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布道者传奇

戴上救赎头盔，拿起心灵之剑

此乃天主之言

1096年的西欧，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先是受到教皇乌尔班拿起武器的号召，继而在教廷代理人密集布道的宣扬下，感觉自己已然觉醒。这些人来自所有阶层：上自实力雄厚的伯爵和大主教，他们可以为十字军筹集大量的资金，还可以依仗他们属下的大批骑士和随从充实东征大军；下至普通村民，除了信仰之外身无长物。有些人来自城镇，有些人来自乡村。参军的志愿者中一部分是为了冒险求财，其他人则是真正地感到有必要捍卫基督，抵御外侮——“丧心病狂的野蛮人”，按照乌尔班的说法。 ^[1] 很多人就像那位名叫弗雷特瓦勒的尼维洛（Nivelo of Fréteval）的骑士一样，被赎罪的前景深深地吸引了。这位骑士来自法国北部的布卢瓦（Blois）地区，与一帮暴徒为伍，靠威胁恐吓布卢瓦的穷苦村民为生，而他现在发现了一个消除自己罪愆的机会，即通过参加朝圣大军“来获得上帝对我罪行的赦免”。 ^[2] 然而，有少数几个人，比如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这样奇特的人物，给当时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白发苍苍、干瘪枯瘦、来自皮卡第（Picardy） 的宗教隐士，在诸多方面看起来最不可能却还是成了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位领导者，率领第一支基督徒军队离开西方，沿着多瑙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在历史上毁誉参半。

彼得魅力非凡，游历广泛，是一个让他的同时代人着迷、兴奋和震惊的人物。他来自亚眠（Amiens），但据其自述，他一生四处漂泊，早在乌尔班开始布道向东方发动战争之前，他就去过圣地和君士坦丁堡。毫无疑问，他精力充沛，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演说家：作为一位民粹主义煽动家，他知道如何煽动同胞们的梦想和偏见，并将促使他们达到一种与自己一样虔诚而又活跃的状态。编年史家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在彼得人气极盛时曾有幸与其谋面（但并不完全认可他），不屑地形容他身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羊毛外套，上面戴着兜帽；他套着一件披风，以遮住其上半身和胳膊的一部分，但他的脚是光着的”。但就连吉贝尔也不得不承认彼得“对于穷苦大众极为慷慨，将自己收受的礼物都转赠给他们……所到之处皆能化干戈为玉帛。其言语行为几乎恍若神迹”。 ^[3] 另一位作者形容彼得具有非同小可的说服力，为他所折服的人包括“主教、修道院院长、神职人员、修士……然后是最为高贵的普通教徒、五湖四海的王公显贵……所有的普通民众，无论是虔诚还是有罪之人，通奸者、谋杀犯、盗贼、伪证者、抢劫犯；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的所有子民，甚至女性都对他心悦诚服”。 ^[4] 他是如此受人崇敬，以至于贫民争相从他所骑乘的驴子尾巴上扯下毛发作为圣物来保存。

彼得的成功之处部分在于他就自己的身世讲了一个好故事。根据后世史料记载，他年轻时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而在他于当地停留时，基督曾在梦中向他传愿，授予他一封信件，要求他鼓舞自己的同胞去完成将耶路撒冷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使命。彼得讲道，当他醒来时，耶路撒冷宗主教向他走了过来，提出同样的请求，于是，天意感召之下，他继而直接向阿莱克修斯和教皇乌尔班二世进言圣战的想法。 ^[5] 换言之，隐士彼得自称是先驱者和精神建设者，他所践行的正是教皇在克莱蒙宣扬的圣战使命。

虽然彼得的才能毋庸置疑，但他天生就是一个吹牛大师。因此，尽管他可能确实在教廷于克莱蒙正式号召圣战之前就一直在鼓动信徒向耶路撒冷发动一场进攻，以求千年应许 、赎罪重生，但他同样也可能只是附和1096年初的大众情绪，无论向教廷寻求正式支持与否，他都在四处游说，尽其所能地布道。而我们现在是否相信他的故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1096年传播这一信息的效率之高，令人称奇。乌尔班二世和他的主教们在法国南部、西部和中部的领地上大造声势，与经验丰富的军事和宗教领袖计议如何以最佳方式组建起一支实战成功机会较大的军队，招募最好的士兵，主持宣誓仪式，任命有能力的指挥官，为那些希望参加十字军的人提供资金和补给方面的建议。与此同时，隐士彼得则在法国北部、莱茵兰（Rhineland） 和德意志西部那些大体上被教廷布道者忽略的地区独辟蹊径。他一路赤足而行，昂扬布道，以一种更具有自发性和平民化的方式来促使这一使命转化为实际行动，邀请所有体验到精神感召的人加入并放手一搏。于是，那些响应他号召的人包括了从小贵族和具有战场经验的骑士到那些即使被描述为非战斗人员也对其过于慷慨的各类人等，以及那些乌尔班明确警告过不要奢想参加行动的人：神职人员、老人、妇女、儿童和赤贫如洗以至于无事可做的人。 ^[6]

教皇乌尔班二世宣布，他的十字军的出发日期为1096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夏季最神圣的日子。但是在正式出发日期前的五个月，也就是复活节那天，隐士彼得的乌合之众——后来被称为平民十字军（People’s Crusade）——就已经出发上路了。他们并没有以统一的部队行军，而是分为相互错开的好几股分队，互不统属，其中既有由经验丰富的军事活动者组成的团体，例如在最早出发的几支分队中就有法兰西领主“穷汉”瓦尔特（Walter of Sans Avoir）率领的八位骑士和数十名步卒，也有跟随在展现出神迹的一只鹅和一只母山羊后面向东进发的数千名农民，他们认为这两只生物曾归圣灵所有。 ^[7] 彼得本人则边行军边挥舞着一封他声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授信件。这是一群鱼龙混杂、性情乖戾之徒。但到了1096年的初夏，这群夜郎自大的平民十字军的第一批分队已经开始出现在拜占庭。

当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时，许多人的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

✙

尽管参加圣战的狂热在11世纪90年代席卷整个西欧——无论是乌尔班和他属下的官方布道者，还是隐士彼得及其他自由职业煽动家的努力所致——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却成为其核心问题。既然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表面上是以宽仁之心为立教之本，那么他的追随者又怎能以他的名义来畅想战争呢？在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 中，基督说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然而，就是这群将来要成为上帝之子的人正在召集一支战争大军，其规模在教会历史上闻所未闻。他们所为之事对于其集体良知的干扰甚小，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惊人的柔性思维已成为基督教在其诞生的第一个千年里的一个标志。

拿撒勒的耶稣是一位爱好和平之人。即便有时不免于尘世所需，甚至易于发怒，但福音书里所描述的基督仍反复声明他喜欢温和胜过侵略，宁愿受苦也不愿报复。然而，乌尔班二世很清楚，基督对于宽容大度的个人兴趣并没有完全凌驾于数千年来所产生的大量犹太-基督教文献之上，而这些文献提倡的内容恰恰与宽容相左。

尽管基督说了很多抚慰人心的话语，但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仍然很重要的《旧约》中却描述了一个猜忌心重的上帝，他永远对压迫者予以重创，对不公者施以严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犯下贪食、酗酒、破坏安息日（Sabbath）纪律和鸡奸之罪的人都要用石块砸死。 《马加比书》讲述了一个以色列王朝家族作为自由斗士的冒险经历，在这样一本流行著作所呈现的世界里，游击战、强制阉割和大屠杀都是上帝的战士用之不疑的战术。 ^[8] 诸如此类的故事似乎表明，虽然上帝的一位仆从可能看起来与基督相像，但他也同样有可能与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 形似：“他身披铠甲，宛若巨人。他拿起武器，冲向战场；他用自己的剑保卫营地。他像凶猛的狮子咆哮着进攻。”

而尚武精神也不仅仅局限于《旧约》。圣保罗（St Paul），一位洗心革面的罪人、使徒和出色的书信作者，深深地着迷于军事类比。他在给以弗所人（Ephesians）的信中鼓励他们万事皆要效仿基督，“戴上救赎头盔，拿起心灵之剑”。 保罗的信息，虽然出发点是和平主义思想，却采用了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暴力类比。而保罗也绝非不通刀兵之人。帕特莫斯的约翰（John of Patmos）在《启示录》 中认为伴随末世（在第二个千禧年之初，似乎即将来临）到来的将是一场大屠杀，而他对此不胜欢喜。在一段令人毛骨悚然、预言了两位先知命运的文字中，约翰这样写道：

从深渊里爬出的野兽将会攻击他们，扑倒并杀死他们……他们的尸骸暴露于所有民族、部落、语区和国家的目光之下足有三天半的时间，不得下葬。大地上的住民为他们的死欣喜若狂，互赠礼物以示庆祝，因为这两位先知曾让他们饱受折磨。

这两位先知最终得以复活。但整件事的基调再一次敲定。基督也许憎恶暴力，但战争、杀戮、流血甚至种族灭绝仍然是基督教经文诠释中为人熟知的内容。

在保罗和约翰归天数百年以后，基督教信仰与世俗暴力结合的问题并没有消失。更为甚者，随着基督教在公元380年被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这一问题变得明确且具体。在基督教化中的温和属性与通过军事征服、镇压和战争来维系帝国生存的现实治国方略之间寻得平衡的需求日益紧迫。众多严肃思考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项任务当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直至亚里士多德（卒于公元前322年）时代的政治思想，由此萌发出“正义战争”的概念：暴力固然令人遗憾，但只要用于保卫祖国并且最终有助于造就或恢复和平，那么就合乎法理，甚至道德要求。 ^[9]

在公元4世纪，这一主题被赋予了具体的基督教倾向，先是由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着手，然后是由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发扬光大。奥古斯丁绝非一个好战之人：他是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涉猎广泛，从原罪和神之恩典的本质到果园偷盗和梦中遗精的道德问题，无所不包。 ^[10] 然而他也深知，一旦基督教从叛逆邪教的地位摇身一变为帝国信仰，宗教信条就必须加以改造，与为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帝国的要求相一致。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坚定地捍卫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论证道“贤者必然发动正义战争……正是由于敌方的不义，贤者才有必要发动正义的战争”。 此外，他还提出了四个可以明确识别的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一场战争才可被认定是正义的：开战的理由名正言顺；开战的目的要么是保家卫国，要么是夺回财产；开战的行动当由合法机构批准；参战之人的动机必须光明正大。

奥古斯丁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奥古斯丁式的实用主义在他作古以后继续盛行于世。当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其领土被来自德意志北部的各大部落瓜分之后，拉丁基督教会很快就适应了这样一种文化：帝国扩张或防御的边境战争让位于小王公和军阀之间的混战。基督教的思想家们再一次想方设法，改造信仰，使之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匹配，交替地寻求为暴力圈定界限并将其神圣化。10世纪的教士发明出两个孪生概念：神赐和平与神命休战（Peace and Truce of God），两者都在诸如皮亚琴察和克莱蒙（由乌尔班二世召开）这样的宗教会议上得到积极推广。神赐和平系由骑士和其他战士宣誓，承诺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攻击穷人、弱者、无助者或虔诚的信徒。神命休战与之类似：武士们宣誓遵守全面和平的期限约定，在此期间他们不会互相攻击。教会也开始积极地为武士国王祈祷求福，甚至欢迎他们响应殉道的传统。因此，教会册封的圣人中包括圣奥斯瓦尔德（St Oswald），即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 的国王（卒于641年，一说642年），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 这样的作家认为，他在不列颠群岛的征服杀戮可由其受洗热情和战前祈祷所抵消；以及吉罗纳的威廉（William of Gellone），一位图卢兹公爵（卒于812年，一说814年），他在8世纪晚期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西班牙穆斯林，而后放下屠刀，皈依教会，以修士身份度过余生。

当伟大的征服者查理被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于公元800年圣诞节当日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武士国王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协定也随之固化。而到了11世纪，基督教——至少是在西方——已成了一个欣然接纳那些杀人残戮之徒的宗教，只要这些人如此行事是为了尊重礼拜仪式和保护教会财产。因此，11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任教皇都能以正当理由向桀骜不驯的诺曼兄弟罗贝尔·吉斯卡尔和西西里伯爵罗杰等人发放教皇的战争旗帜；历任教皇数十年来一直在为西班牙当地反对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的战争摇旗呐喊；这也是为何格列高利七世在1074年认定他关于召集一支上帝的军队为拜占庭人复仇（当他们在曼齐刻尔特惨败给阿尔普·阿尔斯兰之后）的建议合情合理。也正因为如此，教皇乌尔班和隐士彼得，以及各级教士在法国四处奔走，真诚地宣扬一种基于个人忏悔和集体正义来发动神圣战争的教义精神，这种景象虽然不同寻常，却也并非新鲜。 ^[11]

✙

1096年的晚春，在布道者们刻意掀起一场基督教沙文主义的浪潮之后，先期出发的十字军在隐士彼得的鼓动下离开了莱茵兰，开始寻找任何可能被视为基督敌人的人，这并不奇怪。他们不必离家很远就可以找到假想敌。十字军先头部队的第一批目标和受害者并不是君士坦丁堡城门前可怕的异教徒，而是生活在诸如科隆、沃尔姆斯（Worms） 、施派尔（Speyer） 和美因茨这类西欧和中欧城市的犹太人社群。

在1096上半年中，受隐士彼得以及圣战布道所宣扬的民粹观点强烈影响而充当马前卒的小头目中，有一个名叫弗隆海姆的埃梅科（Emicho of Flonheim）的人，他是一个富有的贵族，被一位编年史家评价为“由于其暴虐的生活方式而声名狼藉”。 ^[12] 在1096年，埃梅科率领的小分队是集结在美因茨的1.2万名莱茵兰十字军部队中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向该市的犹太人发动了一场荒唐的攻击。“当他们通过莱茵河、美因河（Main） 和多瑙河上的主要城市时，要么彻底毁灭一路所见的劣等种族——犹太人（即使他们在十字军东征一事上积极为基督教效力），要么就迫使他们皈依教会。”同一位编年史家如此写道，流露出与埃梅科同样的反犹主义偏见，即使他对这位伯爵的品性颇有意见。 ^[13]

美因茨的犹太人在这股恐怖狂潮沿着交通大道一路蔓延到他们的城市之前便已听闻此事：附近的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房屋和犹太会堂被焚毁的暴行，伴随着殴打、大规模谋杀以及从犹太人那里偷窃大量钱财的事件（失窃的受害者从事着教会法禁止基督徒参与的放贷业务）。当暴力攻击发生后，很多犹太人向美因茨的大主教罗特哈特（Rothard）求助，后者为大约700人提供庇护，避难所“位于他自己宅邸的宽广大厅里，远离埃梅科伯爵及其爪牙的视野，在这样一个安全又坚固的地方，难民们也许会安然无恙”。但这个大厅既不安全也不牢固，不足以抵御十字军的邪恶，他们在黎明时分包围了大主教的住所，砸碎了大门，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根据编年史家亚琛的阿尔贝特（Albert of Aachen）记载：

妇女也难逃他们的毒手……幼小的儿童无论年龄性别皆惨遭刀剑刺穿。犹太人亲眼看见他们的基督教敌人攻击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这些敌人没有放过任何年龄的人，杀戮无差别地落到所有人身上，兄弟、孩子、妻子、姐妹，于是受害者们互相了结对方的生命。其可怕的情形真是难以言表，母亲们用刀割开正在受乳的孩子的喉咙，又刺向族人，她们宁愿自己亲手杀死孩子，也不愿他们被未受割礼的人用武器杀死。 ^[14]

这种惨象绝非美因茨独有。在沃尔姆斯，丹尼尔之子伊萨克（Isaac）的脖子套上了绳子，被拖着穿行过泥泞的街道，折磨他的人逼迫他要么改变信仰，要么去死。最后，当他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时，伊萨克用他的手指划过自己的喉咙。他周围的十字军战士和沃尔姆斯的市民不需要更多的请求了：他们砍掉了他的头颅。 ^[15] 在科隆北面的韦沃灵霍芬（Wevelinghofen），大批男女跳入莱茵河中自尽，而父亲则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他们落入敌人的手中。 ^[16] 这场反犹的暴力狂欢到底是由十字军的广泛共识所引发（他们打算报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遭受的背叛），还是这件事只是代表了一群狂热暴民的嗜血欲望（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泄他们的正义之怒），我们已经无从得到确切的答案了。 ^[17] 但此事对美因茨犹太人的悲惨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这场残忍的屠杀中逃出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亚琛的阿尔贝特写道，他发现在生还者中有些人已被迫受洗成为基督徒，“带着从这些苦难者身上夺来的丰厚战利品，埃梅科伯爵……以及所有这些让人无法忍受的男男女女，继续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前往匈牙利王国。” ^[18]

✙

十字军的第一批先头部队所选择的路线古已有之，好几代朝圣者和商人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于东方，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这条路线发源于德国南部，最初随着多瑙河的河道延伸，带着那些沿多瑙河行进的人离开阿尔卑斯山，穿过森林、田野和沼泽地，然后向贝尔格莱德转了一个大弯。在那里可以找到一条名为对角线干道（Via Diagonalis），又被称为军事大道（Via Militaris）的罗马古道，这条路线一路穿过巴尔干半岛直达君士坦丁堡。这段路程总计大约1250英里（2000千米）：如果步行的话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在这条路线上行军，定期进行再补给并且与当地统治者保持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隐士彼得的鼓动下上路后，平民十字军的各个分队发现，这远非易事。

最初的问题出现在匈牙利。尽管这里在名义上是友好地域，由一位基督教国王卡尔曼一世（Coloman I）统治，但稍微了解一点这片王国领土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匈牙利统治者只是在11世纪早期才皈依基督，而最近造成一片腥风血雨的反基督教起义至今还历历在目。 ^[19] 匈牙利还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封建贵族体系，而是呈现出一个半部落式王国的特点，对于不熟悉这样一个不同世界的西方人来说，这一点可能十分危险。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明智之人都会建议小心行事。但是，在远离家乡且狂热暴躁的情况下，很多早期十字军战士的行为十分残暴，因而遭遇了同等对待。

第一批进入匈牙利领土的平民十字军成员是由彼得的盟友，即富有的法国小领主——“穷汉”瓦尔特所率领的小部队。由于其部队规模甚小，不构成威胁且不会对外国乡村造成沉重负担，瓦尔特和他的追随者们被允许安全通过匈牙利，还获得了在当地市场购买食品和其他补给的权利。他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这个王国，在贝尔格莱德被拜占庭向导接到并引领向君士坦丁堡。

两周之后，手中挥舞着天堂来信的隐士彼得也到达此地，身后是1.5万～2万人的大军——其中的一些人全副武装甚至受过战争的训练，但也有相同数量的人是寂寂无闻的朝圣者。在向莱茵兰地区的犹太人发泄出他们的些许愤恨之后，这些分队在6月也相对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匈牙利。但是，对于下一波紧随他们身后到来的十字军来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7月，两支互不统属的德意志十字军抢劫和虐待当地人民，尤其是在一伙十字军“在市场上用一根木桩刺穿了一个年轻的匈牙利人的私处后” ^[20] ，当场就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这使得卡尔曼国王勃然大怒。他无意容忍十字军欺侮他的人民或是滥用他的好客，因此派出军队，先是将十字军缴械，继而处死肇事者。当残暴的弗隆海姆的埃梅科伯爵率领着规模更大、好斗成性的部队于8月初抵达时，卡尔曼干脆封锁了边界。这导致埃梅科围攻了一座位于维瑟尔堡（Wieselburg）的边境要塞，持续了三周之久。结果，埃梅科的军队在匈牙利人的打击下全军覆没。 ^[21] 对于后续的平民十字军分队而言，匈牙利的国门至少是暂时性关闭了。

而在前方，贝尔格莱德以东的拜占庭领土上也是麻烦不断。尽管阿莱克修斯的帝国官方机构对第一批十字军小分队多加照顾，甚至组织起由会说西方语言的官员管理的市场，但随着聚集在拜占庭领土上的西方人数量从数百人膨胀到数万人，双方关系趋于紧张，不时爆发的打斗成为常态，在尼什（Niš） 以及通往索非亚的道路上，十字军与当地希腊民兵的冲突不断。到目前为止，单是十字军的存在就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帝国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回忆，当民众得知他们期待已久的“法兰克军队”，其第一批部队竟是这样一些不法狂徒时，君士坦丁堡城内一片忧惧不安。安娜听到人们在窃笑，叫那位领头之人为“布谷鸟彼得”（Koukoupetros），而且她还注意到，一场将葡萄藤一扫而空的蝗灾预示了他的到来。她说道，这只“布谷鸟”的军队，其中只有几个战士，被“一群平民包围，人数远远超过海边的沙子和天上的星星，他们手持棕榈枝，肩扛十字架”。 ^[22]

可以预料的是，平民十字军在8月1日到达拜占庭都城后，引发了更大的骚动，因为“这些人缺乏一位明智的王公来领导他们”，很快就“毁坏城内的教堂和宫殿，抢夺里面的财富，从屋顶剥下铅条并将其卖给希腊人”。 ^[23] 没过多久，目睹自己的城市被破坏成一片废墟的阿莱克修斯不堪其扰，于是他鼓励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率领他们的联合部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基博托斯（Kibotos）设营待援。但是在那里，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毫无耐心可言。安娜记述道，一旦在小亚细亚扎营，十字军立刻就以“残忍无道的行为对待那里的全体人民；婴儿被砍成碎块，插在木刺上，置于火上炙烤；老人受到各种折磨”。

现在的形势很明显，不管彼得征召新兵的努力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管他在召集并带领一支庞大的志愿军走完1250英里（2000千米）的征程，且大部分情况下是在外国领土上行军的成就有多么惊人，平民十字军的军队要做的事已经严重地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他们除了依靠阿莱克修斯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送来的补给品来维持生存之外，只能在附近地区尽其所能地搜寻，劫掠当地的希腊人和突厥人。他们现在也非常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一旦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以东的地区，便处于拜占庭人与罗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互相争夺的领土。当一队德意志和意大利骑士夺取了尼西亚附近一座名为谢里戈多（Xerigordo）的废弃城堡后，他们便被军阀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Qilij Arslan I）召集的突厥部队团团围住，后者统治着尼西亚，他所控制的突厥化小亚细亚领地如此之多，足以使他自封为一位苏丹。

被围困在谢里戈多城堡里的十字军恰逢安纳托利亚特有的炎炎盛夏，遭受着可怕的干渴之苦，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喝马血、饮人尿。虚弱不堪的他们最终被一支由“熟练使用角骨弓且来去自如的战士”组成的军队歼灭。最后，敏捷的突厥骑兵攻占了城堡，将一些面容姣好之人和大部分年轻的十字军战士掳为人质，对于剩下的人则是以各种发明的手段屠戮殆尽（包括将他们绑在木柱上并向他们射箭）。然后，突厥人将尸体堆成小山，任其腐烂，以此作为对后续从西方逼近尼西亚的拉丁军队的警告。 ^[24] 宿营在基博托斯的主力部队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向尼西亚进军，以为死者报仇雪恨，却只是招来了突厥军队的更多攻击。待到秋天来临的时候，平民十字军的朝圣者和战士们已经被日灼、饥饿和敌人的袭扰磨去了心志。10月21日，基利杰·阿尔斯兰向基博托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杀死了“穷汉”瓦尔特和其他一些人，将可怜的十字军残部击溃。

隐士彼得逃脱了这可怕的命运，他急忙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回君士坦丁堡。有朝一日，他将继续布道，在十字军东征的进程中将仍然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虽然现在大体上是一个次要的）角色。但是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死于非命，而那些从基博托斯幸存下来的骑士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指挥官。显然，他们——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迫切需要由举止庄重和富有经验的将军来领导。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已经遣使到西方去召唤上帝的军队。1096年春，他似乎完全打开了帝国的后门，让一群恶魔进入。

---

[1] Riley-Smith，Jonathan and Riley-Smith，Louise（eds.）， The Crusades：Idea and Reality，1095-1274 （London，1981），p.38.

[2] 译文见Riley-Smith，Jonathan（ed.） The Atlas of the Crusades （London，1990），p.28.

[3] Levine，Robert（trans.） The Deeds of God through the Franks：A Translation of Guibert de Nogent’s ‘Gesta Dei per Francos’ （Woodbridge，1997），pp.47-8.

[4] Robert the Monk ，p.83.

[5]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1095-1131 ，p.56. 作者以相当诙谐的口吻将彼得形容为“一个吹牛大王”。关于隐士彼得最初故事的矛盾之处，相关讨论可参阅Blake，E. O. and Morris，C.，‘A Hermit Goes To War：Peter the Hermi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Crusade’，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22（1985）。

[6] 教皇的代理人坚决劝阻那些只会空耗资源的人加入这项运动。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中，图卢兹的主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说服了一位富裕的妇女——阿尔泰亚斯的埃梅里亚斯（Emerias of Altejas），让她相信她不适合与异教徒战斗，而应该把她的慈善事业专注于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建立一个贫民收容所。关于她的事迹，可参阅 A Database of Crusaders to the Holy Land，1095-1149 ，https：//www.dhi.ac.uk。——原注

[7] Tyerman，Christopher， God’s War：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ondon，2006），p.79；Edgington，Susan（trans.）， Albert of Aachen：Historia Ierosolominitana / History of the Journey to Jerusalem （Oxford，2007），p.59.

[8] 根据诺让的吉贝尔所记载的乌尔班在克莱蒙的布道词，这位教皇以《马加比书》为例，解释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教士兵，通过武装斗争来保卫你们祖国的自由是公正的”。吉贝尔记录的这段话是在为已经发生的事辩护，但他显然认为这个例子会吸引他的读者。参见Levine，Robert（trans.） The Deeds of God through the Franks：A Translation of Guibert de Nogent’s Gesta Dei per Francos （Woodbridge：1997），p.43.——原注

[9] Sinclair，T. A.（trans.）and Saunders，Trevor J.（ed.）， The Politics / Aristotle ，（London：1992），1333b37.

[10] 关于具体事例，可参阅Lane Fox，Robin， Augustine：Conversions and Confessions （London，2015）。

[11] Riley-Smith，Jonathan， The First Crusaders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London，1986）pp.29-30.

[12] Ekkehard of Aura，译文见Krey，August. C.， The First Crusade：The Accounts of Eye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 （Princeton：1921），p.53.

[13] Ekkehard of Aura，译文见Krey，August. C.， The First Crusade：The Accounts of Eye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 （Princeton：1921），p.53.

[14] Albert of Aachen ，pp.52-3.

[15] Chazan，Robert， God，Humanity and History：The First Crusade Narratives （Berkeley and London，2000），p.24.

[16] Chazan，Robert， In the Year 1096：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Jews （Philadelphia，1996），pp.44-6.

[17] 但是，关于相关史学材料和证据的讨论，可参阅Malkiel，David，‘Destruction or Conversion：Intention and Reaction，Crusaders and Jews，in 1096’， Jewish History 15（2001），pp.257-80.

[18] Albert of Aachen ，pp.52-3.

[19] Sweeney，James Ross，‘Hungary in the Crusades，1169-1218’，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981），p.468.

[20] Alexiad ，p.276； Albert of Aachen ，pp.46-7.

[21] France，John， Victory in the East：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 （Cambridge，1994），pp.91-2.

[22] Alexiad ，pp.274-5. 安娜·科穆宁娜与一些编年史家对隐士彼得在十字军东征的起源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深信不疑，尽管她在这件事上的证言意在将招十字军前来君士坦丁堡的责难从她父亲身上转移得越远越好。

[23] Robert the Monk ，pp.84-5.

[24] Albert of Aachen ，pp.36-7. 数月后，沙特尔的富歇在经过战场时看到“许多被砍下的头颅和……被杀者的骸骨”。（ Fulcher of Chartres ，p.80.） tcDJ1MbQNh2x1jDfpANZ9hRYf7dVyBORmLzTVm3BYpsGMyfkF6WlfFyh4tI14M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