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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畜牧业，在大多数人眼中，其经营者一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终年居无定所，就像古代叱咤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突厥、蒙古那样。其实，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形态和生活习惯。河西走廊地形狭长，两侧为高耸的山脉，受内部山地隆起影响，走廊境内地貌复杂，独特的地形地貌制约着河西先民对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大量的考古学资料证明，河西走廊早期畜牧业是以定居形式存在的。惜学界大多泥于成说，未做深究，习惯性地把这种定居的早期畜牧业冠以“游牧”之名，如，有学者言：“以游牧为主要形式经营畜牧业的方式早在距今4000年的马厂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也有学者虽认识到河西史前畜牧业先民是定居的，但仍冠以“游牧部族”之名，认为：“事实上游牧民族也过着定居生活，并在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冶金、制陶、制革、纺织等手工业。”
还有的言：“三角城遗址的发现证明，游牧民族实际上存在着相对定居点。”
这些说法既将河西的这些先民冠名为“游牧民族”，又言其过着定居的生活，混淆了游牧与住牧的区别，显然是说不通的。
当然，这里所言“定居”“住牧”，都只是从大体上相对而言的，并不能由此而否认游牧生业方式与之同时存在的可能。河西史前畜牧业，有可能存在“大定居，小游牧”的情况，具体而言，就如同今天河西有些牧民那样，设一定居点为大本营，作为安置老幼生存之所和冬季人畜的安居地，定居点附近草场夏秋时节妥加保护，以资冬用。夏秋季节，部分青壮年赶着牲畜，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逐水草而游牧，冬季回归定居点和家人团聚。河西史前畜牧业，如果真有游牧存在，就应该是这种情况，否则无法与地下出土考古材料相契合。河西考古学文化所见畜牧业具有明显的住牧特点，看不出游牧的征候。深厚的文化层堆积，以及先民们设计建造的建筑遗迹，也都表明他们曾经从事着定居的畜牧业。
史前时期的河西走廊存在有大量含牧业文化的聚落。就四坝文化而言，囿于大多资料尚未公刊，聚落形态不得而知，但在民乐东灰山遗址的中部偏东处发现有一段夯土墙，长约520厘米。
另外在该遗址中还采集到一块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约10厘米的日晒砖（土坯），
推测当时可能存在土坯建筑。酒泉干骨崖遗址是四坝文化遗址中经正式发掘的遗址之一，在干骨崖遗址中，发现了用砾石垒砌的房院墙残迹，且在灰层下面发现了柱洞的遗迹，
可见当时有用砾石构造的建筑。2003年、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酒泉西河滩发掘的大面积早期四坝文化遗址中就有房屋基址53座，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房屋内部及四周还有柱洞，房屋内有羊、猪、牛等家畜的骨骼，以羊骨最多。另外，西河滩遗址中还发现有7座结构略显简陋的陶窑，窑内陶器与四坝文化其他遗址中的陶器风格基本一致，故应为四坝文化遗迹。难能可贵的是，酒泉西河滩遗址中还发现了畜圈遗存。遗址居住区附近，有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牛、羊蹄印，周围有数量较多的柱洞，是当时圈养牲畜的畜圈遗存。
遗址中出土大量家畜骨骼，说明肉类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食物来源。张掖西城驿（黑水国）遗址以两座古城和极多的汉晋古墓而著称于世，实际上，其中的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也不少，这里先后出土有大量史前文物。西城驿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其栽培的作物主要有粟、黍、大麦、小麦等，饲养有羊、猪、黄牛、狗等，呈现出混合型的生业形态。
四坝文化建筑遗迹中，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之分，所使用的材料有日晒砖（土坯）、黄土、砾石等，可见当时建筑方式和建筑材料已趋向于多样化。四坝先民致力于房屋、居址建设，前提条件就是要在某个相对固定的位置长期居住，是故，可推测四坝文化人群过的是一种定居生活。
沙井文化的面貌显示斯时的社会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有大面积聚落遗址，如永昌三角城、柴湾岗、民勤柳湖墩、黄蒿井等。永昌三角城中的高大的城墙系利用天然地势用黄土垒筑而成，现存高度达4米，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城内经发掘的房址有4座，呈圆形，室内有灶坑和火墙。根据房址F4的基址进行复原，发现其形状犹如蒙古包。城内还发现14个窑穴。
柴湾岗遗址中也发现有房屋遗迹，呈椭圆形，面积有40余平方米，室内有火塘和储物的窑穴。
三角城和柴湾岗遗址中的房屋周围均发现有构筑散水，可见当时建筑水平很高。沙井先民十分注重居址的建设，说明沙井先民长期过着定居生活。民勤柳湖墩遗址发现有四周建有环形土墙的居地，直径40～50米；黄蒿井遗址也有用泥土垒筑围墙的圆形住址，直径约38米。
这些残留的建筑遗迹在现代看来似乎十分简陋，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讲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河西走廊地区发现的这些整齐有序排列的房屋遗迹、高大坚固的城墙、大面积的牲畜圈栏，再加上大量的动物蹄印、骨骼都充分反映了河西先民长期定居的畜牧业生活状态，也反映出河西先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创造牧业文明的历史的过程，这在整个中国牧业文明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河西走廊与牧业有关的遗存，多见于墓葬。墓地基本上位于聚落附近。据不完全统计，四坝文化遗址发掘、清理的墓葬有666座，其中火烧沟遗址发掘墓葬312座，东灰山遗址发掘墓葬249座，干骨崖遗址发掘墓葬107座；沙井文化遗址发掘、清理墓葬629座，其中永昌西岗墓地发掘墓葬452座，柴湾岗墓地发掘墓葬113座，柳湖墩遗址发掘墓葬44座，蛤蟆墩遗址发掘墓葬20座。这些墓葬大都排列有序，数量很大，延续时间很久，这显示出了河西先民稳定的生活状态，即他们曾过着定居的生活。
这些大面积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一部分反映出河西先民的定居生活，如大量陶器、铜器、金银器等，也说明河西先民存在一定的手工业。一部分墓葬中存在大量殉牲的现象，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很发达。
如上所言，河西牧业文明最有典型意义的为四坝文化，其遗址大致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这些地区地形地貌比较特殊，沿山地带，黄土堆积面积不大，可供耕种的土地不多，大部分区域更适宜畜牧业的发展。当地如此深厚的文化层堆积遗址，足证四坝先民曾长时间在这一带活动，因为只有长期在某一个固定区域内进行生产生活，才有可能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这种文化层堆积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区域是很难看到的。虑及河西地区的地理条件与自然环境，可以认为，史前河西经济当与今新疆地区的绿洲经济有些相仿，最适宜的畜养方式应是住牧而非游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