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主之意

你们必须刻不容缓，星夜驰援，

东方的同胞们正翘首以盼……

1088年3月12日，意大利滨海城镇泰拉奇纳（Terracina），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一场由部分红衣主教组成的秘密会议上当选。这对教皇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开端。泰拉奇纳位于罗马以南大约50英里（80千米），可是教皇的传统座堂此时却对乌尔班和他的朋友们大门紧闭。反之，圣彼得的宗座此时正由一位名为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的对立教皇（antipope） 占据：他是倔强倨傲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傀儡和仆役。亨利四世的帝国军队封锁了各处大门，而反复无常的民众则惯于在不合他们心意的赴任教皇抵达时掀起暴乱。前一年，当他作为罗马港口奥斯蒂亚（Ostia）的枢机主教时，乌尔班曾在永恒之城（Eternal City） 为短命的教皇维克托三世（Victor Ⅲ）主持了祝圣典礼。但是现在轮到他来受苦了，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二流滨海度假地的小教堂里。

乌尔班已经见惯了大场面。他于11世纪30年代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香槟省区，马恩河畔的沙蒂永（Châtillon-sur-Marne）的一个贵族家庭，俗家姓名为拉杰利的奥多（Odo of Lagery）。德国编年史家圣布拉辛的伯诺德（Bernold of St Blasien）形容他“以虔诚好学闻名于世”。 ^[1] 在奥斯蒂亚的枢机主教任上，他从1078年开始一干就是十年，颇得人望。由于突出的表现，他荣膺为教廷使节，以外交家的身份出访德意志的帝国宫廷。世事无常，奥多在那里经历了磨难，包括在皇帝的命令下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牢狱生活。他因而对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恶性政治角力有了深刻的体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常也是德意志国王（king of the Germans） 和中欧一大片土地的宗主，根据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时代的传统，素来由教皇加冕。但是在11世纪的下半叶，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友好关系彻底破裂。虽然这意味着乌尔班的加冕礼有些虎头蛇尾，但这也让他时刻注意那些可以帮助基督教社会重新团结起来的事业——这个愿望最终在十字军东征中惊人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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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乌尔班已经勉强升任教皇，但他成长的关键期是在其剃度为僧而非头顶主教法冠的岁月，因为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位于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作为修士度过的，那是一座宏伟又极具影响力的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是一个宗教机构网络的中枢所在，这一庞大而活跃的体系于10世纪和11世纪期间兴起并遍及西欧各地。这座修道院是由阿基坦公爵“虔诚者”威廉一世（Duke William I ‘The Pious’ of Aquitaine）于910年所建；他将其献给了圣彼得，居住在那里的修士也被他赐予极大的自由：除教廷以外不受任何权力机构的管辖。修士们终其一生都在那里进行着周而复始、神圣庄严的礼拜，这种名为永恒祈祷的仪式永无休止，仪式的场所——巍峨的建筑群中矗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修道院教堂，就在乌尔班当选教皇的当年，这座教堂的第二次重建开始。 克吕尼运动的改革者们并没有将修道院制度推倒重来，但他们在从6世纪起执行的本笃会制度之上推广了一种更为严格的形式。他们鄙夷体力劳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人从沉思冥想的生活中分心，反之，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严格的方法，在宏大的场合进行宗教仪式，但同时又以苦修禁欲式的专注力践行静默、祈祷和独处的原则。

与重塑修道院制度的日常行为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克吕尼运动开创了一种管理修士及其院所的新方式。其成员组成了克吕尼修道会（Cluniac Order），这些志同道合的宗教人士力求形成一种具备包容性和国际化特点的联合体，强调目的、尊严和财富的深刻意义，在兴建教堂时注重夸张的表现手法。

传统的本笃会修道院虽然遵循同一套制度，却是孤立的社区，由独立自主的院长领导，而克吕尼派的修道院则是一个严密管控的集体中的一部分，克吕尼修道院是其中的领头羊。各座分院（Daughter house）无论位于何处王土，均被归类为小修道院，每座分院都听命于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 ^[2] 至11世纪末，克吕尼修道会已设立了1000多座分院：一些原始的基金会组织和其他修道院都已经被其捐建者全盘移交给了克吕尼体系。

早在青年时期，拉杰利的奥多就投身克吕尼修道会，并在声名显赫的总院门下拜师求学。他到达克吕尼以及在日后出人头地的时期正值伟大的政治家、后被封圣的修道院院长于格［瑟米尔的于格（Hugh of Semur），后来被称为克吕尼的圣于格］的任期。于格的精力超乎常人，极富个人魅力，与同时代的主要王公贵族关系密切，树立了神职人员走出修道院、参与高层政治活动的事业典范。而且，这位修道院院长成了奥多一生中的贵人：将奥多拔擢为地位崇高的克吕尼修道院副院长，鼓励他踏足高层外交圈，并且终身都是他的亲密顾问。奥多深爱着这个地方，后来他曾说克吕尼“就如同另一轮太阳普照着大地”。 ^[3] 在克吕尼的见闻学识使他满怀壮志豪情，积极推动教会改革和集权化管理；也使他对环地中海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关系以及大众朝圣的变革性力量了若指掌。所以，即便他于1078年离开克吕尼修道院前往罗马，投入一位新的恩主良师——同样令人敬畏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门下时，他在克吕尼学到的东西已大半融入他的精神血肉中，直至他离世之日。在克吕尼所涉及的各类事务及其赖以运作的结构体系塑造了他的教皇权力，从而影响了十字军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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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吕尼修道院坐落于勃艮第南部的马孔内（Mâconnais）地区，距离西班牙的伊斯兰国家500多英里（800千米），距离西西里700英里（1130千米），距离君士坦丁堡1200英里（1930千米），它似乎在11世纪远离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关系紧张的前线。然而它的近期历史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100年前，时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马儒略（Majolus，954或956～994年在任）是一个羞涩腼腆、书生气重而又恪守戒律的人，他虔诚至极，几乎每天都有喜极而泣的习惯。 ^[5] 马儒略曾目睹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972年，这位修道院院长在游历阿尔卑斯山时，他与他的同伴受到阿拉伯流寇的袭击，这帮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亡命之徒在弗拉克辛内［Fraxinet，阿拉伯语名字为贾巴尔奇拉尔（Jabal al-Qilal），也就是今天的拉加尔德弗雷内（La Garde-Freinet），位于圣特罗佩（St Tropez）附近］设立了一片守备森严的飞地。这群阿拉伯人绑架了马儒略，给予他改宗伊斯兰教的机会，当他拒绝后，便用铁链将他锁起来扔进山洞，派人向克吕尼的修士们传话，索要1000磅白银的赎金。 ^[6] 对于马儒略来说，幸运的是，克吕尼修道院富可敌国。于是这位善良的院长毫发无损地返回了克吕尼并且继续活了20年，其间还展现出治愈被狗咬伤以及失明、瘫痪和发烧等疾病的神奇能力。然而，弗拉克辛内的阿拉伯人就不那么走运了。第二年，也就是973年，为了给克吕尼修道院报仇雪恨，普罗旺斯伯爵威廉一世（Count William I of Provence）召集了一支军队，在弗拉克辛内附近一个名为图尔图（Tourtour）的平原上击溃了绑架马儒略的匪徒。这群阿拉伯人或逃或死，或是沦为奴隶。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奥多的时代之前，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两个印象颇深的教训。首先，克吕尼修道会的敌人与基督的敌人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其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通常是基督子民唯一能理解的语言。

马儒略与阿拉伯人之间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并非克吕尼修道院影响奥多的世界观的唯一方式，因为这座修道院还密切地插手了收复失地运动——西班牙北部基督教王国与南部穆斯林泰法国之间的战争。从法兰西和意大利北部进入西班牙的道路上，克吕尼修道院的分院随处可见，因为有名望的修道院被刻意设置成落脚点，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或参加西班牙当地战斗的志愿者们在穿越比利牛斯山时可以在那里睡觉、吃饭、祈祷和欣赏圣物。 ^[7] 此外，随着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开疆拓土，克吕尼修道会的修士们也紧随其后开设新的分院，作为指导中心为莫扎勒布基督徒和穆斯林改宗者提供思想教育，同时也以他们的名望、正直和圣洁来感化当地的领主和农民。 ^[8]

在奥多于克吕尼修道院求学期间，西班牙与这座修道院的关系愈发稳固且呈现出私人交往的特点。修道院院长于格是伟大的收复失地运动战士、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的国王阿方索六世的知己、谋士和叔父，故而克吕尼派的修士们也格外用心地为阿方索的安康和救赎祈祷（考虑到阿方索囚禁了自己的一个兄弟，并且有可能参与杀害了另外一个兄弟，还是有很多事务需要为他祈祷的）。为了嘉奖克吕尼修道会在净化他的灵魂、增进他的王国的精神福祉和促进旅游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阿方索确保这个修道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从1077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向克吕尼修道院捐献2000枚奥里斯（aurei） 金币，倘若后者再有需求，也是一次付清。这种慷慨的布施，使于格得以大兴土木、广建楼宇，而这些资金则来源于阿方索对泰法国兴师讨伐后的予取予求，对他称臣纳贡的国王包括塞维利亚的穆塔米德、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尔（al-Muqtadir）和巴达霍斯（Badajoz） 的穆塔瓦基勒（al-Mutawwakil）。 ^[9] 这条资金流动的链条十分清晰：阿方索对他的异教徒邻居巧取豪夺，再通过克吕尼修道会投入重金，提升教会的荣耀。

于是，这就为乌尔班对教会的总体愿景提供了一个现成模式：中央集权，扩张主义，全力支持对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发动进攻，对可能引发民众献身的事件保持敏感，尤其是当此类事件既涉及长途旅行，又能与世俗国王的当务之急甚至家族事务协调一致时。实际上，前克吕尼派修士乌尔班在其教皇任期的第一年最引人注目的举动之一便是发布一道敕令，授予西班牙城市托莱多（1085年由阿方索从穆斯林的统治下夺取）在比利牛斯山下所有的宗教事务中的首要地位，这一举动使他的用意昭然若揭。他随后将塞迪拉克的伯纳德（Bernard of Sédirac）任命为托莱多的第一任大主教，此君也曾是克吕尼派的修士。在对这一任命的确认令中，乌尔班颇为赞同地指出：

通过无上光荣的阿方索国王以及基督子民的艰苦努力，在穆斯林被驱逐以后，托莱多城重归基督徒的势力之下……（我们）对天主感恩不尽，因为他在我们这个时代赐予基督子民一次如此伟大的胜利。

这是一个巧妙且诱人的如意算盘：战士掠夺在先，教皇圣化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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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克吕尼在乌尔班的思想上留下了烙印。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作为教皇乌尔班二世，奥多在其执政方针中深深地受到了其最为好斗的前任的影响：伟大的“改革派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在1015年前后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Tuscany） ，血统远比乌尔班要卑微得多的父母为他取了个农民的名字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格列高利七世是一个粗鲁无情的教皇：身材矮小，声音微弱，但终其一生都好勇斗狠，刚愎自用，凭借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压手段来推动目标的实现。他的朋友、文人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 对他的形容非常出名：“神圣的撒旦”。至于他的敌人，对他的称呼就恶毒得多了。

从他于1073年加冕为教皇至1085年去世，格列高利七世矢志不渝地改造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遵循并延续一项可以追溯至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1059～1061年在任）的传统。引起改革者们热切关注的原因包括圣职买卖和神职人员的婚姻。但“格列高利式”改革方案的核心是坚持所有世俗统治者——无论皇帝、国王抑或其他人——都应承认基督代理人在凡世间至高无上的地位。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他的教皇敕令（ Dictatus Papae ），其中以强硬的措辞规定了他作为教皇的政治权力：以27条公理断言教皇绝对至上且永无谬误，宣布所有教皇依此定义都为圣人，并授予他们唯一的权力，可以召集宗教会议、选任主教、在教会法庭上审判最重要的案件、罢黜违逆他们的国王和皇帝。 ^[10]

格列高利七世对于教皇权力的这种极其直率的看法，不仅仅是自大或专制的问题，更导致了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激烈而漫长的争斗，在此期间，格列高利七世三次将亨利四世开除教籍，皇帝也转而宣布将格列高利七世罢免，另立自己一派的对立教皇，并使用军事力量将他们安插在罗马。作为反击，格列高利七世与明显不敬畏上帝的罗贝尔·吉斯卡尔及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缔结了己方的军事同盟（这一同盟成败参半：1084年，诺曼人在帮助格列高利七世抵御敌人的同时，洗劫并烧毁了罗马的一半城区）。

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的争端通常被称作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est），事关到底是皇帝还是教皇最适合“叙任”（即任命）主教的两极化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两人身故后继续恶化，闹得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乌烟瘴气，教士与国王互不相让，偶尔甚至以谋杀收场。 而且斗争从一开始就对乌尔班二世的教皇政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奥多之所以选择“乌尔班”这个名号，正是为了表达他想将格列高利七世毁掉的沟通桥梁重建的愿望（去世于公元230年的乌尔班一世，生前曾因以熟练的手腕处理教派分裂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他曾寻找一项可以将西方基督教世界重新团结起来的共同事业。1095年，也就是他出任教皇的第七年，当四面受困的拜占庭帝国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派出的使者们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时，他发现这恰好是他日思夜想的大业。使者们前来恳请乌尔班帮助他们召集基督教军队，援助他们在东方的可怜兄弟们，他们说，这些骨肉同胞正惨遭横冲直撞的突厥人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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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年3月的第一周，阿莱克修斯的使者们在伦巴第的皮亚琴察（Piacenza）找到了乌尔班二世，此地是朝圣者前往罗马途中的一个小站，位于波河岸边。从严格意义来说，皮亚琴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土，但实际上这里的人民已经将亨利四世的官员拒之门外——很可能是因为五年前亨利四世的党羽将当地主教的眼珠挖出而惹怒了他们。 ^[11] 乌尔班二世此时正在皮亚琴察召开一场宗教会议，这次教务委员会的目的是就从皇室丑闻到普通的教会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辩论和发表意见。这位教皇对召开宗教会议情有独钟——在他11年的统治中，他召开了十次宗教会议。根据官方记录，参加皮亚琴察宗教会议的人数尤为众多，总计4000名神职人员和三万名普通教徒出席。代表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几次会议是在户外开阔的田野上举行的。

皮亚琴察的与会者要倾听的内容有很多。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Philip I）的外交官为其陈词辩护，因为乌尔班二世为了惩罚他与妻子非法离婚而对他施以绝罚，法王以原配生育能力不足且过于肥胖的理由与她离婚，然后便以他的情妇取而代之，而棘手的是，后者已经嫁给了因为暴躁易怒而得名“恶人”富尔克（Fulk the Repulsive）的安茹（Anjou）伯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后普拉塞迪斯（Praxedis）则控诉自己的丈夫亨利四世是一个虐待狂。不那么猥琐的事务包括已经提上教务日程的关于买卖圣职、分裂教会以及歪门邪说的具体禁令。这些内容虽然都是乌尔班二世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影响的持久性上，没有一项能比得上拜占庭代表带来的坏消息。

使者们姓甚名谁、何时抵达（此次宗教会议从3月1日持续至7日），以及他们所言何物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12] 但由圣布拉辛的伯诺德撰写的一份记录保留了他们所说的基本内容。伯诺德写道：

使者们谦恭地恳请教皇和基督的所有忠实信徒给他们一些帮助，以抵御异教徒，保卫神圣的教会。异教徒已将他们家园的教堂摧毁殆尽，鲸吞那里的土地，兵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教皇大人因此鼓励众人施以援手，于是他们慨然起誓，蒙天主相助，他们将共赴前线，竭尽全力，襄助皇帝，忠心护国，驱除异教。 ^[13]

到东方去，乌尔班二世向齐集一处的成千上万名教徒和神职人员说道。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于他的话笃信不疑。

乌尔班二世决定支持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既非出于一时冲动，也非突发奇想，而是早有此意。自上台伊始，他就对像阿方索六世和西西里伯爵罗杰这样与穆斯林统治者大动干戈的基督教国王鼓励有加。至于拜占庭帝国，他早已启动试探性的谈判，以图改善罗马与希腊教会之间渐行渐远的关系：有一次，他曾专程前往西西里（拉丁和希腊的教会仪式在那里并用），正是为了听取罗杰伯爵关于此事的建议。 ^[14] 基督教会的这两大阵营自1054年以来就正式分道扬镳，双方在圣灵本质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的神学论点，对到底是发酵的还是未发酵的面包适用于圣餐各执一词，就连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牧首的排位先后顺序也无法达成一致。正如他渴望弥合西方教会中皇帝与教皇的嫌隙一样，乌尔班二世也急于寻求方法来消除东方与西方之间更大的隔阂。

乌尔班二世对20年前的旧事也十分清楚。在拜占庭帝国于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惨败给突厥人之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致信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名流显贵，信中大言不惭，宣称他打算“为那些饱受撒拉森人频繁蹂躏之苦的基督徒送去援助”， ^[15] 最终却一无所获。在11世纪70年代，西方各界对这些号召兴味索然，应者寥寥。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君士坦丁堡遭受的威胁更加严重，也愈发真实。与此同时，阿莱克修斯的宣传试图将小亚细亚的求援与突厥人在圣地对朝圣者和圣殿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结合起来，再添加上耶路撒冷已经血流成河的残忍描述（经常是子虚乌有的捏造）和整个基督教世界危在旦夕的恐吓。“趁你们还有时间，赶紧行动起来吧！以免你们失去基督徒的王国，更为甚者，失去主之圣墓，”从君士坦丁堡寄给佛兰德伯爵罗贝尔的匿名信里如此写道，“这样你们才不会遭受厄运，而是从天堂获得嘉奖。”

正如前文所述，给佛兰德的罗贝尔写信的人是谁，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然而这封信明确了一个论调——将君士坦丁堡的命运与“主之圣墓”（即耶路撒冷）的命运混为一谈，而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接见帝国使者们之后正是对这一点大做文章。在结束了他在皮亚琴察的事务之后，教皇并没有返回罗马，而是启程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法国南部开始了一次说服、布道和劝勉的夏季之旅。他此行会见了教会的首要贵族和王公——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例如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又被称为圣吉勒（Saint-Gilles）的雷蒙］、勃艮第公爵奥多和勒皮（Le Puy） 主教阿德马尔（Adhémar），他们的话语对于各自地区的乡民来说具有很重的分量。通过这些大佬和其他人士，他将发生在东方的残忍骇人之事传播出去，后来在荒诞不经的编年史里以血淋淋的细节呈现：突厥人在拜占庭和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领地上横行霸道，奸掳烧杀，滥行割礼，并且肆意折磨上帝的信徒。

当乌尔班二世讲述东方这一激起他的怜悯之心的悲惨景象时，他对自己担当教皇的使命大谈特谈——一项让基督教世界重归于一统的政策。他在寻求大批作战人员的支持，以便发动一次向东方的军事远征。他说道，那些响应拜占庭苦苦求援的人，也可以被派去进攻那些亵渎圣地的基督之敌。第一个目标是君士坦丁堡。最终目的地将是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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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二世的旅程以两场盛大的活动收尾。1095年10月，他荣归克吕尼修道院，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走向教皇宝座的权力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老师于格此时仍然是修道院院长，由于穆拉比特王朝在西班牙的征服行动切断了他丰厚的资金来源——穆塔米德等泰法国国王上缴的贡金，他现在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建设修道院的激情。新的修道院教堂正在施工中，一座圣殿盘旋向上，直指苍穹。在一场隆重的仪式上，乌尔班二世站在于格的旁边，正式为这座高耸的祭坛祈福。他在修道院驻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宣布他将于11月18日召开另一次大型宗教会议，地点位于90英里（150千米）之遥的克莱蒙（Clermont），会期十天。这一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都受到鼓励参加这次会议，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也确实到场。12位大主教、80位主教和90位修道院院长响应了教皇的号召。他们收到的消息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整个夏天，乌尔班都在城里乡间不遗余力地制造声势。尽管如此，这是他巡视之旅的最后一场重大活动，不容错过。

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布道的确切文本已经佚失，但很多年代相近、部分内容可靠的记录告诉了我们其内容。这次布道演说是他在1095年11月27日举行的一次户外集会上发表的，当时正值冬季来临。根据一位名叫沙特尔的富歇（Fulcher of Chartres） 的牧师所撰写的编年史（实际成书于七年之后）记载，乌尔班二世老调重弹，猛烈抨击买卖圣职、异端邪说、破坏和平和侮辱主教的行为。然而，他随后发出了一个即将回响数个世纪之久的战斗口号，“这是一项属于你们和上帝的紧迫任务”。

他继续说道：

你们必须刻不容缓，星夜驰援，东方的同胞们正翘首以盼，屡屡求援。

因为突厥人，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正在攻击他们……而且已经深入罗马的领土，到达了被称为圣乔治之臂（Arm of St George）的地中海地区（也就是君士坦丁堡）。他们从基督徒那里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并已经在七次战役中打败了他们，杀死或俘虏了很多人，破坏教堂，毁灭天主之国。

因此，我以至诚之心祈祷……上帝劝诫你们，作为基督的使者，要不断地敦促所有阶层的人，无论是骑士还是步兵，无论贫富，赶快从我们的土地上出发去消灭这个邪恶的种族，并及时帮助那里的基督徒居民……

对于所有前往那里援助的人，无论在通过陆路抑或海路进军中，或是在与异教徒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受缚的生命在此过程中走到终点，那么他们的罪过必将得到赦免。我借着主所赐予我的能力，将这一福音赐给所有动身上路的人。 ^[16]

富歇对乌尔班演讲的记述中没有提及耶路撒冷，但后来一位名叫修士罗伯特（Robert the Monk）的作家记载道，乌尔班号召他的听众“踏上前往圣墓的道路，把那片土地从邪恶的种族手中拯救出来，夺为己有……位于世界中心的天主之城（即耶路撒冷）……祈求和渴望自由，不断祈祷你们能前来救助她。事实上，她格外需要的正是你们的帮助，因为上帝在战争中赐予你们相比其他民族无上的荣耀……所以，坚定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你们必将身负天国坚不可摧的荣耀，你们的罪过将得到赦免”。在乌尔班二世讲完之后，罗伯特写道，人群的呼声开始汇聚成同一个声音：“天主之意！天主之意！” ^[17]

在教皇激动人心的独白行将结束之时，勒皮主教阿德马尔以一个精心设计好的动作站起身来，当众向教皇跪下，请求教皇允许他参加这次光荣的远征。图卢兹的雷蒙也当众表态要鼎力支持。这些大人物纷纷誓言要承担起这样一个大胆而又雄心勃勃的任务，此情此景，在场的人们也深受感染，顺理成章地陷入群体性忏悔的狂热之中，他们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向前拥去，乞求教皇在他们返回家中准备新任务之前赦免他们的罪过。

乌尔班告诉所有期望加入东方朝圣之旅的人，要在“（他们的）前额或胸前标记出十字” ^[18] ，以同他们的邻居区分开来。再一次，他们对他的话笃信不疑。从那时起，将“领取十字”的字面意义付诸实践成了十字军东征视觉表现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克莱蒙上演的一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令人生畏的胜利，这一幕——尽管当时的人还不曾料到——将会被后世数个世代的人效仿。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大激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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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九个月里，一支名副其实、由虔诚教士们组成的队伍前往法兰西的城镇、乡村以及更远的地方，号召人们加入这场新运动。其中的典范当数教皇本人，他先后在利摩日（Limoges） 、勒芒（Le Mans） 、图卢兹、图尔、蒙彼利埃（Montpellier） 、尼姆（Nîmes）和鲁昂（Rouen）等地召开大型集会。他在所到之处举行弥撒，赐福教堂的圣坛，笼络贵族，捐赠和转交圣物（包括从教廷收藏中取出的圣十字架的许多小碎片），头戴金银三重冕教皇法冠出席宏大的典礼，在露天布道，还勉励基督徒拿起武器、出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并夺走其他人类的性命。那些听到他鼓动的人都遵从了他的号召。在克莱蒙，乌尔班曾试图缓和被煽动起来的大众情绪，他发出指示说，只有那些健康、富有、能打仗的人才应该加入他的军队，并且警告，那些已经领取十字但没有出发的人将蒙受耻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那些止步不前的人，而是那些不合适新任务的狂热分子，他既无法阻止也无法控制他们。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状况不足为奇。一位教皇骑马越过阿尔卑斯山，率领着一大群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走过数百英里的法兰西大地，这可是一生中难得一见的景象，使得亲眼看见的基督徒欣喜若狂。这个时期的西欧正在经历艰难时世。自1092年以来，一连串的旱灾、饥荒和瘟疫肆虐西欧大地，使得民生凋敝；在前一年夏天，一些最贫困的人被迫在土地里挖草根为食。 ^[19] 到了1095年和1096年，这些问题有所缓解，但取而代之的是惊人的天象征兆，包括流星雨、月食和罕见的极光，漫天的流光溢彩和奇形异色引发了人们关于末日降临的思考。 ^[20] 他们认为，由于凡人犯下的罪恶，上帝将种种不幸施加于他的子民，而乌尔班二世恰恰在此种背景之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赎罪的机会。当乌尔班提及耶路撒冷和拜占庭时，这一信息显得尤为有力——耶路撒冷作为世界的中心、基督受难地和他空空如也的坟墓所在地，有着明确的意义。

因此，报名参加乌尔班二世所发动的武装朝圣之旅的志愿者很快人满为患。“很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罪过会得到赦免时，便发誓要带着净化的灵魂依令而行，”沙特尔的富歇写道，“看到这些由丝绸、金织物或其他精美材料制成的十字架，被这些朝圣者，包括骑士、普通信徒和神职人员缝在斗篷肩上，这再合适不过了，令人心生快意。” ^[21]

当乌尔班在克莱蒙布道时，他所希望的是发动教会的军事力量进行远征。而现在他取得的成功已超乎他最大胆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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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inson， Eleventh-Century Germany ，p.292.

[2] MacCulloch，Diarmaid，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ondon，2009），pp.365-7.

[3] Mullins，Edwin， In Search of Cluny：God’s Lost Empire （Oxford，2006），p.235.

[4] 关于乌尔班二世的意识形态框架，可参阅Chevenden，Paul E.，‘Pope Urban II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crusades’，in Boas，Adrian J.（ed.） The Crusader World （Abingdon，2016）， passim but esp. pp.15-20.

[5] Smith，L. M.，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nastery of Cluny （Oxford，1920），p.130.

[6] Smith，L. M.，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nastery of Cluny （Oxford，1920），pp.135-6.

[7] MacCullo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367.

[8] Williams，John，‘Cluny and Spain’， Gesta 27（1988），p.93.

[9] O’Callaghan， 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Medieval Spain ，p.167.

[10] 若要了解关于这一实质性主题的更多内容，可参阅Morris，Colin， The Papal Monarchy：The Western Church from 1050 to 1250 （Oxford，1989），p.112-13.

[11] Robinson， Eleventh-Century Germany ，p.296；Somerville，Robert， Pope Urban II’s Council of Piacenza：March 1-7，1095 （Oxford，2011），p.6.

[12] Somerville， Pope Urban II’s Council of Piacenza ，p.16.

[13] Bernold of St Blasien in Robinson， Eleventh-Century Germany ，p.324.

[14] Loud，G. A. The Age of Robert Guiscard：Southern Italy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Harlow，2000），p.230.

[15] Cowdrey，H. E. J.， The Register of Pope Gregory VII，1073-1085 /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xford，2002），pp.50-1.

[16] Ryan，Frances Rita（trans.）and Fink，Harold S.（ed.）， Fulcher of Chartres / A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Jerusalem，1095-1127 （Knoxville，1969），pp.65-6.

[17] Sweetenham，Carol（trans.）， Robert the Monk’s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 / Historia Iherosolimitana （Abingdon，2016），p.81.

[18] Sweetenham，Carol（trans.）， Robert the Monk’s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 / Historia Iherosolimitana （Abingdon，2016），p.82.

[19] Kostick，Conor，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irst Crusade （Leiden，2008），pp.99-101.

[20] Pertz，G. H.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 XVI （Hanover，1859），p.101. 更广泛的材料可参阅Rubenstein，Jay， Nebuchadnezzar’s Dream：The Crusades，Apocalyptic Prophecy，and the End of History （New York，2019）。

[21] Fulcher of Chartres ，p.68. GTftFRj7T91nIHTdftftqUt0vTbujr2wLphEU24XWeD47O4gXYtyiGi8hd8+Nm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