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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会和美部会无疑是鸦片战争前新教对华传教的主角，但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加，欧美其他新教教派也开始重视对华传教问题，并尝试派遣传教士来中国。在这些传教士中，郭士立的活动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英文名写作Charles Gutzlaff，其中文名称有多种写法，如郭实腊、郭实猎）1803年7月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的皮里茨（Piritz）。他自幼丧母，14岁因贫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工学徒。但郭士立并不甘心做一名手工艺人，他在业余时间坚持自学各种知识，并对宗教有越来越浓的兴趣，希望能成为神职人员。1820年，他说服一位朋友与他一起，向到访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h Wilhelm Ⅲ）献上一首诗，希望能得到国王的帮助，让他们能继续求学。据说这首诗很拙劣，但他们求知的欲望和表现出来的才能还是得到了威廉三世的同情和支持。 [171] 在经过考察后，国王同意予以资助。由于郭士立表达了想成为传教士的愿望，普鲁士政府1820年11月颁令支持他继续学业，并于1821年3月把他送进了柏林的一所训练传教士的神学院。1823年，郭士立接受了荷兰传教会（The Netherland Missionary Society）的招募，于是年5月到鹿特丹学习马来语，准备将来到东南亚的荷属殖民地做牧师或传教士。在此期间，郭士立一度想接受英国一个传教组织的资助去希腊传教，还专门去巴黎学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后因荷兰传教会坚持要他去东南亚，他只得放弃了这个打算。1826年，郭士立又被送到英国学习传教事务，其间结识了正回国休假的马礼逊。 [172]
1826年9月郭士立动身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1827年1月到达巴达维亚。荷兰传教会给他的使命是在苏门答腊从事传教活动，但他很快就将此置诸一旁，而与伦敦会的麦都思等人打得火热，参与恒河外方传教团的活动，先是跟着麦都思等四处访问中国移民，散发传教书籍，但不久就独自进行这类活动。 [173] 他在1827年1月14日，即刚到爪哇时写的一封信中，就声称将要到暹罗、婆罗洲，甚至日本去传教， [174] 可以说一开始就把荷兰传教会的期望视为无物。他在爪哇待了3个月，在此期间开始学习中文，不久又到槟榔屿以及新加坡、马六甲等地的中国移民中间传教，并应一位荷兰人的邀请，在新加坡附近一个有5000华人的里奥（Rio）小岛住了1年，专心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做一些传教工作。 [175] 1828年6月，他获准去暹罗旅行，8月23日与伦敦会的汤姆林一起到曼谷，在葡萄牙领事的帮助下布道、散发《圣经》和传教小册子，并在下层群众中行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曼谷周围的华人居住区频繁活动。 [176]
郭士立回到新加坡后，与管理伦敦会女校的纽维尔小姐结婚。在此期间，郭士立向荷兰传教会表示想到暹罗的华人中间传教，但与这位不听话的传教士之间“有很多麻烦”的荷兰传教会不同意他的计划。这意味着郭士立要么放弃自己的打算，要么面临断绝经济来源的威胁。郭士立的选择是断绝与荷兰传教会的关系，时间是在1828年。 [177] 此后，郭士立成为一名独立传教士。他与伦敦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在新加坡和马六甲协助伦敦会传教士活动，但始终没有成为伦敦会的正式成员。
1830年2月，郭士立带着他的夫人到暹罗， [178] 在曼谷活动了1年。除进行通常的传教和行医活动外，他还继续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中文，对中国官话和广东、福建方言都有一定的认识。这为他后来在中国沿海活动准备了条件。此外他也学习暹罗语，并将《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暹罗语。
郭士立不仅在东南亚华人中间从事传教活动，而且与来自中国沿海各地的商人、水手有直接的接触。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进入中国的机会而不会引致大的个人风险”。 [179] 在遭到中国商人的几次拒绝之后，郭士立终于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831年2月，郭士立遭受丧妻之痛，尚在襁褓中的幼女奄奄一息，他自己也是重病在身。但6月一位来自粤东、名叫林炯（Lin-jung）的中国商人极力劝他到天津一行，林氏所乘的顺利号船主辛顺（Sin-shun）也邀他同行。郭士立接受了他们的建议。6月3日，这艘满载木材、布匹、糖、胡椒、皮货等的中国商船启航前往中国。 [180] 据他自己说，在离开暹罗之前，他已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并给自己取了“士立”这个中文名，又时常穿中国服装。“现在，我得完全遵守中国习俗，甚至不再看欧洲的书籍了。” [181]
7月10日，郭士立所乘的商船进入中国水域。这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沿途仅在广东南澳、山东半岛等地短暂停留，于9月22日到达天津。郭士立成功到达了中国的腹心地带，这使他产生了更为大胆的念头。他希望能到近在咫尺的北京去，那样可以使他的这次冒险增添更为传奇的色彩，在新教传教士中将可以与跟随阿美士德使团到过北京的马礼逊相提并论。他写道：“去访问中华帝国的首都——在历经许多艰险，耗费大量时光后产生的深深的渴望——现在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 [182] 但他毕竟还是畏惧闭关时代清廷的禁令，在无法找到可以使他安全地探访北京的关系的情况下，最后只得放弃这个打算。
郭士立在天津活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10月17日，他仍然乘坐那艘顺利号中国船离开了天津。这艘船到辽东半岛附近游弋了一阵后，调棹南返，12月13日抵达澳门。郭士立登岸后，受到马礼逊夫妇的欢迎。 [183]
对郭士立来说，这次活动的主要意义在于他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可以冲破而且应该冲破清政府的重重禁令，到广州以外的中国沿海地区寻求更广阔的传教地域和贸易市场。在这次沿海航行的过程中，他利用自己粗浅的医术，在海上为船员、在天津为港口周围的各类人士，主要是下层缺医少药的人们免费看病。这立刻使他的周围聚集了大量的病人。他说，“聚拢前来的人如此之多，以至我不得不躲起来”；“从清晨直到深夜，我都被他们包围着，而且时常要努力挣扎。但我还是经常抓住机会向他们讲解福音之箴规，指出通往永生之路”。 [184] 他认为他的航行在政治方面也有意义。他写道：“我诚挚地希望，为了打开与中国自由交往的局面，能进行一些更有效的活动。如果我能尽绵薄之力加快这一进程，我将深感荣幸。在上帝和救主仁慈的眷顾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中国之门不久将被打开。” [185] 西方各界人士，包括政治家、商人和传教士后来之所以对郭士立的所作所为发出一片喝彩之声，就是他证明了打开“中国之门”的可能性。
他关于进行“更有效的活动”的呼吁马上得到了响应。鉴于郭士立的航行所显示出来的前景，1832年1月12日，时任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的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给了广州商馆大班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一个秘密训令”，要他乘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单桅帆船克莱武号（Clive）去中国沿海航行，以“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以及土著和当地政府对此事的好感程度”。马治平因健康不佳于1月17日返回英国，继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对此计划予以全力支持。由于克莱武号的船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德庇时决定林赛等换乘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他还指示林赛“不要试图深入这个国家的腹地，而且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武力，除非是在自卫所需的情况下。你要极度留意防止船上收受或出售任何鸦片”。
郭士立因有过在中国海岸航行的经验，又“通晓福建话”，被邀请担任该船的翻译和医生。
[186]
1832年2月27日，阿美士德号载着棉布、棉纱等货物从澳门出发。林赛化名为“胡夏米”，是这次航行的指挥官。阿美士德号在广东海丰、南澳，福建厦门、台湾、福州做了或长或短的停留，其中在福建的几个港口活动了一个多月，5月下旬才离开福建进入浙江海面。他们在宁波附近盘桓多日，又继续北上。6月19日，阿美士德号抵达长江口，闯入内河，郭士立和林赛等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近20天的活动和考察，7月8日才离开长江。该船从这里一路北上，7月14日到达山东半岛的威海卫，接着把船开向朝鲜。在归途中，他们又顺访了琉球群岛。9月5日，阿美士德号回到澳门。这一次，迎接招待他们的又是马礼逊。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郭士立的目的不是要进行这种游击式的传教活动，而是要探索新的传教领域，因此他没有满足于这两次航行为他博得的声誉。回到澳门不过一个月，他又得到一个“尽绵薄之力”的机会，进行了他的第三次中国沿海航行。
这一次雇用他的是大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查顿从郭士立的所作所为看到了他的利用价值，请他乘装满鸦片的飞剪船气精号（Sylph）再次到中国沿海航行，一方面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另一方面利用他对中国海岸、港口及中国人民、社会、文化的了解，让他充当兜售鸦片的向导。作为条件，查顿许诺为郭士立的传教活动提供捐款。这对郭士立这样一个已经断绝了与差会关系的独立传教士来说，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即使他一直起劲地抨击中国人抽鸦片的癖好。1832年10月20日，“经过与他人的多次商讨，经过自己心灵的斗争”，他登上了气精号。 [187] 他后来说：“这个新的尝试在某些方面非常令人不快，但我还是上了船，并充当了一个伟大商行的医生和翻译。” [188]
这艘鸦片走私船在中国沿海航行达半年之久，活动的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沿途大肆贩卖鸦片，直到1833年4月29日才回到澳门。由于这次活动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大部分时间是偷偷摸摸度过的。对这次航行的主要“业务”，即走私鸦片，郭士立的航行记只字不提。他对从这种昧着良心的“服务”中得到多少好处更加讳莫如深，其他资料也未见记载。
郭士立在这几次航行中进行的传教活动，都以讲道、行医、散发传教书籍为主要内容。他对上述三次航行的过程都用“航行记”加以详细记录。这些航行记很快在广州的英文《中国丛报》和欧美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1834年又结集成《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出版，以后多次再版。此外，如上所述，他还就第二次航行写了正式的报告，英国下议院刊印后又公开出版。这些在欧洲、北美以及在华外国人当中产生了广泛而且重大的影响，郭士立一时闻名遐迩，宗教界和其他各界人士都在谈论他的传奇经历。这位独立传教士之所以一举成名，不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能给人们提供精神刺激，而是他的航行记和报告鼓吹了一种能够迎合西方各界急于打开对华关系格局的观点，并用自己的冒险经历为这种观点提供实际的、不亲历其境无法得到的证据。他的观点就是，西方对华传教活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都需要突破清政府将中外交往限于广州一口的政策。而他的经历证明，在广州以北的中国沿海地区完全可以冲破清廷的禁令，使对华传教事业和整体上的中外关系，走出广州一隅而扩大到整个中国的沿海地区。正如在他之后也到中国沿海航行的麦都思所说的：“长期以来，人们都假定中国对基督教真理的传播者是完全封闭的；踏足其海岸就意味着死亡；而到这些地方宣布福音的任何企图都是疯狂的。但现在有一个人，他去了并毫发未损地回来了；他曾与那些地方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他在他们的城市和各省一共居住了几个月之久；他会见过声名远播、令人生畏的中国官员；他不仅没有被逮捕、监禁，装在笼子里送回广州，相反，他在一系列的接触中得到友善的，有时甚至是尊敬的对待。”
[189]
这段话集中概括了郭士立航行对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冲击性影响。麦都思本人就在伦敦会的指示下，成为第二个到中国沿海航行的传教士。美国传教士在郭士立所造舆论的影响下也急迫地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他们也认为“福音不能被局限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甚至希望拥有一艘专门用于传教的船只。
郭士立的行动和观点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将在下文予以讨论，这里先简单地考察他的沿海传教观点。
郭士立多次攻击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异教徒”信仰，特别是所谓的“偶像崇拜”。他描述道：“他们歪曲关于最高主宰的知识，向木头或石头的偶像膜拜，说‘这就是我的造物主’。” [190] 他又把中国船员和其他人群中存在的赌博、吸食鸦片等不良行为泛化为中国道德水平的象征。他声称这种普遍存在的宗教和道德状况，正是对传教活动“不容忽视的需求”。 [191] 在此前提下，郭士立用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初次接触到传教士的乡民，那些沉迷在迷信和邪恶之中的百姓，是如何高兴地欢迎“福音”的来临。他向读者介绍说，还在暹罗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中国人就“特别乐意阅读圣书，并谈论福音中之箴规”。第二次航行到台湾嘉义时，他发现“这里有很多读者急于得到我们的书”。据他说，在浙江金塘山，他“向聚拢在周围的人们朗读和讲解传教小册子的一些段落，他们对这新的教义感到很新奇。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我们的小册子，非常爱惜地带回去”。他还这样告诉他的读者：他在上海附近某地散发传教书籍时，乡民们“起初犹豫不决，但是，稍稍看了一下其中的内容，他们马上嚷着要求得到更多。我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后来只得带着歉意送走不少空手而回的人”。他的航行记中充满了诸如“大量小册子发给了焦急地想要得到的人们”，“心怀感激而心情迫切的读者”争抢传教书籍之类的描述。在他的笔下，甚至佛教名山普陀山的和尚都急于得到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当他们得不到时，几乎失望得要哭出来”。 [192] 郭士立把无数这样的事例，夹在他那引人入胜、探险记一样的航海日记当中，用夸张的笔法向他的西方读者描绘了一个有“三亿五千万个灵魂”、欢迎并急切地等待基督教福音前来滋润的“异教徒”国度。这与马礼逊、裨治文等人谨慎而悲观的报告所介绍的情形真有天壤之别。
郭士立在写作、发表他的航行记的时候，还没有鼓吹到全中国所有的地方去传教。他向新教各教派重点推荐的地区是中国沿海，在他看来，那是当时西方的商船和炮舰势力可以达到的地区。郭士立还告诉人们，在中国沿海地区传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困难。这些地区基本上不设防，“没有遇到战船或是士兵，即使后者据说是存在的”。 [193] 他在航行中所遇到的中国官员，虽然碍于国家法令对他们持不欢迎的态度，但也没有什么人对他们进行多少刁难，更没有真正的威胁，常常是官员提供给养后将他们礼送出境。他报告说：“官员们为我们所行之事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 [194]
这样，郭士立就描述了一个居住着千百万渴望基督教福音的“异教徒”，同时又不存在真正风险的传教区域。他认为西方新教以前仅将传教地域限制在广州—澳门地区，乃是“以想当然的不可能性为借口的”。 [195] 由此引出的结论就是要立刻改变对华传教的态度与方法，向广州以外的中国沿海广大地区派遣传教士，在那里开拓对华传教的新局面，使新教对华传教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在当时意味着要摒弃原有的对华传教思想，从而对伦敦会和美部会这两个最有影响的新教差会提出了挑战。
在将他的三次航行记发表的同时，郭士立感到意犹未尽，继续制造内容相同的舆论。1833年11月24日，他从广州写信给美部会，这封信后来发表在《传教先驱》上面。信中重弹“成千册的书籍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被心情迫切的读者抢光，官府却不干预”这样的老调。他建议假如美部会派遣新的传教士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又需要中文等方面的训练，那就“让他们在暹罗和新加坡待一段时间，让他们完全在中国人当中做准备工作，然后进入这个广袤的帝国”。他公开说“广州不是合适的做准备工作的地点”，因为广州话只有一小部分地区的人听得懂，而且在这里与中国人接触也很困难。 [196] 这实际上否定了美部会广州传教团的价值。这封信以及他的航行记等对美部会的领导机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致后来在给伯驾的指示中强调他要尊重郭士立的意见。 [197] 1833年5月，郭士立又写了一本名为《为了中国向基督徒呼吁》的小册子，叙述了他的经历，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集中阐述。他反驳了“迄今为止将中国视为福音不能进入之地”的传统认识，认为天主教在中国成功活动的历史经验，其坚定的立场，为达到目的勇于冒险的“英雄主义，是非常值得向新教传教士推荐的”。他要求英国“心地淳朴的基督徒”捐款支持他继续进行他的海岸传教活动，说“在写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我在想象着不久之后重温身处中国北方港口的快乐，并希望可以不限时间地留在那里”。 [198]
后来的情况表明，并没有什么“心地淳朴的基督徒”来资助他，倒是有鸦片贩子需要与他继续互相利用。伟烈亚力为郭士立写的小传说，1834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乘坐不同的船只在沿海航行，散发书籍并向人们演说，偶尔从伦敦会得到一些资助”。 [199] 除此之外，他的活动费用还来自鸦片贩子。查顿再次雇用了他。1834年和1835年，他还至少有两次与前面提到的戈登一起到福建沿海，当然一切费用是由戈登承担的。其中1835年4月那一次，郭士立还带了美部会的传教士史第芬同行，其情况上文已有叙述。
与鸦片贩子一起航行去“传播福音”这种不名誉的方式，常常使郭士立处于难堪的境地，也使心怀不满的裨治文等有了指责他的把柄。但郭士立幸运地得到机会，使他摆脱了在“事业”和生活上仰给于鸦片贩子的困境。1834年3月，郭士立在马六甲与英国的沃恩斯托尔小姐（Miss Warnstall，后任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的表姐妹）结婚。1834年12月，郭士立又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地位次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年薪800英镑。
郭士立所鼓吹的海岸传教，除了美部会的史第芬和伦敦会的麦都思，鸦片战争前很少有其他传教士响应。他企图把伯驾拉到他的传教道路上的努力最终也没有成功。但郭士立没有等待将他的这种传教思想付诸实施，又在对华传教方面做进一步探索。比以前体面得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为他的独立传教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有关研究成果显示，“从1833年到1839年，他大约进行了十次旅行”。这些所谓旅行“大都是到福建内地活动”。“通过到内陆地区的这些旅行，进行传教演说和散发出版物，郭士立认为他证明了这些地带和海岸地区一样是对外开放的。” [200] 1838年6月，郭士立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概况，包括中国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地形、物产、人口、政府组织等内容的书。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书名，叫《开放的中国》。该书的出版商在广告中总结了郭士立的观点：“中国现在令人兴奋地对我们的商业开放；中国不久就将对我们更广泛的交往开放；中国最终将对传教事业开放。” [201]
鸦片战争前郭士立在传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包括用中文撰写出版了40余种传教小册子和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与裨治文、麦都思合作修订《圣经》中文译本，编纂出版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他还是1837年试图进入日本的航行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为了扩展新教对华传教事业，郭士立呼吁更多的西方青年像他一样，自费来中国传教， [202] 但和者寥寥。他曾致信瑞士的巴色会，要他们给他派两名传教士做助手，由他来负担这两个人的费用。但巴色会拒绝了他的建议，认为不能承担“将兄弟们置于如此不稳定的处境并使他们依赖于单独的个人”的责任。 [203] 不过到1837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追随者，即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罗孝全并不是美国浸礼会最早的来华传教士。美国浸礼会最初的对华人的传教事业是在暹罗进行的。对一些新教差会来说，在东南亚的华人中传教是对华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1833年12月，美国浸礼会海外传教会派到暹罗的传教士琼斯（J.T.Jones）为曼谷的3名华人施洗，这个事件被当作该会对华传教的开端。 [204] 1834年，该会派粦为仁（William Dean）到暹罗的华人中间传教。粦为仁于1835年6月到达曼谷，在那里的华人中间建立了传教站。粦为仁的传教工作似乎很快有了具体的成果，年底就将3个中国人施洗入教。 [205] 1836年，该会派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夫妇去曼谷的传教站。次年，该会又派身份有些特别的传教士罗孝全到中国。
叔未士1812年9月生于哥伦比亚特区的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eria）。还在列维斯堡学校（Lewisburg Academy）读书期间，他就决定将来做一名传教士。1831年，他进入里士满的弗吉尼亚浸礼会神学院（Virginia Baptist Seminary）研习神学，由里士满的第一浸礼会提供资助。
1835年，叔未士写信给在里士满召开的美国浸礼会大会，要求成为浸礼会海外传教士，被大会接受。同年9月，叔未士与出身于浸礼会牧师家庭的亨丽埃塔·霍尔（Henrietta Hall）结婚。9月22日，受浸礼会海外传教会的派遣，叔未士夫妇启程前往曼谷，准备加入由粦为仁在那里创办的以华人为对象的传教站。
差会的意图是让这些传教士在当地华人中一面传教，一面进行准备，等待中国的开放，但叔未士夫妇没有按差会的指示去曼谷。他们1836年3月31日到达新加坡后，认为从对华传教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是比曼谷更合适的地方。叔未士夫人在4月致函其父说：“新加坡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或至少（如果神能开辟一条道路的话）在我们进入中国之前，将是我们的家。”
[206]
在另一封信中她又说：“我们在新加坡比在其他地方有更多学习中文的便利条件。”
[207]
但没过多久，叔未士决定马上就到中国来。他把想法告诉了差会，未等答复就于当年9月乘船来到澳门。他这个做法引起了差会的不快。
在澳门的郭士立则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在生活上对他们加以关照。叔未士到澳门后，很快就独自到广州做了为期10天的考察， [208] 回澳门后他就在郭士立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中文，并做一些诸如散发传教材料之类的工作。他的夫人也一面学习中文，一面收留并教导几个中国孩子，后来形成一个小规模的学校。她在以后几年中时常写信向国内亲友募捐，以维持她所热心的这项事业。叔未士在给差会的报告中谈到在澳门活动的情况，并为自己擅自来到澳门辩解说：“我内心日益增长的与中国语言、人们和政府亲身接触的意愿，促使我早早来到了澳门。……在这里学习这个伟大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条件，也许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在澳门35000个异教徒当中，可以找到学习任何一种方言的教师，而且可以挨家挨户地访问这里的人民，与他们就所有话题进行交谈。有多少基督教书籍都能散发出去。” [209]
叔未士并不甘心总是在澳门及附近的乡村活动，因为外国人可以公开活动的广州—澳门地区被美部会传教士当作自己享有独占权的传教区域，他们对浸礼会传教士的到来持冷淡甚至不欢迎的态度。叔未士在1837年5月向美国浸礼会海外传教会秘书卢修斯·博勒斯（Lucius Bolles）报告说，那些“没有皈依者、没有教堂也没有积极进取的传教活动”的美部会传教士竟认为“浸礼会传教士来到澳门是对他们的妨碍”，暗示他们离开这里。
他在另一份报告中写道：“美部会在这里和广州有4名男传教士，而且裨治文先生一年多以前还写信要求派遣一个传教士家庭到澳门。伦敦会也打算在这里安置一个家庭。”因此他的想法是，不把澳门作为永久性传教基地，“如果差会同意，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很想尽快去占领中国的另外一个地方，或是去交趾支那”。他计划将“两三个传教士家庭联合起来，在中国长达2000英里的海岸线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居留地，尽管其政府对所有的外国人不加选择地采取傲慢无礼的态度”。这个想法表明他受到了郭士立的影响。他所说的“某个地方”，此时是指海南。他认为海南在地理位置、气候、物产等方面均有其优势。
同时他留意越南的情况。1837年2月21日，叔未士搭乘一艘中国小船准备前往海南和越南考察，以为建立他所说的居留地做准备。但船行不久即遇到海盗的威胁，船员不肯继续航行，无功而返。
在以后的几年里，包括鸦片战争期间，叔未士继续在澳门周围活动，直至《南京条约》签订后移往香港。在这几年里，他坚持中文学习，他的夫人在信中总是向亲友报告她的丈夫在这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同时，他和夫人仍然进行一些传教活动。1837年8月他向差会报告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每天坚持到人们中间，向他们派发传教小册子。”
他在1840年元旦的日记中说：“9个月来我用中文进行礼拜日布道，每天走家串户进行访问，不断得到鼓励，而没有受到打扰。”
[210]
此外，对叔未士夫妇来说，能够说明其传教活动具体成果的是，叔未士在1837年1月31日将他们从新加坡带来澳门的中国仆人夏阿罗（Ahea A Loo）施洗入教。
[211]
据他们夫妇说，这个阿罗变成了一个虔诚、忠实的基督徒。但此人后来跟一个美国商人去了缅甸，不久死在那里。
[212]
罗孝全是继叔未士之后来到澳门的又一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他1802年2月出生于田纳西州桑纳县（Sumner）的农庄。由于受家庭环境所限，罗孝全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他的母亲是浸礼会信徒，哥哥莱维·罗伯茨（Levi Roberts）是当地浸礼会的一名牧师，其家庭生活的宗教色彩较为浓厚，对罗孝全有比较大的影响。
19岁那年，他受洗加入浸礼会，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心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当地浸礼会授予他布道资格，但他没有薪金，也没有资格主持正式的宗教仪式。
[213]
他做过马具工，当过学校教师，1827年又到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学校进修过一个学期的神学课程，在1828年前后被正式按立为牧师。他于1830年结婚，但妻子次年病逝。在这之后罗孝全在密西西比州活动了一段时间，并成功地聚起了一笔约3万美元的财富。
在此期间，罗孝全思考未来的生活道路，决定做一名海外传教士。他于1834年7月写信给波士顿的浸礼会海外传教会，表达了成为该会传教士的愿望。
当时正值美国新教各派纷纷对中国发生兴趣之时，到中国传教是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在此背景下，1835年初罗孝全决心前往中国传教，之后他穿行美国西部5个州筹集资金。1835年2月，罗孝全写信给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行的浸礼会海外传教大会，要求该会派他到中国。
但由罗孝全自己提出的4个评审人均认为他没有资格做传教士，很明白地说他“资质平庸”。在次年3月举行的浸礼会海外传教会上，他的申请被否决。
罗孝全没有放弃努力，他决定首先由自己来创造条件。他以自己在密西西比州积聚的那笔财富为基础，吸收美国西部各州支持者的捐款，创建了“罗氏基金会”（Roberts’ Fund）。又以他为首，成立了“密西西比谷地中国传教会”（China Mission Society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作为他到中国传教的组织和后援机构。二者都设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之后，罗孝全再次向美国浸礼会海外传教会提出申请，要求该会承认他为美国浸礼会独立传教士，但再次被拒绝。罗孝全仍不气馁，他设法说服浸礼会海外传教会接受了这样一种安排，即由他的“中国传教会”将资金交给浸礼会海外传教会，该会把这笔钱转给它在远东的委托人，然后再由委托人把经费交给罗孝全。
通过这样复杂的过程，罗孝全终于实现了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愿望。当然，他只是一名非正式、得不到传教机构经济支持的传教士。
1836年10月，罗孝全乘船离开波士顿，第二年初到达巴达维亚，在那里学了一段时间的中文后，于1837年5月来到澳门。起初叔未士夫妇对他的到来很欢迎。叔未士夫人在6月的一封信中谈道：“罗孝全兄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学习中文，我们在读一本叫作《三字经》的中国书。” [214] 但很快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并终生没有和解。叔未士希望罗孝全与他一起共同努力建立浸礼会的传教基地，但罗孝全作为事实上的独立传教士热衷于独自外出布道、散发宗教书籍，对与这个比他小10岁却是浸礼会选中的传教士合作的兴趣不大。
除了这个因素，郭士立对罗孝全的影响是他与叔未士疏远的重要原因。罗孝全这样一个千方百计要到中国来做传教士的人，对郭士立在中国沿海多次航行的传奇经历早已熟知，而郭士立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对处境相似的罗孝全来说更有亲切之感。更加巧合的一点是，他们都做过制造马具的学徒。在罗孝全离开美国之前，他就让中国传教会的会长威廉·巴克（William Buck）写信给郭士立，请他给予支持。郭士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对罗孝全基金会和专门以中国为对象的中国传教会的成立，对同样是独立传教士的罗孝全的来华表示非常欢迎。
罗孝全从叔未士那里搬出来后，就与郭士立夫妇同住。
从1837年前来澳门到1842年移往香港，罗孝全除学习中文外，大部分时间独自进行传教活动，主要是在澳门及附近的村庄和在澳门水域停泊的中国船只上散发传教书籍，并进行布道。 [215] 他相信这样的活动能取得效果，“我认为如果有一打勇敢的传教士来到这里，精诚合作，再有一打勇敢的本地皈依者甘冒生命危险，在他们的努力和神的保佑下，福音将像电流一样传遍这个国家”。 [216] 他还在1839年前后收了几个中国孩子做学生，认为这样所费不多，是开展传教活动的一个好方法。 [217] 由于美国浸礼会海外传教会此时不向他提供经费，为了弥补中国传教会资金的不足，他甚至重操旧业，利用自己制造马具的技艺赚钱。事实上，就国内的支持而言，罗孝全更多依赖美国西部五个州的浸礼会。 [218] 罗孝全还写信向美国圣书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要求资助。他在信中说，在对中国人传教方面，“至少在最近的几年内，（散发）圣书将是主要的、切合实际的手段”。就他自己而言，澳门半岛和“周围视野可及的几个村庄”是他活动的主要范围，“此外，我估计我每个月可以在过往商船上散发五千到一万页的传教材料”。除希望该组织资助印刷传教书籍外，罗孝全还说，他和郭士立都认为，“现在中国之友应当祈求并慷慨捐助的首要目标，是一艘可以专门用于对华传教的船只”，用它可以在中国海岸进行持续的传教活动。 [219]
在与其他传教士的关系方面，罗孝全与叔未士因同属美国浸礼会，不可避免在传教和其他宗教活动方面仍进行一些合作。他与美部会传教士也有一些往来，但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郭士立。
罗孝全经常与郭士立一起活动，将郭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郭士立不仅在传教方面给他很多帮助和指导，而且是他学中文的导师，他在《中国传教呼声》上发表的日记和信件中，把郭士立对他的有关评价作为衡量他取得进展的标准。1839年2月，郭士立和罗孝全共同署名撰写了一份“年度报告”，同年7月在《中国传教呼声》上发表。这份报告讲述他们的传教活动和传教方法，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国之友”的支持。
[220]
二人俨然结成了一个实际上的传教团体。
叔未士和罗孝全鸦片战争前的活动基本上局限在澳门一地。他们在这段时间主要是为自己、为美国浸礼会以后的在华活动打下基础，总的来说其影响不及美部会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到中国活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和英国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的人员。
美国圣公会国内和海外传教会于1821年10月成立。到1830年代初，该会开始考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4年5月，该会在费城举行年度会议，做出在中国建立传教基地的正式决议。同年7月，毕业于纽约综合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亨利·洛克伍德（Henry Lockwood）被指定为到中国的传教士。根据该会的指示，他在到中国之前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医学知识。第二年3月，该会又接受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Prince George County）圣公会教区长汉森（Francis Hanson）为来华传教士人选。1835年6月2日，洛克伍德和汉森免费搭乘塔尔博特-奥立芬公司的马礼逊号从纽约启程，10月4日到达广州。 [221]
但是这两位传教士很快发现广州不是他们的立足之地，因为在广州，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这时还是非法的，受到许多限制。广州的生活费用也很昂贵。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已在广州发展了一定势力的美部会传教士对他们的到来不一定欢迎，这从伯驾等对叔未士和罗孝全的态度可以推测。洛克伍德和汉森在广州只待了约一个月就前往新加坡， [222] 并于12月从新加坡到爪哇的巴达维亚。此后，他们就在当地的华人和马来人当中从事传教活动，与东南亚一带来自英美的传教士互有交往，并分别开办了以华人和当地原住民的孩子为对象的学校。洛克伍德1836年2月与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女儿萨拉·索菲亚结婚，但几个月后即遭丧妻之痛。1838年他还到广州和澳门活动了几个月。 [223]
1837年1月，美国圣公会海外传教会决定增派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到巴达维亚的传教站。此人后来是美国在华传教士中的重要人物。文惠廉1811年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1829年从南卡罗来纳学院（South Carolina College）毕业。1837年7月8日，文惠廉携妻从波士顿启程，10月底到达巴达维亚。从这时直到1840年，文惠廉在爪哇一面从事传教活动，一面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他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协助洛克伍德开办华文和马来文学校。但美国圣公会这几个传教士在巴达维亚的事业并不顺利。先是1837年，文惠廉到那里不久，汉森就因健康原因回美国，次年干脆终止了与该会的联系。接着洛克伍德和文惠廉发现，因学生退学现象严重，学校也办不下去。1839年4月，洛克伍德也因“健康不佳”回国。 [224] 第二年9月，文惠廉也因“健康状况需要较冷的气候”携妻子经新加坡到澳门。这样美国圣公会在巴达维亚的传教站就空无一人了。1841年初，文惠廉建议将传教站移往澳门，5月总部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到是年9月，随着鸦片战争形势的发展，文惠廉写信给总部，表示根据实际情况他希望去厦门。1842年2月，文惠廉到厦门建立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基地。 [225]
英国与海外圣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或译大英圣经会）成立于1804年。鸦片战争前它在对华传教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资助《圣经》中译本和其他传教书籍的印刷和散发。仅1812～1816年，该会用于资助马礼逊翻译、印刷《圣经》的费用就超过6000英镑。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郭士立等写的许多传教小册子，郭士立、麦都思等于1835～1839年修订的《圣经》中译本等，其印刷乃至散发都得到该会的巨额资助。 [226] 从1831年开始，郭士立以及麦都思、史第芬等在中国沿海的航行传教活动，引起了英国与海外圣经会对中国更大的兴趣。1836年底，该会的李太郭来到澳门，与卫三畏等人共同进行过一些活动。他的主要目的是散发传教书籍。由于当时在中国本土进行此类活动还不很顺利，李太郭后来主要在马六甲、婆罗洲等地的中国人居留地大量散发这些书籍。 [227] 李太郭虽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的时间较多，但与广州和澳门的传教士也有不少联系，他曾列名于1830年代传教士在广州组织的几个团体，如马礼逊教育会等。此外，他还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过一些关于宗教和语言文化方面的文章。鸦片战争期间他随英军活动，战后在几个口岸任领事之职。
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成立于1816年。在美国传教士来中国之前，马礼逊与它已有联系。 [228] 裨治文等到广州后，除用美部会的经费从事印刷、传播基督教书籍的活动外，还使用了不少美国圣经会的经费，所印行的书籍包括中文《圣经》以及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郭士立等写的传教小册子，其中不少是送到由帝礼仕在新加坡主持的印刷所印刷，再分别运到广州、澳门和东南亚各华埠去散发的。美国圣经会在这方面拨出的第一笔款项是1834年用于中文《圣经》印刷的3000元。据有关资料，1862年前美国圣经会用于中文《圣经》印行的经费达到10多万元。 [229]
此外，美国长老会、英国圣公会在鸦片战争前都派出传教士到东南亚的华人中传教。从这些教派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是其对华传教活动的早期形式。限于篇幅，此处不赘述。
欧美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传教活动，因鸦片战争而受到较大影响。战争前夕，因中英矛盾的激化，外国传教士已难在广州立足。已成为英国政府官员的郭士立在鸦片战争时期跟随英国“远征军”行动。伯驾在广州眼科医院不得不关门后回到美国；卫三畏早已长住澳门；裨治文也退居澳门。美国浸礼会的叔未士和罗孝全一直在澳门及其周围活动。澳门一时成为传教士云集之地。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他们在传教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不过他们都没有放弃在中国扩展传教事业的期望，都在等待着战争的结束与和平的到来。在他们看来，那将意味着他们梦寐以求的机会——“中国的开放”。在鸦片战争硝烟正浓之时，他们已经看到广袤的中华帝国对他们紧闭的大门正在被打开。
[1] 关于唐元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可参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第1～4章；Kenneth S.Lator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 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Chaps.Ⅳ，Ⅴ.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p.443.
[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3，p.595.
[4] 参见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182-183.
[5] 1815年该会理事会致第21次大会的报告，转引自Murray Rubinstein， The Origins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1807-1840 . Lanham，MD：The Scarecrow Press，1996，pp.54-55.
[6]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 Malacca：Anglo-Chinese Press，1820，pp.5-6.
[7] 关于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及其对传教运动的影响，参见Clifton J.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n and the Pagan World，Background of American Foreign Missions . Cambridge，MA：Harvard an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69，Chap.1.
[8] William E.Strong， The Story of American Board . Boston：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906，p.7.
[9] Strong， The Story of American Board ，pp.4-5.
[10] Joseph Trac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 Boston：The American Board Press，1842，p.24.
[11] 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35-136.
[12] Strong， The Story of American Board ，pp.10-11.
[13] 关于荷兰传教士在台湾早期活动的情况，参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20，pp.541-545；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209；Charles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 London：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1834，p.164.
[14] 据说英国公谊会（又称“教友会”“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61年曾声言：“可以召集一些教友去中国出版《圣经》。”福克斯这一年的日记记载，有三名公谊会的成员试图前往中国，但在途中遇阻而还。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呼吁在中国建立超教派（undenominational）的新教教会，引起了一些注意，但并没有哪个组织派出传教士。1798年，英国的威廉·莫斯雷（William Moseley）发表文章吁请人们重视《圣经》的汉译与传送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在大英博物馆有部分《新约》的中译手稿。成立于1804年的英国与海外圣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就提请注意这份手稿，并考虑将其印刷发行。英国圣公会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1801年也开始考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209-210.
[15] M.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A Master-builder . New York：George H.Doran，1924.海恩波：《传教伟人马礼逊》，简又文译，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7，第7页。
[16]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30-32.
[17]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52-59
[18]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65.
[19] 见Mosel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 与莫氏通信的包括高斯波特神学院院长宝格（pp.30-33）。小册子中也包括多封莫斯雷与斯当东之间的通信。除小册子中所录通信外，莫氏还在英国散发过其他进行类似的呼吁材料。
[20]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67.
[21] 莫斯雷在其小册子中对此过程有较详细记述，见Mosel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82-86.《马礼逊纪念集》记载其开始跟容三德学中文的时间为1805年8月。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1～12页。
[22]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77-81.容氏在马礼逊到广州后也回到广州，二人仍有接触，容氏对马礼逊在商馆的居留和译经事业都有帮助。见前书，pp.167，265.
[23] 参见Medhurst， China ，p.253.
[24]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94-99.
[25]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131.
[26] 传教士群体对此知之甚详。1838年麦都思在书中写道：“大约在这一时期（1812年前后），清政府颁布反教谕令。据此，印行宗教书籍、宣讲福音，均面临死罪。”Medhurst， China ，p.260.
[27]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71.
[28]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153-184.
[29]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163.
[30]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183.
[31]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293.
[32]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293.
[33]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167，217.
[34]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71-72.
[35]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245，256，26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3卷，区宗华等译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68页。
[36] 海恩波：《传教伟人马礼逊》，第46～47页。伦敦会一度担心马礼逊“从此偏离其首要的传教目标”，但后来接受了马礼逊在当时特殊环境下所选择的这一居留策略。Medhurst， China ，pp.257-258.
[37]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355-356.
[38] William John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 . 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60，p.115.
[39]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391-392.
[40]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418-419；海恩波：《传教伟人马礼逊》，第70页。
[41]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414-417.
[42]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501-502.
[43]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4-7.
[44]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81.
[45]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166，181.
[46]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197.
[47]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226-238，290-291，360-361.
[48]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401，405.米怜曾在致马礼逊的信中提到“你的华人会众较我们（马六甲）为多”。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13.这当是马礼逊告诉他的信息。
[49] Medhurst， China ，p.265.
[50] 他在1827年的一封家信中说：“我经常为我们在劝化异教徒方面进展如此之小而悲伤。”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379.
[51]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408-409.
[52] 有些著作说蔡高死于1819年，这里依米怜的说法，参见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27.
[53] Liang Tsin-deh，梁发之子，1823年11月20日受洗，当时只有一岁多。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225.
[54] Kew A-Gong，1830年受洗。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433.有的文献认为屈昂是由梁发施洗入教的，参见Medhurst， China ，p.274；《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167页。
[55]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463-484.
[56]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472.
[57] 这些人的姓名为：Le She（李氏，梁发之妻），Leang Atih（梁阿德，即梁进德，梁发之子），Leang Achin，Leang Asun，Leang Ataou，Le Asin，Chow Asin，Woo Achang，Ashun，Afuh，Lew Chechang，Rouh Agang。 Missionary Herald ，vol.31，p.230.从这份名单来看，这些信徒大都与梁发有关系。参见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443.
[58] 卫三畏评论说，马礼逊的“天性对那些吹毛求疵者来说了无趣味，因为他并非活泼喜乐之人，才具单调且学识不广，那些对他的灵魂事业并不关注的人，对他是尊敬多于爱戴”。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 New York：G. P. Putnan’s Sons，1889，pp.70-71.
[59]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364-368.
[60]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36-137.
[61]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12.
[62]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13.
[63]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19，135.
[64]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35-136；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384.
[65] 马礼逊致伯德，转引自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1818-1843 .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9，pp.32-33.
[66]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385-387；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37-139.
[67] Robert Philip，ed.，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 William Milne . London：John Snow，1839，p.215.
[68]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386.
[69] Philip，ed.，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 William Milne ，p.267.
[70] Philip，ed.，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 William Milne ，p.186；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p.24.
[71]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p .34.
[72] Eliza A . 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p .506-509.
[73]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p.35.
[74]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364.
[75]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95-197；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p.31.
[76]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503-506；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99-203.
[77]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504.米怜对此解释说，决议中的条文是要表明“马六甲的传教机构起先是专为对华传教而设的，（以马六甲为基地）是因无法实际在中国居住而选择的最佳替代地点”，因此恒河外方传教团的“所有事务都应服从这一首要目标，对中国做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均附属于此”。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205.
[78]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205-206.
[79]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506-509.
[80]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p.537-541.
[81] Donald MacGillivrary，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 Shanghai：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3.书中说这个决议在马六甲拟订，误。
[82]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p.508.
[83]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appendix，pp.5-6.
[84]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no.9，July 1819，pp.170-176.有关恒河外方传教团的文件，另见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appendix，pp.1-6.
[85] Medhurst， China ，p.317.
[86] Medhurst， China ，p.319.
[87] Medhurst， China ，pp.316-317，318-319.
[88] Medhurst， China ，pp.255-256，319-328.
[89] MacGillivrary，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4.1832年，马礼逊还应差会之请草拟了《中国半岛（即东南亚）传教大纲》。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466-467.
[90]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434.
[91]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328-330，368.
[92]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476-486.
[93]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504.
[94] Philip，ed.， 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he Rev . William Milne ，p.289.
[95]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27-36.
[96] Medhurst， China ，p.342.
[97]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p.177-179.
[98] 参见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491-493，502.
[99] Medhurst， China ，Chapters 10-12.
[100] 麦都思说，屈昂在为米怜工作期间就希望受洗。“1830年初，他前往梁发处同住……在祈祷圣灵庇佑后，阿发为屈昂施洗。（屈昂）然后回家，劝其妻子勿拜邪神，转信耶稣。”Medhurst， China ，p.274.
[101] 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433.
[102]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11-12.
[103] 详见梁发致外国传教士信，载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l，pp.230-231.
[104]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12.
[105] Medhurst， China ，pp.299-300.
[106] Medhurst， China ，pp.294-300；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472；梁发致外国传教士信，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l，p.230.
[107]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5，pp.36-37；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40-41.
[108] 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104.
[109]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0，p.8.
[110] Samuel Worcester to Robert Morrison，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pp.83-86.
[111]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17，p.97.
[112] Robert Morrison to the American Board，Oct.8，1822，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19，p.188.
[113]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p.2-3，in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以下简称ABCFM Papers），16.3.11，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114] Robert Morrison to the American Board，Nov.30，1829，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 . 1830 ，pp.3-7，ABCFM Papers，16.3.11.
[115] Robert Morrison to the American Board，转引自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rs in China ，p.221.
[116] J.Evarts to R.Morrison，June 7，1828，Eliza A.Morrison，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1.2，pp.404-406.
[117]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4，pp.326-330.
[118]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7，ABCFM Papers，16.3.11
[119] 1827年7月7日致父亲，转引自 Frederic W.Drake，“Bridgman in Chin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America Neptune：A Quarterly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vol.ⅪⅤ.
[120] Eliza J.Gillett 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 New York：Anson D.F.Randolph，1864，pp.10-15.
[121] 关于雅裨理在广州及南洋的活动，参见G.R.Williamson，ed.， Memoirs of the Rev . David Abeel，D . D .， Late Missionary to China . New York：R.Carter，1848，pp.52-90.
[122] 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p.20-27.
[123]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9，ABCFM Papers，16.3.11.
[124]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40，ABCFM Papers，16.3.11.
[125]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6，p.319.
[126]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9，ABCFM Papers，16.3.11.
[127]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0，ABCFM Papers，16.3.11.
[128]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6，p.320.
[129]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9，ABCFM Papers，16.3.11；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40.
[130] 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44.
[131]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6，p.319；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p.45-46.
[132]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ABCFM Papers，16.3.11.
[133]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0，ABCFM Papers，16.3.11.
[134]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7，p.244.
[135] 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74.
[136]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p.11，13，17，ABCFM Papers，16.3.11.
[137] 美部会传教士对奥立芬的长期帮助心怀感激，“多年以后，当卫三畏最终离开中国时，他还谈起这位慷慨宽仁的人对（美部会）传教团的巨大帮助”，如早期的积极推动，免费提供广州的房舍供传教团和印刷所使用，让“往返中国的传教士及其家人免费搭乘”其公司船只51人次，以及他的其他帮助。Fred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77-78.
[138] 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74.
[139] 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p.55，58.
[140]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p.9，11，ABCFM Papers，16.3.11.茂官原文作Mowqua，即广利行行商卢文锦；爽官原文作Samqua，即同顺行行商吴健彰。
[141] 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82.
[142]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8，pp.255-257.
[143]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2，ABCFM Papers，16.3.11；Eliza J.Bridgman，ed.，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p.100.
[144]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7，ABCFM Papers，16.3.11；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2，p.15.
[145]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2，pp.58-59.
[146] 有关这次航行的情况，参见Stevens，“The Voyage of Hur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pp.308-335，406-411；Medhurst， China ，Chaps.10-19；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2，pp.197-202.
[147] 有关情况，参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5，pp.513-514；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ells Williams ，pp.91-92.
[148]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4，ABCFM Papers，16.3.11；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79.
[149]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5，ABCFM Papers，16.3.11.
[150] “Journal of Ira Trac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1，pp.67-69.
[151] “Journal of Ira Trac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1，p.69.
[152]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2，p.14.
[153]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4.
[154] “Letter from Ira Tracy，” August 10，1835，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2，pp.59-60.
[155] 关于卫三畏的生平，参见Frederick W.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1-54；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4，ABCFM Papers，16.3.11；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76-78.
[156]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ment in Feb.1830 ，p.17，ABCFM Papers，16.3.11.
[157] 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80-81.
[158] 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63.
[159] 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87-91.
[160]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from Its Commence in Sept.28，1837 ，ABCFM Papers，16.3.11
[161] S.S.Williams to R.Anderson，Frederick W.Williams，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p.94-100.关于这次航行的情况，参见George B.Stevens，ed.， 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 and Hon . Peter Parker . Boston & Chicago：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1896，Chap.Ⅹ；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hap.4.
[162]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hap.1.
[163] Stevens，ed.， 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 and Hon . Peter Parker ，pp.82-83.
[164] 郭士立写道：“我应该向一个即将到中国的传教士建议，他应熟悉眼科疾病，但他不必对眼科学过于精通，因为结膜炎在这里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普遍。”他很希望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建一所医院，认为：“在广州和澳门，有几位先生在减轻病人痛苦方面所做的值得称赞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我希望能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建一所医院，我们需要能专门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他的这段话写在伯驾将受派遣之前，而美部会的指示又要伯驾根据郭士立的建议，将来在天津或宁波建立一个传教站。因此有理由认为，郭士立所说的“一个即将到中国的传教士”就是指伯驾。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269-270.
[165]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37-38.
[166] “Report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First Quarterly Repor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pp.461-462.关于布拉福德行医的情况，参见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45-46，221 note 30.
[167]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61，p.174.
[16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p.462；vol.10，p.453.
[169] Edward H.Hume， Peter Park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nesthesia into China ，转引自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55.
[170]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May 10，1836 ，ABCFM Papers，16.3.11.
[171]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50.
[172] 以上关于郭士立的生平，主要参考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49-53.
[173] Herman Schlyter， Karl Gtü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 Hakau Ohlssons Boktryckeri，1946，pp.292-293.
[174]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53-54.
[175] I.J.Roberts，“Early Life of Charles Gutzlaff，”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1839，vol.1，pp.30-31.
[176]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54-55.
[177] Schlyter， Karl Gtü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293.
[178]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54.
[179]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88-89.
[180]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90.
[181]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92.
[182]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21.
[183]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37.
[184]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27.
[185]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37.
[186]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38.
[187]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254.
[188] Charles Gutzlaff， An Appeal to Christians in Behalf of China . Canton：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3，p.7.
[189] Medhurst， China ，p.364.
[190]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130-131.
[191]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31.
[192]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p.99，166，168，218，268.
[193]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129.
[194]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220.
[195]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 1833 ，p.221.
[196]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0，p.308.
[197] 美部会也表示不能因为郭士立的“成功”经历“就推测其他传教士理所当然也能做郭士立做过的事”，但这句话显然把郭士立的言行当作一种表率。美部会1834年度报告，参见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31，p.16.
[198] Gutzlaff， An Appeal to Christians in Behalf of China .
[199]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55.
[200] Schlyter， Karl Gtü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p.294，295.
[201] Charels Gutzlaff， China Opened . London：Smith，Elder & Co.，1838，“Advertisement”.
[202] Charles Gutzlaff to the American Board，Jan.14，1832，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28，p.257.
[203] Schlyter， Karl Gtü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p.295.
[204] Lida Scott Ashmore，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 . Shanghai：Printed by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1920，p.2.
[205] S.B.Tifferington， History of Our Baptist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 . Philadelphia：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1892，pp.7-8.
[206] J.B.Jeter，ed.， A Memoir of Mrs.Henrietta Shuck，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 Boston：Gould，Kendall & Lincoln，1846，p.63.
[207] Jeter，ed.， A memoir of Mrs.Henrietta Shuck ，p.67.
[208] Jeter，ed.， A memoir of Mrs.Henrietta Shuck ，p.95.
[209] “Communications of Mr.Shuck，”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18，p.55.
[210]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20，p.265.
[211]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18，pp.56-57.
[212] Jeter，ed.， A memoir of Mrs.Henrietta Shuck ，pp.95，114，121-122.
[213] Clifton Judson Allen，ed.，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Baptists ，2.Nashville：Broadman Press，1958，pp.1056-1057.
[214] Jeter，ed.， A Memoir of Mrs.Henrietta Shuck ，p.106.
[215]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1，pp.46-47，56-63.
[216] I.J.Roberts to John T.Jones，Feb.8，1838，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1，p.57.
[217] I.J.Roberts to “China Mission Advocate”，May 31，1839，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1，p.323.
[218]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1，pp.28-29.
[219] I.J.Roberts to William A.Hallock，Dec.14，1837，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1，pp.46-47.
[220] “To the friends of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1，pp.213-215.
[221] Ametle B.Richmond，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in China . New York：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07，pp.6-7.
[222]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a in China ，p.19，ABCFM Papers，16.3.11.
[223] Richmond，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pp.8-9，11.
[224] Richmond，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pp.9-12.
[225] Richmond，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p.12.
[226] MacGillivrary，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553-555.
[227] MacGillivrary，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555.
[228] MacGillivrary，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574-575.
[229] MacGillivrary，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576-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