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中国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是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而且迄今论说多歧。当我们思考现代生活及其演变的速度为什么与近两个世纪以前有如此重大区别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互相歧异的解释在中外学术界导致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多种学说体系的出现。之所以如此，从学术上来看，除研究者本身在信仰、经验、知识背景等方面千差万别外，一个显著的因素是在具体史实研究方面存在诸多欠缺。由于我们对许多事件、人物及其演变的过程缺少全面而清楚的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便因各有侧重而众说纷纭。

审视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基督教传教士曾经在这个历史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几乎在近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印迹。他们在中外关系、宗教、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尤为显著。本书选择“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弄清鸦片战争前后40年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各方面的基本事实及其相互关系，以考察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初期阶段，新教传教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各种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诸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由于这个时期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初期阶段，对此进行细致的研究还可以为讨论以后各阶段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提供清晰的历史背景。

笔者认为，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到广州，到1851年新教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停刊，是近代新教在华传教运动以广州为中心的阶段。不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划分研究阶段，是因为在笔者看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应过分注重政治事件的象征意义，而应尊重新教在华传教史自身的规律。选择1851年为本书研究时间的下限，理由如下。其一，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区是新教传教士活动的主要范围，到1850年前后，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新的新教对华传教中心。广州作为新教传教中心的时代结束，以《中国丛报》的停刊为标志。其二，这种传教活动中心转移的过程，与近代中外关系中心转移的过程同步，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因此，传教活动中心的转移反映了中外关系演变的规律。其三，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在法律上仍属非法，近代第一批中外不平等条约并没有规定中国在宗教上向西方“开放”，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对华传教运动进入新的时代。其四，新教传教运动的成效也与传教活动中心转移有明显的关系。根据有关统计，1842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吸收的比较正规的教徒仅为6人，在这之后的几年也没有大的进展。从笔者见到的资料看，在1850年之前，各口岸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均进展甚微。但在1850年之后，吸收教徒的人数直线上升。1854年，中国教徒的总人数为350人，1865年为2000人，到1876年达到13035人。 ^[1] 本书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是新教传教士探索传教方法、积累经验和积蓄力量的时期。因此，以1851年为研究的下限，也符合新教在华传教史的阶段性特征。

百多年来，中外学术、宗教界均已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以下将对有关研究情况进行简要的回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