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国受困

希腊基督徒最神圣的帝国

正……遭受灭顶之灾

1083年12月2日，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降临人世。按照文献记载，她出生在父亲的君士坦丁堡大皇宫中的紫色寝宫，也就是斑岩大厅（Porphyry Chamber）。她的出生过程既缓慢又艰难，但在后来的人生中，她会自豪且不厌其烦地重复她母亲喜欢讲的故事，来解释一次超过48个小时的分娩是如何达成的。然而，随着安娜出生日期的来临，她的父亲，即拜占庭皇帝本人却不在宫中。此时，他正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作战，宫廷人员都在紧张不安地等待他从战场上返回。她15岁的母亲此刻不停地在自己隆起的巨大腹部上画着十字，发誓在其夫君安全返家之前绝不生下孩子。这在皇宫中引发了一些人的焦虑，因为皇帝的归程恐怕仍要有一个月之久。所幸皇帝还是及时返回，他的第一个孩子健康地生下。对于安娜来说，这一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即使在（母亲的）子宫里，我也注定要在将来深爱我的父母。因为从那以后，当我年已及笄、思想成形时，我对他们两人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出生即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名公主可谓三生有幸，逐渐融入斑岩大厅内的世界更是平添一分荣耀。从这里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港湾风景和远处蔚蓝的马尔马拉海也一览无余。四面墙壁围成方形，然后向上收缩成金字塔形房顶，大厅内铺覆着大理石，“普遍呈现出紫色……但是其间点缀着白点，就像沙子撒在上面一样”。 ^[2] 斑岩是一种帝国专用的石料，原本采自埃及东部沙漠的石场。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地方，此物还被用来建造君士坦丁之柱（Column of Constantine），以庆祝这座城市于公元4世纪被确定为罗马帝国的新都。紫色是皇室的颜色，只供帝国皇族专用。皇帝们身着紫袍，而染料则是一种提取自海螺的恶臭物质。他们在自己的宫殿悬挂着紫色的装饰物。他们甚至用紫色的墨水签署文件。而只有在位皇帝的孩子才可以在这一紫墙房间里出生：那些被称为“生于紫室者”（porphyrogennetos）和“生于紫室女”（porphyrogenneta） 的皇家骨肉。安娜作为这个独一无二的皇室群体中的一员，对自己的身份永远感念在怀。

安娜的皇族父母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I Komnenos）和他的妻子伊琳娜·杜卡伊娜（Irene Doukaina）。伊琳娜是一位高级军官和一位保加利亚贵族的女儿。阿莱克修斯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将军，在1081年夏的一场政变中大权在握，加冕为拜占庭皇帝，两年后他的女儿出生。安娜·科穆宁娜在描述自己的双亲时不吝溢美之词：阿莱克修斯“给人一种炽烈旋风的感觉……一双黑色的弯眉之下，他的双眼射出时而可怕时而亲切的目光……他肩膀宽阔，手臂肌肉发达，胸膛深厚，举手投足无不带有一股英雄气概，总是能唤起人们的惊奇和欢乐”。而伊琳娜“亭亭玉立，像一株一直在开花的嫩芽，风华正茂，一身傲骨，她的四肢和全身都完美对称，和谐无瑕……她的脸上闪耀着柔和的月光……她的脸颊上盛开着玫瑰花，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 ^[3] 至于安娜本人，由于出生并且长大在博斯普鲁斯岸边富丽堂皇的环境里，从小就表现出对学识、文字、修辞和哲学的渴望，终生孜孜不倦。她的周围都是学者，她对他们慷慨资助并喜欢与其辩论。其中一人称她为“聪慧的安娜，博学慎思，优雅之至”。 ^[4]

安娜·科穆宁娜送给她至爱的双亲和学者们的一份大礼是在其晚年撰写的一部关于她父亲统治的历史长卷：第一部由女性撰写的西方重要历史著作。她的史书名为《阿莱克修斯传》（ Alexiad ），以希腊文写就，因出于为其父开脱的目的而存在严重的歪曲史实之嫌，记述了从阿莱克修斯于1081年崛起掌权至1118年去世之间的历史事件，其中不乏为这些事件寻求理由和解释的话语。这部史书以非凡的洞察力再现了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和12世纪之交云谲波诡的政治局势。《阿莱克修斯传》内容充实，收录了流言蜚语和内部消息，对拜占庭人、他们的朋友和敌人进行了详细描述，记载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故事和错综复杂的政治阴谋。由于作者本人的学术造诣深厚，对过往历史学家的著述也是信手拈来。尽管安娜对她父亲有所偏袒——被她形容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之美德”的男人——但她的作品仍以丰富多彩的文字揭示了拜占庭帝国及其皇帝在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经受的重重压力。 ^[5] 最重要的是，这部史书解释了阿莱克修斯在1095年做出的重大决定，即请求西方基督教统治者们帮助他稳定自己的国土，最终向十字军打开了东方的大门，蜂拥而入的十字军则带来了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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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科穆宁娜出生所在的拜占庭帝国，尽管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已希腊化，但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直系传承。拜占庭帝国的这一名称系中世纪晚期由历史学家创造的一个术语，源自其都城：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曾经被称作拜占庭（Byzantion或Byzantium，今天则被称为伊斯坦布尔）。但是在安娜和她父亲的时代，人们用来描述这座城市和帝国的术语与上述称谓完全不同。在公元330年，这座城市被君士坦丁大帝神圣化为一个“新罗马”（Nova Roma）——这个战略位置优越的大都市位于多条贸易路线和军事大道的交会之处，罗马皇帝可以从这里管理东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利益，其权力辐射范围包括埃及、色萨利、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马城市，到处都是优雅的建筑和广阔的公共空间，包括一个广场和竞技场。在罗马帝国于公元395年分裂以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东部帝国的都城；当“老”罗马于15年后遭遇浩劫，西罗马帝国随之灭亡时，这座都城反而屹立不倒。自这些剧变发生后七个世纪以来，安娜、她的家族和其他所有人都以古典术语称呼拜占庭。阿莱克修斯仍是“罗马皇帝”。他的人民自然也是罗马人。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或“罗马尼亚”（Romania） 。甚至阿拉伯语使用者也迎合这一说法：这是比拉德-罗姆（Bilad al-Rum，罗马人的土地）。 ^[6]

在11世纪中期，除了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外，拜占庭人仍占据着一片广袤的领土。在西面，帝国领土延伸到意大利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以及亚得里亚海东北端的达尔马提亚。在巴尔干，多瑙河和伯罗奔尼撒之间几乎所有的地方在理论上都听从皇帝的号令，而且他的影响力也已直抵黑海的东北海岸和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岛等地中海东部岛屿悉数归于帝国治下。在陆地上，拜占庭的领土一直延伸到中东，囊括小亚细亚、奇里乞亚、连同安条克城在内的大叙利亚海岸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地区，以及由于火山运动而形成的咸水湖——凡湖（Lake Van） ，这些火山在今日成了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伊朗三国的分界线。从理论上来说，所有这些地区都由阿莱克修斯在君士坦丁堡统治着，他通常都待在最心爱的住所：重建后守卫森严的布拉赫内宫（Blachernae），这座宫殿坐落在君士坦丁堡的北部，被保护城市内陆通道的巨大城墙包裹在内。

或许也不尽然。因为当阿莱克修斯于1081年从不幸的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Ⅲ）那里攫取帝位时，他发现围绕帝国皇冠存在着一长串的问题。首先，类似他本人率兵推翻尼基弗鲁斯三世的这种贵族叛乱继续发酵，作为一个篡位者，年仅25岁的阿莱克修斯统治拜占庭帝国的合法性在本质上就有争议，这一事实更是使叛乱之势愈演愈烈。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帝国边远之处显现的外部威胁。在意大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诺曼冒险者罗贝尔·吉斯卡尔和西西里的罗杰一世已经占领了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而且正在通过征服西西里来巩固他们在那一地区的胜利果实。而西西里在被阿拉伯人占据之前也曾是一块拜占庭的殖民地。诺曼人还推进到了巴尔干地区：在1081年于都拉基乌姆（Dyrrhachium）［都拉基恩（Dyrrakhion），或现代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Durrës）］的一场会战中取得对帝国军队的大胜，罗贝尔·吉斯卡尔开始着眼于夺取马其顿和色萨利的帝国领土。

与此同时，在北方，帝国领土一直饱受来自多瑙河方向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称为帕奇纳克人（Patzinak）］的骚扰，这个半游牧化的民族惯于兴风作浪，肆意为虐，在不同的时期对包括拜占庭人在内的所有邻居都发动过侵袭。安娜·科穆宁娜经常将佩切涅格人称为“斯基泰人”（Scythians） ，这一术语是对生活在黑海和里海北部无数民族的统称。

最后，在东面出现了一个名为塞尔柱人（Seljuqs）的突厥民族，与诺曼人一样执着地入侵，带来的威胁在凶险程度上不亚于佩切涅格人。与佩切涅格人大体上相似，塞尔柱人是一个松散的突厥部落联盟，起源于中亚大草原的乌古斯（Oghuz） 语地区。到了安娜·科穆宁娜的时代，他们已经征服了波斯地区的大部，并在这一过程中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一位名叫伊本·哈苏尔（Ibn Hassul）的官员曾经为塞尔柱人工作，他写道：“造物主将他们塑造成狮子的外形，脸宽鼻平，肌肉结实，铁拳有力……他们涉足于高山之巅，驰骋于险境之中，攀遍千峰万壑，勇闯深渊峡谷，深入未知之地。” ^[7] 作为马上骄子和勇猛武士，塞尔柱人在11世纪70年代席卷安纳托利亚地区。1071年8月，帝国军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Manzikert）遭遇了一场耻辱性大败，被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率领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自那以后，塞尔柱人一直忙于在小亚细亚建立自己的帝国，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

可以理解的是，安娜对这些帝国的劫掠者深恶痛绝，因此将突厥人（Τοúρκοι，她不曾使用塞尔柱这个称谓）刻画成阴险狡诈的野蛮人。 ^[8] 另一位与她年代相近的历史学家将他们称作“带翼毒蛇……嗜血猛兽……野蛮成性的异教徒民族”。 ^[9] 当然，他们的效率之高一如其恶名所指。到了1085年，塞尔柱人已经占领或即将占领帝国境内的各个城市，向西进抵士麦那（Smyrna），距君士坦丁堡仅185英里（300千米）。到了1091年，帝国已是四面受敌。关于拜占庭帝国濒临崩溃的传言不胫而走，在遥远的西欧宫廷传得沸沸扬扬。这已不是蛮族第一次兵临罗马城下。因此，与他的同时代人——塞维利亚泰法国的国王穆塔米德一样，皇帝阿莱克修斯认为保住帝位的最大希望就是鼓励其他人为他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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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修斯决定通过向境外势力求援来化解拜占庭所面临的威胁，这一做法并不新鲜。实际上，军事联盟在拜占庭的世界里大行其道，由于庞大的体量，帝国经常需要运用不同形式的政治和军事现实主义，而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遑论基于信仰的决策机制。随着他所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皇帝开始四处寻找盟友。

1091年4月29日，阿莱克修斯给予佩切涅格人决定性的一击，通过诱敌深入，他在莱布尼翁山（Mount Lebounion）侧、接近色雷斯的赫布罗斯河［River Hebros，又叫作马里查河（Marica）］ 口的一块平原上将他们的主力聚而歼之。敌人一败涂地——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军事胜利。而他成功的关键在于当日拜占庭军队的一大臂助：另一群名叫库曼人（Cumans） 的部落武士。拜占庭人与库曼人之间几乎没什么情谊可言：安娜将其形容为“渴望食人血肉……迫不及待地准备从我们的领土上大肆搜刮战利品”。 ^[10] 但是，他们收受了拜占庭人的厚币后心满意足，帮助阿莱克修斯赢得了这场惊人的胜利。在安娜对这场战斗的描述中，她的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主角：

他在敌军之中往复冲杀……将迎面之敌劈成肉泥。他纵声长啸，远处敌兵莫不望风披靡……一整支部族，远非成千上万，而是不计其数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在那一天彻底亡族灭种。 ^[11]

如果佩切涅格人还算相对容易打发的话，东面的塞尔柱突厥人则绝非易与之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带来的威胁源于阿莱克修斯在他统治的头十年里与塞尔柱人暧昧不清的交往。尽管他们频繁入侵拜占庭的领土，皇帝有时还是会向这些突厥人伸出友谊之手。登基的第一年，他曾在都拉基乌姆战役前向塞尔柱人求援以对抗诺曼人，而后在11世纪80年代又与巴格达的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Malik-Shah）以及数位突厥大酋长在小亚细亚的战场上培养出一种合作关系。阿莱克修斯通过在那些突厥人觊觎的小亚细亚城镇建立起一套协作规则，或是将这些城镇委任给那些乐意配合帝国政策的突厥领主，来达到安抚的目的，条件是他们要守卫这些城镇，抵抗反叛的帝国封臣或来自更远地方的其他敌人。 ^[12] 这位皇帝甚至一度认真考虑过马利克沙的建议：将安娜许配给苏丹的长子。只不过由于安娜在出生之际就已经与其母系家族的一位拜占庭亲王订婚，这桩政治交易才悻悻作罢。 在与塞尔柱人打交道时进行此类运作，阿莱克修斯实际上是在玩火，但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正如后来发生的那样，与塞尔柱人进行谨慎合作的政策在1091年惨遭失败。马利克沙在那一年去世，其子辈中继位成为苏丹的那位很快就证明他比其父更难相处。不久，负责管辖拜占庭据点的突厥总督都由态度友好的人被更换为怀有敌意的人。四年以后，整个脆弱的绥靖体系在1095年全面瓦解。突厥人从东到西控制了安条克、尼西亚、尼科米底亚和士麦那等城市，并且占据了小亚细亚的全部爱琴海临海地区。在巴尔干地区，来自塞尔维亚的部落南下进入帝国领土烧杀抢掠，使得发起驱逐他们的军事远征行动势在必行。在各方向威胁的撕扯之下，阿莱克修斯的资源捉襟见肘；而持续不断的战役行动所带来的重负，以及贿赂盟友的耗费，使得国库也日渐空虚。帝国金币的贬值严重地损害了其价值和信用。在君士坦丁堡，到处都能听到谈论反叛的低声密语，贵族、军队、内廷和教会则暗中支持。阿莱克修斯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他的臣民开始窃窃私语：为什么不以同样的方式除掉他呢？ ^[13] 皇帝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阿莱克修斯选择了一条最终会决定命运的行动路线，尽管这种选择完全符合阿莱克修斯的性格：他决定向西方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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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年来诺曼人给拜占庭帝国造成的不少困扰，尤其是像罗贝尔·吉斯卡尔这样的麻烦制造者，阿莱克修斯在11世纪90年代竟然选择向麻烦源头求助，可能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对于带着后见之明来写作的安娜·科穆宁娜来说，西方人或“拉丁化”欧洲一概被冠以“凯尔特人”的称呼，而他们通常都是她最不会推荐委以信任的那伙人。然而，在11世纪90年代中期，她的父亲确实亟待援手，而他的经验也表明，在与凯尔特人打交道时，这一群体的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并非完全不可靠。在其执政之初，他就曾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支付了一笔36万金马克的巨额贡金，诱使后者在意大利攻击罗贝尔·吉斯卡尔：这样一笔颇有价值的交易牵制了这个诺曼人对拜占庭领土的进攻。 ^[14] 十年之后，阿莱克修斯最伟大的军事胜利——在1091年将佩切涅格人一举铲除的莱布尼翁之战中，有500名佛兰德的骑士前来助阵，派遣他们的正是其宗主佛兰德伯爵罗贝尔 ，后者在1089年从耶路撒冷朝圣的返途中与阿莱克修斯有过一面之缘。 ^[15] 凯尔特人并不全都是穷凶极恶之辈。正如阿莱克修斯在认为对自己有利时便将突厥人或库曼人引为盟友一样，他也非常乐意向西方求助，如果这看起来符合帝国的最大利益的话。

1091年，大约在莱布尼翁之战的同一时间，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件以致“罗贝尔，佛兰德的领主和崇高的伯爵，并致全境所有的王公、基督信仰的挚爱者、普通教徒以及神职人员”开头。信中诉说道“希腊基督徒最神圣的帝国正因为佩切涅格人和突厥人的日夜蹂躏而遭受灭顶之灾”。这封信的作者还讲述了突厥人在帝国其他领地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捣毁圣地，滥杀无辜，凌辱主教，强行对男孩施以割礼并强迫他们对自己在圣洗池中的鲜血小便，强奸犯们在“少女的母亲面前夺去她们的贞洁，并强迫她们歌唱淫邪之曲直至完成自己的兽行”。作者哭诉道“（帝国）境内几乎所有城市都已沦陷，现在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而这些突厥人很快也要将其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然后他乞求佛兰德伯爵以天主仁爱之名派遣基督教武士增援，拯救“信仰忠贞的希腊基督徒”。 ^[16]

这封信的作者到底是何人尚无法断定。据说这是阿莱克修斯自己的手笔，结果被驳斥为彻头彻尾的伪造。但不容争论的是，整个西方都流传着其他内容相似的请求信，且都是以阿莱克修斯的名义发出。从1091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求援行动拉开序幕，紧急呼吁被发往欧洲各地的贵族和王室，其中痛斥野蛮人的各种暴行和违背基督教礼仪的荒唐罪过。使者们被派往四面八方，身兼争取国际同情和经济援助的双重任务。在威尼斯，利润丰厚的贸易特权摆在总督面前，包括税收减免、对威尼斯商人的法律豁免权，以及对帝国境内所有港口条件最好部分的独占权——所有这些都用来换取威尼斯人对业已枯竭的帝国国库所进行的财政支持。在法兰西和德意志，拜占庭外交官将用于教堂的圣物作为礼物呈上，外加东方的基督教世界和教徒危若累卵的可怕警告。他们宣称，其命运有赖于全世界全体基督教社会同仇敌忾，反抗邪恶的“异教徒”。在讲述帝国的苦难故事之余，他们又渲染了一些危言耸听的传闻，比如朝圣者遭受虐待，圣地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亵渎——其中就包括耶路撒冷，这座基督传教和受难之城。这些可怕故事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且用意深刻：激起西方基督徒对拜占庭敌人的仇恨，希望他们能帮助皇帝对付那些所谓的作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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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修斯尽管屡屡为人所欺，却并非愚不可及。在位统治期间，每当他向远方的势力寻求帮助时，他深知这项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请求西方施以援手、抗击在小亚细亚来势汹汹的突厥人时，他十分了解这些被他请来加入战斗的武士的名声。他们与那些在塞维利亚的穆塔米德召唤下从摩洛哥跨海来到西班牙南部的蒙面伊斯兰苦行僧截然不同。法兰克人可是声名狼藉，因为他们“狂性大发时无法自制，性情古怪且捉摸不定，更不用说……他们利欲熏心……以至于他们破坏自己签订的协议时无所顾忌”。 ^[17] 他的女儿记载道，阿莱克修斯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向他们发出召唤。他所不希望的是，“生活在亚得里亚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整个西方世界和全体人民，拖家带口，从欧洲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迁徙到亚洲”。 ^[18]

然而最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阿莱克修斯从东方发出的甜言蜜语收效奇高，远超乎他、安娜，或是他们周围的任何人，甚至包括给他们制造麻烦的突厥人的想象。因为他的话语在经过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十分危险的演说家——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歪曲篡改之后，传达给求之不得的听众。他在他的教众中所煽动起的情绪将会扭转地中海地区乃至更遥远地区的历史进程，其效果竟达数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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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wter，E. R. A.（trans.）and Frankopan，Peter（intro.） The Alexiad / Anna Komnene （London，2009），p.167.

[2] Sewter，E. R. A.（trans.）and Frankopan，Peter（intro.） The Alexiad / Anna Komnene （London，2009），p.188.

[3] Sewter，E. R. A.（trans.）and Frankopan，Peter（intro.） The Alexiad / Anna Komnene （London，2009），p.85.

[4] Theodore Prodoromos，quoted by Frankopan，Peter，‘The Literary，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For The Twelfth-Century Commentary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in Barber，Charles and Jenkins，David（eds.）， Medieval Greek Commentaries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Leiden and Boston，2009），p.47.

[5] Alexiad ，p.7.

[6] Cobb， The Race for Paradise ，p.70.

[7] 引言的译文见Hillenbrand，Caroline， Turkish Myth and Muslim Symbol：The Battle of Manzikert （Edinburgh，2007），p.147.

[8] Alexiad ，pp.204-5.

[9] Dostourian，Ara Edmond（trans.）， Armenia and the Crusades：Tenth to Twelfth Centuries：The Chronicle of Matthew of Edessa （London，1993），p.44.

[10] Sewter，E. R. A.（trans.）and Frankopan，Peter（intro.） The Alexiad / Anna Komnene （London，2009），p.263.

[11] Sewter，E. R. A.（trans.）and Frankopan，Peter（intro.） The Alexiad / Anna Komnene （London，2009），p.226.

[12] Alexiad ，p.111；Frankopan，Peter， The First Crusade：The Call from the East （Cambridge，MA，2012），pp.46-8，54-5.

[13] Frankopan， The Call from the East ，p.71.

[14] 关于具体事例，可参阅Bernold of St Blasien in Robinson，I. S.， Eleventh-Century Germany：The Swabian Chronicles （Manchester，2008），p.274.

[15] Alexiad ，p.199.

[16] 这封信的印刷本见Hagenmeyer，Heinrich， Epistulae et chartae ad historiam primi Belli Sacri spectantes quœ supersunt aevo aequales ac genuinae （Innsbruck，1901），pp.130-6.关于这封信的作者及可靠性（通常的观点是这封信是伪造的），可参阅Frankopan， The Call from the East ，pp.60-1；另见Joranson，Einar，‘The Problem of the Spurious Letter of Emperor Alexius to the Court of Flander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5（1950），pp.811-32，以做比较。

[17] Alexiad ，pp.274-5.

[18] Alexiad ，pp.274-5. fwMYPSIdMVIRxz79N5nMw1rSFxdGW8EJgjlaJ8yYz9tnJfNOp3AAX1N9Arruca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