衡：保护，但不溺爱；培养能力，而不是依赖。过分溺爱会阻碍个人成长，过于慷慨的福利制度是否也会阻碍经济增长？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想象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可能有资格获得各种补贴：住房福利、儿童福利和失业救济金。她获得的福利，会比她以最低工资标准去工作赚的钱更多吗？2013年，在至少9个欧洲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现在，对这样一位假想的女性来说，不管是选择去工作，还是选择领取福利可能都有吸引力。但在奥地利、克罗地亚和丹麦三个国家中，她的边际税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意味着，如果她找到一份兼职工作来赚取额外的薪水，很快就会与减少的福利抵消。其他许多国家低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为50%以上，严重损害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样一个“福利陷阱”似乎并不明智。
但是，认为福利制度能够提高生产力也有道理。如果你失业了，有失业救济金意味着你不必急着寻找另一个职位：它给你时间去寻找一个能充分发挥特长的新职位。企业家知道即便自己破产，也不会是灾难性的：他们仍然可以送孩子上学，生病时得到治疗。因此，他们可能会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一般来说，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员工往往效率更高。有时候，福利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起作用：在南非，祖母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孙女可以成长得更健康。
福利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系统有很多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增长。但证据表明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抵消了，福利制度不会让馅饼变大或变小，但它们确实会改变每个人那份的大小，这有助于掩盖不平等现象。
至少，曾经是这样的。但在过去20年中，数据显示，福利制度在这方面做得并没有那么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许多国家大幅度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可能进一步扩大。福利制度这座大厦在世界快速变化的重压之下吱吱作响。
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时间更长。有社会变化的原因：社会福利通常是从大多数女性依靠男性赚钱养家，大多数工作都是长期和全职的时代开始的。例如，在英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半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在个体经营领域。但如果工作中遇到意外，受雇的建筑师将获得“法定病假工资”，而个体经营建筑师则不能享受该项福利。
还有全球化的因素：福利制度兴起时，当时的企业还主要在当地经营，没有如今的跨国公司那样灵活。它们不能轻易搬迁到制度和税收更为宽松的地方去。劳动力的迁移也会带来麻烦——可以说，那些关于移民领取福利的负面新闻报道促使英国走上了脱欧的道路。
我们思考如何——甚至是否需要——修正福利制度时，不应该忘记它对现代经济最大的影响之一：给更为激进的变革降温。
奥托·冯·俾斯麦不是弗朗西丝·珀金斯模式中的社会改革家。他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俾斯麦担心公众会转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他希望他的福利条款足够慷慨，以使公众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政治策略——罗马皇帝图拉真免费分发粮食时，诗人尤维纳利斯曾抱怨“面包与马戏”之类的小恩小惠就可以将公民收买。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福利制度形成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故事，当时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试图以此削弱社会党反对派对大众的吸引力。
在美国，“新政”遭到左派和右派同样多的攻击。推崇民粹主义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抱怨弗朗西丝·珀金斯走得还不够远：他准备竞选总统，口号是“分享我们的财富”，并承诺从富人手中没收财富。他被枪杀了，因此这项政策未被验证。21世纪初，这样的政治波动并不受欢迎。但是现在，野蛮的民粹主义政治又回到了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
我们也许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技术变革中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输家如果对事情发展不满意，就会转向政治。在许多行业中，数字技术就像现代版留声机，拉大了前百分之一和剩余部分的差距。多亏搜索和卖家反馈系统的力量，新平台让自由职业者可以进入新的市场。
他们真的还是自由职业者吗？在当今时代，有一场讨论迫在眉睫——优步的司机或任务兔子的任务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受雇职员，在许多国家，这决定了他们是否能享受部分福利。
大规模的跨国移民导致福利体系不稳定。有些人本能地认为社会应该照顾最贫困的成员，但如果那些贫困人员是移民，他们的感受往往截然不同。福利制度和护照控制这两大政府职能的相互协调往往缺乏灵活性。我们应该设计与边境管制紧密相连的福利制度，但通常并没有做到。
在这方面，最大的疑问是：最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否真的会使大量人员完全失业？如果人工劳动力需求减少，理论上这是极好的消息：机器人“仆人”的美好世界在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的经济一直依赖这样的思想：人们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如果机器人让这成为不可能，那么社会就会分崩离析，除非我们重新设计福利制度。
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现在值得担心。但那些担心的人正在重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1516年写的《乌托邦》一书中的想法：普遍的基本收入。这个想法极其不现实，从这一点上说，确实看似乌托邦：每个人都有定期现金补贴，足以满足基本需求，我们真的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吗？
有证据表明它值得考虑。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想法在加拿大多芬（Dauphin）的小镇测试多年，成千上万的居民每个月拿到支票。结果证明，保证人人都有基本收入，其效果很有意思。辍学的青少年和住院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更少了，几乎没有任何人放弃工作。现在新的实验正在进行中，看看其他地方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当然，实验的代价非常昂贵。假如每年给每位美国成年人12000美元，将花费整个联邦预算的70%。采用如此激进的政策似乎不可能，但不可能的激进有时也会发生，甚至速度很快。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没有一个州提供养老金；而1935年弗朗西丝·珀金斯把它推广到了全美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