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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部会于1810年成立，初期影响不大，但发展很快，到1830年代已成为新教传教势力中的主要差会之一。1833年，它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60个传教站，所派传教士达100人。 [109] 在对华传教方面，美部会后来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团体。美部会主要以美国公理会为背景，但在其早期是一个跨教派的传教团体。美国长老会、美国归正会的传教士在开始时都由它资助、派遣并管理。1830年代由美部会派到中国的几名传教士，就分属不同的教派。
美部会在亚洲的传教活动最初在南亚次大陆展开，其对华传教活动则直到1820年代末才提上议事日程。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美国商人奥立芬（David W.C.Olyphant）是促使美部会做出对华进行传教活动决定的关键人物。
在对华传教方面，伦敦会一直是美部会注意的对象和效法的榜样，声名日益卓著的马礼逊早在1820年代初就成为美部会的朋友。1820年3月，美部会秘书塞缪尔·沃瑟斯特（Samuel Worcester）致函马礼逊，聘请他为该会通信委员，要求马礼逊向美部会提供对华传教资料，以便美部会能就派遣传教士的问题做出决定。 [110] 长期在广州孤独地执行传教使命的马礼逊也非常希望美部会能派来传教士。他按沃瑟斯特的要求，与美部会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通报当时在美国还很难得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他的信件经常在美国公理会的著名期刊《传教先驱》（ The Missionary Herald ）上发表。他传递的信息，有时是颇为消极的。1821年他在一封信中叹息说：“唉，这是一片沉闷的土地，以灵性之眼审视，这里没有令人鼓舞的前景。一切都在令人沮丧的黑暗之中。这里的人对上帝之光全然无知。” [111] 但他对美部会加入对华传教的行列则采取鼓励的态度。他强调说：“有朝一日，依靠救主的神威而非依靠人力，必定可使中国侍奉神天。” [112] 他建议美部会注意中文的学习与研究，在《传教先驱》月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化。通过这些联系，马礼逊成为美部会赖以了解中国情况的最权威人士，他的建议颇具分量。
然而，对美部会来说更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有人对它开辟新的传教领域提供经济支持。作为一个旨在开展海外传教活动的宗教机构，它理想中的赞助者是富有的、在将要派遣传教士前往的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美部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发端，就是与一位这样的商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位商人就是奥立芬。
奥立芬是一位长期从事美中贸易的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长老会信徒。他从1820年开始来华贸易，1851年因病回美国，归途中死于海上。在长期的对华贸易生涯中，他是少数不仅自己拒绝从事鸦片贸易，而且公开谴责这种罪恶勾当的正直商人之一。他还对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和美国国内的宗教事务进行了长期的支持。1820年，奥立芬初到中国，就经人介绍与马礼逊相识，从此与马礼逊保持了十几年的友谊。奥立芬对马礼逊的活动也给予了诸多关照。美部会派遣传教士来华，乃是由于他们两人的共同推动。
1827年11月中旬，几个美国基督徒在马礼逊的住处进行祈祷聚会。这几个人中包括奥立芬、沃尔特·科洛克船长（Capt.Walter Croker）和查尔斯·布林特沃尔（Charles Brintwall）。会上马礼逊提出美国宗教机构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问题。11月29日，这三位美国人在奥立芬的商行开会，讨论马礼逊的建议，并做出如下决议。
1.他们认识到，其祖国的基督教会已经受到神的召唤，向此地的异教徒提供帮助；而在访问或居住在这个港口的基督徒中建立基督教的机构，则是达成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法。
2.他们认为，应当从美国派来一个传教团，由两名传教士组成，其中一名应为每年来到广州港的成千上万的海员提供宗教服务，这些海员可以成为基督在中国活着的使徒。另一名传教士应在广州为传播基督教的精神而劳作，为最终更直接地在中国本土建立基督教会而创造条件。
3.他们认为，随传教团送来一个印刷所，以出版宗教书刊和本地的传教小册子，是很有价值并且很重要的。
4.这些关于中国宗教需求的观点和对美国教会提出的要求，将向美部会陈述，因为它是签名者唯一可以呼吁对此种需求和要求进行体察的团体。
将请求马礼逊牧师与美部会联系，向其说明以上观点，并求得（他们）希望得到的帮助。 [113]
这个决议很快寄给了美部会。马礼逊也随之写了一封信，就美部会应该向广州派出传教士的理由做了详细的说明，敦促美部会派人到广州建立传教机构。他指出英国在广州已有传教士和为海员提供宗教服务的牧师（chaplain），而“美国的教会既没有为这里的异教徒，也没有为自己的人民，向此地派遣任何宗教人员”。他认为向本国的海外公民提供宗教服务，使他们成为“基督的团体的成员”，这样的身份将会对他们的“精神、语言和行为都有所影响”，使他们成为能影响异教徒的“活生生的使徒”。因此，“美国的传教机构有义务为他们在中国的同胞提供精神上的援助”。同时，鉴于清政府禁止公开的传教活动，马礼逊认为在向中国人传教方面，“一个来华传教士所能做的仅仅是学习语言，私下进行教导，及用中文撰写宗教书籍”。由于中国人是“喜欢阅读的民族”，因此进行文字宣传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传教途径。他写道：“请考虑中国、交趾支那、东印度群岛中国人居住地、琉球群岛、朝鲜王国以及日本帝国的庞大人口，都使用中文作为书面语言，而他们近来除了无神论哲学、谎言和宣扬声色享乐的作品，就无书可读这样的状况。这是一个足够供千百人来开拓的巨大领域。”马礼逊还提出，伦敦会传教士在马六甲开办的印刷所和英华书院，可以为美部会传教士出版书籍和学习中文提供便利条件。 [114]
马礼逊以权威的语气，以来华传教士领袖的资格，不仅向美部会提出了建议，而且为毫无对华传教经验的美部会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美部会在对华传教的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礼逊的上述建议为指导的。比较一下还可以看出，奥立芬等人的“决议”中的一些语句也来自马礼逊。
马礼逊在另一封与奥立芬共同署名的给美部会的信（1827年11月19日）中，同样阐述了对华传教的意义和迫切性。他强调说：“我的确认为，美国教会现在制订计划以开拓对华传教事业，已是切实可行之事。”奥立芬表示愿意向美部会对华传教活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包括向来华传教士提供免费搭乘其船只的便利。 [115] 这一点对美部会做出派人来华传教的决定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奥立芬还写信给其他美国人士，鼓吹对华传教之事。
以上信件由布林特沃尔带回，于1828年6月送交美部会。美部会秘书耶利米·埃瓦茨（Jeremiah Evarts）回信给马礼逊等，告知在广州美国人开会之前一个月，美部会已开会讨论过开展对华传教活动的问题，在接到这些信后又进行了讨论。他对马礼逊等人的观点和意见表示同意和感谢。 [116] 美部会还采取了其他的行动。如以美部会为背景的《传教先驱》1828年10月号发表长篇文章，谈论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文化及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现状等问题，将马礼逊1827年11月20日信的主要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予以引述。文章最后的结论说：“现在中国只有一名新教传教士，而他是由英国人慷慨地支持的。没有理由不加派传教士去加强他的力量，而这些传教士也没有理由不由我国教会派出。”作者暗示说，由于广州有英国传教士而没有美国传教士，“中国人对英国人比对美国人更为羡慕”。作者呼吁人们在经济上支持对华传教：“对华传教的费用的确是非常高昂的，但这迟早要由教会中的先进之士来解决。我国的教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教会都更有能力支持对华传教。” [117] 美部会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作为首批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奥立芬在广州等待着美部会的消息，但美部会迟迟没有做出决定，一位朋友写信告诉他说：“美部会还没有同意我们的或你的想法。” [118] 1829年9月，奥立芬回到美国，向美部会重申他支持派遣传教士到中国的诺言。他还表示，他很快将装运一船货物到中国，届时可以让美部会传教士免费搭乘该船，并可以为一位传教士免费提供一年的食宿。这就促使美部会立即派出传教士。经过多方考察和寻找，他们终于决定派裨治文和雅裨理（David Abeel）作为第一批传教士，随同孚洋行的船到广州。
裨治文1801年4月22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切城（Belchertown）。他的父母是公理会教徒，他自己也在13岁那年加入了公理会。1822年，裨治文进入阿默赫斯特学院（College of Amherst）学习，复于1826年进入波士顿附近的安多佛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Andover）。在此期间，裨治文决定做一名传教士。他写信对他的父亲说：“我将到未知之地去工作，世界是我的田园。” [119] 美部会也看中了这个神学院学生。1829年9月23日，即奥立芬回美国并与美部会就派传教士到中国进行磋商之时，美部会助理秘书大卫·格林（David Green）约见了裨治文，希望他能接受美部会派遣，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裨治文经过一番考虑后，于9月27日与另一名候选人雅裨理一起，正式表示同意去中国。10月3日，美部会秘书耶利米·埃瓦茨签发了一份文件，将裨治文按立为传教士。 [120]
雅裨理与裨治文同时被按立。雅裨理1804年生于新泽西州的布伦斯威克（Brunswick）。他是美国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教徒，在到中国之前曾作为独立传教士到太平洋上的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传教，但颇为不顺。埃瓦茨在美部会开始讨论中国传教事务后不久，即与专门向海外美国商船聚集之处派遣牧师的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联系，希望该组织物色人选，与美部会一起派出传教士为广州的美国海员服务。失意归来的雅裨理成为海员之友会的理想目标。奥立芬和海员之友会的人员共同劝说雅裨理，使其接受了该会的派遣。不过雅裨理提出了条件，即他只为海员之友会服务一年，期满之后，如美部会接受，他将转而成为该会的传教士。因此，雅裨理来华虽然与美部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是作为海员之友会的牧师而不是美部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
1829年10月4日，裨治文和雅裨理搭乘奥立芬的罗马人号商船离开纽约，1830年2月25日到达广州，开始了美部会在华传教的历史。这也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开端。次日，裨治文和雅裨理就拜会了马礼逊。马礼逊作为传教士在广州几十年活动的经历，他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拥有无与伦比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知识，以及他因此在西方宗教界乃至在整个西方社会获取的声誉，都使他成为这两个新来的传教士理所当然的指导者。马礼逊不仅在传教事务方面给他们提供许多建议，还运用自己长期建立的各种关系，在各方面对他们进行帮助。
按照原定的计划，雅裨理的使命是在广州的西方商人和海员中从事活动，提供宗教服务。从1830年3月初开始，雅裨理就在海员聚集的黄埔锚地进行布道等活动。此外他还与马礼逊、裨治文等一起参加一些活动。是年10月，雅裨理收到美部会新任通信秘书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的信。安德森在这封5月发出的信中说，美部会将认可雅裨理来华前提出的条件，即在为海员之友会服务一年期满后，他可以成为美部会的传教士。安德森要求他届时前往南洋各地进行考察，以确定何地可以成为美部会的传教据点。
但是，安德森和雅裨理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雅裨理很快感到健康状况不佳，年底开始生病，难以坚持牧师的工作。1830年12月28日，雅裨理结束了他在广州担任牧师的生涯，同时也结束了与海员之友会的关系。按照安德森的指示，他乘船到爪哇等地，之后在巴达维亚、新加坡、马六甲、暹罗等地的华人中间从事传教活动，与伦敦会的麦都思、汤姆林、谭信等有所交往。1833年5月，因健康原因，他离开南洋回到美国。 [121]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雅裨理才再次来到广州。
裨治文的使命与雅裨理完全不同。1829年10月7日，裨治文来华前夕，美部会秘书耶利米·埃瓦茨给了他一份篇幅很长的书面指示。 [122] 埃瓦茨表示，由于美部会领导机构咨询委员会对中国的情形缺乏了解，无法为他拟订具体的计划，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马礼逊的意见来确定行动的细节。但这份指示还是规定了裨治文活动的方向，要求他“特别注意研习中国语言”，因为这是他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前提。裨治文可以选择到英华书院学习，但最好留在广州或澳门。裨治文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散发宗教书籍，特别是《圣经》。与中国人接触，向他们传教是裨治文的又一任务。此外，裨治文也应为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和海员等布道、做礼拜。埃瓦茨在指示中强调：“应当牢记在心的是，在你所有的任务中，向中国人传播福音是你的首要目标。”不管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将会多么漫长，也不管他的努力所取得的效果多么微小，他都应该不屈不挠，耐心地等待时机。
美部会的这个指示明显采纳和借鉴了马礼逊的建议和经验。裨治文后来的活动基本上遵照了这个指示，并在各方面将马礼逊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
裨治文刚到中国不久，就在马礼逊的安排下开始学习中文。在此之前，在从纽约到广州的航程中，裨治文已经开始了他的学习。他的同船旅伴、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过的美国商人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两书的作者）从11月2日起指导他学中文。 [123] 马礼逊给他找的第一位中文教师是罗先生（Lo-seensang），于1830年2月27日，即裨治文到广州的第三天开始上课。马礼逊还为他准备了一些资料，包括《华英词典》、《广东省土话字汇》、中文《圣经》等。 [124] 马礼逊在写给美部会的信中说：“他每天和我在同一张桌子上学习，由一位有经验的中国秀才任教。他预言裨治文先生将很快学会中文。” [125] 美部会的档案记载，自3月开始，“1830年所有的时间，裨治文都用来学习语言，还学习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方言”。 [126] 裨治文从此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并长期坚持，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他后来用中文出版了一些传教小册子，长期参与并主持中文《圣经》的修订，还编写并出版了对中国学术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书。
裨治文还在广州的欧美人士当中布道。他一般是在广州奥立芬的商行举行布道，有时也到黄埔锚地为海员提供宗教服务，夏季非贸易季节则在澳门举行这类活动。 [127] 他向美部会报告说：“雅裨理先生和我从抵达广州之时起，每个礼拜日都在美国商馆布道。” [128] 鸦片战争前，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和海员布道，以及提供其他类型的宗教服务，是裨治文最为经常性的活动之一。裨治文和其他的传教士还在美国商馆等地秘密地举行中文布道，每次均有几个到十几个广州本地人参加，其中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个叫阿西（Ase）的人。他曾在美国待过几年，并在康涅狄格州康瓦尔（Cornwall）的一个教会学校读过书。这个阿西表现得对基督教很熟悉，但后来并没有受洗。 [129]
美部会的指示中有一条是要求他向中国人散发宣传基督教教义的文字材料，包括传教小册子和《圣经》的各部分。在鸦片战争前，裨治文和马礼逊一样，慑于清廷禁止传教的政策，一般不敢自己亲自散发，而是利用与他们接近、受洗的中国人进行此项活动。在律劳卑事件发生之前，在广州散发宗教宣传品的活动主要由以梁发为首的一小批人进行。1830年3月，梁发就被马礼逊介绍给裨治文和雅裨理。 [130] 马礼逊进而还让梁发给美部会秘书耶利米·埃瓦茨写信。这封写于道光十年三月初二日（1830年3月25日）的信经裨治文翻译后，在波士顿的《传教先驱》上发表，其主要内容是表达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 [131] 通过这些方式，马礼逊实际上使梁发在为伦敦会服务的同时，又与美部会合作。作为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也获得了与马礼逊一样对梁发以及他所掌握的一小批中国信徒进行指导和利用的权利。裨治文在马礼逊的建议下，为梁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提供一些基本的材料。 [132]
其后，由美部会和美国圣经会（American Tract and Bible Society）出资印刷的传教小册子，大都由梁发等在广东、广西散发。梁发、屈昂等逃到南洋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本土散发这些材料的机会大减，美部会传教士在珠江沿岸偶尔也会偷偷地上岸活动，带着大量的小册子，散发给遇到的乡民，有时几乎是把这些宣传品倾倒给那些仅仅是希望从洋人手里得到点什么的群众。此外，传教士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的航行窥测时，也携带了大量的这类小册子广为散发。裨治文编写和提供了一些小册子，送往新加坡的美部会传教站印刷，除运回一些供在中国散发外，还有一些由梁发、屈昂在南洋散发。
1830年11月5日，裨治文等人在广州成立了“在华基督徒协会”（Christian Union in China）。
组成这个协会的有马礼逊、裨治文和雅裨理三名传教士，以及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合伙人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
[133]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使“它的成员在事业中相互支持和鼓励，并在他们传播基督教的知识和虔敬的过程中寻求更多的伙伴和力量”。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印刷出版中文《圣经》和传教资料筹措和提供经费。在其成立之初，裨治文就向美部会报告说，“我们的几个英国和美国朋友已经给了550元”，以供印刷“中文《圣经教程》（
Scripture Lessons
）之用”。
[134]
这个在华基督徒协会在随后的一些年里继续为传教活动提供资助。
裨治文更为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创办和主编英文《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或译“中国文库”）。裨治文创办这个杂志，起初是根据马礼逊、马儒翰父子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建议。1832年5月1日，《中国丛报》在广州创刊，以后每月出版一号，不间断地出版了近20年，直至1851年8月终刊。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除1847年到上海后不能再直接主持编辑工作外，裨治文一直是这份刊物的主编。 [135] 他在这份刊物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裨治文一生的主要业绩之一。《中国丛报》办得很成功，最初由在华基督徒协会赞助，使用美部会出版传教读物用的印刷设施。开始时每期发行200份，到1834年出第3卷时已增加到800份。 [136] 考虑到开始的时候它的读者只是广州一隅的外侨，这是比较可观的增长。奥立芬始终在经济上支持《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发行，也是这份刊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丛报》开办之初，他承诺如果它经营失败，由他而不是美部会来承担损失。” [137]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英文出版物。裨治文在他公开发表的日记中说：“愿它无论在其开端，还是在这之后，都全然成为主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章都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但如卫三畏所说，从一开始它的宗旨就是“通过唤起人们对于其亿万民众的精神和社会福祉的兴趣，来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 [138]
1830年代，裨治文还先后收了几个中国少年做他的学生。1831年有阿强（Acheong）、阿昌（Achan）和阿德（Ateh）。阿德即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早在1830年11月，梁发就带着他的儿子去见裨治文，请后者教他的儿子学英文，并对他进行阅读英文《圣经》的训练，以便将来能在《圣经》中文译本的修订方面起到作用。 [139] 阿昌则是一个商馆买办的弟弟，目的是来学英文。1832年又加上阿森（Acen）和阿球（Akow）。前者来自茂官行，后者来自爽官行。 [140] 裨治文在教他们英文的同时，还让他们与他一起学习中文课程。
相比马礼逊在广州直接传教活动的成果，美部会的成绩更为惨淡。“直到大约1850年，传教团尚无记录在案的皈依者。” [141] 但裨治文着眼于未来，仍然积极主张扩大对华传教。早在1832年1月17日的一封给美部会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裨治文就说：“只有八到十个人（从事对华传教），最近则只有我们几个人还在从事这项工作，组成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的传教团，需要增加的不是一位，而是一百位（传教士）。”需要传教士“带着原初的使徒的精神，到（中国）内地，到沿海去传播福音，散发圣书”。不仅是中国本土，而且“所有在槟榔屿、马六甲、爪哇、新加坡和暹罗的中国人中的传教站”，以及这个国家的周边，都应派去大批的传教士。为了加强其说辞的分量，他还将当时因与鸦片贩子一起在中国沿海航行而名噪西方世界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所写的一封内容相似的信一并寄给美部会，后公开发表。 [142] 美部会在此之后陆续增派了几名传教士到广州，或多或少是对这种呼吁的反应。
但紧接裨治文和雅裨理之后来到广州的并非美部会的传教士，而是由美国海员之友会派出的史第芬。史第芬1808年7月4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New Canaan），他的父母都是公理会信徒。史第芬在1824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28年与该校的神学院建立联系，同年毕业在纽约州教了一年书，1829年进入纽黑文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New Haven），1831～1832年留在该神学院做助教。1832年4月，史第芬接受了美国海员之友会的招募，1832年6月7日受按立，10月底到达广州，取代已经离开的雅裨理。
史第芬的日常工作与雅裨理一样，主要是在黄埔锚地履行牧师的职责。11月1日，他就前往黄埔考察情况，会见那里的人。
此后他担任这一职务达3年半之久。
但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前神学院助教比雅裨理有更大的抱负。显然，对于史第芬这样在宗教“大觉醒”时代和新教传教活动开始盛行的时代成长起来，并且已经来到中国的神职人员来说，直接向他们所说的“异教徒”传教，比向本国的海员和商人们布道，是更有吸引力、更能使他们找到人生意义的工作。史第芬来广州与美部会有着密切关系。他接受海员之友会牧师职位的条件是，为这个组织做不定期的服务，有权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转而成为美部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他在履行神职的同时，还学习中文，并与美部会传教士和美部会本部保持联系，这些都是为转成美部会传教士做准备的。他担任海员之友会牧师直到1835年，是年3月他成为美部会传教士。 [143]
史第芬在加入美部会后立即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行动。1835年3月，史第芬与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老手郭士立，以及另一个从孟加拉来的英国人戈登（G.J.Gordon）一道，携带大批传教书籍，由珠江口北上。戈登奉东印度公司之命前往福建搜集茶树种子。他承担了这次活动的一切费用，带着这两个传教士同赴武夷山茶区。到福州附近海面后，他们转而逆闽江而上，前往武夷山。 [144] 据史第芬本人的叙述，这艘走私船沿途无耻地贩卖鸦片，而沿岸的中国鸦片贩子则如蚁附膻，“有时一只船会带着30000～40000元来换取鸦片”。他们有一次离开所乘船只达一星期，深入离闽江约200里的内地，其行为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在第五天为中国军民所阻，不得已退回。史第芬得出结论说：“这件事情和其他所有事实使我相信，到中国内地去旅行是不切实际的。”但他并不因此就认为应该放弃这类活动。他说：“尽管进入这个国家之路尚未开放，但在海岸沿线还有乡村和小镇，在那里可以使人们与闻福音。” [145] 几个月后，他果然又参加了新的冒险。
1835年8月26日，伦敦会的麦都思和史第芬一起，租用美国商船休伦号，雇用其船员共18人，从黄埔出发，沿着中国海岸航行，携带了约20000册传教书籍，其中包括《圣经》中译本、麦都思编写的几种小册子，以及其他宣传品。这次他们先是一路北上到山东半岛，在威海附近活动了几天，遇到地方官干预后再掉头南下，在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的滨海地区活动，主要内容是四处散发所带的那些书籍、小册子，尝试向中国的民众宣讲基督教教义。在各地地方官无一例外地将其“礼送出境”时，他们都尽量拖延，或提出各种要求。而且由于这次没有与鸦片贩子同行，他们有时态度颇为强硬。10月31日，休伦号回到伶仃洋。 [146] 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航行，在新教传教士当中，乃至在英美宗教界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事件，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上一次在闽江偷偷摸摸的窥探。
在这之后，史第芬与裨治文以及美部会的其他传教士一起，在广州及澳门从事日常的活动，没有进行新的冒险。不久后，史第芬担任了美部会中国传教团的秘书。1836年12月初，在广州的这个传教团决定派人到南洋的华人中间去进一步开拓美部会的传教事业。史第芬与英国海外圣经会的李太郭（Tradescent Lay，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之父），带着梁发的儿子梁进德和一名中文教师再次乘休伦号前往婆罗洲。这个雄心勃勃的传教士的事业很快就结束了。1837年1月，史第芬病死在新加坡。 [147]
前此，1833年春，美部会领导机构认为，裨治文的活动表明在华传教是很有前途的事业，而仅有裨治文一人是难以进一步开拓中国的。而且，裨治文在印制传教书籍和编辑印刷《中国丛报》方面，也需要一个专门从事具体印刷事务的人来协助。于是，美部会秘书鲁弗斯·安德森等决定，派帝礼仕作为传教士，派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作为印刷工一起到广州。
帝礼仕1806年1月生于佛蒙特州的哈特福德村（Hartford），1825年进入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学习。1829年他从该校毕业，即进入安多佛神学院，1832年9月完成学业，同月28日他被美部会按立为传教士。之后他为美部会在美国本土服务了一段时间，直至被派往中国。 [148] 帝礼仕与卫三畏一起于6月15日离开纽约，10月26日到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开始学中文。与同时到达的卫三畏在口语方面先学广州方言不同，他学的是官话。 [149] 他们不甘心总是被局限在广州—澳门这个狭小的区域，已在准备向更广阔的地方扩展。除学习语言外，帝礼仕还积极从事乘坐小船偷偷向珠江两岸乡民散发传教书籍的活动，并尽可能地与包括十三行行商在内的中国人接触。 [150] 他也与裨治文、史第芬等一样，极力主张在中国门户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扩大对华传教活动范围。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外关系条件下，应当把传教事业与西方商人在中国海岸的商业冒险联系起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兄弟郭士立已经把商人和传教士的视线同时引向中国海岸，为他们的事业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巨大、充满希望的领域，商人们是不会忽视的，那么基督徒也不应该忽视。可以肯定，贸易不久就将广泛地开展。” [151]
不过帝礼仕在中国本土活动的时间并不长。鉴于伦敦会的经验，美部会也把在南洋开展活动看作“向中国人传教”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由于不断接到有关西方传教士在广州等地印刷、贩卖宗教书籍的报告，清廷一再命令广东地方官员对此类活动严厉查禁，也使得当时以此作为传教活动主要内容的传教士及其国内总部寻求在南洋建立传教据点和印刷机构，这样既可以与当地的中国移民接近，又可以安全地印刷传教书籍。正如《传教先驱》所说：“我们在新加坡建立传教站，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安全而方便地设立一个大型印刷机构。” [152] 在此背景下，美部会于1833年冬花了1500元，从新加坡英国传教士谭信手里购买了包括印刷机械在内的一个印刷所，并指示帝礼仕前往新加坡，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站，作为印刷对华传教所需出版物的基地。1834年5月19日，帝礼仕离开广州，于7月24日到达新加坡。 [153] 此后，他一直在新加坡从事传教和印刷业务，与美部会的对华传教活动保持着密切联系。梁发从广州逃到南洋后，也一度与他一起从事印刷和其他活动。他还在新加坡开了一家诊所，与他的妻子开办了一所面向当地华人的学校。 [154] 1841年，他因健康原因离开新加坡回美。
卫三畏1812年9月21日生于纽约州的尤蒂卡（Utica），他的父母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他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厂主。1831年，卫三畏到特洛伊的伦塞雷尔学院（Rensselare Institute）上学，在此期间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然史（博物学）。1832年，纽约的长老会向广州的美部会传教站运送一套印刷机器，并请卫三畏的父亲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帮助他们寻找一名年轻的印刷工。威廉斯立即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卫三畏在经过考虑之后接受了他父亲的建议。1832年7月，美部会秘书鲁弗斯·安德森正式任命他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随后他接受了印刷业务方面的训练。1833年6月，卫三畏与帝礼仕一起乘奥立芬的马礼逊号商船前往中国。 [155] 与美部会早期到中国的其他人员，如裨治文、帝礼仕等不同，卫三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教士，他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也没有被授予过神职。在美部会的正式文件中，他的身份一直是印刷工（printer），直到他最后离开中国都未被按立为传教士（missionary）。但他在中国的活动与一般传教士并无二致，事实上他在很多场合也被称为传教士，他自己亦以传教事业为己任。1836年美部会的几名传教士组成中国传教团（The China Mission）时，他是其中的一员。
卫三畏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是主管美部会的印刷机构，负责印刷出版与传教活动有关的书籍和其他类型的出版物。1834年10月，奥立芬专门花费250元为美部会在其商馆的后面建了一间印刷所。 [156] 律劳卑事件后，美部会的传教士感到在广州印刷中文传教材料不安全，1835年12月决定将印刷所迁到澳门。在澳门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借用东印度公司的中文字模。 [157] 从此之后，卫三畏长期在澳门活动。
除了管理督印宗教方面的出版物，卫三畏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印刷《中国丛报》。“卫三畏一到广州，管理印刷所的任务就交给了他。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从事《中国丛报》印刷事务，他承担这项任务直至这份刊物停刊。” [158] 他是除裨治文之外与《中国丛报》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不仅长期主持《中国丛报》的印务，而且他在裨治文1847年因审定《圣经》中文新译本而到上海后，实际负责《中国丛报》的编纂工作。他的另一个爱好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刚到广州就开始学中文，在广州和澳门长期居住和活动期间始终没有间断。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下文还将提及。
卫三畏也参与一些传教事务，如散发传教小册子等。1836年11月，他曾与英国海外圣经会的李太郭一起到澳门附近的乡村散发这些宣传品。 [159] 他就此事写给鲁弗斯·安德森的信很快公开发表在《传教先驱》杂志上。他在澳门的印刷所成为广州贸易季节结束后美部会传教士在澳门活动的据点，所以1837年9月28日中国传教团在广州召开的半年度会议上做出决议：“卫三畏先生继续留住澳门。我们认为他的住所从1835年他开始住在那里起就成为差会的一个传教站。” [160] 1837年7月到8月，他还与郭士立、伯驾、查尔斯·金等人一起乘马礼逊号到日本，企图考察在日本通商、传教的可能性，结果被奉行锁国政策的江户幕府驱赶而一无所获，黯然回到澳门。 [161]
美部会在1834年又给它在广州的传教团派来了一名精通医术的传教士，他就是后来著名的传教医生伯驾。伯驾1804年6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佛拉明翰（Framingham），他的父母是公理会信徒，1820年他也成为公理会的成员。1827年伯驾到阿默赫斯特学院求学，1830年他从该学院毕业后转入耶鲁大学。由于耶鲁大学承认他在阿默赫斯特学院的学分，伯驾仅用1年就完成了学业，获得学士学位。1831年4月，美部会秘书鲁弗斯·安德森到纽黑文访问，伯驾与他取得联系。同年9月，伯驾到波士顿附近的安多佛面见安德森，他谈了打算将来成为一名传教士的想法，安德森表示欢迎。10月返回耶鲁后，伯驾同时在该校的医学院和神学院修习研究生课程，为来华传教做准备。1834年春，伯驾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33年8月，他取得布道资格。1834年5月，他在费城被正式按立为传教士。6月4日，伯驾从纽约乘奥立芬的马礼逊号，与奥立芬及其子女同船来华，于10月26日到达广州。 [162]
伯驾离开美国前夕收到了美部会给他的指示。他被告知，到中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花两三年的时间学好中文书面语言和口语。同时，他应该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民族性，包括人民的风俗习惯，以为将来的传教活动服务。所谓“将来的传教活动”，按美部会的指示，就是“在中国的某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站，而这个地方，按郭士立的建议以天津或宁波比较合适。美部会的领导人还要求伯驾，“经常在这个国家远足游览”，以向中国人散发圣书，进行布道，物色本地助手，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但是这份指示一开头就强调，伯驾可以向中国人传播“我们的文化和科学”，不过应该仅仅将之作为“福音的婢女”。 [163] 后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伯驾与美部会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
伯驾到广州后，在裨治文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并医治病人，但他只在广州住了一个月就去了新加坡，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郭士立的影响。早在伯驾到中国之前，因在中国沿海冒险航行而名声大噪的郭士立就开始对美部会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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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到伯驾后，极力劝说伯驾去新加坡，说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与福建移民交往，更好地学福建话，为将来去福建沿海传教做准备。
在此背景下，伯驾听从郭士立的建议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当时伯驾因水土不服而深为剧烈的腹泻所苦，急欲换个环境。1834年12月6日，伯驾离开广州到澳门乘船，经马六甲到新加坡，加入了帝礼仕主持的美部会传教站。
一开始伯驾很喜欢那里，他参加公开的布道，很方便地在福建移民中找到人教他学福建话。他又开了一个诊所，为当地人治病，很受欢迎。但不久他就离开新加坡回广州，原因是他对那里的热带气候更加不能适应，广州的史第芬、奥立芬等也催促他回去，大量已在新加坡印好的传教小册子需要人运去广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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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是否还有比较隐秘的原因？我们知道，裨治文、史第芬、卫三畏等恪守马礼逊开创的方法，以广州和澳门为活动基地，几年间并未突破马礼逊的活动空间，而且在活动的方式方面没有大的创新，也没有招揽到当地人入教。美部会在裨治文来广州时，要他遵循马礼逊的教导，而在派伯驾来中国时，则要他听从郭士立的建议，这显然是想进一步打开对华传教的局面，在传教地域和传教方法方面都能有所突破。但这无疑给裨治文等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也引起了他们对郭士立的反感。郭士立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沿海的独自冒险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扬，也使已向中国派了数名传教士的美部会领导人难以自安。在给广州（澳门）传教站传教士的信件中，就流露了他们对郭士立行为的肯定。这就使裨治文等以广州为唯一传教基地（澳门主要是作为贸易季节结束后的居住地）的传统做法遭遇了挑战，也使他们的业绩受到怀疑。裨治文在1835年春给鲁弗斯·安德森的回信中，在对郭士立的“成绩”进行赞扬的同时，也委婉地暗示，郭士立的航行记是不能完全相信的，而广州仍然是唯一可以立足的传教基地。
紧接着在4月和8月，史第芬分别与郭士立、麦都思一起去中国沿海活动，这都可以看作对美部会信件做出的反应。裨治文等不甘心输给郭士立，以后在《中国丛报》等处发表文章，批评他与鸦片贩子一起活动，并为他们服务。在此背景下，伯驾从南洋回广州，应该和禆治文等人与郭士立的暗中较量有关。
1835年9月27日，伯驾回到广州。以后也没有按原来郭士立的建议和美部会的安排到华东或华北传教，而是一直留在广州。伯驾在广州的事业主要是开办广州眼科医院。1835年1～8月他在新加坡开办诊所的成功经历使他决定“在广州也开办一个类似的机构”。而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Alexander Pierson）、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和詹姆斯·布拉福德（James Bradford）在广州和澳门行医成功的经验，更让他相信“中国人将欢迎这样一个尝试”。广州行商伍浩官答应以每年500元的低价将他的丰泰行租给伯驾， [166] 而包括房租在内的开办费用则由奥立芬资助。 [167] 以后的费用多取自外商和其他人士的捐款，美部会承担的费用很少。
1835年11月4日，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办。这个医院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眼科专科医院，也是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在中国近代医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伯驾的报告，在开办的头三个月就收治了925人，一年后超过200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839年底收治的病人达7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广州附近，但也有一些来自遥远的省份；他们主要是下层的乡民群众，但在其声誉得到传播后，一些官员也前来就医，甚至林则徐也派人就其病情向伯驾求教。《中国丛报》有意识地刊载了不少受惠的病人写给伯驾的感谢信、对联和诗作。 [168] 总之，伯驾开办的这个医院的确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西方文献一般称该医院为“广州眼科医院”（Ophthalmic Hospital），中国文献则称为“新豆栏医局”。据有的史料记载，当时医院的入口用中文写着“普爱医院”（Pu Ai I Yuan） [169] 字样，这可能是伯驾给医院取的中文名字，不过没有叫开。
作为一名传教士，伯驾不能不赋予这个医院以宗教色彩。美部会当初给伯驾的指示暗示，行医是接近和了解本地民众的有效途径，并可以获得向他们灌输基督教思想的机会。从传教的角度来看，开始的几年，伯驾医院的作用是扩大了传教士的影响。把传教活动列为一项必备的内容，是在1839年梁发从南洋回广州之后。鸦片战争后，梁发长驻伯驾医院，在每个病人就诊前都要进行一段基督教教义和道德方面的宣传说教。
伯驾在新教传教史上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医疗活动后来成为其他传教医生效法的榜样，而且在于他是中国医务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或译中国博医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从1836年开始，伯驾和裨治文等就不断鼓吹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1838年2月21日，中国医务传教会在广州正式成立。
美部会在1830年代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如禆治文、伯驾、卫三畏，以及这个时期来华的与美部会有关的传教士，如雅裨理等后来都成为新教在华传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伦敦会实际上退出了华南的几年间，美部会的广州传教站（非贸易季节则是澳门传教站）是新教在中国的主要势力。1830年代后期开始来华南活动的美国浸礼会等传教组织，主要在澳门等地活动，但其声势一时不及美部会。
在美部会传教士中，裨治文资格最老，是实际上的领导者。1835年初，鲁弗斯·安德森建议在广州的传教士组成一个正式的传教团。1836年4月7日裨治文向安德森报告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团体，叫中国传教团，其成员由拥有同等表决权的传教士组成。他们在尊重总部领导和权威的前提下，拥有独立处理传教团具体事务的权力。
这个传教团后来被称为“华南传教团”（The South China Mission）。1836年5月2日，在一封由裨治文、史第芬、伯驾和卫三畏共同签名，由裨治文执笔的信中，这些传教士又向安德森报告，他们几乎在组成中国传教团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联合教会”（The Unio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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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传教士和外商共同组成的宗教团体。
1830年代，在广州的外国人，主要是英美人士先后成立了几个有影响的文化组织，除中国医务传教会外，还有1834年底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和1836年9月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均是这些组织的发起人或参加者。这几个组织的日常运作实际上是依靠传教士进行的，美部会的这几名传教士在其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关于这几个组织的情况，下文亦将专门论述，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