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前河西先民生业方式及其由农向牧的转化

河西走廊地处内陆，为一独立的地理单元，独特的气候环境，狭长的地形，加上来自祁连山的丰沛水源，使得这条走廊孕育了发达的农牧业，“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 是众多古代先民理想的栖居地。早在西汉张骞“凿空”之前，河西地区就已经成为贯通东西方的交通孔道，而且社会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考古学资料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河西地区史前遗址星罗棋布，大致来说，主要包括马家窑文化（前3100～前2700）、半山文化（前2600～前2300）、马厂文化（前2200～前2000）、齐家文化（前2050～前1955）、四坝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50～前1550）、骟马文化（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沙井文化（前700～前500）等。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用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人类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除了能够捕获猎物用以果腹外，还能够将猎捕到的活体动物圈养起来，以备捕不到野兽时食用。当人们圈养的动物越来越多，动物的性情越来越温顺，野生动物的驯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逐渐转化成可以蓄养的家畜。人们采取饲养、放牧等方法繁殖动物，以实现食用、役使的目的，这就是最初的畜牧业。通常而言，畜牧业也常被称为“动物饲养业”。畜牧业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早，据考古资料，河姆渡遗址中已出现畜圈。 先秦时代，畜牧业在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河西史前经济形态表现出复杂的特点，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人们会随之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考古资料表明，马家窑文化是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古文化（前3100～前2700），主要分布在武威、酒泉地区，而且遗址点分布稀疏，仅在个别地点发现零星的遗物。 在马家窑文化之前河西是否有人类居住仍未可知。河西史前遗址较早期者显示出的生业方式一般以农业为主，以马家窑文化为典型。马家窑文化的生业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兼营饲养业。 马家窑以后则体现为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此可以马厂文化为代表。至齐家文化以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四坝文化可为其代表。这与俞伟超对西北史前生业方式转变的论断是一致的。俞先生认为，中国西北地区自大地湾至齐家文化的遗存，经济主体为锄耕农业，同时包含着程度不同的狩猎、渔捞和畜牧的经济成分。后来转变为以牧为主，兼营农业。

与之相类的情况又见于欧亚草原。学者们对欧亚草原畜牧业发展史的研究证实，放牧养畜业是由农业发展而来的，“它是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开始，这一分工在中亚地区出现的日期是在塞人时代”。放牧养畜业同时又是“向游牧养畜业过渡的不可避免的阶段”。 游牧养畜业作为主要生业方式在欧亚草原的出现，大致在公元前9世纪，这种生业方式“不仅比渔猎经济晚得多，而且也比原始农业和原始的定居的养畜业较晚”。

透过四坝文化至沙井文化这段时间之内的文物资料可以发现，河西走廊地区畜牧文化的个性特点非常鲜明。

四坝文化广泛分布于山丹以西至新疆东部，内涵丰富，是河西走廊地区独具特色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50～前155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目前已经发掘的四坝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酒泉地区，包括玉门火烧沟遗址、砂锅梁遗址、酒泉干骨崖遗址、西河滩遗址及下河清遗址、瓜州鹰窝树遗址，此外还有山丹四坝滩遗址，民乐东灰山遗址、西灰山遗址等。其中，民乐东灰山遗址是一处灰沙土累积形成的长椭圆形土丘，文化层堆积厚度在150～200厘米，最厚处在沙土丘顶部，可超过200厘米。 文化层内含有陶片、兽骨、炭渣等遗物（图1-1）；西灰山遗址位于民乐东灰山遗址附近，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为一个直径300～400米的圜状土丘，平均厚度在150厘米左右，堆积文化层中包含陶片、兽骨、石器以及个别小件铜器； 山丹四坝滩遗址的范围较广，由于受到农耕等活动影响，灰土暴露在地表，据考古工作者试掘之发现推测，这里的文化层堆积至少有50厘米。 地上散落的陶片很多，部分可以复原成完整器。

诸如此类的文化层堆积在此后的骟马文化（分布于张掖、酒泉、敦煌、玉门、瓜州等地） 和沙井文化遗址（分布于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 ^[1] 中也有发现。河西地区史前遗址目前经过正式发掘者为数不多，现已发掘的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如沙井文化永昌三角城遗址，在其西北角处发现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10～220厘米，堆积层内含的炭粒、草木灰、陶片、弹丸、兽骨等遗物异常丰富。 民勤柳湖墩遗址，也是沙井文化之重要遗址，多被流沙覆盖，遗址文化层厚达4米左右，内涵非常丰富，有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兽骨等遗物。 骟马文化各遗址中也有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包含有丰富畜牧业文化遗物。

河西史前考古学文化在东西部略有差异，主要体现在齐家文化之后，东部的考古序列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西部序列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

河西走廊与畜牧业有关的史前遗址主要包括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以及沙井文化。探讨河西走廊畜牧文化的个性特点，需将这几种与畜牧有关的文化视为一体，再与其他相关文化进行比较。

河西走廊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多变，不同区域间的资源条件差异甚大。例如民乐东灰山遗址相较于四坝文化的其他遗址而言，其地理环境适于发展种植业，同时存在家畜饲养业。尤有进者，在四坝文化彩陶中可见到不少绘有鹿、麝、羚羊等动物的纹饰，说明当时狩猎业是重要的经济补充。大量的细石器如石镞、弓弭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在骟马文化、沙井文化中也存在种植业、畜牧业和狩猎业兼营的现象，究其原因，当与两种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四坝文化之前，河西走廊分布着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从年代上看，四坝文化的绝对年代要晚于马厂文化，而骟马文化晚于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相对来说属于最晚者。西城驿文化蔓延时间更长，大体分为三大期：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二期文化遗存较为复杂，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三期为四坝文化早段遗存。 其中，马厂文化对四坝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马厂文化之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本的，但已经开始由农业向牧业过渡，至齐家文化，牧业成分已占据主导地位，但此后原始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河西走廊地区的经济形态在马厂文化以后便由原始锄耕农业转化为畜牧业，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强烈变化，即新冰期气候的出现以及人口的膨胀和压力的增大导致了生业方式的转化。 不管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可以肯定的是河西史前生业形式由农向牧的转化，大致始自马厂文化与齐家文化时期。但直到四坝文化，尽管畜牧业已占据主导地位，但种植业仍然是比较发达的，再延及骟马文化、沙井文化，种植业比重更小，但仍占一定比例，应是受其前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上述诸文化具有相对延续的关系，相互之间有所影响，如四坝文化主体是河西地区的马厂文化经“过渡类型”遗存发展而来的。马厂文化虽延续了西北旱地农业的传统，但遗址中出土的推测为与奶制品制作和使用有关的器皿说明马厂文化畜牧业的存在与发展，饲养的动物主要是猪羊和牛，而遗址中细石器的发现比较普遍，暗示了变迁时期各种生业方式的共存。

有一点儿值得注意，河西发现的晚期陶器多数有器耳，如四坝文化中出土大批单耳罐、双耳罐、四耳罐、双耳壶、三耳壶、四耳壶，有些盆也带有单耳和双耳，还有部分双腹耳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单耳罐和双耳罐， 沙井文化陶器中双耳罐和双耳壶数量最多，占到了沙井文化陶器总量的50%以上。 此外，杯也是沙井文化中常见的器物，特征很突出，分单耳和双耳两种，这种陶杯以敛口者居多。在以牧业为主的地区，动物奶及奶制品在草原民族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高比重，而这种陶杯很适合盛装液态食品，适宜于牧业生活。

四坝文化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在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有存放粟米的陶瓮，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发现有多种作物籽粒，可见种植业很普及。但此时四坝文化中已经有了包括羊、牛、马、驴、狗、猪在内的家畜，其中羊和牛为主要饲养家畜。在玉门火烧沟遗址现已发掘清理出的312座古墓中，出土物有彩陶、石器、金银器、铜器，其中金银器与铜器并存的现象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鲜见。火烧沟墓葬中还发现了各类兽骨，如狗、猪、牛、马、羊等，其中羊骨数量最多。 四坝文化还存在狩猎业，主要狩猎鹿、兔、羚羊等野兽。与马厂文化相比，四坝文化细石器比重有所增加，细石器的使用也更加普遍，但石器制作普遍粗糙，显示了生产方式的粗放。

四坝文化之后，在其故土又兴起了与之没有多少直接继承关系的骟马文化。据考，这种文化为乌孙的遗存， 是一种外来文化，后来又随着乌孙的西迁而在河西地区消亡。骟马文化时期，河西走廊的畜牧业比重进一步增加，这表现在骟马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作物种类减少，家畜种类主要是羊、牛，还出现了骆驼和马这种大型食草动物，但不见猪骨。猪的饲养要以农业的发展为依托，骟马文化中猪的饲养减少，这说明其种植业比重在下降，畜牧业得到强化。

与骟马文化同时或稍后兴起于河西的是沙井文化，应为月氏的遗存。 沙井文化的经济形态更多地倾向于畜牧业，已发展到稳定的状态，饲养动物种类繁多，规模也很大。沙井文化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很少，而用于畜牧的铜刀、箭镞却占有很大比例，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皮革制品，尤其是草原气息浓厚的青铜器物，如鹰头饰、鹿形饰、犬纹牌饰、涡轮形饰等， 都彰显出北方牧业文化的色彩。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史前河西地区的生业方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具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特点，即畜牧业是与农业、狩猎业甚至是渔猎业同时存在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面貌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而不断展示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作物籽粒、动物骨骼、细石器或渔猎用具。这种多元经济的并存，究其原因，首先与当时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不待言，其次就是其他文化影响的结果。河西考古文化时期，随着牧业经济的发展，畜牧产品食用有余，可用来换取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农产品、日用品和装饰品等，而大型家畜马、骆驼的驯养，又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河西先民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逐步展开。 zhC8baTZhSlHv4eaRdIxkj4YCtzN0WAHltqsT5IT6cj3csAsPSkfhMqamVfNdV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