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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用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人类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除了能够捕获猎物用以果腹外，还能够将猎捕到的活体动物圈养起来，以备捕不到野兽时食用。人们圈养的动物越来越多，动物的性情越来越温顺，野生动物的驯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逐渐转化成可以蓄养的家畜。先秦时代，畜牧业在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史前时期河西走廊的主人是那些从事畜牧业、农业或狩猎业的部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社会分工随之得到发展，再加上各地区氏族、部落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和文化面貌，及至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在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尤其是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人们的劳动所获，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生产物也有了剩余。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拿自己的劳动所得，特别是畜产品，如牛乳、乳制品、肉类、兽皮等与周边甚至远方诸地的农产品、装饰品进行交换，早期的物物交换活动也就应运而生。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有大麦籽粒及大量家畜骨骼，种类有牛、羊、骆驼、马等。骟马文化有骆驼与马的驯养。沙井文化时，大牲口的驯养更加普遍，如永昌蛤蟆墩墓葬即多有马头殉葬品出土。
如M15、M18都有马头骨出土，这种随葬马头骨的墓葬中，墓主人多为男性，随葬品很多，种类也很丰富，包括生产工具如弓弭、镞、铜刀等，还有数量不等的装饰品。永昌西岗墓地中还有马皮出土，如M125中出土马皮带残片。河西走廊古文化遗址中还发现很多与马有关的装饰品，如永昌西岗墓地M29、M74、M187、M329中出土4件三层伫马饰牌。饰牌面凸背凹，三层马中间一马与上下层马相反。
西岗墓地还出土了15件对马饰牌，饰牌为两马反向对卧，只表现两马的马头、颈部、前腿和前半身，后半身与另一马相连相对而不表现。马头低下，长颈分鬃。眼睛和嘴均采用凹弦纹和圆孔表现。面凸、背凹。桥形钮。出土时整齐地连缀在死者皮带上，并用朱砂染过。除了以上两种，还有对马饰牌等。这种铜马形饰，在柴湾岗墓地中也发现很多。有些刀鞘、匕首、镜皮囊上还印有马形图案。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正义”引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骆驼的驯养也已经比较普遍，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遗址中，都有骆驼头骨、蹄趾骨、牙齿等出土。
如永昌西岗墓地M69中发现驼牙2枚，M137也发现驼牙数枚。
驯养马、骆驼一类的大型食草动物，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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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遗物看，早在史前时代，河西地区就与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滨海地区和西亚、中亚等地都发生了经济联系。
河西走廊地处中国版图的内陆地区，因夹峙在高大山脉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南边的祁连山高耸入云，极难翻越；北边为陡峭连绵的山脉和广袤无垠的沙漠，走廊内部则相对平缓易行，分布着片片绿洲。走廊东端口连接的是关中平原和中原内地，那里的生业方式自古以来始终是以农业为主；西端口则通向西域，沙漠戈壁中分布着片片绿洲，尽管有少数绿洲有畜牧业发展，但总体上来说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周边农业经济与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为河西史前牧业社会与周边农耕社会物物交换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狭长的河西走廊对于沟通东西方的贸易而言是极其便捷的贸易通道，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史前时期河西走廊即与其他地区古文化已有初步交流或联系，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虽然这种交流范围有限、交流规模也很小，但足以体现出河西走廊及其牧业发展在古代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具有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且其自身的需要及用于运输的大牲畜（马、骆驼等）的驯养，都直接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
在河西走廊境内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以及沙井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的海贝、蚌壳出土。1976年，玉门火烧沟发掘一批四坝文化墓葬群，除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与金银器外，墓葬中还普遍出现绿松石、玛瑙珠、海贝和蚌饰。尤其是海贝，数量很多，有上百枚，有的墓葬还出土了长串的海贝。
尤有进者，有的海贝被置于死者口中或贮于陶器之内，显然已经被赋予了货币职能。
1986年，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在瓜州鹰窝树遗址墓葬中出土蚌饰3件、海贝2枚，并采集到蚌饰7件。
此外，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蚌牌23件、海贝10枚，
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贝饰4件、蚌饰15件，
永昌西岗墓地出土海贝80枚，柴湾岗墓地出土海贝27枚，
兰州土古台马厂文化类型遗址出土6枚海贝。
经鉴定，这些海贝、蚌壳均非河西走廊境内所产，大多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如民乐东灰山墓地的海贝产自辽宁、广东、台湾、海南，甚至还有产自遥远的西沙群岛。
这些海贝、蚌壳有的经穿孔用于佩戴，有的出土时置于陶器中，还有的出土时位于死者口中或手里，这说明人们对其非常珍视，或者这些贝、蚌已经有了充当货币的职能。在柴湾岗墓地中还发现有石贝、玉贝，这可能是因为海贝在贸易中流通不足，将石贝、玉贝作为辅助性货币，可见当时的经济贸易十分频繁。
除了海贝，玉也是一种重要的交换对象。玉在中原地区主要用于琢制礼器或装饰品，作为财富的象征，多为统治阶层和贵族所享用。中原的很多玉器原料源自新疆地区，如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755件玉器中就有不少是用新疆和田玉琢成的。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商墓出土150余件各类玉器及近千件小玉珠、玉管、小玉片等，玉料经初步鉴定，有大量新疆和田玉，此外还有蓝田洛翡玉、南阳密玉和独山玉等。
河西走廊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成为新疆玉石输往中原的必经之路。《管子》所谓“禺氏之玉”
的得名或许即与月氏参与新疆玉石的转运不无关系。2007年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在甘肃肃北马鬃山发现了径保尔玉矿遗址和寒窑子玉矿遗址，又在敦煌发现了旱峡玉矿遗址等。考古表明，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矿坑为露天开采，多为古代遗存，其上限应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后。依考古资料，肃北马鬃山和敦煌旱峡出产的透闪石玉属于广义的和田玉，有可能是夏商周三代及秦汉玉器制造原料主要来源之一。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遗址（龙山文化）出土玉器经检测玉料来自敦煌旱峡。推而论之，“禺氏之玉”也有可能得名于“敦煌、祁连间”之月氏对玉的直接生产而非单纯转运。
玉石类装饰品是河西走廊地区出土数量较多的装饰品之一，也是河西先民最喜爱的首饰，从河西走廊出土的先秦秦汉时期的绿松石、玛瑙、白石等都是河西先民喜爱的装饰品原料。人们运用打磨、钻孔等技术，将这些质地独特、纹饰精美的玉石原料制作成喜爱的形状佩戴，既丰富了生活，又促进了手工技术的进步。
史前时期的玉石收藏品在河西地区多有发现，如干骨崖遗址发现有玉斧2件、玉石权杖头1件。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四坝文化白玉凿，出土于玉门火烧沟遗址。玉质晶莹润洁，琢磨光滑，工艺极为精细，系用上等和田白玉制成，且无使用痕迹，
可能为一种礼器。火烧沟人用这种优质的新疆和田白玉制作礼器，说明当时这种玉石非常珍贵。火烧沟地处河西走廊西部，地理位置很便捷，易与西域地区诸部族交往，这件白玉凿即为最好的证明。尤有进者，张掖黑水国史前部落以尚玉、大量用玉而被后人称为“宝玉石部落”。
作为中国四大美玉之一的绿松石，也是河西先民常用的装饰品之一，大多用于颈部装饰，包括绿松石珠和绿松石佩，还有部分绿松石管，这些绿松石多与其他材质的装饰品组合出土。
四坝文化遗址中，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有绿松石管、珠等装饰品，与石珠、肉红石髓等串联在一起出土；玉门砂锅梁遗址也采集到绿松石珠2件、绿松石坠1件以及绿松石原料1件；
瓜州鹰窝树墓地86AY-M1中出土绿松石珠1件。
瓜州县博物馆藏原安西兔葫芦骟马文化遗址采集到的装饰品中也出现绿松石饰，如绿松石坠2件。
沙井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饰品中，出土绿松石佩的墓葬较多，仅永昌西岗墓地中就有22座墓葬中随葬绿松石佩，大部分绿松石佩均出土于墓主人耳部，如西岗墓地中的M24、M32、M79等。有些绿松石上还留有用于佩戴的细皮绳痕迹，还有的绿松石佩被作为项饰佩戴，如西岗墓地M309中的绿松石佩就是由数股单坯麻线穿成坠于死者颈部，推测应为项链。
玛瑙也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玉石种类，对于河西先民来说，这种稀少的玉石自然也是装饰品的重要原料，河西地区发掘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部分随葬玛瑙的现象。在永昌沙井文化墓地，考古工作者们分别在西岗M56、M218、M219，柴湾岗墓地M61等7座墓葬中发现玛瑙珠12枚。
其中西岗墓地M56中玛瑙珠呈红色，细筒状，外表光滑，中空，出土于墓主颈部，应为项饰。如前所言，沙井文化为月氏的遗存，《通典》卷一九二引《玄中记》云：“玛瑙出大月氏。”
可见，当时河西玛瑙贸易之兴盛，已引起世人瞩目。
河西史前墓葬中出土的海贝、蚌壳、玉石、玛瑙、绿松石等，原本都不产于河西，要么来自西域，要么来自东南沿海，都是经过间接交换而来的。这种物物交换过程反映了河西走廊的民族积累财富，扩大对外交流的意识增强。这对于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具有促进作用，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如前文所言，海贝、蚌壳的原产地并非河西走廊，而是出自我国东部、东南部沿海区域，从东南沿海经贵州、四川而入青海，又进入甘肃中部，并折而向西，进入河西走廊。
同时，经过河西走廊，还存在着一条由西向东延伸的玉石之路，这条道路由新疆和田而直达安阳。
蒂埃里·扎尔科内甚至认为传统的“丝绸之路”之谓名不副实，应该改称作“玉石之路”。
[14]
来自河西周边地区的玛瑙、绿松石等，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在东西方穿行的。西方文化东输与东方文化西进，两条传播道路交汇于河西，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诚如严文明所言：“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而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
四坝文化出土数件彩陶权杖头，
干骨崖第44号墓墓主手中所握权杖，杖头用玉石（或大理石）制成，工艺十分精良。
这种权杖头并不是黄河文明的创造。世界上最早的权杖出现于西亚和埃及，河西走廊的这些权杖头明显是受到西亚文明影响的结果。
[15]
近年新疆不少遗址都发现有此类遗物，更有助于强固这一认识。火烧沟墓地中出土的菱格纹人足形彩陶罐、人形彩陶罐、点纹鹰形壶、斜网格纹鱼体人足形埙，这些陶器都着力表现人的一双大足，而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夹沙靴形红陶罐同样如此，庶几表现出四坝人对于人类双脚的赞美。这些器物与土耳其凯赛里博物馆藏的两件公元前19世纪的彩陶靴形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火烧沟遗址出土三狼纽盖陶方鼎的造型设计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的鸟饰高足杯也很接近；羊头柄陶方杯上装饰的手印纹在时代相同的古波斯陶器上也能看到。对于生产工具，四坝文化出土的銎斧在鄂尔多斯文化和西亚文化中都有出现。此外，沙井文化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也能够表现出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武器包括无柄铜刀、孔首刀和环首刀，这些铜刀形制与鄂尔多斯文化中的铜刀有相似之处。
铜质装饰品是沙井文化遗址中出土较多的遗物，包括各式铜牌饰、铜泡、铜带扣及铜镜等。永登榆树沟沙井文化墓地出土34件卧犬纹铜牌以透雕技法铸造而成，这些想象的蜷曲动物的风格与塔加尔文化早期和阿尔泰早期出现的蜷曲动物纹造型存在着很大的共性，似乎能够看到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永昌西岗、柴湾岗墓地中出土的大量铜牌饰，其风格与亚欧草原东部的巴泽雷克文化、塔加尔文化、乌尤克文化、石板墓文化等文化中的牌饰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沙井文化中出土的带柄铜镜，从其特征上看，显然不属于中国中原文化带纽铜镜的范畴，而是属于西方带柄铜镜系统。
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甚至通过河西走廊而渗透到中原地区，如安阳小屯发现的弓形器，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年代较早者属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之物，而且器形相当成熟。但在殷墟文化一期或更早的遗迹中却不见弓形器，因此，不能排除弓形器在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以成熟形制传入黄河流域的可能。
罗越（Max Loehr）认为安阳殷墟出土的北方风格青铜器，尤其是写实的动物造型，是来自西北方向的，应受到动物母题传统早已存在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殷墟发现的弓形器和兽形装饰，也来自中亚的卡拉苏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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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由欧亚草原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
不惟铜镜的造型特点与艺术风格，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铜器，其冶炼技术的形成也有可能与西方的影响息息相关。四坝文化中的铜刀、铜斧、铜镜、铜耳环等，和哈密天山北麓文化所见特征颇具一致性。
究其来源，应在西亚、中亚地区。比如泡、扣、镜、耳环等，早在公元前四五千纪就已经出现在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Ⅰ-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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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流行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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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以观，上述因素在四坝文化中的出现，应源于西亚、中亚、欧亚草原文化的东渐，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影响的结果。
外域文化对于河西走廊畜牧文化的影响也很普遍，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河西走廊史前畜牧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亚欧草原民族的风格。比如装饰品，四坝文化中出土了为数较多的铜耳环，其中火烧沟墓地出土了一些喇叭口形耳环，这种形制的耳环与新疆塔什库尔干下坂地AⅡ号墓地中的耳饰有着惊人的相似。据考证，这种耳饰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经新疆传播到河西走廊，并再次影响到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中的装饰品。 [19]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从欧亚草原的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到新疆古墓沟，再到河西走廊四坝、齐家，再到蒙古高原朱开沟、夏家店乃至河南二里头，这些文化遗址就像一组自成体系的驿站，把东西方青铜文化联系起来，构成一条绵延不绝的青铜之路。
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是远东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这里居民结构复杂，部族种族众多，即使是简单的经济贸易也会影响这里的文化面貌，因而这里的畜牧文化受外域文化的影响很大，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上述这些例证足见外域文化对河西畜牧文化的影响，说明河西走廊作为中外交流通道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张骞“凿空”之前，河西走廊就已经有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丝绸之路的孕育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河西从事畜牧业的先民，以地理之便，在史前时期即已成为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
[1] J.G.Andersson，“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5，Stockholm，1943，pp.197-200.
[2] J.G.Andersson，“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5，Stockholm，1943，pp.197-200.
[3] J.G.Andersson，“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5，Stockholm，1943，pp.197-200；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第9页；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1页。
[4] J.G.Ander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ser.A，Peking 1925，pp.10，18；〔瑞典〕安特生：《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乐森璕译，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25，第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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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I.Sarianidi，“The Treasure of Golden Mountain，” Archaeology Vol.33，no.3，1980，p.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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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stvan Erdélyi-C.Dorjsüren-D.Navan，“Results of the Mongol-Hungar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s 1961-1964（a comprehensive report），”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3-4（1967），pp.334-370；R.E.van der Veen， Ancient Grave Looting Reinterpreted.Reopened Xiongnu Tombs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2nd century AD in Mongolia and Russia ，Leiden：Faculty of Archaeology of University of Leiden，2013，pp.24-26；〔苏〕С.И.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孙危译，马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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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i Shuicheng，The Mace-head：“An Important Evidence of the Early Interac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s，” Commemoration of Completion of the Hyrayama Silk Roads Fellowships Programme UNESC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ilk Roads ，2002，pp.157-16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第367页。
[16] Max Loehr，“Tools and Weapons from Anyang and Siberian Ana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53，no.2，1949，pp.1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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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ianjun 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Oxford：Archaeopress，2000，pp.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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