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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与乌孙先秦时期即活动于敦煌，是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
另《汉书·张骞传》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
史载敦煌、祁连地望历来为学界争论焦点，
关于乌孙与月氏故地亦众说纷纭。而目前较为统一意见即乌孙与月氏非河西地区之固有居民，而两族于先秦、秦汉在河西地区游牧亦无疑问。关于早期月氏、乌孙于河西地区的文化分布，依河西史前考古来看，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当为月氏遗存分布区，而骟马文化则为乌孙遗存分布区，时乌孙居西，月氏居东。并且其牧业很可能存在“大定居，小游牧”的情况。
约至战国末年及秦前期，乌孙王难兜靡为月氏所杀，人民逃亡匈奴，月氏遂独霸河西。
公元前2世纪位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势力迅速崛起，继而展开对周边地区的征服。随着匈奴冒顿单于“西击走月氏”，
而至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月氏被迫展开大规模的西迁，西迁之月氏人史称“大月氏”，另有未迁之余部称“小月氏”。大月氏人始迁往伊犁河与楚河流域，后复为乌孙所逐，复迁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地。
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使团两次西使，大月氏与汉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贡使关系。敦煌悬泉遗址（图2-1、图2-2）出土汉简中记载大月氏使节往来途经敦煌者，如：
1.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承制诏请□：大月氏、乌孙长□凡□□□富候臣或与斥候利邦国、侯军、假长□□□中乐安世归义□□□□□□□□□。为驾二封轺传，十人共□，二人共载。御史大夫□下扶凤，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十月□ Ⅰ 91DXT0309③：59
2.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贵人□一人，男一人。自来龟兹王使者二人，□□三人，凡八人。Ⅰ 91DXT0309③：98
3.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Ⅱ 90DXT0214①：126
4.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〼 Ⅱ 90DXT0114③：237
揆诸简文，往来敦煌的大月氏人不仅有使者、客，还有归义汉廷的大月氏贵人。目前悬泉汉简中有关大月氏来朝者有17件，
对于探讨西汉时期大月氏往来汉地与中亚以及与汉王朝关系均提供可证材料。
图2-1 敦煌悬泉置遗址
图2-2 敦煌悬泉置贰师泉
乌孙部落初于河西生活时即受制于当时强大的月氏，《汉书·张骞传》载：“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嗣后匈奴迫月氏西迁，经过冒顿、老上两代单于的驱逐，亦即秦汉之际至汉文帝时期，实为一段漫长的过程，有理由相信在此期间月氏曾袭击乌孙故地并据之。乌孙昆莫猎骄靡为匈奴单于收养，至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猎骄靡为父报仇，在匈奴军臣单于帮助下击败大月氏人，后乌孙在伊犁河的塞人故地复国。
此期间乌孙吸收了月氏、塞种故地遗民，《汉书·西域传》记曰：“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西汉时期乌孙逐步发展成为西域诸少数民族政权之强盛者，《汉书·西域传》言其西接康居、大宛，南临姑墨、龟兹、焉耆等国，出东北即为匈奴右地，战略地位对于当时掌控西域的匈奴而言格外重要。同时，之于汉廷其亦为汉王朝西部战略所绝对重视的西域民族政权。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出使乌孙欲联合以“断匈奴右臂”，乌孙以内乱未允。至元封六年（前105）乌孙昆莫猎骄靡以天马千匹为聘礼欲与汉通婚，武帝以细君公主许之，为右夫人。虽然细君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短短数年便故去，然亦拉开汉与乌孙和亲交好之序幕。继细君公主而与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嫁于乌孙昆莫军须靡，并接连辅佐乌孙两任昆莫。在其五十余年异国漂泊岁月里，解忧公主积极促成汉与乌孙友好往来，完成两地结盟使命。汉与乌孙联合，更于公元前72年出击匈奴，
此役令匈奴势力大耗，遂逐步走向瓦解。和亲，作为汉与乌孙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于出土汉简中亦有相关记载。悬泉汉简西域诸国使臣入朝中原的简牍中有相当部分为乌孙使者的记录，其中记录长罗侯常惠奉使前往乌孙迎聘礼路过悬泉置之开支账目，即《过长罗侯费用簿》，亦作为汉与乌孙交好之有力见证。关于该简年代、文字内容以及长罗侯出使乌孙等问题，张德芳、
王子今、
袁延胜
诸先生均已作细致研究，兹不赘述。
此外，据东汉荀济《论佛教表》言：“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
其指敦煌早期民族有塞种人的存在，另敦煌文书P.4638《阴处士碑》所记：“天成厥壤，运（允）姓曾居；地载流沙，陶唐所治。”
目前论者多认为塞种人亦曾居于敦煌地区，只是后来受月氏人所驱而移居西域，而余太山考证认为“乌孙”（a-siuən）一名可视作“允姓”的异译，亦不能排除允姓戎为乌孙的前身。
而今关于早期塞种人的迁徙路径已不可考，至秦汉时期，居于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主要为月氏人与乌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