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瓜州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粟特（昭武九姓）、吐蕃、嗢末、苏毗（孙波）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榅）、契丹（图0-1）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畜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

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7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摩尼文（摩尼教徒使用的“正式”文字）、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写成的文献。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敦煌民族众多，文化发达，研究成果丰硕，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只能撷取其中学术界比较关切的若干问题略做叙述。

一 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

从历史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看，早在先秦至秦汉时代，敦煌及其周边区域就居住过多种民族与部落，主要有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汉朝据两关，列四郡，敦煌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汉代以后，又有鲜卑、吐谷浑（退浑）、吐蕃、嗢末、粟特等民族、部落繁衍生息于此。关于敦煌与河西地区民族成分分布之杂，敦煌文献有生动反映，如S.5697《申报河西政情状》载：“同缘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 S.389《肃州防戍都状》对河西诸族之杂混之状记载更为详尽：

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迹）往向南。二人牵栊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令（领）边充使。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七十二人，旧通颊四十人，羌大小三十七人。

由是以观，不惟敦煌，附近的张掖、武威地区也是一样，民族活动极为频繁，与前揭S.5697《申报河西政情状》提到的各部杂混之状恰合。

敦煌的历史文化分野，大致以唐朝晚期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二期，文化差异很大，不惟敦煌文献，在石窟艺术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在学术界，向称敦煌晚期石窟最为难治，关键因素就在于这一时期敦煌民族成分复杂，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宗教思想和信仰也都有很大变化，与之相伴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

敦煌与河西地区在晚唐五代宋初最为纷乱，民族众多，政权林立，这一状况的形成与840年漠北回鹘的西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回鹘的西迁一度引起中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继回纥（回鹘）之后，来自焉耆的龙家，分布于祁连山区的南山部落，还有来自塔里木盆地东部的仲云，来自东北地区的黑车子、黄头鞑靼纷纷登上敦煌历史舞台，再后，党项、蒙古以及由河西回鹘与蒙古融合而形成的裕固族更是在晚期敦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蒙古统治时期，敦煌文化的多元化倾向臻至巅峰。1988～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进行清理发掘，出土文献众多。经过笔者整理归纳，将其中年代比较明确的文献归为107项，其中，属于蒙古国—元代者占87项，其余时代（主要是唐宋之物）仅占20项。由是以观，莫高窟北区的洞窟大多应为蒙古统治时期之物。在归于蒙古统治时期的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回鹘文，独占36项，以下依次为蒙古文（25项）、藏文（8项）、汉文（6项）、西夏文（5项），再次为八思巴文（3项）、梵文（2项），最后为叙利亚文（正面为叙利亚文，背面为回鹘文，二者合为一项）、希伯来文各1项。 如此多样的古代文字并存于莫高窟北区，体现了当时敦煌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文化的多样性。

最能反映敦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实物资料是敦煌发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图0-2）。碣石勒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保存基本完好，其上方及左右方刻六字真言，分别用汉文、梵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镌刻。在六字真言之外围有95位施主的题名，其中以蒙古人居多，如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妃子屈术、大使兴都、百户宜吉、脱花赤大王以及结来歹、卜鲁合真、拜延、刘拜延、也先怗木等皆是。 另有藏族公哥力加、琓□藏布，回鹘人则有阿卜海牙，西夏人有 、刘耳立嵬，更有来自西域的哈只、答失蛮等。还有很多观其名似为汉人，如吴义赛、张宣、李世荣、陈世昌、翟文通、梁黑狗等，只是单从姓名观察难以确定其民族成分。其中的哈只、答失蛮，应为穆斯林，至少应有一定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施主中另有“义束”者，亦颇值得关注。在敦煌出土摩尼教文献中多有“夷数”之谓，如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宇字56（BD00256）《波斯教残经》第205行，伦敦大英图书馆藏S.2659《摩尼教下部赞》第6、13、29、35、45、76、126、131、138、151、152、171、176、254、367、368、381诸行中都有所见。此外，在霞浦摩尼教文检中又有“夷数如来”“夷数和佛”“夷数王”之名。 ^[1] “夷数”即耶稣也。笔者以为，这里的“义束”实为“夷数”之异译，当为景教徒（至少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之名号。这些说明该碣之勒立当有众多民族人士参与。 其中不少人（如牙罕沙即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速来蛮、妃子曲术即屈术等）又见于至正十一年（1351）勒立于莫高窟第61窟窟前的《重修皇庆寺碑》。

这里特别需要提点的是碑主速来蛮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名号。作为敦煌统治者的西宁王速来蛮乃成吉思汗第七代孙，其名无疑为阿拉伯语Sulaimān之音译，意为“美满”，古往今来一直充任穆斯林常用名。长子养阿沙，为突厥语“象”（Yaghan）与波斯语“沙”（Shāh）的合成。次子速丹沙，显然为阿拉伯语“苏丹”（Sultān）与波斯语“沙”（Shāh）之音译。Sultān原意为“力量”或“权柄”，而“沙”则为“国王”之意，原用以称呼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这里作为人名使用。 毋庸置疑，速来蛮、速丹沙、养阿沙父子，虽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但其取名明显具有伊斯兰文化因子。其先人出伯本为西域察合台汗国王室成员，后因政治纷争而于1276年脱离察合台汗国，率万骑东归，投于忽必烈麾下，被安置在河西地区。出伯孙速来蛮、曾孙速丹沙、养阿沙三人的出生地都在中亚，故而可以推想，他们很可能都曾经皈依伊斯兰教。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所到之处，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态度，旨在让属民“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 ^[2] 蒙古人原本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为了便于统治，蒙古贵族纷纷皈依所在地的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有的皈依佛教，也有的皈依基督教。就察合台汗国而言，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速来蛮父子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之取名，当与察合台汗国之伊斯兰化不无关系。当其东归河西后，因受敦煌等地佛教文化之熏陶而成为佛教活动的施主，乃蒙古贵族宽容宗教政策使然。

碣中的六字真言分别用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写成，这一现象在敦煌石窟的壁题中更是多见，如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南壁和北壁都有。南壁所书依次为梵、藏、回鹘和汉共四种文字（图0-3），北壁题铭框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书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为汉文、八思巴文，共五种文字。

与之类似的情况又见于464窟南侧的B126窟前室西壁和465窟右上角无编号的一个小龛内。 这一情况的出现，无疑反映出敦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又反映出当地蒙古统治者民族政策的宽容，冀以通过使用多体文字来书写六字真言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出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兼容与扶持，从而达到团结当地诸族之目的。

二 敦煌·月氏·原突厥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注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更是明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显然，这都是单纯地从字面上解释敦煌的含义。 再说，如所周知，敦煌这个名字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就已存在，彼时当地尚无汉人，何来汉语地名？再说，“敦煌”一名在历史文献中又写作“炖煌”“焞煌”“燉煌”，甚或“敦薨”，与汉语地名的命名习惯殊异。一般而言，汉语地名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不可随意用同音字替代，而非汉语地名则不同，其名多出自音译，故用同音字替代现象多见。从敦煌取名用字的不统一，抑或可窥见“敦煌”一名非汉语欤？

那么，敦煌一名到底为何意呢？学界曾提出多种说法，一者认为“敦煌”是“吐火罗”的音译，二者认为是“桃花石”的音译，三者认为来自羌语，四者认为来自伊朗语，五者认为来自月氏语，六者认为来自突厥语。说法不一而足。敦煌一名的来源，对于探讨敦煌的历史文化又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拟从早期河西突厥语地名、早期河西突厥语部族和敦煌名称之由来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冀以探明“敦煌”一名的来源与含义。

（一）河西早期古突厥语地名

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存在着一种语言——原始突厥语，从现存语素判断，时代最早者当首推匈奴语。 ^[3] 此外，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很有可能操的也是原始突厥语。后来经过逐步发展，至北周、隋唐时代形成了完善的突厥语，并涌现出丰富的古代突厥语文献——著名的鄂尔浑碑铭，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就是用卢尼文字母拼写的早期突厥语文献。突厥语后来分裂，形成回鹘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等，统称突厥语族。该语族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很广，从新疆、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黑龙江流域，这从古今地名中都可得到反映。

这里先从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古代地名说起。在河西四郡建立之前，见于史册的河西地名甚少，《尚书·禹贡》中所见合黎、黑水、弱水、三危、猪野、流沙等，当有一定数量即分布于河西。这些地名有的地望无法确定，如三危、猪野、流沙，有的明显为汉语，如弱水，这里皆不予讨论。综观《禹贡》《史记》《汉书》的记载，时代较早而名著于史的河西地名有五，分别为河西走廊北缘的合黎山、黑水，走廊南缘的祁连山、焉支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

河西走廊北侧有山名“合黎”，此名最早见于《禹贡》，古代史志与民间俗称“黑山”。山下有水名“黑水”（同见于《禹贡》，以其水量小而又名“弱水”），而俗唤“合黎水”。显而易见，“合黎”乃古突厥语词，意为“黑”，为“喀喇”之音转。

《禹贡》乃先秦文献，而“突厥”之名见于史册始自542年，兹将“合黎”与突厥语族的“喀喇”画等号，时代上岂不自相矛盾？实则非也。“突厥语族”只是当代语言学家为表示与突厥语有亲缘关系的一组语言而创造的集合名词。突厥语族语言简称为“突厥语”，其内涵有广狭之分。依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狭义的‘突厥语’指公元6～8世纪游牧于漠北高原的突厥汗国的语言，即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广义的‘突厥语’是指在语言发生学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古代突厥碑铭语言及其后来各期文献语言、现代几十种活语言或方言”。 在“突厥”一名出现以前，其语言就早已存在，称原始突厥语，操这种语言者，可称作原突厥人。商周、秦汉直到魏晋一直游牧于蒙古草原、阿尔泰山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人（今维吾尔族、裕固族的远祖）操的就是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今新疆南部地区即已存在以原始突厥语命名的小王国，如温宿（《唐书》称“于祝”，今译“乌什”，为uč之音译，突厥语意为“末尾”）、疏勒（突厥称水为疏勒suluk）、姑墨（当为突厥语qum“沙”之音译）。

即使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其实也是突厥语喀喇（Qara）江的音转，意为“大江”。 突厥语的称谓后为达斡尔族所沿袭，称黑龙江为Har muru，因h音弱化而读作阿木鲁。今俄罗斯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Amur），显系达斡尔语Har muru之转借。 推而论之，《禹贡》中的“黑水”，当与“黑龙江”之名一样，都来自古代突厥语，皆为Qara之音译。

以喀喇（Qara）为名的河流，不仅不表示水黑，其意正好相反，表示的是“清亮的水”。 喀喇一词在蒙古语中有借用，作为液体时，一般具有“清亮”“纯净”之意，如白酒称hara arhi，不能译作“黑酒”，白开水为hara us，不能译为“黑水”。以此类推，则合黎山必为突厥语喀喇山（Qara Taɣ）之异写也，意为“高山”；黑水必为突厥语喀喇水（Qara Su）之异写也，意为“清亮的水”。

祁连山呢，其中的“祁连”为突厥语Tängri的音译，其义为“天”，与今天新疆的天山其实是一个意思，庶几可谓当前比较一致的意见。当然，学界对祁连山的名与义也有不同解释，但与突厥语说相比，其他解释皆存在语言学或历史背景等方面的抵牾现象。如有人将“祁连”解释作汉语“天”的急读。 彼时匈奴有自己的语言，何以不用，而偏偏采用并不熟悉，甚至作为敌对势力的汉人语言来为自己所崇拜的圣山取名呢？实在难以令人取信。还有人依《汉书·匈奴传》中出现的“匈奴谓天为‘撑犁’”之语，而将祁连与吐火罗语kilyom（o）（意为“圣天”）相联系。 天山、祁连山，古来有之，在突厥语文献中一直写作tängri，没有哪个文献写作kilyom（o）；再说，兴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竟用来自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语言为自己所崇拜的圣山取名，似乎不合常理。

至于焉支（胭脂）山，最早见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攻伐河西之时。《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元狩二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汉书·匈奴列传》，唯将焉支山改写作“焉耆山”。 《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乃如此’。” 从匈奴民歌可以看出，焉支山是与祁连山连为一体的，乃祁连山支脉大黄山是也。尤有进者，《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上郡位处今陕北西部与甘肃交界地带，言其与月氏、氐、羌相接，言通义顺。

值得注意的是，韩中义先生在未刊新作《丝绸之路语言文化交流》中做了如下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单于之夫人则被称作“阏氏”。阏氏一词最早出于《史记》：“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 东晋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其可爱如胭脂也。” 维吾尔语称媳妇为“yänggä”，俗译“羊缸子”，音近匈奴语“阏氏”，而且所指代的都为“妻子”之意。撒拉语中称“新”为“J（y）anna”；“嫂子”为“J（y）anggu”，音译“艳姑”。哈萨克语中嫂子为“Jengge”；大嫂为“Jenggey”。土耳其语中新为“Yeni”；嫂子为“Yenge”，其状与今天维吾尔语的情况几无二致。

最早训释“阏氏”音义的唐司马贞所撰《史记索隐》，在《史记·匈奴列传》下称“阏氏”读音“曷氏”。白鸟库吉据之拟音阏氏为hatši，进而推定可敦（Khatun）为“阏氏”的音讹。 司马贞说为孤例，而且距离汉代相去时代较远，难以遵从。也有学者认为，“阏氏”可与古黠戛斯语之“yangči”勘同，也有人认为“阏氏”读音为irdi，即《辽史·国语解》中的大臣夫人“夷离的”。irdi这个词，源自古伊朗语irdi——王室女人。词根ir，即突厥官号“伊利”，意为“大人”。男性用时叫irgen，对应于“俟斤”“夷离堇”（宝音德力根）。在吐鲁番出土编号为TM225的回鹘文契约第6～8行有yänggä一词：

bu čau-nï oxul tigin yänggämiz-kä yaz küz kim kälsär tägürüp birürbiz tägürüp.

我们将在夏秋季有人来时送达奥胡勒·的斤嫂子。

维吾尔语径称媳妇、嫂子为“yänggä”，与黠戛斯语之“yangči”接近，与“阏氏”的发音亦有一致之处。以理度之，“焉支”、“胭脂”与“阏氏”一样，皆为古突厥—回鹘语“yangči”之音译也。果若是，则焉支山应为突厥语地名无疑。有论者称作为山名的“焉支”与“阏氏”之名号原本在语义上没有什么联系， 恐未安。

（二）早期河西古突厥语部族

大月氏来自敦煌祁连间，史有明载。考古学研究也证明，河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以齐家文化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农为主兼事牧业，后期则以牧为主，兼事农业，而且，河西走廊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序列也由此而产生差异，西部形成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东部则为沙井文化，以其分布地域、生业特点、文化存续时间与过程等，可以推定，骟马文化为乌孙的遗存，沙井文化则为月氏的遗存。最可关注的一点是，不管是骟马文化还是沙井文化，都与其前的文化找不到关联，也与其后的文化找不到继承关系。这些因素说明，二者都属于外来文化，其居民都由外地迁来，后来又全部迁出。这一现象与河西乌孙、月氏之西迁中亚何其似也。 若将“敦煌、祁连间”置于新疆博格达山一带，那里的考古学文化是否也有如同河西考古学所体现出的民族迁徙特征？不得而知。

将月氏与原突厥相联系，始于德国学者夏德（F.Hirth），他最先论证贵霜翖侯源于大月氏，他在研究突厥卢尼文碑铭《暾欲谷碑》时，将其中的突厥语Yabɣu/Yabɣu（叶护）与贵霜帝国之Yavuga（翖侯）相比定。 ^[4]

贵霜帝国由贵霜翖侯发展而来，《汉书·西域传》载：

大月氏国……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二曰双靡翖侯……三曰贵霜翖侯……四曰肸顿翖侯……五曰高附翖侯……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

揆诸记载，贵霜帝国源自大月氏是很明确的。然近期有学者指史书记载有误，认为贵霜帝国应由大夏人所建。 众所周知，大夏乃希腊遗民所建，设若此说成立，贵霜帝国岂不成了另一个希腊化王朝？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Ⅴ 92DXT1210③：132言：

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图0-4）

Ⅱ 90DXT0216②：702载：

□□□遣守候李□送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国贵人□□国贵人□□□□□□弥勒弥□……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大守彊、长史□□□□□□乌孙国客皆奉献诣。

以上二简牍纪年分别为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和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其中明言“大月氏双靡翖侯”“大月氏休密翖侯”，大月氏有五翖侯，这里居其二，贵霜帝国为大月氏所建，昭昭明矣，有何疑哉？贵霜帝国为大月氏人所建，通过阿富汗黄金之丘（Tillya Tepe）大月氏墓与蒙古国诺颜乌拉（Noyon Uul）匈奴墓中出土的大月氏靴扣与贵霜帝国王室成员所佩戴的靴扣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者几乎完全一致，不管在造型上还是佩戴方法上，都可以看到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特点；再将之与帕提亚、萨珊等风格的靴扣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大月氏与贵霜靴扣独成体系。这一发现，庶几可为贵霜王朝建立者起源于大月氏之说提供佐证。

大月氏有五翖侯。翖侯者，乃Yavuga之音译也，已为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一种意见认为该词相当于早期于阗塞语中的Zauva， ^[5] 但Yavuga与Zauva二者间差距甚大，基本被否认，今天学界的意见一致认为Yavuga当来自突厥语的Yabɣu/Yabɣu（叶护）。 ^[6] 尤有进者，贵霜王朝建立者Kujula Kadphises（丘就却）之名号中的Kujula，显然来自突厥语Gujlu，意为“强壮”。 ^[7] 由此看来，大月氏所操语言亦应为突厥语。抑或正因为大月氏操突厥语这一因素，12世纪成书的《克什米尔王记》言称贵霜帝国的三王，即Huṣka、Juṣka和迦腻色伽（Kaniṣka）分别以自己的名字为名建立了三座城市，其中的Juṣka王还在自己建立的城市内修建了寺院。“这些王都非常慈悲，尽管其祖先来自突厥种。” ^[8] 这一记载恰好又与后世统治犍陀罗地区的突厥王自称为贵霜帝国第四代君主迦腻色伽之后代的情况相一致。 ^[9] 这些足以说明，大月氏当为原突厥人无疑。

至于乌孙，史书留下的语言材料仅有“翖侯”而已。《汉书·张骞传》：“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颜师古注：“翖侯，乌孙大臣官号，其数非一，亦犹汉之将军耳。”前言大月氏翖侯为突厥语，果如是，则可为乌孙操突厥语之一例证。尤有进者，学术界一般将乌孙视作哈萨克族的祖先，今天的哈萨克使用的是突厥语，结合当时河西走廊突厥语分布的情况，抑或可以推测乌孙语言亦应为突厥语。

乌孙、月氏相继西迁后，河西走廊的主人便由匈奴取而代之。至于匈奴所使用的语言，学界争议不小，但比较趋同的意见还是认为应属于突厥语， 如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emusat）、克拉普罗特（M.H.Klaproth），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芬兰学者兰司铁（G.J.Ramstedt），德国学者葛玛丽（A.von Gabain）、普里查克（O.Pritsak）等人，尤其是近期丹麦学者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最新研究显示，匈奴语是突厥语族中最早的一种语言。 ^[10] 《魏书·高车传》载：“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史·高车传》亦谓：“高车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说明高车语与匈奴语大同小异。高车为丁零、敕勒、铁勒之异称，乃今天维吾尔族的远祖。若《魏书》《北史》所言非虚，称匈奴语为原始突厥语之一种，当无大误。

除上文所论“阏氏”为突厥语“夫人”外，匈奴中可能亦有翖侯之职官称谓。《史记》载：“赵信者，故胡（匈奴）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只是这里的翖侯，不能明了为匈奴官制还是汉朝依月氏、乌孙之制而封赠。不论。冒顿单于之名一般被认同为北朝隋唐出现的突厥语“莫贺咄”（baɣatur），意为“英雄”，常用作部落首领之称号。 ^[11] 头曼，为突厥语“tümän”之音译，意为“万”。 ^[12] 单于称号为“撑梨孤涂”，《汉书·匈奴列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其中的“撑犁”为突厥语tängri当无可疑，然“孤涂”不好解释。观唐代回鹘可汗称号多有“tängridä qut”之谓，如移地健称号为Ai tängridä qut bulmïš ärdämin il tutmïš alp qutluɣ külüg bilgä qaɣan，骨咄禄称号为Ai tängridä qut bulmïš külüg bilgä qaɣan。 故而笔者推想，这里的“孤涂”是否应为突厥语“qut”之音译呢？若然，则“撑梨孤涂”即应为有突厥语“tängridä qut”之对音，其意为“天立幸运”之意，岂不正合乎《汉书》所谓“撑犁孤涂”乃“天之子”之本意乎？

（三）“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语说

关于敦煌地名志来源，学界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将“敦煌”是“吐火罗”比对， 然而，吐火罗分布区域在天山南麓，故其前提必须是敦煌、祁连山、焉支山都位处东天山地区。于是，地名大搬家，推定敦煌、祁连山、焉支山不在河西走廊而在新疆巴格达山一带。此说缺乏证据，笔者拟另文探讨，兹不复赘。第二种说法认为“敦煌”为“桃花石”的音译， 而“桃花石”为突厥语tavɣač的音译，来源于“拓跋”。 ^[13] 据《魏书·序纪》，鲜卑拓跋部的历史序幕是从西汉后期的拓跋毛开始的，而拓跋部的崛起，则始于汉末至晋初时期鲜卑索头部首领拓跋力微（174～277），故而力微被奉为鲜卑拓跋氏的真正始祖。拓跋氏的兴起要晚于敦煌一名在史书中的出现，故而可谓了无干系。第三种说法认为“敦煌”来自羌语，为羌语“朵航” 的对音，意为“诵经地”或“诵经处”。 彼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是无经可诵的。第四种认为有可能来自伊朗语 druvana ，有“健康、固定” 或“受安全保卫［的城池］” 之意。此说的理论基础与第一种说法是一致的。质言之，以上诸说都无法成立。第五种说法是李正宇先生提出来的，认为“‘敦煌’地名当系大月氏语”。 此说与本人的意见接近，惜李先生未作详细的语言学论证。第六种说法是钱伯泉先生提出来的，认为“敦煌”和“莫高窟”二词均来自古突厥语。文中指出，敦煌故称瓜州，而“瓜”在维吾尔语中写作“tawuz”，其音与“敦煌”接近。 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对推动敦煌一名的探讨是有启发意义的。但钱先生文主旨在于探讨“敦煌”和“莫高窟”二词有可能的突厥语含义，惜未能对两个地名的语源、历史背景，尤其是学界争论的祁连山方位、大月氏故乡所在地等问题予以深究。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五个早期地名中，有四个可以确定为突厥语，尤有进者，长期生活于敦煌等地的月氏、乌孙、匈奴亦属于突厥语群体。这些因素可以证明，在西汉统有河西走廊之前，这里流行的语言是原始突厥语。由大概率观之，用突厥语解释“敦煌”的含义，一来可能性极大，二来完全不存在语言学上的障碍。

那么，敦煌一词当为何意呢？钱伯泉先生曾推论为突厥语tawuz（瓜）之音转。笔者查阅古代回鹘语文献，不见该词，但可见于现代维吾尔语词典中，如阿布利孜·亚库甫等编《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中收有tawuz一词，解释曰：“瓜科，一年生草本，离蔓生长，叶羽状展开，花淡黄色，果实为大型浆果，球形或椭圆形，水分多，味甜。” 德国学者德福（Gerhard Doerfer）曾详细讨论了突厥、波斯语中的“西瓜”，给出一条可能的词源线索：qarpuz（突厥语）＜harbuz\？tarbuz（波斯语）＜trapusa（梵语）。 ^[14] 其中提到了tavuz是新维吾尔语（Neu Uigur）。 ^[15]

Tarbus，现代哈萨克语作darbiz和qarbiz，是见tavuz是b变w/v的结果，应为更晚的形式。这种演变形式多见，如维吾尔语 tawa（tawa kawap），在哈萨克语为taba“平底锅”；维吾尔语chivin，在哈萨克语中作chibin“苍蝇”。

从音理讲，“敦”的声母与t同，为双声关系；“煌”是古匣母阳部字，wu中的u是“鱼”部字的元音。匣母是喉音，鱼阳可以对转。又方言中喉音与唇音互转亦常见，如“湖”读fu、“福”读hu等。由音韵学观之，“敦煌”有可能是tawuz的译音。

历史上的敦煌就是产瓜之地，《续汉书·郡国志》：“敦煌，古瓜州，生美瓜。”王嘉《拾遗记》：“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燉煌献异瓜种，恒山献巨桃核。瓜名穹隆，长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饴。”这里需要提点的是，“瓜州”一名来历久远，《左传·襄公十四年》：“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汝）剖分而食之。” “瓜州”一名最早见于此，时当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杜预注明言“瓜州地在今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敦煌县班固注引杜林，以为敦煌即“古瓜州，地生美瓜”。然是说不可信，顾颉刚考证认为在今秦岭高峰之南北两坡， 颇得鹄的。

不管瓜州之名何时出现，但敦煌长期被称作“瓜州”则是无可争辩的。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将敦煌改称西沙州，而将敦煌的旧名瓜州改用于敦煌以东百余公里处的瓜州县。

总之，言敦煌一名起源于突厥语当无大误，但tavuz是直接借用于梵语trapusa还有间接由波斯语tarbuz转化而言，因缺乏证据，不得而知。尤有进者，在古代回鹘文文献中找不到tavuz一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思考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西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前，河西走廊见于《禹贡》《史记》《汉书》的河西地名不多，除地望不详或明确的汉语地名外，时代较早且名著于史的地名仅有五个，即前文所述河西走廊北缘的合黎山、黑水，走廊南缘的祁连山、焉支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地名都可以用突厥语来解释，即合黎山为喀喇山（Qara Taɣ）之异写，意为“高山”；黑水为喀喇水（Qara Su）之异写，意为“清亮的水”；祁连山为突厥语Tängri Taɣ之音译，意为“天”；而焉支山的“焉支”，又作“胭脂”，与匈奴单于之夫人称谓“阏氏”一样，可与古黠戛斯语“yangči”勘同，而古突厥—回鹘语中“yänggä”可能为其音变，其意皆为“嫂子”，是证则焉支山同样为突厥语地名。

生活于敦煌、祁连间的乌孙、月氏及其后继者匈奴，使用的都是突厥语，而且大月氏贵霜翖侯所建贵霜帝国，统治者仍以突厥人自居，犍陀罗地区的突厥王自称为贵霜帝国第四代君主迦腻色伽之后代，这些也表明了月氏的突厥起源，其故地在敦煌、祁连间，也表明了敦煌与原突厥之密切关系。需要说明的，上举地名、人名、称号等有一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与蒙古语共源，有的则与满—通古斯语之间存在共性，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三者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它们中间的共源词汇是很多的。 对于共源词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将这些数量不多的词汇综合起来，只有用突厥语解释可以通达无碍，相反，改用其他语言，虽可解释某一或若干词汇，但若用之于其他词汇就无法通达，甚至与史实相悖。在研究语言的民族归属时，与其根据单词之异同逐个考源，不若将所有词汇融于一体，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综合的、全面的观察，方能更接近史实。依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如果早期河西的居民为突厥语民族，那么“敦煌”一名就应该来自突厥语而非其他语言。

敦煌古称瓜州，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才被西沙州、沙州所取代，而且在汉代以前就产瓜。在突厥语中称瓜为“tawuz”，为波斯语tarbuz或梵语trapusa的假借。从音理讲，“敦”的声母与t同，为双声关系；“煌”是古匣母阳部字，wu中的u是“鱼”部字的元音。由音韵学观之，“敦煌”与tawuz之译音恰好可以对上。上述诸因素当不能完全解释为巧合。

总之，笔者认为，尽管敦煌自古以来产瓜，且长期被命名为瓜州，“敦煌”之名从音韵学角度看又与突厥语“tawuz”的音译相合，推测“敦煌”得名于原始突厥语言之成理。但由于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古代回鹘语文献中未能找到使用“tawuz”的例词，所以仍不能遽断“敦煌”之名就来自突厥语“tawuz”（瓜）的音译。易言之，维吾尔语中的“tawuz”（瓜）与作为敦煌地名的“瓜”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语言学渊源，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四）“敦煌、祁连间”方位再考

学界近期有一种新观点认为，《史记》所言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其实并不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今天的新疆，其中的敦煌=敦煌山=敦薨之山=天山之博格达山，祁连山=析罗漫山=巴里坤山，焉支山=哈密的哈尔里克山。 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后来经过进一步推演，指祁连山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河西走廊之山而是新疆东天山。 于是乎，月氏、乌孙的故地便不再是河西，而是新疆昌吉州博格达山以北草原地带。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如果月氏居于东天山，言月氏与上郡地域相接，恐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取信的。再说，我国古代文献在叙述地名时，一般遵循以首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叙述的传统，如河西五郡表述为凉、甘、肃、瓜、沙，新疆东部地区表述为伊、西、庭三州，《史记》“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之表述正好符合这一习惯，如果月氏在东天山，而羌又在氐之南，这种表述岂不成了远—近—远的关系？有违传统明矣。

或有论者言大量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月氏故地就在东天山，例如，近期，西北大学考古专家在王建新教授的率领下，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等地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发表了对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调查报告 及2017年发掘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的情况， 其中有不少出土物都被归诸月氏与贵霜，但证据方面尚有难以服人之处。如果能将其与河西的沙井文化进行比对，或许更有利于确定出土物的文化属性。试问：在月氏文化特征完全不明朗的情况下，何以判断东天山或其他地方出土的考古遗物就是月氏的呢？因祁连山之所在，对于阐明大月氏故地和敦煌的地名问题干系重大，这里需要略加考证。

祁连山与天山，史书区别明确，《史记·匈奴列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同一史事又见于《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这里的“天山”，颜师古注为：“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当颜师古为“祁连山”做注时，又言：“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祁音上夷反。”学界遂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汉代的祁连山指的就是今天新疆的东天山，而河西的祁连山被称作“南山”。 其实，颜师古注《汉书》，注重校勘文字、考订史实、纠正旧说、训释疑难、文字释义和音韵训诂， 但一般不释地。就颜师古对“天山”“祁连山”的注释，明显在于释义而不在于释地，仅解释山名含义而未言天山与祁连山为同一座山脉。正因为在匈奴语中天山被呼为祁连，故而在古文献中天山有时又被称作祁连天山，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曰：“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盐铁论·诛秦》亦谓：“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浑邪率其众以降。” 如果不加“天”字，则一般皆指河西走廊的祁连山。

霍去病之攻祁连山，《史记》《汉书》皆有记载，《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言为“过居延，攻祁连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曰“逾居延至祁连山”，又引汉武帝圣旨云：“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圣旨曰：“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当时，霍去病之西攻，采用的是与公孙敖兵合击之术。这里的祁连山被王建新视作东天山，在王教授笔下，霍去病的行军路线为：北地→居延→小月氏→东天山，公孙敖为：北地→陇西→河西走廊→东天山。 王先生明言，霍去病是沿着草原之路到达居延的。果若是，则只有一条道路可行，即出北地郡由灵州渡黄河，越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进入蒙古国境，沿草原之路西行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满达勒戈壁附近的马鬃山。北宋使者王延德《高昌行纪》载：“次历阿都族，经马鬃山，望乡岭，岭上石龛，李陵题字处。” 这里的马鬃山非今日甘肃西北部的马鬃山，而是蒙古高原西南的横山，地处阿尔泰山和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因形似马鬃而得名。 然后由马鬃山南下而入居延泽，再沿弱水南行，进入河西走廊，再西行进入东天山。

以此而论，彼时霍去病西征东天山，撇开最为便当的河西走廊不走，却要绕如此大的一个圈子，难以想象。尤有进者，霍去病北行需要穿越两个大沙漠，不仅路途遥远，且沙漠之地水资源严重缺乏，后勤难以保障，古来为骑兵之大忌，又距匈奴较近，既不符合霍去病一贯的速战速决战术，也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王先生之所以如此推想，看来是把《史记》《汉书》中的“居延”误解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北部的居延泽（又称居延海、居延塞等）了。

那么，霍去病西行所途经的居延究竟安在呢？我们且看“居延里程简”（EPT59.582）的有关记载：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第一栏）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觻里九十里，觻里置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著 置五十里，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

有意思的是，在敦煌悬泉置遗址亦有“里程简”Ⅱ0214 ①：130出土，所记河西诸驿的里程可与“居延里程简”相印证，简文曰：

仓松去 鸟六十五里， 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第一栏）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第二栏）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酒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第三栏）。

依上述二简，可以勾勒出长安至敦煌之驿程：从长安出发，在泾川一带过泾河，经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等地县到达固原（高平），经景泰芦阳，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然后经大靖一线抵达凉州，再由凉州前往张掖、酒泉、敦煌。汉代的媪围即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北的窎沟城遗址，居延置位处媪围西70汉里，学界一种意见认为地当景泰县寺滩乡之三道埫附近或白茨水， 另一种意见认为地当景泰县红水镇红墩子村南老婆子水遗址。 由居延置西行90汉里至觻里，觻里位于今古浪县大靖镇，再西行90汉里至揟次，揟次在今古浪土门镇西3公里王家小庄一带。 如是一来，居延置的所在也就明晰了，其地当在景泰县境内无疑。同样道理，居延置也应该是因地名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 朐衍原居住于北地郡，在秦国打击下，不断西迁，西过黄河而进入河西地区。 居延置所在的景泰距北地郡不远，有朐衍戎留存，当在情理之中。汉武帝圣旨中出现的“居延”乃“朐衍”在彼时的称谓。是见，居延置乃以族名地，以地名置而来。《史记·匈奴列传》在朐衍之前列乌氏，与“居延里程简”一致，依汉简提供的数据，由乌氏到居延置的距离为50汉里+50汉里+60汉里+80汉里+90汉里=330汉里＝137.2公里。说明二者相距不远，属于比邻而居的两个部族。可以看出，作为地名，景泰的居延，出现于秦穆公（？～前621）时代，是比较早的，至于额济纳之居延名称何时出现，不得而知。

前贤拘泥于居延为今额济纳旗的居延泽，所以一直难以合理解释霍去病的西攻路线。由上分析可以看出，霍去病和公孙敖都是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的，只是一路偏南，一路偏北而已。霍去病此行终达祁连山，获匈奴休屠王而止。有意思的是，在悬泉“里程简”中就有祁连置之谓：“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昭武故城地当今甘肃省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表是为酒泉郡属县，地当今高台县宣化、高桥和安定一带，祁连置东承张掖郡昭武县，西达酒泉郡表是县，其南就是祁连山，则以山名地，因地名置。

这里再说小月氏之所在。《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明言未西迁者，因是小部分，故称小月氏。小月氏寄身的“南山羌”实指居住在今甘肃、青海祁连山东部山地的羌族。 学术界对南山地望尽管还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应指祁连山，但也有论者认为除了祁连山东西部，还有可能包含昆仑山在内。 但就汉代羌族地望言，此南山的确应为祁连山东部，当无可疑。果若是，霍去病应经由小月氏而攻祁连山，俘获休屠王。《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汉武威郡辖姑臧、张掖、武威和休屠等十县，治姑臧（今武威市），霍去病于祁连山俘获休屠王，这里属于休屠王的分地，休屠王城即位于今民勤县祭旗堡乡境内。 如言霍去病在东天山俘获休屠王，那就太超出想象了。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霍去病是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的，具体行军路线为：北地（治马岭县，今甘肃庆阳市环县东南的马岭镇）→居延置（景泰县寺滩乡或红水镇红墩子村南）→小月氏→祁连山。

质言之，祁连山原本为河西走廊南部之山，与新疆东天山没有多少干系，汉代的“敦煌、祁连间”指的就是河西走廊地区。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清末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中其实业已辨之甚详，认为：“若伊吾北之天山，终汉世未尝全属于汉，安得谓祁连即西域天山乎？”

史载乌孙、大月氏的故乡在“敦煌、祁连间”，但近期学术界有一种倾向，把敦煌解释为新疆天山之博格达山，将祁连山解释为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山，把焉支山解释为哈密的哈尔里克山。如是一来，乌孙、大月氏的故乡也就被界定在新疆东天山一带了。有幸的是，敦煌悬泉与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有“里程简”，可确认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攻伐河西休屠王并没有绕道巴丹吉林沙漠和蒙古国而至居延泽，而是由北地西行直达河西，由景泰县境内的居延置西行，越小月氏而达张掖、酒泉之南的祁连山，俘获休屠王而止，与东天山了无干系。居延置、祁连置之设，皆以地名置，可证祁连山就在河西走廊之南。将敦煌、祁连山、焉支山地望搬迁到东天山，完全无据。

三 敦煌晚期石窟分期断代的若干问题

敦煌石窟分期断代之研究，向以晚期者难治。所谓晚期石窟，学术界一般采用段文杰先生的说法：“莫高窟艺术的晚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代，约四百余年，历经三个不同民族的政权。这一时期，宗教思想和信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 这段论述高屋建瓴，用“不同民族的政权”、“很大的变化”与“各不相同”三个方面概括了治晚期敦煌石窟艺术困难之要因。

本书所说的晚期敦煌石窟范围要更小一些，指的是北宋景祐三年（1036）曹氏归义军政权灭亡以后至明朝建立这一时期，亦即裕固族作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敦煌逐步形成之阶段。众所周知，1036年以前的敦煌石窟艺术以汉文化占绝对的主流，宗教思想以汉传佛教为主，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变化有序，只有中唐时期因为吐蕃对敦煌的统治而一度被打断，但汉风艺术的主流不曾中止。相对而言，对各个时期的分期断代还是比较明确的。然而，自1036年归义军政权灭亡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二月”条记载：“元昊无吐蕃之患，始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统治敦煌近两个世纪的归义军政权灰飞烟灭。但兹后西夏到底有没有直接统治敦煌，学术界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传统观点认为1036年以后敦煌归于西夏，笔者则认为西夏灭归义军政权后，并未真正统治敦煌，而是让位于回鹘，直到1068年以后西夏才直接控制了敦煌。 1227年，蒙古从西夏人手中夺取敦煌，敦煌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目前的晚期石窟，大多被归于西夏。那么敦煌西夏石窟又是如何划分出来的呢？这里不妨引用率先对这一问题做出论断的刘玉权先生的观点，他说：

调查过程中，发现原定宋代洞窟中，有一批洞窟在题材布局、艺术造型、壁画作风等方面，与瓜、沙石窟群中那些明确的宋代曹家晚期洞窟有所区别。我们认为，这批洞窟应该是在西夏统治瓜、沙时期内完成的。

这是西夏窟被划分出来的最初动因和基本标准，可以看出，刘先生是把那些不具备宋代风格特点的洞窟都归入西夏窟的，而未能考虑到回鹘、蒙古等元素。从这一理念出发，在敦煌石窟中估定出88个西夏窟。

刘先生的西夏石窟分期研究成果发表于1982年。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刘先生有缘亲赴新疆地区对高昌石窟进行了考察，发现他五年前所定的西夏窟中，有“一批沙州回鹘装修的佛窟”，遂于1987年撰文《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将西千佛洞的5个洞窟和他不久前归入西夏的18个洞窟划定为沙州回鹘洞窟。

回鹘窟被剥离出来之后，敦煌石窟中还有多少窟属于西夏窟？刘先生没有给出回答（有些石窟经过不同时代的多次修复，所以不能用简单的88-18=70的计算方法）。尤有进者，当时刘先生界定的“西夏艺术风格”依据的主要是供养人服饰，后来这些特点鲜明的供养人差不多都被归诸回鹘，那么“西夏艺术风格”又是什么？刘先生一直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回答。

刘先生从西夏窟中剥离出“沙州回鹘窟”后，将回鹘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所涉洞窟有莫高窟第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窟，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后期相对年代为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所涉洞窟有莫高窟第409、237（前室、甬道）、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窟，西千佛洞第4、9（甬道）、10（甬道）、12、13窟。这些洞窟除莫高窟第330窟是回鹘新修建的外，其余全为回鹘对前代洞窟的重修重绘。 这一分期与回鹘、西夏在敦煌的活动完全无法对应。尤有进者，这些回鹘窟在原来所划分的“西夏窟”中，都处于莫高窟第二期或榆林窟第二期。如是，敦煌石窟便出现了西夏窟→回鹘窟→西夏窟这一奇怪的过渡现象，这种划分与回鹘、西夏在敦煌活动的历史情况无论如何都无法合拍。

元代唯以藏传佛教为奉，而这一风气在西夏国后期即已渐露端倪。那么，西夏和元代之藏传佛教在敦煌石窟艺术中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有无区别？区别何在？学术界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所有的研究差不多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与1036年以前的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晚期石窟在艺术风格上的前后继承性没有先前那么明显，赋色、线条、构图、题材方面缺乏连贯性，所以不能像前期石窟那样根据艺术风格的变化来为石窟艺术断代。早期石窟很多可以通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进行比对，例如第61窟，借由敦煌写本《辛亥年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敦煌研究院藏D0671），结合壁画中的《五台山图》等，可确定其应为“文殊堂”， 辛亥年应为951年，根据该窟的供养人像，可将其营造年代确定在947～951年。再如，根据敦煌写本P.4640《翟家碑》和P.4660保存的两篇翟法荣邈真赞，可知莫高窟第85窟是为纪念翟法荣而建的功德窟。翟法荣作为敦煌佛教教团第二任都僧统，在任时间大致在咸通三年至十年（862～869），那么石窟开凿的大致时代也就可推定出来了。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晚期则不同，由于藏经洞在11世纪初封闭，11世纪以后的敦煌历史资料少之又少，不可能像早期石窟那样通过敦煌写本与石窟艺术风格相比对以确定时代，艺术发展脉络更是模糊不清。如果不能解决石窟的时代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属性，则晚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终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如何能够解决这一复杂的石窟分期问题呢？笔者认为需要从敦煌民族史的研究入手，最关键的是裕固族先民在敦煌的活动及其与石窟营建之关系，晚期的敦煌民族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裕固族的形成史，回鹘、蒙古、西夏、吐蕃、汉诸族都在其间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本书所谓的裕固族初世史指的就是840年回鹘西迁至河西至1446年沙州卫废弃及裕固族东迁这个阶段，核心内容在1036年以后，其间经历了1036年归义军政权的灭亡和沙州回鹘政权的成立、1068年前后沙州回鹘让位于西夏统治、1227年西夏让位于蒙古统治、1276年以后蒙古豳王家族之入居河西与1329年沙州西宁王的出现、1372年明灭蒙古豳王家族、1375年豳王家族归顺明朝被改封为安定王、明初裕固族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得以形成和1446年裕固族的东迁等重大事件。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现有人口14378人（2010年统计数字）。该民族人口虽少，却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东部操恩格尔语，属蒙古语族；西部操尧乎尔语，属突厥语族，由古代敦煌回鹘语发展而来。

关于回鹘在敦煌的活动，笔者在《回鹘与敦煌》一书中已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后来，沙州回鹘与1276年后由中亚迁入河西的蒙古人融合，于明初以敦煌、瓜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裕固族，即明人李应魁所著《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中的“黄番”。

回鹘作为裕固族先民的主流之一，在敦煌活动频繁，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敦煌不仅发现了大量回鹘文写本，还发现不少回鹘石窟。按照刘玉权先生的分期结果，属于沙州回鹘时期的洞窟有23个，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 但这一分期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如莫高窟409窟，刘先生视之为回鹘窟， 而有的学者则视之为西夏窟， 所赖依据均来自主室东壁的男供养人像（图0-5）。其实，在供养人像北侧有榜题框，内书回鹘文，尽管模糊，但依稀可辨（图0-6）。仅就这一点而言，西夏说就难以成立，因为，如果是西夏供养人，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作为国王，一般是不会用他族文字如回鹘文来题铭的。近期日本学者松井太识得2行榜题文字为：“il arslan xan män sävg（i）或šacu...”意为“狮子汗供养之像”。 其中的回鹘文题铭arslan（阿尔斯兰汗或狮子汗）表明，其施主应为回鹘可汗，毋庸置疑。因为称可汗为狮子是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族所特有的，为西夏君主所不备。 就历史记载看，11世纪的敦煌，回鹘活动频繁，却很少见到西夏的踪影，如果西夏是统治民族，而回鹘是被统治者，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不视之为反常了。其实，在1036年西夏灭归义军政权之前，敦煌地区的回鹘化就已经很明显了， 回鹘在敦煌有着深厚的根基，营造大量石窟合乎情理。刘永增先生以榜题中出现有arslan xan（狮子王）而推定该窟为西州回鹘洞窟。 实则出于误解，笔者已有论述， 惜刘先生未能注意到，颇感遗憾。

说明：方框表示回鹘文之所在位置。

由于该回鹘文题记仅凭肉眼无法看清，松井太先生尽其所能，对之做了描摹与释读，同时指出：“我们期待中国方面的研究机构利用X光线摄影、红外线摄影研究此榜题，为学术界提供更明确的信息。” 近期，在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柴勃隆副研究员的协助下，采用多光谱技术，对题记予以拍照（图0-7），发现与松井太先生的临摹基本一致，说明松井太之释读是可信的。

回鹘是裕固族的直系祖先，在敦煌的活动达500年之久（840～1446），甚至到清朝时期，敦煌仍有精通回鹘文的人群存在，如著名的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就是在敦煌抄写的，故而又称敦煌本，完成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当时回鹘文在西域地区早已成为“死文字”了，唯在河西西端裕固族中得以独存。故而，沙畹、伯希和早就把该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定性为裕固族（Sary-Ouïgours）之文化遗产。 ^[16]

除回鹘窟外，许多元代的洞窟也被误归入西夏。例如莫高窟第61窟甬道，刘玉权将其排除在西夏窟之外，沙武田却视之为典型西夏窟。再如，榆林窟第3窟，20世纪4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榆林窟调查的结果显示，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元代。 后来，刘玉权、沙武田、贾维维等又改定为西夏，而且认为其可作为西夏窟的代表。 刘永增先生则先是称其为西夏窟， 此后又撰写专文考证该窟壁画应为元代中晚期之物。 但他仍然根据甬道壁上的西夏供养人像而认定洞窟开凿于西夏国时期，而不知元代敦煌仍有大量的西夏人活动。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向达先生即已明言榆林窟第3窟“虽成于西夏人之手，然已是元代之西夏”， 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此类似的还有莫高窟第3窟、第464窟、第465窟，东千佛洞第2窟等。

为什么许多具有元代特点的洞窟都被视作西夏之物呢？主因在于研究石窟的学者对西夏文字的流行有误解，误以为西夏文字仅流行于西夏国时期，殊不知西夏文字在元代流行范围更广，直到明朝中期以后才成为“死文字”；西夏国时代较少有汉文与西夏文合璧书写的文献，合璧现象多见于元代，就莫高窟第61窟甬道言，内层的西夏文题铭没有对应的汉文（图0-8），外层的西夏文与汉文合书，而且汉文置于西夏文之前（图0-9），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能在元代才会出现，惜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从840年至1036年，回鹘受制于沙州归义军政权，至1036年西夏灭归义军之前，回鹘势力逐步壮大，沙州呈现出明显的回鹘化倾向。从1036年至1068年之前，回鹘实际统治敦煌。兹后，西夏成为敦煌统治者，直到1227年让位于蒙古。蒙古的统治延续至1372年，始由明朝取代。明朝在控制河西走廊后修筑嘉峪关，在嘉峪关以西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史称“关西七卫”，由察合台后裔，即元代豳王（朱元璋改封安定王）家族统治，具有羁縻性质，敦煌石窟的兴建随之而衰。裕固族大体就形成于明初的沙州和瓜州一带。嘉靖前后，为躲避吐鲁番政权的袭扰，关西七卫纷纷东迁至嘉峪关以内。正统十一年（1446），甘州镇总兵官任礼收沙州卫全部入塞， 标志着沙州瓜州地区的裕固族东迁之完成，其事在裕固族东迁之歌《我们来自西至哈至》中有所反映。嗣后直到清初，敦煌一带一直荒无人烟。在这一段时间内，元代对敦煌石窟的营建，长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乃学术界对元代敦煌历史地位的认知不足，而且多有误解。

学术界长期存在一种观点，误认为西夏国时期敦煌繁荣昌盛，到元代非常衰落，如对敦煌晚期石窟研究成果颇丰的沙武田博士在论及莫高窟第61窟甬道之重新修复时即言：

元代在莫高窟的营建极为有限，是没有可能修建如此大窟的可能性（原文如此——引者）。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敦煌走向衰退。在莫高窟，我们基本上已看不到元代人的开窟活动，皇庆寺的重修，是由于西宁王速来蛮的来访而为。

无独有偶，徐畅博士在论及莫高窟北区所出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刻本《资治通鉴》残片（B64：1）时也给出了如下的结论：

如果我们说在唐代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汉书》《文选》等典籍，说明中原文明传播之广已及于边陲，这大概没有什么新奇。北区石窟所出《资治通鉴》残片及其年代、版本比定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失掉了昔日辉煌国际地位，不再是东西交通、商旅往来必经重镇，而仅仅是元帝国一个为流沙掩映的边城的沙州，仍然和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杭州以及江南的市镇，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看来，认为元代是敦煌的衰落期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若对晚期敦煌历史有所了解，不难发现，这一“共识”恰恰把史实说反了。真实的情况是，西夏国时代敦煌以地域偏僻、人烟稀少而很少有石窟营建活动；元代则不然，这里是成吉思汗第七代孙西宁王速来蛮的驻节地，从1329年开始直到1350年速来蛮一直驻守敦煌（并非简单的“来访”），管辖着河西走廊西部乃至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防务，即使甘肃行省亦受其节制，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榆林窟第2窟、第3窟绘画艺术水准极为高超，一般佥指其具有皇家艺术风格，如果注意到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 spyod dbang po，1350-1405）所撰《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 Mtshungs med bla ma dam pa’i rnam par thar pa yon tan mi zad pa rab tu gsal ba’i me long ）就会明白，榆林窟第2窟如同莫高窟第61窟一样，同作为蒙古速来蛮家族的皇家石窟而存在，是皇家供奉文殊菩萨的“文殊殿”。 把控这一历史前提，恐怕就不难理解榆林窟第2窟、第3窟出现皇家艺术特点之原委了。

既然榆林窟第2窟、第3窟，莫高窟第61窟均系蒙古皇家石窟，何以会有大量西夏人供养像出现且有众多西夏文题铭呢？如果明了这是元代特有的君臣制度产物，问题也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蒙古国至元代的君臣关系直接脱胎于主奴关系，与中原地区君臣关系有重大区别。在蒙古君主心目中，宰相也好，一般臣僚也好，都是自己的奴仆。就元代河西地区而言，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蒙古黄金家族是主，其余皆为奴，主不仅不担任任何官职，更不会亲行修建石窟之类应由仆人来承担的役事，具体工作都是由仆人（如西夏、回鹘、吐蕃）完成的，但其所有权皆归蒙古皇室。是以，榆林窟第2窟、第3窟，莫高窟第61窟虽都出自西夏人之手，绘有西夏人供养像，但窟主都属蒙古统治者。第464窟满壁都是回鹘文内容，既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有《金光明经》十地菩萨崇拜，窟内还出土有大量回鹘文木活字和文献，为回鹘营建不容怀疑，但窟内却瘗埋着“元朝公主”的遗骨， 说明窟主同为蒙古人。笔者怀疑，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速来蛮画像背后亦有遗骨瘗埋（图0-10）。 为弄清楚这一问题，近期，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应笔者要求对指定位置进行测定。敲击探测中，在甬道北壁中间区域发现了图0-10所示白框区域约20厘米×20厘米的回音异常区域，明显感觉内部为空，只是面积比笔者想象的要小一些。

探测结论显示，“虽然在敲击回音异常区域并无温度异常，但这不能说明其后方无暗室。因为如果存在暗室，当暗室门洞封堵墙体过厚或者内部填充较满的话，暗室内部温度异常并不能显示到甬道壁面上来”。 总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主要采取敲击手法，取样不完整，需要进一步采用钻探等科学方法进行测定。

近期，笔者通过进一步调查访问，始知速来蛮画像下部在2008年经过重新修复，据修复人员回忆与修复记录，尤其是当时有两处因墙皮脱落而漏出的小型空洞（图0-11），显示壁画泥层内有扰动迹象，非为原始壁面。只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出于修复的需要，已将空洞填补。

以上两种因素都可以进一步证明笔者关于此壁有速来蛮遗骨瘗埋问题的推测。果若是，则该窟甬道为元代遗物就无可怀疑了。

明朝建立四年后（1372），蒙古豳王家族归顺，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改封豳王为安定王，今天的裕固族大头目都姓安， 即由此而来。1446年，沙州卫裕固族奉明甘州镇总兵官任礼之命，全部东迁入嘉峪关以内。裕固族民歌称自己的祖先来自“西至哈至”，“西至”者，沙州也，“哈至”者，瓜州也。 裕固族之入关，标志着明代敦煌被废弃了，敦煌石窟的营建也由此戛然而止，直到清初外地移民之迁入敦煌。及至雍正二年（1724），清朝始于敦煌设立沙州所，翌年升为沙州卫，结束了敦煌自明废弃沙州卫后两个多世纪间无建制的局面。

由上可以看出，敦煌晚期石窟研究不能像前期石窟那样倚重艺术风格，尤其不能借重所谓的“西夏艺术风格”。就今天的研究来说，真正的敦煌石窟西夏艺术风格还无法确立，今天可以确定为西夏艺术品的只有榆林窟第29窟，不仅其艺术风格与银川山嘴沟石窟所见西夏艺术品极为相似，而且有清楚的西夏文题记可资印证，其余所谓的西夏窟，艺术风格皆与之迥然有别，将其界定为西夏窟，还需要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有鉴于此，对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势必更多地关注历史演变进程与民族因素的存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出土的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文、汉文文献，为晚期敦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在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中也蕴含着不少与蒙古豳王家族相关的记载，这些资料有助于重构裕固族在敦煌的形成历史，借由裕固族初世史的研究成果与石窟的仔细比对，才有望将晚期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四 敦煌各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打开甘肃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甘肃既像一个长筒靴，又像一个哑铃，两端大，中间细而长，像个长柄。这一形状恰似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示意图。我们不妨这样看，其一端代表着东方文化，另一端代表的是西方文化，通过一条长柄把二者紧紧地联系起来。东方不用说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中原汉族文明，同时亦应包括其他非汉族文明的成分；西方就比较复杂，但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有三大文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佛教为代表的南亚次大陆文化体系，其次是波斯文化体系，再次是希腊、罗马文化体系。至于伊斯兰教，由于在东传过程中先是受到于阗国的阻拦，在1006年喀喇汗王朝征服了于阗之后，东行门户仍然未能洞开，随即又受到高昌回鹘佛教势力的遏止，始终不得据有敦煌。直到15世纪以后，伊斯兰教才在东进过程中高奏凯歌，但这时敦煌文明已日薄西山。所以，在敦煌文化中较少看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子，只有元代伊斯兰文化的痕迹比较明显。 即便把伊斯兰文化完全排除在外，在这里我们也无法一一叙述敦煌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所有问题。笔者想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仅仅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一个是东方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以之为例，来观察敦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处的作用与地位。

第一个例子是印度英雄史诗《罗摩衍那》的东传。

在中国古代，有大量的印度典籍被译为汉语，但除了几部与民生有关的医学、天文学、数学著作外，其余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佛典，对于外道的著作，中印两国的佛教僧徒都是不大译的，连名扬世界的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著名的童话集《五卷书》都没有译过来。有幸的是，倒是在敦煌及新疆发现了多种民族文字的《罗摩衍那》译本。

《罗摩衍那》之作者据传为“蚁垤”。其实，《罗摩衍那》的形成当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最早应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时又修订了一遍。罗摩衍那（Rāmāyana）的本意为“罗摩的游行”，即“罗摩传”，描述了主人公罗摩的一生。全诗篇幅巨大，旧的本子为七篇，约有24000颂（颂是三十二音的诗节），现在的精校本仍然为七篇，却已经缩短为18755颂。尽管《罗摩衍那》篇幅巨大，但故事基干却是比较简单的。故事讲十头罗刹王罗波那肆意作恶，欺凌神人。大神毗湿奴于是化身为四，下凡生为十车王（Dasaratha）的四个儿子。罗摩为长后㤭萨厘雅所生，小后吉迦伊则生子婆罗多，另一后须弥多罗生罗什曼那和设睹卢祇那二子。后来，罗摩娶毗提诃国遮那竭王从垄沟里拣起来的女儿悉多为妻。十车王本欲立罗摩为太子，但因受小后要挟，被迫放逐罗摩十四年，立小后所生子婆罗多为太子。罗摩、悉多和罗什曼那遂遵父命流浪野林中。在十车王死后，婆罗多到林中寻找罗摩，恳求其回城即国王位，但被罗摩婉言谢绝。不久，悉多被十头魔王劫到楞伽城。罗摩与猴王须羯哩婆联盟，率猴子和熊罴大军，通过由那拉所建的长石桥，越海将楞伽城团团围困。神猴哈奴曼使用计谋，纵火焚烧了楞伽城，魔王被杀。罗摩与悉多得以团圆，十四年的流放也已期满，回国为王。

《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这一史诗被不断地翻译、改写、传唱，不仅以多种形式、多种语言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广泛传播，还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罗摩衍那》一直未被译成汉文，唯故事之名在中土译经中有所出现。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四六中曾简略地提到该书的主线：“如《逻摩衍拏书》有一万二千颂，唯明二事：一明逻伐拏（罗波那）将私多（悉多）去；二明逻摩将私多还。”

与中原无译本流传的情况不同，《罗摩衍那》在敦煌及新疆地区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出现了几种内容或多或少的本子，反映出印度史诗在中国西北地区一度产生强烈影响的印痕。

A.于阗语写卷。现知的该文献写卷计有3件，均出自敦煌莫高窟，编号分别为P.2801、P.2781和P.2783。英国学者贝利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经转写后将之译为英文。 ^[17] 以之为据，榎一雄、季羡林先生分别撰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介绍，用以论证《罗摩衍那》在于阗地区的流传。 最近，段晴教授又撰文对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其“故事虽然是印度的，但与梵文本《罗摩衍那》存在很大的差异……故事的主干固然源自印度神话，但在被接受的过程中，经过了于阗人的再创造”。

B.吐蕃文写卷。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罗摩衍那》写卷共有6件，其中4件藏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编号分别为I.O.737A、I.O.737B、I.O.737C、I.O.737D，由托玛斯研究刊布。 ^[18] 另2件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T.981和P.T.983，由拉露、狄庸、柳存仁等进行了研究。 ^[19]

C.吐火罗文写卷。新疆出土的有关写本是用甲种吐火罗文，即焉耆文书写的，现知的写卷是一个尺寸很小的残片，内容为《福力太子因缘经》（ Punyavanta ）中的一部分，是木师与画师故事中的一段插话，其中提到罗摩为解救悉多而率兵围攻楞伽城的内容。 ^[20]

D.回鹘文写本。吐鲁番出土的有关写本有两件：其一，卷子式残片1叶，面积30厘米×95厘米。正面为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背面卷轴下半部有用草体回鹘文书写的罗摩故事，在文字前（只在背面）划有粗黑线条，正文就写在线条之间。其二，写本残片1叶，存文字14行，系德国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某地所得。 ^[21] 此外，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诗歌集中，也有与罗摩故事有关的内容。该文献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8212-108，为册子形式。 ^[22]

通过前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罗摩衍那》在新疆、敦煌等地的流播还是较为广泛的，除梵文本，尚有于阗、吐蕃、焉耆、回鹘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或改编本。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印度到中国，各种文献对《罗摩衍那》都有自己的写法，而且其文字数量是沿着自西向东的方向逐步递减的，印度原本超过万颂，而到中原文献中，仅以寥寥二语概括其故事梗概，敦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本之繁简正处于二者的过渡带上。

在上述诸本中，除新疆发现的焉耆文本过于残破，无法详其原本外，其余诸本以藏文写卷内容最多，归纳6件写本，可得600余行；于阗文本次之，全故事有255行；回鹘文最为简略，只有34行文字。除文献长短不一外，各本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改编，尤其是在于阗文和回鹘文中，该故事成了佛教故事，用以宣扬佛教。这些现象反映出敦煌及其周边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能动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技术的西传。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敦煌出土的古代文献中就有不少印本。国内学人多有研究，笔者这里主要以回鹘文资料来谈活字印刷术在敦煌的应用、发展及其向西方传播的问题。

尽人皆知，活字印刷始于宋代，发明者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的毕昇，他采用的是胶泥活字。当时，毕昇尝试性地用木头刻制过活字，但木沾水后易变形，又容易粘药，故未为毕昇所取。毕昇的泥活字究竟印制过哪些书籍，由于史书中没有记载，更没有任何印刷品实物流传而无法得知。有幸的是，在现已确认的十几种早期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竟有泥活字印刷品存在，他们分别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甘肃武威、宁夏灵武等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华严经》《维摩诘所说经》等。其时当在12世纪。 后来，人们又推陈出新，先后创造出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铁活字、铅活字、铅锡合金活字等。

按照一般的说法，木活字是由山东人王祯于13世纪末发明的。据载，王祯在做旌德县尹时，曾作《农书》，因字数甚多，难以刻印，故独出心裁，请工匠制木活字3万枚左右，历两年乃成。他本想用活字来印《农书》，但因调官江西，当地官府仍将其书雕版刊印。他的这套活字仅在大德二年（1298）试印过自己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此后，该法未见再用，直到二十余年后的1322年前后，才由浙江奉化地方的知州马称德再次使用，以刊印《大学衍义》等书。这要比西夏人用活字印书的时代晚得多。通过对黑城及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的研究，不难看出，其实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仅100年前后，西夏地区就已经在熟练地应用木活字印刷书籍了，比王祯使用木活字要早100多年。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可确认的目前世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在经文的部分页面上，尚可鉴定出隔行竹片印痕。回鹘文木活字的出现亦应与西夏使用木活字的时代大致相当。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81窟（今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窟）发现了一桶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8枚。其后，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又于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130枚，敦煌研究院先前收集到6枚，近来，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通过对北区洞窟的发掘，又发现了48枚回鹘文木活字。这批活字大多为单个活字，另有动词词干、词缀、字母、不表示词义或语法的语言组合、标点符号、版框线和夹条等。与当年伯希和、奥登堡等劫往法国（968枚）、俄国（130枚）的回鹘文木活字大小、性质、质地、构成完全相同。今天可见到的回鹘文木活字共计1152枚。这是世上仅有的古代活字实物样品。

莫高窟第464窟被伯希和推定为13或14世纪之物， 那么该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自然也就属于这个时代了，按照伯希和的说法，应为1300年前后之物。 ^[23] 13世纪末至1372年，敦煌地区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之下，回鹘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尽管回鹘活动的情况不见于史书的记载，但莫高窟北区发现有多件部头大且内容较为完整的元代回鹘文写本和刻本，并有勒立于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勒立于至正十一年（1351）的《重修皇庆寺碑》，其中不仅有用回鹘文镌刻的六字真言，且有回鹘人参与佛事活动。尤其是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保留至今的数百条回鹘文题铭，大都为元代之物，而且大多都与蒙古豳王家族的统治息息相关。这些都足以表明，元代的敦煌回鹘文化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保持繁荣。莫高窟第464窟为元代回鹘重新修窟的洞窟，营造时代应在西宁王速来蛮统治敦煌时期（1329～1350），已如前述，从窟内发现的大量回鹘文木活字实物和回鹘文印本残片来看，这里有可能是元代敦煌印制回鹘文佛经的一个场所， 活跃时间应在1329年速来蛮入主敦煌至1372年明朝占领敦煌之间。说明早在14世纪中期敦煌地区的回鹘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木活字来进行书籍印刷了。

敦煌的回鹘人在接受了中原活字印刷技术之后，推陈出新，进一步发展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所掌握的印刷技术进一步传向西方。那又有什么证据呢？我们这里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解。

在古代回鹘语乃至今天的维吾尔语中，有这么一个词：bas，意为“印刷”，此外又有“复制”“刊登”“盖章”“压制”等多种含义。究其来源，当来自古代汉语的“复”。复，《广韵》“方六切”音福。《集韵》“芳六切”音蝠。拟音为pjuk，古读重唇音，屋韵收-k，维吾尔语收-s当系辅音弱化演变的结果。在bas后加-ma，表示“刷、印本、版本”意。-ma者，布也，相当于后世的纸张。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波斯语中，与印刷术有关的语词，大多都借自维吾尔语的basma。如bāsme表示名词“印刷”；bāsme kardan表示动词“印刷”；bāsme-che表示“印刷者”；bāsme-kari，表示的是活字印刷。

那么，这个词是何时被借入波斯语中的呢？于史无征，但我们可以知道，波斯第一次采用印刷技术始于1294年。这一年，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仿照忽必烈发行的纸币，上书阿拉伯文字，但同时写有汉语的“钞”字，言曰：“世界的帕迪沙于（回历）693年强行发行吉祥钞。伪造者要株连其妻小一起受刑，然后被处死，其财产被没收。” 由于这种纸币不为民众所接受，仅发行两个月即宣告失败，退出了流通领域。 ^[24] 1294年这一年份尽管比回鹘文木活字的使用要早，但比回鹘文雕版印刷要晚得多。

上举二例说明，敦煌少数民族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位日本学者称丝绸之路犹如烟管，东西文化犹如烟，东西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犹如通过烟管一般。言外之意，烟进入烟管时什么样，出去时还应当是什么样的。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一定要以烟管来比方丝绸之路，那我们就应该说敦煌与居住于那里的各族人民应是烟管里面的处理加工器，而并非仅仅起到了交通孔道的作用。随着学术界对敦煌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地位的研究，这个加工器所起到的能动作用必将逐步彰显出来。

五 敦煌民族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本书旨趣

敦煌学自20世纪初兴起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显学，成果丰硕。就敦煌民族史来说，成果也是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国际学术界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而对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等相对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21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中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中国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他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他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中国学术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中国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中国国内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其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得知，中国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量，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存在着历史、语言学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相脱节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努力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蒙古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

其五，对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较少关注历史进程，突出表现在误认为西夏时代敦煌文化繁荣昌盛，而元代敦煌非常衰落，没有能力修建大规模的石窟，故而将很多石窟归于西夏。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恰恰把西夏和元代敦煌的盛衰说反了。元代敦煌作为蒙古豳王家族西宁王的王府所在，政治军事地位皆高于甘肃行省。敦煌出现的所谓的“皇家石窟艺术”，恰恰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本书利用敦煌发现的多种民族古文字文献，同时结合汉文史书、汉文写本及石窟考古、壁画资料，强调民族文献与汉文文献的结合，以及文献资料与石窟考古的结合。全面搜集整理敦煌出土的与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遗书资料和石窟考古资料，将地上、地下的各种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深入挖掘敦煌民族古文字（尤其是回鹘文、吐蕃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西夏文、蒙古文）文献史料，以之与汉文史书、敦煌写本、石窟题名，乃至敦煌出土的汉简等文献的记载互补互证；在历史研究中重视语言学的应用，因为语言学的方法往往可以解决许多历史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从民族平等的立场出发，全面探讨各民族对敦煌历史文化的贡献，强调敦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前者指由各民族（包括外来人口）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后者指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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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富学、薛文静：《霞浦摩尼教夷数崇拜考》，《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6期，第71～77页；YANG Fuxue & XUE Wenjing，“Yishu（Jesus）Worship in Xiapu Manichaean Manuscripts，”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Brill，2018，pp.97-112.

[2] John Andrew Boyle，‘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Vol.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67；〔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第74页。

[3]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 Nature ，Vol.557，2018，p.371.DOI：10.1038/s41586-018-0488-1.

[4] F.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W.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 Zweite folge，T.Ii，1899，p.48.

[5] Sten Konow，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Vanarasi：Indological Book House，1929，p.1；Sten Konow，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1933，pp.13-15.

[6] Éd.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8/2，1907，p.189，note 3.

[7] Eugen Hultsch，“Review to Sir Marc Aurel Stein（ed.）， Kalhana’s Rajatarangini：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69，1915，p.176.

[8] Sir Marc Aurel Stein（ed.）， Kalhana’s Rajatarangini：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2009，pp.30-31.

[9] Sten Konow，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Vanarasi：Indological Book House，1929，p.1；Sten Konow，“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1933，pp.13-15.

[10]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 Nature ，Vol.557，2018，p.371.DOI：10.1038/s41586-018-0488-1.

[11]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1972，p.313；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05～306页。

[12]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London 1972，p.507.

[13] P.Pelliot，“L’origine du nom de «Chine»，” Toung Pao 13，1912，740-742；Peter A.Boodberg，“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No.2，1936，pp.167-185；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科学院，1951，第4～5页。

[14] 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Ⅲ，Wie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67，pp.380-383.

[15] 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Ⅲ，Wie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67，p.381.

[16] Éd.Chavannes-P.Pelliot，“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3 mar.-avr.，p.304；〔法〕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冯承钧摘译，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80页。

[17] H.W.Bailey，Rām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2，1939，pp.365-376（Text）；X-3，1940，pp.559-598（Translation & Commentary）.

[18] F.W.Thomas，“A Rāmayana Story in Tibetan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Cambridge 1929，pp.193-212.

[19] Marcelle Lalou，“L’histories de Rāma en Tibétain，” Journal Asiatique 1936，pp.560-562；J.W.de Jong，“An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āmayāna，” T’oung Pao 68，1972，pp.190-202；柳存仁《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第1～36页。

[20] E.Sieg，“Ü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1，”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3，nr.16，Berlin 1944，pp.13-14.

[21] P.Zieme，“Ein Uigurisches Fragment der Rāma-Erzählung，”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2，1978，pp.23-32.

[22] R.R.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nr.11，z.141-142.

[23] 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1925，p.218.

[24] C.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a Timour Bey ou Tamerlan ，Liver VI，Tientsin，1940，pp.102-103；〔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248、249页。 NaTrWV4yft3sH4cghCslOU9/JDpHoS6h062khLAvBKc2weBdyP54y2BuSFD0tPj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