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人与泰法王

既然羽翼已丰，兵强马壮，

基督徒无不渴望光复沦丧敌手的山河……

随着西西里在11世纪70年代逐渐落入诺曼人的统治之下，罗杰伯爵的蛮族士兵手持形如巨大泪滴状的盾牌东征西讨，岛上的城市望风披靡，一位年轻的穆斯林诗人携家带口，逃往他乡。他的名字叫作伊本·哈姆迪斯［Ibn Hamdis，阿拉伯语全名为阿巴德·贾巴尔·伊本·哈姆迪斯（Abd al-Jabbar Ibn Hamdis）］，时年24岁。他于1054年前后出生在锡拉库萨，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在优雅舒适的环境中长大，饱受文学教育的熏陶，培养出熟练创作通俗阿拉伯诗歌（在当时是高雅文化的标志）的能力，终生受用不尽。这种才能使他就自己漫长而又历经沧桑的一生中所目睹的毁灭、痛苦和失去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也使他声名鹊起，进入了很多学风浓厚的地中海穆斯林宫廷。

离开西西里不啻一场心灵上的创伤，这种出走让他永远都为他的出生地——这个动荡不安的岛屿伤感不已。“我被逐出天堂。”他曾经如此写道。他笔耕不辍，直至耄耋之年，诗篇里弥漫着怀旧与思乡之情。 ^[1] 但如果说颠沛流离的生活令他痛苦的话，却也有裨益之处。离开西西里后，伊本·哈姆迪斯一路向西，成为一位领着固定薪水的伴读，他的主人就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中的一位：穆罕默德·穆塔米德·伊本·阿巴德（Muhammad al-Mu’tamid ibn Abbad），塞维利亚泰法国（taifa of Seville）的国王。穆塔米德在伊本·哈姆迪斯到来之时年届四十，自己本就是一位有天赋的诗人；他从作风粗野却又口才极佳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赋文修辞的本事。通过冷酷无情的军事行动，老国王穆塔迪德（al-Mu’tadid）将塞维利亚泰法国打造成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且他对付敌人的手段可谓阴狠狡诈，有一次他竟然在自己的宫殿浴室里将一群来访的外交官活活闷死。 ^[2]

穆塔米德是一位比他父亲稍微宽厚一些的统治者，也是一位更有才华的诗歌创作者。 ^[3] 他将伊本·哈姆迪斯招纳为他创作抒情诗的几个陪练伙伴之一，并给这位诗人发放薪水。于是这位西西里流浪者在西方最富于学术气息和感官享受的宫廷之一定居下来，在那里，纵酒和随意性行为的犯禁之乐唾手可得，而生活，他写道，“只有当我们沿着快乐的海岸行走，抛弃所有的束缚时才可得到原谅”。 ^[4] 伊本·哈姆迪斯一直思念着自己的故乡，但至少在那一刻，一切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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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泰法国的崛起时间相对较晚。如果在一个世纪之前，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文人想在这一地区寻求庇护的话，他可能毫不犹豫地直奔科尔多瓦（Córdoba），即倭马亚哈里发王朝的地区性首府：一座拥有50万居民的超大城市，也是全世界最发达、最令人景仰的大都市之一。在这里，科学家、占星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匠人和建筑师则检验完美艺术的界限。但是在1031年，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土崩瓦解，科尔多瓦就此跌落神坛，学术发展迟滞不前，图书馆被洗劫一空，书籍被付之一炬，有名的工坊也闲置荒废。

在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下出现了许多名义上独立的小王国，这些名为泰法（taifas）的小国中，塞维利亚泰法国的国力首屈一指［其他的泰法国还包括马拉加（Malaga）、格拉纳达（Granada）、托莱多、巴伦西亚、德尼亚（Denia）、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萨拉戈萨（Zaragoza）和莱里达（Lerida）］。泰法一词意为独立的君主国，有时候被译为“帮派王国”（party kingdom）。塞维利亚泰法国占据了西班牙南部伊斯兰世界（或被称为安达卢西亚）的一大片土地。塞维利亚城（王国即由此城得名）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北125英里（200千米）处，围绕着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 畔的一座阿尔卡扎（alcazar，城堡或宫殿）发展起来。王国领土从其最远处，也就是现代葡萄牙大西洋沿岸的锡尔维什（Silves）和阿尔加维（Algarve）一直延伸到东部的穆尔西亚（Murcia）。在穆塔米德王朝，即名为阿巴德家族（Abbadids）的统治下，塞维利亚泰法国吞并了周围的许多小王国，并将优良的农田、繁忙的港口以及连接北非和欧洲大陆的战略贸易路线也一起吸纳。它以高质量的乐器、深红色布料染料、甘蔗和橄榄油而闻名于世。统治阶级的普遍态度在穆塔米德父亲的诗歌中得到诠释：“时光一分二，忙中犹有闲。白日问国事，黑夜尽狂欢！” ^[5]

穆塔米德的统治标志着塞维利亚泰法国的国家实力达到了巅峰。如果他是一个更走运的统治者，或者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那么他就有可能继续稳步扩张塞维利亚泰法国的领土，直至他将所有泰法国重新统一，再次形成一个类似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崩溃了）这样的大国。结果，在他统治期间，塞维利亚泰法国遭遇了悲惨解体的命运，当先发难的是一位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另一端的国王：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Castile and León）的阿方索六世（Alfonso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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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东北偏北约250英里（400千米）处矗立着托莱多高耸的角楼石墙。托莱多曾是西哥特（Visigothic）帝国的伟大都城，如今在穆斯林的统治下，这里遍布着精致的桥梁、公共浴场、集市和清真寺。河道宽阔、水流湍急的塔霍河（Tagus）环绕着托莱多，是伊比利亚半岛内最长的水路，发源于乌尼韦尔萨莱斯山脉（Montes Universales），流经620英里（1000千米）后在里斯本汇入大西洋。沿途的河谷和盆地是边境地带，在这片充满争议、空间有限的地带以北，是由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诸王所控制的领土。那里的国度与南方的情形一样，土地被互相敌对的统治者瓜分，他们虽然信仰相同，却为了霸权争斗不休。加利西亚（Galicia）、莱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Navarre）和巴塞罗那的实力在这些北方国家中最为强大。与南方相似的是，这里也有一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在权力和影响力上超乎同类。

从1072年直至1109年在70岁生日前夕去世，国王阿方索六世就是这样一位统治者。他的绰号叫作“勇者”（El Bravo），而他决心让这个绰号名副其实。他戴上了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联合王国的王冠，并且统治了加利西亚的全部和纳瓦拉的部分地区。从领土和声望来看，他称得上是比利牛斯山下基督教君主第一人。一位心怀钦佩之情的编年史家形容他是“一位各方面都堪称楷模的天主教徒”，而“邪教宵小畏之如虎，向来不敢妄留于他的视野之内”。 ^[6] 另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他拥有凡人之中极为罕见的准确判断力和强大的武力”。 ^[7]

毫无疑问，这些称赞的话语显得老套俗气［而且在西班牙民众的心目中，阿方索给人留下的印象比他曾经的家臣——罗德里戈·迪亚斯·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要微弱得多，也没那么浪漫，后者则以熙德（El Cid） 之名留名青史］，但这些溢美之词反映出这样一种现实：正如穆塔米德在西班牙南部的泰法国中主宰沉浮一样，阿方索在北方也能呼风唤雨。他在推翻自己的弟弟加西亚（Garcia）的统治、攫取加利西亚后得势掌权，后来又从其长兄桑乔（Sancho）的暴死中渔翁得利，后者在一场围城战中不幸中人奸计，遇刺身亡。在漫长的一生中，阿方索娶了五位妻子并且拥有两位宠妾，他历经大小战役无数，与基督徒和穆斯林敌人屡次交手，集各项尊贵头衔于一身，包括1077年获得的称号——全西班牙皇帝（imperator totius Hispaniae）。这一称号虽然野心有余，但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准确：他的统治权从加利西亚的大西洋沿岸向东延伸至巴塞罗那，但在塔霍河南面却从未得到完全的保障，在那里，穆塔米德和其他几位泰法国王向阿方索缴纳被称为帕里亚斯（parias）的巨额贡赋，以求得安宁。即使这一头衔不能完全反映政治现实，也肯定指明了阿方索的前进方向。他决心要为自己的王国开疆辟土，而敢于阻挡他前进步伐的正是一位勇敢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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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的下半叶，阿方索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基督教王公的野心受到罗马教廷的大力鼓动。当然，罗马与西班牙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成为罗马共和国对外扩张的一个主题，直至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使其臣服于己；此后将近500年这个行省便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到了公元11世纪，教皇们坐在执政官和暴君们曾经君临天下的高位，自然也心怀同样的征服方略。从11世纪60年代开始，连续几位教皇都筹谋将西班牙信仰基督教的地区纳入信仰体系，使其服膺罗马的教廷权威：推动该地区的教会取消许多阿拉伯基督徒都遵循的莫扎勒布（Mozarabic） 礼拜仪式，大力支持拉丁化礼拜仪式，并主张教廷有权指导宗教事务，从当地的基督教信徒那里收取贡赋。

在这一做法上教廷或多或少与大众的行为一致，因为来自西欧各地的骑士、神职人员和普通朝圣者都对比利牛斯山下的事务愈发关注。武士们看到了参战致富的机遇：在那里，各个王国与泰法国之间的小规模战斗频繁发生。修道士们在克吕尼（Cluniac）改革运动（该运动得名于其10世纪的发源地——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后秉承其制度精神，日益渴望将他们的清规戒律引入各家修道院。虔诚的平民教徒则希求洗刷自己内心的罪恶，沿着忏悔之路前往加利西亚，即圣詹姆斯之路 ，这条路通向使徒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地点之一。这可能是一段危险的旅程：一本12世纪早期的法国旅行指南曾发出严重警告，提醒朝圣者们路边的河水里含有致命的杂质，而且那里居住着道德低下的刁民，比如纳瓦拉农民与他们的骡子和母马“进行不洁的通奸行为”。 ^[8] 但为了这趟旅程，所有的不适都是值得的。朝圣之路上各种奇迹频频发生：士兵们的长矛插在萨阿贡（Sahagún）附近的一片田地里，竟然开枝散叶；圣詹姆斯曾使一个因蒙受盗窃罪名之冤而被绞死的旅行者复活；他还曾治愈了一个为通奸行径赎罪而自宫的年轻人。 ^[9] 而在遥远的过去——据传是在公元834年或844年——圣詹姆斯据说曾在一场与西班牙穆斯林的战斗中披挂上阵，帮助基督教军队取得胜利，这为他赢得了“圣地亚哥·马塔莫罗斯”（Santiago Matamoros）的绰号，即摩尔 杀手圣詹姆斯（St James the Moor-slayer）。

任何一位圣彼得御座的占有者如若对这一趋势熟视无睹的话，必然是疏忽职守，于是从11世纪60年代起，教皇的谕令就对基督教王公们扩大自己在西班牙势力范围的努力予以明确支持。1063年，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主动为那些“决心前往伊比利亚”的法兰西或意大利骑士赦免了部分罪过。从同一时期的其他信件中可以得知，“前往伊比利亚”的含义是这些骑士将与穆斯林作战。 ^[10] 这些战士的最终目的地是忠于萨拉戈萨穆斯林统治者的城镇巴瓦斯特罗（Barbastro）。一位名为伊本·哈扬（Ibn Hayyan）的编年史家记述了这些骑士为期40天的围城战，将他们一概称为“基督徒”，而实际上这些人当中既有人来自近如加泰罗尼亚的地方，也有人从遥远的诺曼底和意大利南部长途跋涉而来。这场围城战一开始似乎将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当基督徒们通过堵塞一条引水渠来切断巴瓦斯特罗的供水时，极度口渴的市民们提议用奴隶和贿赂换取和平。但随后不久一场大屠杀就开始了，军官们下令在全城进行抢劫和杀戮。“超过6000名穆斯林死于基督徒的刀剑之下。”伊本·哈扬写道，他详细记述了巴瓦斯特罗的居民由于恐慌而向城墙和城门奔逃时互相踩踏，结果导致很多人在挤压之下窒息而死。军队的暴行还包括在父亲面前强奸他们的女儿、在丈夫面前强奸他们的妻子，以及无情地杀害平民，这位编年史家将这种暴行称为“基督徒一成不变的习俗，每当他们用武力夺取一个城镇时，他们都习惯如此……这就是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11]

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骑士群体，罗马教皇的背书，残忍嗜血、骇人听闻的手段，以及公然以一项宗教议程作为幌子，1063年对巴瓦斯特罗的袭击显然预示了许多后来被视作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基本要素。然而，在11世纪晚期的伊比利亚背景之下，这种做法意义重大，因为这预示着北部的基督教王国开始转向更富于进取性的扩张政策（后来被世人称为“收复失地运动”或“再征服运动”）。于是这些王国的扩张运动不可避免地针对他们在泰法国的穆斯林邻居，并且一直得到罗马教廷由衷的鼓励。当亚历山大二世于1073年去世后，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当选为教皇，他很快就发表了自己关于伊比利亚收复失地运动的看法。

“我们认为……西班牙王国自古以来就完全处于圣彼得的权威之下。”格列高利七世在他继任教皇之初便提笔写下以上意见。尽管阿方索六世已经声称自己是全西班牙的皇帝，但教皇的话语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当阿方索派遣他的一位领主向南深入格拉纳达，向那里的泰法王公收取其理应缴纳的帕里亚斯时，这位王公阿卜杜拉（‘Abd Allah）明确表示他已完全清楚当前的政治风向。在其名为《提比安》（ Tibyan ）的杰出编年史著作中，阿卜杜拉在一段话里对新的形势加以总结：“安达卢西亚原来属于基督徒。然后他们被阿拉伯人击败……现在，既然他们羽翼已丰，兵强马壮，基督徒无不渴望光复沦丧敌手的山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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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是在11世纪90年代才写下这些话的，虽是后见之明，但其判断十分准确。继巴瓦斯特罗大屠杀之后，基督徒又发动了一系列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由无处不在的阿方索六世领军。1082年或是1083年，在经受一系列愈加蛮横的敲诈勒索之后，塞维利亚泰法国的穆塔米德决定不再向阿方索缴纳帕里亚斯。为了强调他的立场，穆塔米德诉诸他父亲最穷凶极恶的做法，将阿方索派去索要贡赋的使者处以极刑。 ^[13] 作为回应，阿方索在1083年的夏天向塞维利亚大举进犯。他的部队在穆塔米德的土地上长驱直入，而阿方索更是一路驰骋，杀向塔里法（Tarifa） ，他纵马冲进拍在海滩上的浪花里，放眼望去，北非的崎岖海岸线清晰可见。“这是西班牙的尽头，我已经踏上了它！”他宣布。

一年之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离自己大本营更近的猎物——托莱多城，那里的穆斯林统治者卡迪尔（al-Qadir）懦弱无能，被自己不满的臣民废黜。阿方索假意要为失去地产的君主同行伸张正义，于是便发兵包围托莱多。这座城市于1085年5月6日陷落。但是卡迪尔并没能重返王位；相反，他被送往托莱多曾经的殖民地巴伦西亚，充当那里的傀儡统治者。对于直到最近还是西班牙伊斯兰世界中一座伟大城市的托莱多，阿方索直接将其攫为己有。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此次征服是一个分水岭。伊斯兰世界广受震撼。 ^[14] “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肯放过我们的敌人：一个人怎可能与蛇群在篮子里共存呢？”一位观察者悲叹道。 ^[15] 阿方索现在控制了塔霍河流域的一大片地区，托莱多城墙内外的大量穆斯林现在发现他们不是生活在泰法国内，而是生活在一位基督教国王的保护之下。

阿方索避免了20年前发生在巴瓦斯特罗那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保证了穆斯林的信仰自由，以此换取他们每年缴纳的税赋，并且允许托莱多市中心的清真寺保留在穆斯林的手中。然而，他并非全然的宗教宽容之模范人物：1086年，他为自己征服托莱多的行为向神职人员们辩护，理由是他已深知“天主如若看在眼中，必感欣慰，我，皇帝阿方索，在基督的领导下，能为他的信徒收复这座城市。很久以前，邪恶之人在首恶穆罕默德的阴险蛊惑下从基督徒那里夺去此城”。 ^[16] 此外，他还在妄自尊大的头衔“全西班牙皇帝”之上增添了一个称号：同样自命不凡的“双教之帝”。为了实现阿方索的大胆主张，一代又一代的西班牙基督教统治者在随后的四个世纪里奋战不懈。

诗人国王穆塔米德遭到了阿方索的羞辱，随着托莱多泰法国的陷落，阿方索的王国与他的国土直接接壤。为求自保，穆塔米德将目光转向南方，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向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求援，那里的权力掌握在穆拉比特王朝（Almoravids，阿拉伯语al-murabitan） 手中，这是一个臭名昭著、心狠手辣而又清心寡欲的柏柏尔部族。穆拉比特人严格遵守着《古兰经》的教律，将自己的头脸用面纱遮盖，以名为里巴特（ribats） 的军事化清真寺为立身根本，无暇顾及穆塔米德宫廷里的酒池肉林，那里的生活用国王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万花丛中过，美色显位高。武者驱浊夜，妙女斟晨曦”。 ^[17] 他们的领袖名为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自称穆斯林之埃米尔（amir al-muslimin），其唯我独尊的程度不亚于可憎的阿方索。穆拉比特人在北非的征服表明他们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不过请求他们前来安达卢西亚相助显然是引火烧身。但穆塔米德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托莱多一陷落，他便立刻邀请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率兵入侵，并且引用了苦涩至极的幽默来为自己辩解：他宁愿为南方的同胞放牧骆驼，也不愿为异教徒看守猪圈。

实际上，他这是在将自己的王国拱手相让。在1086年的初夏，穆拉比特王朝的军队大举越过海峡，偏安一隅的塞维利亚泰法王慷慨出资，以作劳军之用，他们随后向阿方索的军队所在进发，并于10月23日的萨拉卡之战［Battle of Sagrajas，又称扎拉加（Zallaqa）之战］中大败基督徒军队。阿方索在白刃战中被一位非洲黑人战士刺穿大腿，其匕首扎得如此之深，以至于阿方索的腿被钉在了马鞍的坐垫上，身受重伤。 ^[18] 他损失了300余名骑士，2500人之众的部队也阵亡了一半左右，但与这些相比，他的威望所遭受的打击更甚。一位摩洛哥编年史家后来将这场战役称为“安达卢西亚最值得庆祝的胜利之一……真主借此……打消了阿方索的狼子野心”。 ^[19] 优素福将成为手下败将的基督徒斩首，用这些头颅堆成恐怖的人头塔，装在木质大车上，送往安达卢西亚的各个城市示众。 ^[20] 随后，他引军返乡，将托莱多留给阿方索。两人都有很多事情需要细细思虑。

当穆塔米德遣使向穆拉比特王朝求援时，他便已自知是与恶魔立下了契约，而在1090年，这一策略的可怕后果便开始显现。优素福一心维护伊斯兰教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安达卢西亚的统一，这毋庸置疑。但是在咨询摩洛哥的法学专家之后，他得出结论，这一初衷并不意味着他有义务去保全那些无能且孤立无援的泰法国国王。后者愿意向北方的异教徒君主称臣纳贡，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无可救药，而且优素福推断，废黜这些君主、由更适合守护伊斯兰教的人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穆拉比特王朝的军队于这年9月闯入穆塔米德的邻国——马拉加和格拉纳达两国，并废黜他们的国王时，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便一清二楚，穆塔米德惊恐不已。1091年的夏天，优素福的兵锋转向穆塔米德并包围了塞维利亚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穆塔米德此时竟派人向阿方索国王求援，后者正远离此地，与萨拉戈萨的另一位泰法王交战。虽然阿方索六世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为时已晚。塞维利亚于11月陷落。穆塔米德的儿子们被迫将阿尔卡扎（城堡）的钥匙交了出来，而诗人国王则被押到船上，带往摩洛哥囚禁起来。他终结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王国的命运，更是其他所有泰法国的命运。到了11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小王国都向穆拉比特王朝屈服，成了一个北非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在宗教事务上臣服于（至少在理论上）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哈里发。从北方基督教国家夺回的领土很少，尽管帕里亚斯已不用再缴纳。否则，穆塔米德的政策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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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塔米德离开自己王国时的情景显然非常凄凉。诗人伊本·莱巴奈（Ibn al-Labbana）与伊本·哈姆迪斯同处一个时代，也与后者在同一个文人圈子里为友，他们曾一起在塞维利亚的宫廷里嬉戏游乐。这个圈子此时已解散，伊本·莱巴奈下笔写道：

本欲尽忘三生事

怎奈何

当时清晨瓜河（瓜达尔基维尔河）旁

离者受缚登船日

犹如亡者入坟场…… ^[21]

这种伤感显然不无道理，因为穆塔米德在被囚于阿格玛特（Aghmat）时，也曾以悲伤的语调述说自己的囹圄之痛：

悄语向铁索，

问君胡不知？

此身既已降，

何故无怜养，

柔情又何妨？ ^[22]

他于1095年被人谋杀。他的对手阿方索六世则一直活到1109年，临死之前仍在穆拉比特王朝的进攻下保卫托莱多。为了试图迎合自己统治下的穆斯林臣民，他曾将穆塔米德的一位儿媳——名叫萨达（Zaida）的女子纳为妾室。但这也就是他对穆斯林能做出的最大妥协了。

与此同时，伊本·哈姆迪斯则再一次开始了流浪的生活。在从西西里来到塞维利亚13年之后，他目睹了第二故乡与他的出生地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因战争而分崩离析，而后被一名外来入侵者占据——尽管这次的外来者是一名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当穆塔米德于1091年被囚之后，伊本·哈姆迪斯出逃，然后终其余生都在伊夫里奇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宫廷之间辗转流离，依靠笔头本事谋生，最后在马略卡岛了却残生。1133年，他已将近80岁高龄，双目失明，孑然一身，终至抱憾离世。在他的诗篇中，他建议他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自己的经历。“束心爱故土，”他写道，“死亦当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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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伊本·哈姆迪斯的诗集作品的主题和背景，可参阅Granara，W.，‘Ibn Hamdis and the Poetry of Nostalgia’ in Menocal，Maria Rosa，Scheindlin，Raymond P. and Sells，Michael A.（eds.） The literature of Al-Andalus ，（Cambridge，2000），pp.388-403.关于“我被逐出天堂”相关诗句，可参阅Granara，W.，‘Ibn Hamdis and the Poetry of Nostalgia’ in Menocal，Maria Rosa，Scheindlin，Raymond P. and Sells，Michael A.（eds.） The literature of Al-Andalus ，（Cambridge，2000），p.397.

[2] Fletcher，Richard， Moorish Spain （New York，1992），p.87.

[3] 关于穆塔米德诗句的英文版选录，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Franzen，Cola（trans.）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San Francisco，1989），pp.82-91.

[4] Fletcher， Moorish Spain ，p.91.

[5] Fletcher， Moorish Spain ，pp.86，90.

[6] Bishop Pelayo of Oviedo’s Chronicon Regum Legionensium .译文见Barton，Simon and Fletcher，Richard（trans.）， The World of El Cid：Chronicles of the Spanish Reconquest （Manchester，2000），p.85.

[7] 这部五花八门的历史著作名为 Historia Silense 。译文见Barton and Fletcher， The World of El Cid ，p.29.

[8] Gerson，Paula，Shaver-Crandell，Annie and Stones，Alison， The Pilgrim’s Guide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 A Gazetteer with 580 Illustrations （London，1995），p.73.

[9] Gerson et al.， The Pilgrim’s Guide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 ，p.67；Ryan，William Granger（trans.）and Duffy，Eamon（intro.）， Jacobus de Voragine，The Golden Legend：Readings on the Saints （Princeton and Oxford，2012），pp.393-4.

[10] 一封由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063～1064年写给伊比利亚全体主教的信中提到了该地区“所有开始反抗撒拉森人的人”，并且赞扬了神职人员保护犹太人免遭国外骑士屠杀的行为。关于此事的讨论，可参阅O’Callaghan，Joseph F.， 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Medieval Spain （Philadelphia，2002），p.25.

[11] DeGayangos，Pascuel（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 by Ahmed ibn Mohammed al Makkari （London，1843），vol. II，pp.266-7.

[12] Tayyibi，Amin Tawfiq（trans.）， The Tibyan：memoirs of ‘Abd Allāh B. Buluggīn，last Zīrid Amīr of Granada （Leiden：1986）p.90.

[13] Reilly，Bernard F.， The Contest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Spain 1031-1157 （Oxford，1992），pp.82-4.

[14] Cobb，Paul， The Race for Paradise：An Islamic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Oxford，2014），pp.68-70.

[15] 引自诗人伊本·阿萨勒·亚舒比（Ibn al-’Assal al-Yahsubi）的作品，译文见Melville，Charles and Ubaydli，Ahmad， Christians and Moors in Spain （Warminster，1992），p.91.

[16] O’Callaghan， Reconquest and Crusade in Medieval Spain ，p.30.

[17] Franzen，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p.87.

[18] Levtzion，N. and Hopkins，J. F. P.（eds.）， 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Princeton，2000），p.165.

[19] ‘Abd al-Wahid al Marrakushi，translation from Melville and Ubaydli， Christians and Moors in Spain ，pp.98-9.

[20] O’Callaghan，Joseph F.， A History of Medieval Spain （London：1975），p.209.

[21] Franzen，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pp.88-9.

[22] Franzen，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p.90. FATfMUy8R/0Z6N9n2MWb8lMAsUXtprQkbThiLY97xdH07aA+7GBuJNqkbbSC2K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