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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耳珊特罗斯（Thersander）：众神已死，干瘪的遗骸化作科学和理性的祭品，却原来笃信神明的人都是些轻信上当的傻瓜。
狄俄提姆斯（Diotimus）：胡说八道！当今之世崇奉神明之心前所未有之坚。喜欢出风头的读书人以为懂得些俗世知识便是通晓了万物，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别总聚餐空谈，快到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去看看吧：一座座神龛圣坛前人头攒动，一处处庙宇已被祭祀的香火熏黑。
忒耳珊特罗斯：这些人的信仰十分肤浅。他们参加种种仪式可不是出于坚定的信仰，不过是依惯例行事而已。芸芸众生终日忙于糊口，哪有时间哪来闲心问一句为什么，这才任由愚蠢的首领们把他们从一场灾难抛向另一场灾难。
狄俄提姆斯：在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芸芸众生需要神祇，那是他们的慰藉，他们心灵的依靠。
忒耳珊特罗斯：不错，宗教当然可以给人带来慰藉，带来希望，但也能带来焦虑和恐惧。宗教让人盲从、轻信，从而远离事实真相。只有观察、验证和理性的质疑，才能引领人们恰如其分地认识这个世界。
狄俄提姆斯：你根本不懂，有些真理其实与这个世界无关。人类天生能感知神灵，人人都具有通神的能力，只是有的人从不动用这种能力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前没有，以后也绝不会出现一个不存在神灵的世界。
忒耳珊特罗斯：是人类创造了众神。我们的祖先从日月星辰、四季轮回中看到了神。那时，他们对宇宙万物、对自然现象还缺乏科学的认识。而政治家和当权者却及时领悟到了宗教信仰的力量，于是恶意歪曲真相。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惩恶扬善、俯察世间秩序的神，那不过是当权者为了让人们乖乖听话而灌输的东西而已。
狄俄提姆斯：无神论不过时髦一时。未来一代代后人回顾以往时，只会把它看作过时的闹剧。
忒耳珊特罗斯：全然相反，行将就木的恰恰是宗教。当今世界面临种种问题，而宗教只会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却给不出任何答案。我知道，对于诸神的信仰植根深远，从中获益者必将拼尽全力抵死维护。但是，随着人们对世界万物的真知的不断发展、传播，宗教终将现出它本来的虚幻。
这段宗教信徒和无神论学者之间的对话并非真有其事，但它又的确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对话中的所有观点都可以在古希腊文献中找到依据。如果双方言辞都让人感觉太过现代，那也绝非巧合。因为，那些已困扰人类至少两千五百年之久的问题，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在困扰着我们。
我们被一遍遍告知，无神论是近代的发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一些人看来，倘若不存在与宗教真理相对立的世俗国家观和科学思想，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看法其实是由“新无神论”论辩双方共同培植出的神话：无神论拥护者希望把对超自然的存在的质疑，看作科学进步逐渐抵消宗教影响的结果；而宗教信徒则希望把它看作颓势的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消耗下呈现的一种病态。双方所持的观点，都有虚荣的现代主义之嫌。对于超自然的质疑自古就存在。早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Plato）就曾描述过一位信徒斥责无神论者的情景：“你和你的朋友绝不是对众神持这种看法的第一人！这世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人罹患这种病症。”我们未必赞成柏拉图用疾病来比喻，但他的基本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上下数千年，一切文化环境中都存在许多拒绝信奉神明的人。 [1]
当然，另一种事实也不容否认，即宗教主宰人类文化的历史同样悠久、古老。但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标准观念存在一个问题，即宗教行为被反反复复地说成是一种有规可循、根本无须加以解释的事物，倘若与此看法稍有不同，便让人觉得怪诞、惊诧。这种观念也强化了一则现代神话，即把后启蒙时代的西方看作一个例外，以为它全然有别于此前其他任何时代，也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这种看法十分危险。一方面，对于信教者，它无异于提醒他们：信仰宗教是人类普遍和基本的状态，而缓慢发展的世俗主义是一种非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它也会误导无神论者，使他们陷入自以为是的妄想，仿佛有史以来，唯有21世纪的西方中产阶级才有能力抓住宗教问题的症结。
宗教普世论把对神的信仰看作人类固有的现象。这种观念在当今世界无处不在。当宗教被“根深蒂固”乃至“牢不可破”地固着于人类身上时，宗教话语也日趋扩大。一些所谓神经神学家甚至在人脑中探查到被称作神点（god spot）的部位，据说人们的宗教情感、宗教冲动都源自那里。也有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宗教倾向，这种倾向是进化而来的优势。当然，以上所说都是些存有争议的主张，所幸的是，评价这些观点并非本书任务。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上述主张都可用来支持正规的宗教思想。继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把“智人”（homo sapiens）重新界定为“宗教人”（homo religiosus）之后，又出现一种把超自然信仰视为人性基本部分的思想。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包括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在内的近代欧洲自然宗教理论家那里找到思想渊源。拉菲托曾致力于证明所有人先天具有基督信仰的潜质（从而证明传教活动的正当性）。其实，早在古代晚期，这些思想的种子就已植入当时的宗教变革。 [2]
主张人类基本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并不比主张苹果基本上都是红色的更让人信服。说到苹果，多数人都会联想到红艳艳的色彩，这种固定的印象伴随我们长大成人。图片、画册、民歌、迪士尼动画片和电视广告等，共同造就了这一标准的“苹果”形象。不错，的确有许多苹果是红色的，但是，也有一种金冠苹果却是纯绿色的，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荒唐到仅凭这绿色便认为它不是苹果。其实，我们在默许现代主义的神话时，正是这样对待无神论者的，他们的遗传特征与他人没什么两样，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人性不够完整的人。我们默许一场语源儿戏：仅仅根据无神论者（ atheos ）在语源上是缺乏（ a -）对神（ theos ）的感应的人，就把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在这里，是否具备神感俨然成为一种识别标准。
有许多国家（特别是阿富汗、伊朗、毛里塔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把无神论者作为搜索和逐杀的对象。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证明：无神论者不仅存在于工业化的西方，而且遍及世界各地。人类学家在非西方文化中也找到了充分的证据。20世纪早期，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爵士（Sir Edward Evans-Pritchard）在刚果阿赞德人（Azande）中从事调查时，曾与一位视巫医为骗术的男子对话。在进一步分析后，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这是当地人的普遍态度。对于超自然现象采取怀疑态度并不奇怪，也非特例。任何文化、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人都可能如此。但这不等于说，在某一既定社会，其宗教文化的正式记载中总能找到这些人的踪影，因为合乎标准的民族志都遵循同一种模式，即它们都倾向于把宗教打造得不仅在特定文化群体内部整齐划一，甚至连基本构造也大致相同。当我们试图把握某一群体的基本状态时，典型的做法是询问他们的信仰体系，比如“祆教徒信仰”“优鲁巴人信仰”，等等。这种文化的扁平化造成一种千篇一律的错误印象。 [3]
无神论的存在既跨越文化，也跨越历史（柏拉图早已正确指出这一点）。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探讨“无信仰者”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所处的位置时曾指出，别以为存在单一、统一信仰的社会，那不过是无稽之谈，对神灵的“信仰、崇拜和怀疑一直并存于世”。如果我们不囿于那些专事维护教义统一的教会文献，而把目光转向实际生活中的宗教，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无神论，比如阿诺德引用过的案例：纽伯里的托马斯·泰勒（Thomas Tailour of Newbury）称朝圣者为傻瓜，否认祈祷的力量，怀疑灵魂转世等等，为此在1491年遭到惩处。 [4]
无神论的历史非常重要。之所以如此，不仅出于理性缘由，即有必要尽可能充分理解过往，而且出于道德，尤其是政治上的考虑。权威性和正当性是由历史赋予的。正因为如此，威权独裁体制国家总想否定他们不喜欢的人，毁灭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并把它们视为历史上的非法活动。无神论存在的历史并不被具化为一些风格样式大致相同的建筑物或仪式礼仪，而是呈现为相同的思想原则。假如以为宗教信仰深远、古老而无神论浅近，那么，无神论极易成为人们眼中无足轻重的过眼云烟，甚至有可能就连无神论者所受的迫害在人们心目中也比不上宗教少数派所遭受的迫害。历史久远的无神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权问题，即是否应当承认无神论者在现实生活中理应和其他人一样得到尊重和包容，并且可以不受打搅地度过他们的人生。
在我看来，无神论至少和亚伯拉罕的一神教同样古老，这就是说至少和希伯来人的一神信仰同样古老。然而，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圣殿崇拜中被承认为唯一之神的过程复杂而漫长，且至今尚不完全为人所理解，这就引出另一问题。那些根据圣经看待一神论的人使我相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内容是在被囚禁于巴比伦的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后的第二圣殿期［即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征服巴比伦之后］所形成的。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在科洛封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约公元前570—前475）的著作中，见到希腊人第一次以哲学方式表达出来的对传统宗教的怀疑。其实，具体时间精确与否对我的看法影响不大，因为那只是一种措辞手段而已，旨在表达无神论传统的古老丝毫不亚于犹太教传统（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相比当然就更加古老）。 [5]
讲述远古无神论历史时所遇到的难题在于相关证据往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要在纷繁的古代文化中查找无神论者的踪迹十分不易，乌加里特语（Ugaritic）王室文献中找不到，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中也没有，当然，我们原本也并未抱有太大希望。这两类文献虽然形式各异，但文本内容本身都极其规范。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世界观，即现存社会秩序都是神意的安排，同时也由神意来维护。尽管如此，但圣经还是透露出蛛丝马迹，明确告诉人们：并非所有人都对耶和华抱有同样的信仰。比如《旧约·诗篇》（The Psalms）曾提到，有些恶人说“没有神”（《旧约·诗篇》10：4，14：1）；又比如，约伯因反复遭受磨难而抱怨耶和华（处在那种境地情有可原），等等。总之《旧约·约伯记》或许为人们对神明的猜忌和质疑留下了些许余地，但这只是些细微瑕疵。一般而言，这类文献都是在不断强调有一位庇护其子民的神存在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西方世界，有一些由散碎瓷片拼合而成的整幅马赛克画，但这种马赛克画仅见于古代希腊和受希腊晚期文化影响的古代罗马（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无神论者，但其历史全然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存世的古希腊文献资料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包括拉丁语在内的各种其他古代语言资料的总和。我敢打赌，流传至今的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以色列所有文献加在一起，都不及古希腊名医作家盖伦（Galen）一人留下的文字数量多。如果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实物资料，如艺术品、石刻铭文以及希腊人积千年之久留下的莎草纸文书，便多少可以理解，何以一个小小半岛的居民再加上其海外移民，会留下如此丰厚的文献资料。而我们的问题还不止于证据数量的多寡。希腊人给后世留下了多种多样其他古代民族所缺乏的实物资料和官方文献，就仿若希腊史学家们既拥有影片中被剪切掉的镜头，也拥有各种剪辑后的版本。希腊历史让我们见识了各式精灵古怪、离经叛道、持异端邪说乃至于吹毛求疵、怀疑一切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总是被告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历史的书写风向为之一变，在以往主流史籍中默默无闻的群体，如妇女、儿童、奴隶、弱势人群、少数族裔等，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比，本书所涉，仅仅是古代社会的一角。书中提到的多数人名，都是希腊罗马时代受过教育的上层社会男子（但这并非因为无神论者仅见于男性精英，而是因为该群体所留下的资料之多，与他们所占人口数量之少，完全不成比例）。当然，他们在历史上也常常被抹杀，或其重要性被贬低。有关希腊宗教和文化的历史，几乎都是由宗教信徒书写的，结果便是人们误以为古代宗教一直是一个不出故障、顺畅运行的系统。现在，该是唤醒其他对话者的时候了。 [6]
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书写历史，是因为偏袒宗教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有一点十分清楚，一些现代学者在从事古代问题的研究时，掺入了他们本人对宗教的价值判断。甚至时至今日，对古代无神论的学术性讨论依然能够引发对“民粹主义的原教旨无神论”（populist，fundamentalist atheism）及其“狂热鼓吹者”的讨伐。而古典学者往往并不以虔诚著称，相反，他们更乐于以非常世俗的一面示人。如我们今天所知，古典学科出现于19世纪，它们是在动荡中从神学领域剥离而出的。从那以后，历史研究者便一直致力于通过与近代西方一神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一神信仰的对比，来阐释希腊宗教。但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古典学者一直极力避免把希腊人基督教化（学术大忌！），以至于正规教科书大都把希腊的多神信仰解读为实际上与近代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新教教派）截然相反的体系：它注重群体仪式甚于个体审思，注重公共空间甚于私人空间，注重外在表现甚于内在信念，遵从以往实践甚于遵从经典文本。这些描述大都真实可信，但把二者刻板、图解式地对立起来，也会造成很深的误导。例如，有人提出，希腊宗教毫无疑问是“嵌入”（借用学术用语）社会的，并全部渗入古代城邦日常的生活节奏，在某种程度上，古人已无法想象没有宗教的世界。这种看法显然有误。 [7]
希腊宗教史研究趋向于以官方铭文作为主要史料，而上述观点正是得到这种研究的支持的。支持的理由十分充足：文学作品的内容让我们了解到的，往往只是些教育水准极高、社会地位特殊的个人，而从希腊世界各地发现的铭文，其所记载的则是社会群体的共同判断，因此，也更能呈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群体的所思所想。这些资料当然也有不足的一面：作为官方文件，它们对于各种事项所提供的当然是官方意志所准许的文本。而它们也使得有关这个社会毫无嫌隙、运作顺畅的故事，变得更加完美可信。难怪古代铭文很少提到非正统的神明观念。标准文献所描绘的当然是一幅标准的社会图景。不妨设想一下当代英国：如果仅仅借助议会议事录（Hansard）中的内容来观察21世纪的英国政治史，那么，你对女王陛下政府运作机制的了解很可能不胜其详，而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千姿百态的行为和态度却可能一无所知。
并非所有铭文记载的都是公共事务。一桩有趣的案例正好让我们得知，倘若有人拒不相信神力，仪式就会“失灵”。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小镇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医神庙附近，保有公元前320年献给医神的若干献辞。其中一份提到，有个手指无力的男子来到神庙后，对于铭文中讲述的其他医疗奇迹嗤之以鼻，根本不信。当晚，男子在圣殿就寝（一种常见的仪式形式，被称作沉思），睡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现身了，于是男子的手指痊愈。医神却对他说：“因为你怀疑了不该怀疑的事，从此，你的名字就叫不信神者（Apistos）。”记载神迹的铭文却讲了一个有人曾怀疑神迹的事例，真是了不起的自觉。除此之外，这段铭文故事还提供了一个宝贵证据，它证明希腊寻常的百姓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对宗教产生怀疑。我们无从得知这名男子的社会背景，但也没有理由把他看作一个富人。可以肯定的是，铭文本身格式普通，且行文完全不讲究文采。
当然，这是篇神庙铭文，所以讲的是道德说教故事，故事中不信神者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不信神者”最初的反应一定相当普遍。要想对神灵救赎之类的奇迹故事提出质疑，无须动用后启蒙时代所提供的思想。凭借“奇迹”一词的本义就可以验证那些故事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希腊人的看法恰好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笔下阿赞德人的看法相同。据说，希腊最愤世嫉俗的犬儒学派（Cynic）成员第欧根尼（Diogenes）也有类似的故事：有人对海难幸存者留在神庙的一连串献辞赞叹不已，第欧根尼不以为然地表示，假如遇难者也能留下题词，那么，神庙上的铭文数量会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多得多。这句玩笑话的潜台词是：其实幸存者的“神奇”经历和神意以及人们的祈祷毫无关系，倒是和海难中正常的生还概率密切相关。看来，第欧根尼也像那位不信神者（睡梦前）一样不相信奇迹故事。第欧根尼主张的要点其实同笔者看法一致，得到官方认可的宗教文献只会记录那些似乎灵验的崇拜仪式，同时抹去一切相反证据。 [8]
本书想要讲述的是历经千年历史巨变的希腊无神论，它伴随着希腊世界从“黑暗时代”进入有文字的城邦国家时代，伴随着公民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亚历山大征服以及帝国的解体、希腊语世界被纳入罗马帝国，乃至基督教最终的来临。古典世界并非一夜之间突然被基督教同化，各地基督教化也非整齐划一的过程。基督教教派支脉繁多，每一派别此前各有其自身与希腊文化传统的冲突和关联。然而，即便如此，基督教帝国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事情。长期以来，许多令人尊敬的思想家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探索神的本质，但基督教的产生终结了这个漫长的时代，甚至连这些思想家也全部被湮没在历史中。前基督时代的无神论当然引起过争议，有时还会受到严厉压制。但是，与对待一神教的态度相比，占主导地位的多神教对待无神论的态度已经算是相当友善了。与之相比，无神论者在基督教时代则很难自处。无神论对于基督徒赖以界定自身的前提，就是一种绝对否定。
如此一来，本书的工作便成为一场对宗教怀疑论的考古发掘。其中，部分工作是努力从基督教上千年攻击、谩骂的肮脏瓦砾之下，挖掘出古代世界的无神论，同时，也需要铲除覆在瓦砾表层的其他积尘。在现代无神论形成的18～19世纪，古典知识在欧洲非常普及（至少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如此）。在这一时期，那些为建立没有神明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可以求助于伊壁鸠鲁（Epicurus）和卢克莱修（Lucretius）的权威，也可以借助米洛斯的迪亚戈拉斯（Diagoras of Melos）和昔兰尼的西奥多罗斯（Theodorus of Cyrene）的思想，满怀信心地期待世人的理解。但是，从20世纪初期起，对古典的认知以惊人的速度萎缩。我们的教育体系忽视了古代希腊罗马思想在西方国家世俗现代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从而让历史悠远的无神论因我们的集体蒙昧而备受责难。对古典遗产认知的缺失，导致“现代主义神话”深入人心。对古典传统的极度无知弄得人人都曾以为，是18世纪的欧洲人最先对神发起了挑战。
[1] 引文见Plato， Laws 888b。这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书，但通过注释、参考文献以及笔者的某种坚守或执着，也保持其学术性。全书内容涉及历史长达数千年，限于篇幅，无法面面俱到。书中引用的现代学术成果以最新英语文献为主，同时也兼顾大众读者的理解力和承受力。
[2] 布鲁姆（M.Blum）对神经神学的质疑颇有道理。他问道：“既然人脑中有神存在，神经神学能解释这个部分有多大吗？”见P.Becker and U.Diewald（eds.）， Zukunfstperspektiven im theolog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n Dialog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11），306-14。关于“宗教人”，参见K. Armstrong， The Case for God：What Religion Really Means （London：Vintage，2010），13-34。
[3] 参见E. E. Evans-Pritchard， Witchcraft，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abb.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106-7（请特别注意其中一句话：“信神和疑神看来都是传统”）。
[4] 参见J. Arnold， Belief and Unbelief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Bloomsbury，2011），引文见该书第230页，托马斯·泰勒一案见该书第2～3页。
[5] 有关犹太民族一神信仰的产生，可重点参考M. 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God：Yahweh and Other Deities in Ancient Israel ，2nd ed. （Grand Rapids，MI：Eerdmans，2002）。我曾就以上问题同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弗朗西斯卡·斯塔夫拉科坡罗（Francesca Stavrakopoulou）教授反复讨论，我从中受教颇多。
[6] 关于古代无神论的其他著述可参见P. Decharme， La critique des traditions religieuses chez les Grecs des origines au temps de Plutarque （Paris：Picard，1904）；A. Drachmann， Atheism in Pagan Antiquity （London：Gyldendal，1922），这两部书内容可取，但方法陈旧。还可参见H. Ley， Geschichte der Aufklärung und des Atheismus ，vol.1 （Berlin：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66），此书价值因其图解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打折。关于近年的讨论参见下列文献：G. Dorival and D. Pralon（eds.）； Nier les dieux，nier dieu （Aix-en-Provence：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2002）；H. Cancik-Lindemaier，“Gottlosigkeit im Altertum：Materialismus，Pantheismus，Religionskritik，Atheis-mus”，in R. Fabe and S. Lanwerd（eds.）， Atheismus：Ideologie，Philosophie oder Mentalität ？（Würzberg：Königshausen and Neumann，2006），15-33；J. Bremmer，“Atheism in Antiquity”，in M. Martin（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the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1-26；U. Berner and I. Tanaseanu-Döbler（eds.）， Religion und Kritik in der Antike （Münster：LIT Verlag，2009）；D. Sedley，“The Pre-Socratics to the Hellenistic Age”，S. Bullivant and M. Ruse（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the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39-51。
[7] 引自P.O’Sullivan，“Sophistic Ethics，Old Atheism，and ‘Critias’ on Religion”，in Classical World 105 （2012）：174，with n. 36。近期有关基督教和希腊宗教的比较研究，可参见R. Parker， On Greek Religio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该书前两章分别为“Why Believe Without Revelation？”和“Religion Without a Church”。对嵌入式宗教概念的批评见B. Nongbri，“Dislodging ‘Embedded’ Religion：A Brief Note on a Scholarly Trope”，in Numen 55 （2008）：440-60。
[8] 参见Inscription：no.120，in P. J. Rhodes and R. Osborne，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534-35= Inscriptiones Graecae 42 1.121。第欧根尼故事见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6.59，其中警句据说出自米洛斯岛的迪亚戈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