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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期间被称为希腊历史的“古典时代”，民主制的雅典以自己迷人的形象把“古典”这一美名赋予了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雅典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无处不在的完美建筑把它装点得光彩夺目，它在戏剧、雄辩术、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均大有建树，这一切成就了它无比卓越的文化地位。虽然所有希腊城邦都建基于包罗万象的公民思想之上，但民主体制本身出现得较晚。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推翻了最后一任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毫无悬念地在雅典精英中引发了夺权之战。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是卷入纷争的贵族之一，他争取到了广泛支持，因而胜出。此后，他彻底改组雅典社会，把由全体成年男性自由民构成的雅典公民划分成10个氏族和139个“德谟”（demes）或社区单位，每一单位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一个为防止这个或那个集团专权而设计的民主制度，它相应地代表了每一社区的利益。克里斯提尼从每一氏族抽出五十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负责为城邦政策和法律制定议程。到公元前501年，雅典民主体制已形成自身的标志性特征：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会向全体公民开放，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司法裁判也由人民决定，出庭的陪审团成员多达一千五百人。 [1]
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的世纪。在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的领导下，标志性的雅典娜贞女庙，即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经过平等争议、平等献计献策，在公元前438年落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像（即沿建筑外墙分布的浮雕）也完成于稍晚的公元前432年，作者是当时最负盛名的雕塑家菲狄亚斯（Pheidias）。他还用黄金和象牙打造了一尊巨大的雅典娜女神塑像。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雅典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才子贤哲，如哲学家和诡辩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以及其他方面的学者。雅典自公元前6世纪僭主时期就已举办过戏剧节，但是只有到民主政治时期，这些活动才走向鼎盛，出现了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还出现了著名的喜剧作家克拉提诺斯（Cratinus）、欧波利斯（Eupoli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给这场文化革命提供资金支持的雅典城邦实际上已像个帝国，它的财富来自从其他希腊城邦，特别是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各城邦索取的供奉。提洛岛（Doles）是整个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轴心，以该岛名称命名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立于波斯人两次入侵希腊之后。波斯军队第一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492～前490年，由国王大流士一世（Great King Darius Ⅰ）率领；第二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由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一世率领。雅典在抗击波斯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Marathon）战役、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Salamis）海战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Plataea）之战这三次著名战役中，雅典的作用尤其显著。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波斯入侵，在现实中，虽然还远未达到所有希腊城邦共同抵御外敌的程度，但是经过雅典人自私视角的过滤、加工，演变成希腊人共同神话的一部分。波斯人的战败就像后来历史上的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约克镇（Yorktown）战役或是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役那样，很快成为民间故事题材。马拉松和温泉关（Thermopylae，即德摩比利）之名至今不绝于耳，并且依然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它们能唤起这样的联想：一群英勇、卓绝的自由战士，正击退波斯暴政统治下的无数军人。如今，掩藏在动人神话故事背后的历史事实几乎无人触及，比如，我们并不知道波斯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就连希罗多德创作的《历史》这部被视为我们手中最完整，或许也是最准确的史料，其字里行间依然不免流露出胜利一方的优越感。 [2]
战后双方仍不时地爆发一些无谓的摩擦。从战争结束到公元前450年前后，雅典人开始以希腊各邦最大的保护者自居，带领希腊人抵抗蛮族威胁，并加强在东爱琴海地区的海上优势。提洛同盟在原则上应是为防御波斯人再次入侵而建立的防护体系，实际上却成为勒索工具，入盟成员必须缴纳巨额盟捐。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迁至雅典，这明确标志着从此以后雅典在同盟中拥有真正优先的权力。帕特农神庙最终被指定为金库所在地，其实建造神殿的真正目的正在于此，也就是说，它不是，或不单纯是一座普通的神殿。 [3]
战争对希腊历史影响极大，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公元前5世纪最后一场重大冲突。公元前431年，貌似对雅典扩张感到不满的斯巴达人（Spartan）向雅典宣战，并开始蹂躏雅典所在的阿提卡（Attica）地区。伯里克利采取的战略是避免与恐怖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直接交锋，转而依靠自己的舰船。然而，斯巴达把居民围在城中，引发了可怕的瘟疫，人口大批死亡，伯里克利本人也去世。此后，更强势的雅典将军们把战事推进到斯巴达境内，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元前421年，双方暂时休战。公元前415年雅典攻占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Syracuse），当地居民与斯巴达人族群相连，于是远征西西里的行动彻底成为一场灾难，雅典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后，斯巴达人重新开战，在阿提卡筑起防御工事，如此一来，能否把粮食运进城里便成为关乎民心向背的关键因素。最终，雅典只得在公元前404年投降。斯巴达人坚持要废除雅典的民主体制，随后，一个短命的军人政府成立，史称“三十僭主”，许多人在这一时期遭到屠杀。三十僭主被推翻后，雅典再次恢复民主制度。公元前336年，马其顿（Macedon）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胜底比斯和雅典联军，喀罗尼亚战役标志着雅典城邦古典时代的终结。 [4]
雅典是座充满矛盾的城市。它在政治上崇尚理想主义，倡导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在文化上充满活力。所有这一切，都很容易让它赢得世人的钦佩。但与此同时，它也有高压和蛮横的一面。妇女在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除去宗教活动之外得不到公众的认可。普通居民拥有奴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奴隶的绝对数量很难估计，但是非自由民数量肯定多于自由民。奴隶的生活十分严酷，位于劳里昂（Laurion）地区的银矿更是恶名昭彰。有这样一份记载：“无论老弱病残还是妇女儿童，一概得不到同情和怜悯，所有人都因惧怕殴打而被迫忍受艰苦的劳作，直至在这种奴役中可怕地死去。”雅典人对于卖淫者、划船的桨手、野外体力劳动者之类，想必也很难持宽容态度。此外，堂堂雅典帝国对待盟邦也十分严苛，毫不留情。谁若不顺从雅典，绝逃不脱最严厉的惩罚。退出提洛同盟的城邦居民会被大批处死，或是全部被贬为奴隶。 [5]
上述道义上的种种矛盾渗透雅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宗教。一方面，在前苏格拉底学派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从哲学高度上探索无神论，人类第一次有可能不借助于神力而揭示如战争、灾难等这些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雅典也让无神论者遭受了压制和迫害。总之，这个时代在希腊历史上独一无二，它的文明大体上与强制的宗教正统性无关。
[1] 关于城邦数量，参见M. H. Hansen，“95 Theses about the Greek ‘Polis’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A Report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in the Period 1993-2003”， Historia：Zeitschrift f ü r Alte Geschichte 52 （2003）：257-82，at 263-64。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取向，可参阅J.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R.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2nd ed. （Abingdon，UK，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276-97； Athens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还可参阅P. J. Rhodes，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更普及的读物还有S.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3rd ed. （London：Routledge，2002）。
[2] 参阅T. Holland， Persian Fire：The First World Empir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London：Little，Brown，2005），该书生动记载了波斯的兴起以及与希腊的对抗。
[3] 关于提洛同盟，参阅A. Powell， 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 ，2 nd ed . （London：Routledge，2001），还可参阅P. Low（ed.）， The Athenian Empir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
[4]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请参阅G. Cawkwell， 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Routledge，1997）；D. Kagan，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Viking，2003）。
[5] 有关劳里昂银矿的引文见Diodorus of Sicily 3.13.3，作者所依据的可能是更早期的证词。R. Osborne对奴隶的数量做过调查，详见他的著作 Athens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86-88。有关雅典奴隶制的问题，还可参阅T. E. Rihll，“Classical Athens”，in K. Bradley and P. Cartledge（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 1，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8-73。关于古典时代雅典帝国暴虐的一面，Aelian在其著作 Varied History 2.1.9中提供了一系列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