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古代敦煌境内有多个民族居住，周边又与多个民族区域为邻，民族生业、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是敦煌社会常事要务。各族民众无不乐于幸福安定的生活，执政者也通常都要维护社会的和平安定，处理民族问题的上策无疑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进。《论语·学而》将“和为贵”奉为“先王之道”。早在春秋时代，晋国就采取“和诸戎狄”的政策而大有成效，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语魏绛”；现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倡行“五族共和”；中国共产党革旧命、换新天，特将“共和”嵌入国号，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无不是在“和容共处”中生息、发展，互利共进的。有时出现民族失和、摩擦争斗，但都为时短暂。如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推行吐蕃化政策，迫使汉人“拆襁褓以纹身”“解鬟钿而辫发”；收缴民间铁器，使“无尺铁寸兵”，以至耕乏锄犁，引起沙州三度起义，八年动荡。是后，吐蕃执政者仍不得不施行安抚之术，重归和平安定的历史正道，敦煌历史遂步入新一轮“和容共处”的阶段。总体来看，和谐时多、争斗时少，“和容共处”可称历史的常态；经验和教训都告诉人们：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进是历史的正道。

观杨富学、张海娟、胡蓉、王东先生共著《敦煌民族史》，收集并列举大量资料，描述并论证了不同时期敦煌民族的活动、业绩及相互关系、成败得失，印证了敦煌民族大步走过的“历史正道”，也在若干荆棘小道上跌过跤，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毋庸避讳，但也不必过多铺陈。就这一历史观而言，本书可谓视野广深，为此前所未有。以往史家撰史，多详于民族矛盾斗争而疏略民族和谐共处与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其实，从时间段来看，和谐共处之时要长得多，而矛盾斗争之时短暂，表明民族和谐是历史的正道，为主流因素；矛盾斗争则是历史的岔道，是次要因素。本书的特点在于凸显敦煌诸民族对敦煌、对河西、对丝绸之路开发的贡献，同时又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对敦煌开发的重要作用，关切各民族在敦煌地区的友好相处和交互影响。把敦煌诸族的历史贡献置于全书的核心位置，浓墨重彩于描绘敦煌诸族的主体性，明辨敦煌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次关系，既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同时又把握住了当今民族研究的时代脉搏，而这正是杨富学君数十年来孜孜矻矻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时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与不懈追求。对此我感同身受，历史研究工作者需要通过对历史的全面阐述，努力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不可偏爱斗争，尤不可以斗为乐，不管敦煌学还是其他学科，都应该弘扬历史的正道。本书做到了，而且处理得恰到好处，此乃本书第一大特点。

言本书第二个特点，当推本书历史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之并重。这一点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国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长期来存在一个痼疾，就是学科分野壁垒森严，研究历史者大多不精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语言文字研究者常缺乏历史学素养，这一现象在杨富学君这里是不存在的。语史兼得，可避免历史研究中的许多偏颇与盲区。就敦煌这一地名的起源与含义来说，学术界众说纷纭，本书从见于先秦至秦汉古文献的河西地名——合黎山、合黎水（黑水、清水）、祁连山、焉支山——入手，指出这些地名均为原始突厥语，合黎=Qara，意为“高”，合黎水（黑水）=Qara Su，意为“清亮的水”，祁连=Tängri，意为“天”，焉支=yänggä，意为“嫂子”；又根据古籍中留存下来的少量词语，推定月氏、乌孙、匈奴所操语言皆为突厥语，进而论证“敦煌”一名亦应为突厥语。其论述有理有据，可信可从，令人会心解颐。

特点之三在于本书对考古学资料的关注，尤其是第一、第二章，利用考古学文化和出土汉简对敦煌早期历史的钩稽，发前人未发之覆，甚是难能可贵。最后二章文字对石窟考古断代的探讨也不乏新见，论述周密，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其他历史学著作中所罕见的。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近期比较热火，争论很大，尤其是回鹘、西夏、元代的石窟问题，大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势。但如果冷静观察，不难看出，设若研究人员能够更多考虑历史因素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服饰、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一些争论既久看似无解的问题，本身还是比较清楚的，关键在于对晚期敦煌民族史把握的程度，不少争讼溯其源，实出于对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解。

读者通过本书登高远望，历览敦煌两千多年民族关系之兴替得失、和融砥砺，使人大开眼界。余有幸先读此书，受益匪浅。因有所感，用充为序。

李正宇
2021年2月15日 dYAUbghnyzJ2U9C1Jjk8fOtMAsXxVL43u5QHBa1zNQhzQPc6Xl4LXbpkSFkgwh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