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为月氏、乌孙遗存说

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都属于牧业文化，其文化层堆积广布河西诸地，只是目前经过正式发掘者为数不多，现已得到发掘的那些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如沙井文化永昌三角城遗址，在其西北角处发现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10～220厘米，堆积层内含的炭粒、草木灰、陶片、弹丸、兽骨等遗物异常丰富。 民勤柳湖墩遗址，也是沙井文化之重要遗址，多被流沙覆盖，遗址文化层厚达4米左右，内涵非常丰富，有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兽骨等遗物。 骟马文化各遗址中也有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包含有丰富的畜牧业文化遗物。

沙井文化的面貌显示斯时的社会生活是以定居畜牧业为主的，有大面积聚落遗址，诚如沙井文化的发现者安特生（J.G.Andersson）所言：

沙井遗址，皆在平地，住处周围，常有土墙遗迹……古址之中，葬地住处均有发见。后者四侧围以土壁，盖地势平坦之中自当藉此以为屏障也。此等古址中之各种器物，颇相类似，故确可视为一期所出。 ^[4]

此外，这种聚落遗址在永昌三角城、柴湾岗、民勤柳湖墩、黄蒿井等地都有发现。永昌三角城中的高大的城墙系利用天然地势用黄土垒筑而成，现存高度达4米，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城内经发掘的房址有4座，呈圆形，室内有灶坑和火墙。根据房址F4的基址进行复原，发现其形状犹如蒙古包。城内还发现14个窑穴。 柴湾岗遗址中也发现有房屋遗迹，呈椭圆形，面积有40余平方米，室内有火塘和储物的窑穴。 三角城和柴湾岗遗址中的房屋周围均发现有构筑散水，可见当时建筑水平很高，沙井先民十分注重居址的建设，说明沙井先民长期过着定居的牧业生活。

以沙井文化与河西月氏相比较，其生业形态有同有异。史载河西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 相同处在于二者都以畜牧业为主，不同在于前者为住牧，后者为“游牧”（注意：这里的“游牧”实为畜牧业的概指，详后）。

早在汉代以前，月氏即生活于河西东部，已如前述。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击败月氏，大致在公元前172年至前166年间， ^[5] 月氏主要部落西迁，到达塔里木盆地，由于无法找到适宜的牧场，他们经由吐鲁番而北上，抵达准噶尔盆地，击败原居住于那里的塞人部落，占据伊犁河流域及楚河流域。匈奴军臣单于在位（前161～前129）时，支持乌孙西击月氏，月氏遂放弃伊犁河流域及楚河流域而再度西迁，至于中亚阿姆河流域，占据大夏地区。 为区别起见，史称西迁中亚者为大月氏，而将留居敦煌南山的月氏残部称作小月氏。

月氏在伊犁河、楚河流域活动时间不长，不超过半个世纪，其生业方式虽史书未载，但那里自古以来就是牧区，后来乌孙逐走月氏而居之，照样从事畜牧业，至今相沿不改，推而论之，是时月氏的生业方式自当是畜牧业。 及至月氏再度西迁，抵达中亚阿姆河流域后，才开始转变为农耕生活，史载：“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安息帝国以农为本，月氏与之同，说明大月氏人在大夏地区总体上以务农为主，此可由张骞的记载得到印证。据张骞言，他西使抵达大夏故地时，见大月氏人“地肥饶，少寇，志安乐”。

由上可见，大月氏西迁伊犁河及楚河流域后，仍如同在河西沙井文化显示的那样，过着定居的畜牧业生活，后来再度西迁至中亚后才改为定居的农业，生业方式有变，但定居则是一以贯之的。

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由苏联与阿富汗考古工作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古代大夏境内，即今阿富汗北部西伯尔汗（Siberghan）的黄金之丘（Tilly-Tepe）遗址发现了一处贵族墓地，排列着6座充满黄金的古墓，从中出土的金质艺术品多达20000余件，此外还有大批古代罗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汉艺术品，被确认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物。 ^[6] 而这个世纪正是大月氏攻灭大夏之后，尚未建立贵霜帝国之前的这段时间。 ^[7] 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发现的服饰证明，居于大夏地区的大月氏尽管受当地条件所限，多数人已放弃畜牧而改事农耕，但牧业文化气息仍然非常浓郁，这种农牧业文化共存的现象可以通过黄金之丘贵族墓葬墓主人的着装看得出来，如1号墓、3号墓、5号墓、6号墓女主人皆着裙，2号墓女主人着马甲式上装（图1-5），4号墓男主人着裤（图1-6）。

资料来源：Fredrik Hirbert & Pierre Crie Kdjr（eds.）， Afghanistan.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Kabul ，Washington：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2007，pp.241，265.

资料来源：Fredrik Hirbert & Pierre Crie Kdjr（eds.）， Afghanistan.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Kabul ，Washington：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2007，pp.241，265.

尤有进者，2011年在蒙古国东北部诺因乌拉（Noyon uul）匈奴墓葬中出土了6件来自大夏（Bactria）的丝织物残片。其中4件出自巴罗（Barrow）31号墓，另2件分别出自巴罗6号墓和24号墓。其中，第一、二件描绘的为集体祭祀仪式，有人像13身（图1-7、图1-8），第三件为战争场景，有人像4身（图1-9），全部着裤。有的身着红色长袖衣服，配以红鞋子、白裤子和白腰带，有的则身着白色长袖衣服和鞋子，而裤子和腰带却是红色的。

资料来源：Sergey A.Yatsenko，“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Mongolia，” The Silk Road 10，2012，pp.39-48.

众所周知，裤子和马甲皆为游牧民族为适应骑马生活而发明的服装，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开始传入中原。 ^[8] 这些发现说明，中亚时代的大月氏虽以农为本，但同时兼营畜牧，过着定居的生活。伊犁河流域及楚河流域大月氏的生活方式与沙井文化所见可以说完全相同，后来才有所改变，庶几可谓是对河西时代定居畜牧生活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考古学文化表明，沙井文化与此前河西存在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等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毫无继承关系。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彩陶，但在陶质、制法、纹饰以及器形上都和甘肃仰韶文化和辛店文化不同，同时还有丰富的铜器并存”。 以其在河西的突兀出现，学界推定其不是一种土著文化，而是外来的。河西地区最早的沙井文化遗存最早追溯到春秋早期，有意思的是，考古发现证明，这一文化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青铜文化存在着联系，尤其与凉城县毛庆沟、崞县窑子之“狄人”文化关系密切。 如果此说不误，则可推定，沙井文化当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先狄文化。

沙井文化的北来，与月氏早期由北向南迁徙的方向颇为一致。关于月氏的来源，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月氏的发祥地在甘肃河西地区，“俱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和乌孙都是河西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 惜此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不足凭信。另一种意见认为月氏、乌孙的故地都不在河西，都是由外地迁过来的。清人何秋涛《王会解笺释》即认为月氏乃《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氏”。王国维采其说，认为“周末月氏故居盖在中国之北”。 戴春阳在前说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指出月氏即古文献所见的“禺氏”“禺知”的音转，大致应于两周之际由鄂尔多斯迁徙到甘肃河西地区。 月氏来自中国北方，其情状与沙井文化的兴亡何其似也。

秦汉之际，月氏西徙，沙井文化随之播迁中亚，不复见于河西。鉴于沙井文化失却直接继承者，戛然中断这一情况，李水城经过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应与匈奴的崛起有关。 这一结论与月氏被匈奴逐出河西的史实完全合拍，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沙井文化与月氏之内在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月氏在河西活动的区域与沙井文化重合，二者之居住方式与生业方式完全一致。尤有进者，二者同为外来文化，又同为匈奴所灭。诸多因素的默契，殊不能用偶然巧合来解释，使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井文化非月氏遗存莫属。

与沙井文化相较，骟马文化遗存发现较少，经过发掘者更少，或许可视作月氏强于乌孙的一个旁证。近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清泉火烧沟南侧的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种类有羊、牛、骆驼、马等，说明当时已经在驯养马、骆驼之类大型食草动物，足证其畜牧业的发达。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麦籽粒，说明该文化尚保留部分农业经济成分。就总体言，生业形态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这里还发现了固定的村落，还有使用陶鬲的现象。 说明骟马文化是定居的。骟马文化之陶鬲与沙井文化的同类器比较接近，二者之间在文化上有存在互动关系的可能性。

史载，乌孙与月氏、匈奴一样，“随畜逐水草”，而且“不田作种树”， 说明乌孙不经营农业种植。这是古代史料对乌孙迁居伊犁河流域后早期生业方式的高度概括，这一记载在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墓中，出土有大量的马、羊、犬等动物骨头，牧业社会特色相当明显。 吐鲁番阿拉沟河口西岸发掘的乌孙墓地都伴有相对丰富的随葬品，同样具有非常浓重的牧业文化特色。 ^[9] 但不能由此而否认乌孙相对定居与农耕生活存在的可能。看来乌孙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点，文献中提到的乌孙治所赤谷城，就是存在定居的直接证据。在新疆天山到伊犁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分布着规模巨大的乌孙墓葬群，其大量集中的地点往往是天山山口的河流附近的山前草原，或其他一些水草俱佳的小谷地内。墓群成行排列，巨型土冢远远可见，蔚为壮观。这些地点，应该也是乌孙人生活居住的中心。 在中亚地区，也有众多乌孙墓葬发现，如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地区的别尔卡拉大墓地有墓葬数百，而且墓式多样。1938～1940年，以伯恩施坦（A.N.Bernstam）为首的苏联考古队在楚河和伊犁河流域进行发掘，仅在伊犁河地区的朱湾突坡墓地发现的古墓就有近千座，其中有不少即属于乌孙墓。 这些墓葬群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到公元3世纪，历600年，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当为乌孙定居而非完全游牧的力证。在昭苏县发掘的乌孙墓中，曾出土铁铧一件，重三公斤，舌形，与敦煌发现的西汉铜铧的形制大小几乎完全一样。有可能是从内地传入的，也有可能系乌孙所造。 此外，在苏联有关乌孙的考古资料中，也可看到有关农业经营的直接资料，如乌孙墓出土有烧焦的谷物、有数量众多且制作粗糙的陶器，还有作物与粮食加工工具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这些都说明，如同河西骟马文化一样，乌孙最重要的是畜牧业，虽有农业的经营，但仅具有辅助作用。 从考古学文化材料可以看出，乌孙社会经济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早期阶段主要从事畜牧业，既有游牧也有住牧，即使住牧不占主导成分，最起码应当有相当的分量。自公元1世纪始，乌孙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由牧业为主变为农牧并重。

骟马文化主要分布于酒泉、敦煌、玉门、瓜州、张掖等地，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玉门骟马、古董滩、火烧沟、酒泉赵家水磨、瓜州兔葫芦、敦煌古董滩、马圈湾、西土沟、肃北马鬃山等，而乌孙活动的区域恰在酒泉、敦煌间，鉴于骟马文化与乌孙分布地域的重合，加上骟马文化所反映出的社会状况与乌孙社会面貌十分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骟马文化当为乌孙的遗存。 以之与前述月氏的情况相比照，可以认为这种推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骟马文化与四坝文化的分布面重合，但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丝毫的瓜葛。 说明乌孙也有可能是外来的，与月氏颇类。 fycNdymx6WcA5+5OS3YRDT3VkApYqq3L8CG3yNSb44Xmg9gy6P91TD/7jdE3Tq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