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胜粦

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有关论著不断发表、出版，表明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颇有进展的学术领域。但人们也不难注意到，由于各种原因，从总体上来看，在这方面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还为数不多，真正有突破性的专题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吴义雄的这部专门探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活动的著作的问世，无疑是传教士研究领域中一项很值得珍视的新成果，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必将产生十分有益的推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活动，即新教在华传播开端阶段的历史。对这段历史有关的各方面学术问题，国内学术界或是迄今未曾论及，或是只有局部、片段的了解；境外、国外的一些相关著作，或是资料不够完备，或是由于信仰、观念上的原因而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别有侧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撰著本书的动力显然来自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因此，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作者既注重对具体史实的仔细考察，也注重从理论的层面讨论一些比较重大的宏观问题。例如，作者尽可能细致地讨论了英美各新教差会来华活动的起源，也从中外关系总体演变的角度探讨了传教中心由南往北转移的历史趋势；既对“罗孝全索赔事件”这类国内学术界甚少提及的重要史实进行了集中研讨，也从理论上说明西方各界对“开放的中国”的一致愿望在传教士言行中的体现。

我曾多次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这段名言精辟地揭示了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之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新的材料，或者不能达到对原有材料成功地进行新诠释的境界，则很难取得真正的学术进展。多年来，制约传教士问题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不易获得新材料。而本书的一个突出特色，就在于运用了大量国内学术界以往未曾知见的材料。吴义雄利用到国外访问研究的机会，四处访求与本课题相关的史料，使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十分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其中如传教士的日记、信件，传教差会的档案，当时的宗教期刊，传教士的著作，他们及后代教会人士所修史书，现代学者的研究论著，等等，很大一部分为国内学界所稀见或未见。这些材料80%以上为英文资料，其中有些是手稿。在中文资料的搜寻运用方面，在中国大陆很少流传的传教士中文作品和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期刊，也在本书中得到较多的运用。

以这样宏富的新材料为基础，作者就能以较为宽阔的视野，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以往人们对新教传教士来华的起源和初期活动的历史每每语焉不详，甚至有不少以讹传讹之处。而本书则依据大量的原始材料，对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世俗活动的各个方面均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作者在讨论美国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开端时，使用了美部会档案及美国公理会所办的月刊《传教先驱》（ The Missionɑry Herɑld ），从上千件原始文档和长达20余年的杂志中，梳理出该会传教士如裨治文、伯驾、雅裨理等各种活动的细节。又如，对罗孝全这样一位传教士，以往国内学术界主要注意他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关系，对他的传教活动则甚少提及。本书作者依据与罗孝全关系密切的《中国传教呼声》（ The Chinɑ Mission Advocate ）和美国浸礼会的刊物《浸会传教杂志》（ The Bɑptist Missionɑry Mɑgɑzine ），以及美国学者尚未公开出版的成果，对罗孝全和美国浸礼会其他传教士的活动做了详细的描述。再如，中外学者都注意到，新教传教士在从事宗教活动之余，还在引进西学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鸦片战争前后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潮流，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风靡晚清知识界的巨著，都不同程度地以传教士的有关中文著述为资料基础。但传教士从事这种著述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本书指出，他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是为了消除中国人自以为“天朝上国”的观念，以扫清传播基督教的思想障碍。而如此立论的一个重要根据，便是一本集中阐述这种观点的名为《是非略论》的小册子，作者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以上只是从书中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书中还有许多内容是以这样的稀见史料为基础的。

在今日资讯发达的时代，真正鲜为人知的秘籍珍本已越来越少。认真研读已知的文献，从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使旧材料变成新材料是治学的必经之途。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传教士问题的不少学者都知道英文《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的价值，也不乏使用者。但像吴义雄这样下苦功通读了《中国丛报》全部20卷多达1万多页内容的，恐怕极少。正因为他对这个近代早期中外关系的资料库做了细致的研读，一些有相当难度的学术问题便在本书中得到了解决。例如，熟悉近代早期中外关系的学者都了解，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文化交往中，马礼逊学校、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中国医务传教会等都是很重要的机构。但其具体情况如何，它们的开端、演变过程、最后结局怎样，则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本书则以《中国丛报》各卷刊载的这些机构的文献资料为主，参考其他材料，对这几个机构做了迄今为止最为透彻的研究，以大量的事实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制作的“1835～1850年中国医务传教会医院情况”“马礼逊学校课程和教科书”“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翻译中国书籍情况”等表格尤具学术价值。这样，《中国丛报》的资料价值就得到了充分发挥。

本书涉及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多个方面。要驾驭这样复杂的研究课题，除了要有较好的英文水平和过硬的史学功底，还需要作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认为，本书的若干重要观点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既普遍谴责鸦片贸易“毁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身体”，“将他们引入墓地”；又在鸦片战争中欢呼英军野蛮的进军，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兰来教训中国”。如何理解这种似乎相互矛盾的态度？作者在如实论列了传教士的两种观点后指出，传教士谴责鸦片贸易是从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出发的，而他们对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支持，则是因为他们在道德意识与传教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本书结语部分，作者对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的统一性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他认为传教利益和传教动机是新教传教士将活动范围延伸到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最重要原因。这一论点也是建立在大量客观史实之上的，得到了不少知名学者的赞同和肯定。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本书无疑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新著。她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提升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

吴义雄曾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山大学工作多年。1995～1999年，已经是副教授的吴义雄以在职博士生的身份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他不仅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具有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他一贯勤奋刻苦，实事求是，从不夸夸其谈，可以说是一位既有较深厚的学问功底，又具有良好学术道德的优秀年轻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得到多位著名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本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四载苦读，结出了堪称丰硕的果实。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写下上述的感想。是为序。

2000年新春于广州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