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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对新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研究则起步较早，而且论著较多。据笔者所见所知，已出版的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英文资料和著作（含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研究）数量在千种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论文。这里仅就与本书论题有关的研究著作略做述评。
在本书描述的历史过程刚开始不久，那些今天被写入历史的人物就开始建构其自身的历史。1817年9月4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抵达广州十周年之际，在给差会的信中提供了他在华十年工作的梗概。他在函末补充说：“我起草了一份《新教在华传教早期十年回顾》（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米怜先生将加以扩充，并在马六甲印行。” [2] 可见，米怜（William Milne）在1820年于马六甲英华书院印行的同名著作，实以马礼逊的草稿为嚆矢。书中1812年之前的部分由马礼逊提供初稿，米怜负责其余的部分。该书既是一部出色的研究著作，按时间顺序比较详尽地叙述了1819年之前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在广州、马六甲等地活动的情况，又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主要是马礼逊和米怜自己的部分书信、日记及一些统计资料，为现代研究者所珍视。马礼逊在1822年还写过一份“早期十五年回顾”，其时米怜已经作古，因而未出版。 [3] 十年之后，马礼逊和裨治文（E.C.Bridgman）联合撰写了“在华传教首二十五年告欧美等地教会书”，对新教在华活动1/4世纪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概括性介绍。 [4]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1833年出版了记述其在中国东部沿海传教活动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在该书的开头部分，他对自己早年的经历和伦敦会传教士在广州和南洋的活动做了简要的叙述，其中关于他本人的情况说明，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该书末尾有一部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再次对新教传教士的情况有所议论。他在次年出版的《中国简史》（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下卷，有20多页的篇幅概述该书出版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经过。他在1838年出版的《开放的中国》（ China Opened ）讨论中国宗教的一章中，简略地叙述了马礼逊、米怜、麦都思以及他自己的活动。
在米怜之后比较详细地介绍早期新教传教士活动的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他在1838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中国：现状与展望》（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叙述新教传教士（以伦敦会为主，含美部会）在广州、澳门和南洋华人居留地的活动，以及他本人和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Edwin Stevens）1835年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的过程。由于所述内容大多与他本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该书的有些章节可以作为研究早期新教在华传教的第一手资料。
应该提到的是，在推动马礼逊来华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莫斯雷（William W.Mosely）在1842年出版了小册子《新教首个对华传教团之起源》，将他自1798年开始，为开展对华传教特别是将《圣经》翻译为中文而呼吁的通函，与英国及海外圣经会等机构，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等宗教领袖各方之间通信等文件汇集在一起。 [5] 这本小册子提供了马礼逊来华前英国宗教界推动对华传教的一些史实，其中收集的多份文献具有研究价值。
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是又一位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新教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他在1849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以近百页的篇幅对景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概括的论述。由于写作的时代较后，卫三畏对鸦片战争后新教在新的通商口岸立足和发展的过程也有所叙述。作者是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力量的重要成员，参与了许多事件，因此他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可以依据或参考的。
除以上著作外，《中国丛报》还发表了多篇叙述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传教士。在这些文章中，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礼华（W.M.Lowrie）的《中国大地：或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考察》，是比较全面论述新教在华传教问题的系列论文，分5个部分在该刊第13卷连载。作者虽没有提供太多的资料，但他对新教与天主教在对华传教关系的议论，可以透露鸦片战争前后这两大基督教派别在中国的矛盾与冲突。卫三畏在该刊的最后一号，发表了他整理的1851年之前来华新教传教士比较完整的名单（含在南洋华人居留地活动的传教士），并在名单后附有一篇长文，回顾各口岸新教传教活动的历程，着重叙述其“现状”。这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此外，雅裨理（David Abeel）、波罗满（William J.Polhman）、裨治文等人还在该刊分别发表了介绍厦门、上海等地新教传教士活动情况的文章。
在《中国丛报》发行的同时和停刊后，还有一些英文刊物刊登与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有关的文章，如在英美发行的《福音杂志》（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传教先驱》（ The Missionary Herald ）、《浸会传教杂志》（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中国传教呼声》（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和《中日丛报》（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等，以及在中国发行的《教务杂志》（ The Chinese Recorder ）等，都刊登过有关这段历史的回顾性文章、总结报告和个人传记资料。虽然这些文章大多为一般性描述和纪念文字，但从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和资料。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粦为仁（William Dean）1859年出版了《中国教务，包括各教派在华传教史及传教士略传》（The
China Mission，Embracing A History of the Various Missions of All Denominations Among the Chinese，with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Deceased Missionaries
）一书。
这部著作概述中国传教问题，以近百页新教在华传教简史随其后，附录有来华新教差会名录、按来华时间排列的传教士及已故传教士夫人名单，而200余页、占该书大部分篇幅的传教士略传则提供了不少具体资料。
1860年，英国学者汤森（William John Townsend）出版了《马礼逊：对华传教的先驱》（ Robert Morrison：the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一书。该书是较早为来华新教传教士立传的专著。作者汤森为英国卫理公会牧师。据其自序，他在写作该书过程中不仅阅读了大量档案文献，还从马礼逊的女儿、来华传教医生合信的妻子（Mrs.Hobson）那里得到了马礼逊的大量未刊书信。布鲁斯（J.C.Bruce）则将其未刊手稿《马礼逊与对华传教事业》赠阅汤森。 [6] 这些条件无疑使这部传教士传记能够提供丰富的历史信息。
1861年，英国伦敦会派出的传教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出版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一书。这是作者主要依据亲身经历、参考其他资料写成的，以新教早期在华医务传教事业为主，兼及新教传教士其他活动的资料性著作。该书对新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前20余年的历史，包括各地传教医院开办和延续的具体过程均有比较可信的记述，其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和数据可以弥补其他有关史料的不足。
186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 Alexander）所编《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这部著作是1867年以前所有来华新教传教士传记资料的汇集，按每个传教士来华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每一篇传记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传教士的小传，叙述其生平与主要活动；后一部分是该传教士的中文和外文著作目录，附有简要的内容介绍。这就使该书成为一部研究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很重要的工具书。由于其搜罗大致完备，保存的资料相当丰富，现已被有些研究者视为第一手的资料来源。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该书在具体史实的叙述、介绍方面有一些错漏之处，使用时须参考其他资料。此后，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大会所出版的报告，都有一些回顾性的文字涉及新教在华传教的早期阶段。但在《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出版后的40年中，没有专门的著作出现。1907年，即马礼逊来华100周年之际，在华各新教教派供稿、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MacGillivary）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eing the Centu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这部著作由各来华新教教派的活动历史、发展经过、教务现状、所办事业、有关统计资料等内容构成，各教派的资料分开独立编排，自成一体，书后还附有英国与海外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爱尔兰圣经会在华传教活动的资料，以及早期传教士开办的一些文化事业，如马礼逊教育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中国医务传教会的资料和文献。因此，这部著作也是很有价值的工具性书籍，它侧重于传教团体整体情况的描述、介绍，与以个人传记资料为主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可以相互参证、补充。
1922年，由中华续行委办会主持、美国传教士司德敷主编的《中华归主》（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调查中国基督教（新教）在华事业和活动状况且经过整理的记录，是新教各教派在中国各地势力、所办事业和活动历史的资料汇集，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调查报告，均有追溯新教势力在这些地区早期活动的内容。由于它的编写时间在《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之后，又按中国行政区域划分调查的范围，故既可提供清末民初时期的新教活动状况，又可以从另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新教在华势力。应当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统计数字虽然是比较珍贵的史料，但是不太完备，在讨论具体问题时须参照其他资料加以订正。
在这前后，英美宗教界关于早期在华新教传教运动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类似于上文所述的“教会修史”阶段，其承担者一般与在华新教团体或其国内差会有关。由于种类较多，这里只将与本书有关的数种罗列如下。
唐纳德·马泽逊（Donald Matheson）：《英国长老会对华传教史述》（ 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1866年出版，叙述英国长老会在华传教史概况。
S.B.蒂芙林顿（S.B.Tifferington）：《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在华传教史》（ History of Our Baptist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 ），1892年出版，记载美国浸礼会分裂后北方差会在华活动史。
阿米特·里奇蒙（Armette Richmond）：《美国圣公会在中国》（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1907年出版。
丽达·耶琳（ Lida Ashmore ）：《美国浸礼会真神堂华南传教六十年史》（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 ），1920年出版，较蒂芙林顿书详细。
马格丽特·莱基（Margaret Lachey）：《“同工事神”：美南浸信会在华传教活动研究》（ “Laborers Together”：A Study of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s in China ），1921年出版。
海瑞特·诺伊丝（Harriet N.Noyes）：《美国长老会华南传教史（1845～1920）》（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1845-1920 ），1927年出版。
力维弢（Walter N.Lacy）：《美以美会在华百年史》（ 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1948年出版。
杰拉尔德·德炯（Gerald De Joung）：《归正会在华传教史（1842～1951）》（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1842-1951 ），1992年出版。
除以上笔者经眼的著作外，也许还有可以归入“教会修史”这一范畴的著述。这些著作具有和上文提到的中文著作相似的特征。大部分很简略，特别是对各差会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对现代研究者来说不太方便的是，它们一般不提供资料来源，从而难以准确判断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不过，它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当代学者进行研究的参考资料。德炯的《归正会在华传教史（1842～1951）》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它是一部资料详细、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归正会档案和报刊资料，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由于该书的出版，美国归正会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说得到了很透彻的专门研究。
在20世纪前期，也有一些专业的学术研究性著作问世。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巨著《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这部长达900余页的著作出版于1929年，内容为从唐代到1920年代基督教各大派别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新教在中国活动的开端和初期发展，该书也以相当大的篇幅予以叙述，描述了新教在华早期历史的大致轮廓，并能提供一些数字和细节，所引用的资料也可以为研究者指引深入探讨的路径。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该书无法超越一般性陈述而进入具体问题的探究，有些叙述也不准确。
传教士的传记也开始陆续出版。在早期传教士中，马礼逊是最受重视的一位，据笔者所见，他的传记在10种以上。其中英国内地会的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撰写的《马礼逊：一位宗师》（ Robert Morrison：A Master Builder ）是质量较高的一种。该书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1956年由简又文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书名为《传教伟人马礼逊》。1931年，麦沾恩所著的《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由胡簪云翻译，上海广学会出版。赫尔曼·施莱特（Herman Schlyter）所著德文《郭士立的在华传教事业》（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y in China ）在1946年问世。这也是至今最有分量的郭士立个人传记，其特色在于，它对郭士立的生平和活动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资料方面，该书利用了很多档案材料和其他德文资料。
在1940年代，有两部与中国教会教育有关的著作出版。一是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的《1827年至日本入侵前华南新教教会女子学校研究》（ A Cycle in the Celestial Kingdom or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1827 to Japanese Invasion ）。这部专门研究华南新教女子教育的专著于1943年出版，书中征引的各类第一手资料堪称丰富，对华南教会女子教育的早期渊源和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流变均做了切实的论述。该书涉及鸦片战争前后40年新教传教士从事女子教育活动的内容并不多，但因其征引了比较难以寻觅的资料，故笔者对这部分内容还是予以重视的。另一部是郭爱理（Alice Gregg）的《中国与教育自治：新教教育传教士角色转变（1807～1937）》（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 ），出版于1946年，论述自马礼逊来华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新教传教士在华所办的教育事业。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新教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吸引学者注意的问题。195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尤金·鲍德曼（Eugene Boardman）的《基督教对太平天国思想的影响（1851～1864）》（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 ）是一部很专门的著作，它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思想与新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有见地的讨论。
196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显然加强了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学界主流轻视传教士问题的研究终于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的不安。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呼吁重视传教士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并带领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开展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从1970年代开始，一些有分量的英文研究著作陆续问世。这里仅就与本书有关的著作进行一些说明。
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传教士问题的论文集，有两部与本书的研究对象有关。一部是费正清主编的《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74年出版。费正清的导言和该论文集中几篇讨论对华传教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文章，可以让读者展开多方位的视野。其中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Miller）的《目的与手段》一文，就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西冲突的态度做了出色的研究。另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论文集《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著述》（ 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由巴奈特（Suzanne W.Barnett）与费正清共同主编。这部论文集的特色在于，各位作者利用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原美部会图书中的一批早期新教传教士中文著作，研究他们的活动与思想，其中讨论米怜、裨治文、郭士立等人中文著述的几篇论文均令笔者受益。
197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艾尔斯沃思·卡尔森（Ellsworth Carlson）的专著《福州教士》（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1847-1880 ）。这部著作将西文档案资料与中文资料相结合，研究福州开埠前期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医疗文化事业及其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冲突，是一部研究单独一个口岸传教活动的力作。加拿大学者布里安·哈里森（Brian Harrison）在1979年出版的《等待中国：马六甲英华书院（1818～1843）》（ Waiting for China：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1818-1843 ）则属于另一个类型。它集中探讨早期新教传教士开办的教育机构——英华书院，是迄今为止研究英华书院历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利用了与该书院有关的大量档案资料（伦敦会档案），从而使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1970年代，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开展传教士个案研究。先后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美国浸礼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马格丽特·寇林（Margaret Coughlin）的《叔未士与罗孝全》（ Strangers in the House：J .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是197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乔治·普鲁德（George Pruder）的《罗孝全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 Issachar J .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则是1977年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在于利用了美国浸礼会的档案材料，揭示了与叔未士和罗孝全有关的史实，其中部分材料是无法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因此他们所论述的事实有很多鲜为人知。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利克（Edward V.Gulick）所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是迄今关于美国传教士、外交家伯驾最详细的个人传记，同时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出色著作。该书最明显的价值，在于利用了美国政府档案、收藏于耶鲁大学的伯驾个人档案和美部会档案，从而在具体事实的阐述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英国学者关于本课题的现代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比较少。1985年，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出版了《中国基督徒：精英分子、中间人与香港教会》（ 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一书。这部著作对早期新教传教士在香港的活动，及其在若干方面的影响做了比较独到的讨论，特别是对中国基督徒和与传教士有关的人物的研究，在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有深度的尝试。该书揭示的有些事实是其他著作没有提及的。
尽管1970年代后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史研究兴起了柯文（Paul Cohen）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但对传教士这种“外来因素”或“西方因素”的研究事实上仍在持续。与本书的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英文著作是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张格物（Murray A.Rubinstein）的著作《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1807～1840）》（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1807-1840 ）。这部著作于1996年出版，是作者长期研究的一项成果。他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在中国（广州-澳门地区）的传教活动进行了详细探讨，在对这两个差会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起源、具体事实和演变过程的研究方面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著作。该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档案做了比较透彻的考察，使该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作者采用了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比较少见的类似于编年史的体裁；三是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重视探讨伦敦会传教士与美部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活动的关系。由于作者基本上将重点放在传教史的研究方面，又采取编年叙述的方式，因此对传教士其他方面的活动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档案资料以外的其他文献资料利用不多，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以外的其他传教士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但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可以集中精力对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的活动进行研究。
同年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出版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God
’
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一书，依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叙述。裴士丹（Daniel H.Bays）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到现在》（
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也在这一年出版。这部论文集尝试在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思想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以新的视野进行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其中鲁珍晞（Jessie G.Lutz）和瑞伊·鲁兹（Ray Lutz）的《郭士立的本土化之路：福汉会》一文，是笔者所见讨论福汉会始末和内幕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两位学者之后又出版了《客家人与基督教新教相遇（1850～1900）》（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1850-1900
）。
这部著作利用巴色会档案等文献，研究了19世纪后期基督教新教在客家地区传播的过程与命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8个早期客家信徒的传记，在早期中国基督教徒研究这一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从以上所述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和宗教界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均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总的来说，欧美学术界因各种优势，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较大，在进行专题研究方面尤为如此。这些论著凝聚着历代研究者的心血，都是本书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有些著作本身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但以往的研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在于：各种论著对于这段时期新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整体情势和演变趋势还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对新教传教士所开办的各项事业还局限于片段的或局部的了解；对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演变过程中思想与活动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对他们学术文化活动的思想背景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他们文化活动的演变过程和一些具体方面研究也不充分。而且，由于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前人研究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也还存在不少可商榷之处。换言之，无论从整体上加以审视，还是从具体的细节来观察，都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研究。本书的重点将放在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活动几个主要方面基本史实及其演变过程上。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对这些史实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这个时期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般规律。另外应当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以粤港澳地区为主。但因为这个地区是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主要区域，传教士在其他地区所进行的各项事业都与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本书的论述也不可避免会涉及传教士在其他地区的活动。
本书初版于2000年。正如上一段文字所说，以上关于相关研究史的回顾是20多年前开展此项研究和进行本书写作的前提与基础。跨入21世纪之后，本书实际上也进入了众多研究者每每提及的“学术史”。此后20余年来，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全球化进程更为本书所涉及领域提供了以往难以梦想的机会。过去难得一见的档案、报刊等原始文献变得唾手可得，与海内外同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成为研究常态，研究资讯的获取乃为“弹指一挥间”之事，互联网工具更是所有研究者的寻常配备，各种数据库的不断上线为开展深度研究提供了可能。在此背景下，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无论是论题的拓宽、方法的发展，还是史料的发掘，都有十分可观的成绩。新的学术成果堪称丰硕，本书讨论过的每一位主要传教士几乎都有论著从不同角度进行新的研究；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的各个方面也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予以申论。在这些成果中，苏精教授的研究非常值得关注。他在精研伦敦会和美部会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围绕马礼逊等传教士以及华人信徒展开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在课题的开拓和史实挖掘、解读深度方面均做出重要贡献。
学界同仁推动本书再版，乃是因为它经过20年后，可能仍有其学术价值。限于时间，笔者对于20年来的研究进展虽难以进行全面总结，但在修订过程中对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论著，如苏精教授的著作，将适当加以参考。
[1] Record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Conference . Shanghai，1890，p. 735.
[2] Eliza A. 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 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pp. 475-478.
[3] Eliza A. 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 180-185.
[4] Eliza A. 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 470-474.
[5] W. W. Mosel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c .. London：Simpkin and Marshall，1842.
[6] William John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the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 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60，p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