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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篇章:欧洲东部

1906年秋天,斯特凡大公携同家人开始了从洛希尼岛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海上旅行,他们将会拜见奥斯曼帝国苏丹。威利愉快地登上甲板,斯特凡扬帆往南,穿越亚得里亚海口。航程中,斯特凡与船员用来福枪驱逐海盗。威利与兄弟们肯定喜欢这惊心动魄的紧张场面。当枪声的回响渐趋平息,他们就已驶入地中海,环绕希腊航行,穿越神话王国。

斯特凡在希腊的科孚岛下锚,前往参观一座为伊丽莎白皇后修建的宫殿。皇后曾把这座宫殿命名为阿喀琉斯宫,以此纪念特洛伊战争传说中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在于希腊众女神彼此争论谁为最美,这个故事非常适合伊丽莎白,因为她毕生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欧洲各国女主人中最为美丽者。阿喀琉斯如同伊丽莎白那样,自私又任性。在特洛伊,阿喀琉斯要么投入战斗,要么出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躲在帐篷里生闷气。这正是伊丽莎白通过在科孚岛修建宫殿来重现的传奇故事。伊丽莎白曾像许多欧洲人那样,极力说服现代希腊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古典传说并不仅仅属于欧洲,而且尤其应该属于希腊民族。 [1]

在科孚岛,斯特凡盛赞伊丽莎白宫殿的所有细节。对于斯特凡和伊丽莎白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来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但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未来。对于斯特凡来说,他还身为金羊毛骑士团的成员,这是一个由哈布斯堡家族领衔、以希腊英雄伊阿宋以及阿尔戈五十勇士的神话故事命名的骑士团。在古代传说中,伊阿宋召集人世间最伟大的英雄,率领他们登上“阿尔戈”号帆船,然后向东航行,寻找神奇的金羊毛。1430年,这个中世纪骑士团创立时,骑士们认为伊阿宋的旅程正是基督教十字军应当效法的模范。骑士们发誓攻取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使其重归基督教王国。16世纪70年代,当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在地中海以海军击败奥斯曼帝国时,他重新建造了一艘壮观的战舰,并将其命名为“阿尔戈”号。尽管奥斯曼帝国在海上被这奇怪的象征物所击败,但它在陆地上仍然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威胁。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包围了维也纳。斯特凡曾学习波兰史,他知道当时波兰骑士拯救了哈布斯堡王朝。波兰国王那位十几岁的王子也为解救维也纳而奋战,他也是金羊毛骑士团成员。斯特凡的儿子们不久后也将加入这个骑士团。 [2]

阿喀琉斯和伊阿宋都是神话里的英雄,都带着征服欲启程东航。阿喀琉斯因为狂怒而征服特洛伊,击杀了特洛伊最伟大的战士,把对方赤身裸体的尸首拖在马车后绕城狂奔。伊阿宋引诱了美狄亚,诱使美狄亚背叛家庭,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哈布斯堡家族眼中的十字军文明,有时要借助英雄的宝剑,更多要借助爱神的弓箭,十字军文明针对伊斯兰教,针对东方,尤其针对奥斯曼帝国这个持久威胁。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建立霸权,几乎与此同时,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成为强国。五百年间,两个王朝在陆地和海洋上彼此交战,双方的敌对界定了东南欧的全部历史。

然而,此时已是20世纪,是民族主义时代,早已物是人非。强势的伊斯兰教国家曾威胁哈布斯堡王朝的安全,而此时弱势的伊斯兰国家也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威胁。奥斯曼帝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麻烦邻居,不是因为它从基督教帝国夺取领土,而是因为它不得不向新兴的基督教民族王国割让领土。首先是希腊,它远离哈布斯堡君主国,作为一个迷人的国度加入欧洲地图。伊丽莎白最为仰慕的艺术家之一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Byron)勋爵,他就是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然而,另一个独立王国塞尔维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塞尔维亚与哈布斯堡君主国接壤,而且塞尔维亚居民所说的语言非常接近哈布斯堡君主国南部居民所说的语言。1903年起,塞尔维亚由一个充满敌意的王朝统治,这个王朝赤裸裸地企图以周围的帝国为代价进行领土扩张。塞尔维亚,以及各种民族主义,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同样构成威胁。

尽管向东航行会让人想起阿喀琉斯和伊阿宋,但斯特凡的旅行动机完全不同。他偕同家人前往奥斯曼帝国,肩负着缔造和平与发展旅游的使命。威利当时还是个十一岁的男孩,他果然被伊斯坦布尔的景色迷住了。堕落颓废的情调自有其魅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个年轻男孩或许毫不关心其政治衰落,反而被苏丹的宫廷、索菲亚教堂和蓝色清真寺所吸引。就像古往今来的旅行者那样,他被叫卖地毯的商人招呼到店里查看商品。对于威利及其兄弟姐妹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伊斯兰世界,但不会是最后一次。1907年,这个家庭还会航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北非给威利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他成年后也对北非保留着天真烂漫的回忆。他对阿拉伯人的喜爱持续终生。

斯特凡也算是个东方学家,尽管他对东方的梦想最远只及波兰。这个家庭在马耳他岛上找到了斯特凡一直追寻的东西,他们于1907年到访此地。马耳他和波兰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唯一的例外就是马耳他和波兰字母表里面都有个“ż”。碰巧的是,马耳他恰好体现了斯特凡想要运用和实现的那种帝国民族主义。马耳他是欧洲最南端的岛屿,也是英国的领地。过去二十年来,英国在岛上推广英语,培养起独特的马耳他民族认同。尽管马耳他的受教育阶层说意大利语,但推广英语使得马耳他人与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隔绝。马耳他的例子说明,民族统一运动可以被遏制,民族认同可以服务于帝国利益。年轻的威利对此无法理解。然而,威利确实变成一名亲英派人士,他欢迎英国王室到他家的游艇上做客。他或许也留意到,除了他在岛上所说的英语和意大利语,马耳他人还说他们自己的语言,那是某种起源于阿拉伯语的语言。 [3]

1909年,当这个家庭重返北非时,威利已十三岁,斯特凡正在驾驶一艘有着波兰语名字的游艇。父子俩都在维也纳看过《皇帝之梦》,斯特凡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加里西亚的波兰之梦。即使在斯特凡领着威利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环游东地中海期间,他的仆人和工人还在为这个家庭建造一座新宫殿,这座宫殿位于遥远北方的加里西亚。移居波兰无疑成为这个家庭内部争吵的根源,而海上旅行能够让家庭内部的气氛有所缓和。听着宣礼塔上召集信众前来祈祷的呼喊,年轻的威利仿佛忘记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加里西亚,忘记了天主教会那相当僵硬呆板的宗教仪式。

这片波兰故土位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边缘地带,人们认为当地人普遍愚昧落后,而且狗熊遍地。更荒诞的是,人们认为那里有北极熊出没,因为在维也纳居民看来,东加里西亚如同哈布斯堡境内的西伯利亚。但对于威利来说,由于这几年他乘坐火车往返于伊斯特拉半岛与加里西亚之间,而且他走海路见识过伊斯兰世界,因此波兰成为最没意思的东方景致。父亲把他带离寄托着他少年时代的海滨,带到被陆地包围的边境之地,与此同时,却让他对伊斯兰东方的景致心驰神往。早在波兰成为这个家庭的固定居所之前,这个新家就被来自东方的暖风吹散了。威利从未在加里西亚定居下来,实际上也从未在别处定居下来,但他对东方的渴望从未消散。

哈布斯堡的加里西亚,约1908年

日维茨新城堡

当威利学会到处游荡的时候,父亲却终于决定要安定下来,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加里西亚,为这个家庭创造一个微缩版的波兰王国。斯特凡在日维茨的两座城堡都有附属领地:四万公顷森林,几乎相当于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四倍,或者美国罗得岛州的五分之一。这个小王国甚至拥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斯特凡继承了叔父于1856年创办的啤酒厂。斯特凡对这个啤酒厂追加了大量投资,购买了最新设备,安装了电气照明,采购了铁道车辆。这些铁道车辆也用于从大片森林产业里运送木材。他运用从企业获得的利润为“新城堡”增光添彩,新城堡建于19世纪,他选择此地作为这个家庭在波兰的府邸。 [4]

斯特凡的建筑师为城堡增建了外围建筑,给家中每个孩子都准备了套房。斯特凡请画家为家人画像,家人的画像就挂在波兰历代国王画像旁边,而这些国王画像是他游历欧洲期间收集的。城堡的墙壁将会混合展示哈布斯堡王室风格、波兰王室风格,以及斯特凡的家族风格。建造在花园中的建筑物,让人联想起周围群山中的旅舍。斯特凡为妻子建造了一座波兰文艺复兴风格的礼拜堂。玛丽亚·特蕾莎以其熟悉的意大利语致信教皇,请求教皇准许她在私人礼拜堂里每天举行三次弥撒。教皇准许了她的请求,尽管他们都知道城堡外面就有一座极好的天主教堂,但城堡外面已非这些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购买、建造和控制的世界。 [5]

日维茨旧城堡

据波兰设计师和建筑师所知,斯特凡还善变到让人难以置信。他曾发来加急电报,就为了改动一扇窗户的位置,这一改动不仅是个美学难题,而且是个力学难题,尤其因为这是一座石砌建筑。他以现代设计师的资助人自居,而且他确实身体力行。他曾接触加里西亚最出色的波兰现代画家,为了这些画家,他把城堡画室变成美术沙龙。他似乎更重视画家们的波兰属性而非现代风格。尽管他资助最新风格的作品,但他还是禁不住颇有微词。他曾说为女儿埃莉诺拉的房间配置的新艺术风格家具仿佛是“用神经坏死的骨架打造的”。

如果斯特凡继续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发雷霆,他就会继续做出荒唐可笑的安排。他把城堡里的一个房间辟作火车游戏室,微缩版的蒸汽火车行驶其间,按照他制定的火车时刻表运行,但这些火车最终总是撞成一团。在户外,斯特凡此时迷上汽车,就像当年他曾迷上游艇那样。他到欧洲各地去试车,参观英国和法国的汽车工厂,并拥有按照他个人喜好设计的汽车。1910年夏天,他组织了一次“老友记车友会”,吸引哈布斯堡君主国、德国和俄国的驾车贵族们来到日维茨,以参加这新奇的庆典。有一天,他要去克拉科夫观看一出由浪漫主义诗人排演的悲剧,第二天,他还要去日维茨为一座爱国主义雕像剪彩,为了展示波兰人的民族勇气,他都设法开车前往。

坐在父亲座驾的后排,威利看到绿色的风光。城堡位于山谷中,位于众山环绕的城镇里,周围是喀尔巴阡山脉贝斯基德山的平缓山坡。云杉森林从山脚蔓延到山顶,冬天白雪盖顶,但其余时节尚可通行。天气允许的时候,这个家庭会到周围的群山里徒步旅行。他们会到山顶去野炊,仆人会从篝火的余烬里端来热腾腾的汤、香肠和土豆。冬季,这个家庭会在小河上溜冰,或者在城堡花园里玩雪橇。

家族群像,1911年,威廉坐在前排

好几年过去了,每天都是日常的琐事和惯常的乐事。在这个家庭里,女孩在圣诞节期间想要小马就能得到小马。每当圣诞节过后,巨大的圣诞树要被放倒,斯特凡通常把树烧掉。这个家庭甚至拥有一棵紫杉树。这棵树从未因为圣诞节而被砍伐。这棵树生长在洛希尼岛上,生长在斯特凡设计的花园里,在那个更为温暖的松林密布的世界里。 [6]

在斯特凡的空想王国里,孩提时代似乎永不结束,但事实上它终究还是要结束的。这六个孩子在父亲建造的府邸里长大成人,而此时,他们要准备好面对父亲为他们安排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在加里西亚,威利亲眼看着三位姐姐出面迎接经过精挑细选的、出身于波兰贵族阶层的追求者。这是巧妙的安排。在维也纳宫廷看来,前来求婚的波兰王子们显然配不上威利的三位姐姐,因为她们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大公。斯特凡知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他的女儿下嫁波兰贵族,那么她们的儿子将无权统治哈布斯堡君主国。另一方面,这种婚姻会让这个家族看上去更加波兰化,也许会产生好几位未来的波兰王位候选人:他自己,他的儿子们,他的女婿们,他的外孙们。

哈布斯堡家族是靠联姻来维持统治的,而且婚姻安排得相当迅速。1908年9月,斯特凡和玛丽亚·特蕾莎宣布,女儿蕾娜塔与一位波兰王子希罗尼穆斯·拉齐维沃(Hieronymus Radziwiłł)订婚。拉齐维沃出身于旧波兰一个最为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培养出许多王子、主教和骑士。这个家族情场老手辈出。早在19世纪,德国皇帝就曾对一位拉齐维沃家族的女士神魂颠倒;而在20世纪,一位拉齐维沃家族的男士迎娶了杰奎琳·布维尔(Jacqueline Bouvier)的姐妹。在完婚之前,希罗尼穆斯和蕾娜塔必须经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宫廷程序。希罗尼穆斯的各种头衔都得不到维也纳的承认。蕾娜塔不得不声明放弃自己的头衔,包括“帝国及王国殿下”的头衔。这对夫妇还不得不接受一份分家析产的婚前协议。

斯特凡帮助波兰社会理解即将发生什么。1909年1月15日,蕾娜塔结婚前夕,哈布斯堡君主国、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波兰语报纸同时宣布,这场联姻将会紧密联结“哈布斯堡王室家族与波兰显贵家族”。当蕾娜塔和拉齐维沃在日维茨城堡礼拜堂举行婚礼时,他们就创造了新生事物:哈布斯堡家族波兰支系。来自拉齐维沃那方的宾客身穿毛皮服装,头戴高耸的羽饰冬帽,发出热烈的欢呼,以表达喜悦之情。通过与最伟大家族的联姻,他们得以融入这个大家庭。希罗尼穆斯给新婚妻子送上毛皮大衣,另一名拉齐维沃家族成员给斯特凡送上以熊皮镶边的雪橇。

对于斯特凡和哈布斯堡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运用外交技巧的时刻。哈布斯堡宫廷把这个新家族排除在皇位继承权之外,但又想与新近出现的哈布斯堡家族波兰支系保持联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知道波兰统一运动在三个帝国都甚为活跃,哈布斯堡家族波兰支系的出现,让他与俄国皇帝和德国皇帝相比稍占上风。他自己的民族让步政策允许他对波兰的民族事业给予某种小心谨慎的支持。皇帝特使机智巧妙地以法语而非德语致祝酒词。日维茨非常靠近德国边境,波兰人在学校和教堂里被迫使用德语。轮到斯特凡自己致辞时,他先后使用波兰语和法语。 [7]

梅希蒂迪丝很快也迎来了与历史悠久的波兰统治阶层的联姻。1911年,她与她的订婚者奥尔吉耶德·恰尔托雷斯基(Olgierd Czartoryski)经历了相同的程序。与蕾娜塔相同,梅希蒂迪丝也失去了她的头衔,以及孩子们继承哈布斯堡皇位的权利。她不得不亲口宣读放弃声明,今生最后一次使用王家自称“吾等”,她读道:“吾等,梅希蒂迪丝,蒙上帝恩典,帝国公主及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王国及波希米亚王室公主……”她的新郎出身于波兰东部另一个王室家族,即使在波兰亡国后仍然保住了财富和声望。奥尔吉耶德·恰尔托雷斯基不得不经历与希罗尼穆斯·拉齐维沃相同的令人苦恼的程序。因为波兰早已亡国,因此没有波兰宫廷能够承认他的王子头衔。

又一位哈布斯堡公主与又一位波兰王子的联姻,壮大了波兰的王室家族。斯特凡的计划得到更大范围的回响和承认。1913年1月11日,当这对新人举行婚礼时,主持仪式的波兰主教身穿克拉科夫王家城堡收藏的古老法衣。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派出特使,送上钻石项链。西班牙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王后,即斯特凡的姐姐和新娘的姑妈,送上钻石和蓝宝石镶嵌的胸针。教皇为两个伟大的天主教家族的结合送上祝福,寄来了亲笔书信,信件写在压印了哈布斯堡王朝盾形纹章的羊皮纸上,信纸上还有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格言:“无所畏惧。”

奥尔吉耶德·恰尔托雷斯基与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梅希蒂迪丝·恰尔托雷斯卡

威利见证了这桩婚姻,也许他还孤身一人,但他不是唯一的局外人。埃莉诺拉是他的长姐,也是他感情最好的姐姐,似乎对这些身份高贵的访客无动于衷。1912年秋天,当妹妹步向婚姻的殿堂时,人们就已议论纷纷:埃莉诺拉已二十四岁,再不出嫁就变成老姑娘了。美丽的埃莉诺拉有自己的秘密。九年前,埃莉诺拉年方十五的时候,就已接受一个水手的求爱。在孩提时代的家庭旅行期间,她就已爱上父亲游艇的艇长、海军军官阿尔方斯·克洛斯(Alfons Kloss)。梅希蒂迪丝准备结婚的时候,埃莉诺拉就已在信件中无意间吐露过与克洛斯订婚的事实。她的父亲也知道了她或许已订婚的消息。作为波兰统治者,斯特凡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失望,因为他失去了与波兰贵族家庭进行第三次联姻的机会。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叛逆者,斯特凡想必也会对埃莉诺拉的见识胆量大为折服。埃莉诺拉想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得到皇帝允许而下嫁平民的哈布斯堡女大公。 [8]

斯特凡致信宫廷,请求获得结婚许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打趣道,斯特凡总算是自作自受。皇帝允许埃莉诺拉结婚,但也提出条件。哈布斯堡宫廷认为埃莉诺拉和克洛斯并不般配,但没有比蕾娜塔和梅希蒂迪丝与其下嫁的波兰王子更不般配。拉齐维沃王子和恰尔托雷斯基王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不得而知了。两位王子高攀了哈布斯堡家族,而今又不得不与普通的海军军官成为一辈子的连襟。然而,埃莉诺拉深受老丈人的宠爱,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的关键,而克洛斯是一个直率而有趣的伙伴、一个异常坚韧的男子汉。或许他们只能像哈布斯堡家族其他成员那样,尽量去磨合适应。就像民族主义那样,浪漫爱情同样是现代性的魔咒,当你拥抱前者,自然不可能抵御后者。 [9]

1913年1月9日,埃莉诺拉和克洛斯举行了小型的家庭婚礼。婚礼很简短,也不拘形式。维也纳与日维茨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是忙中出错。埃莉诺拉放弃荣衔的声明在婚礼结束后才送达维也纳。埃莉诺拉原本想跟梅希蒂迪丝同一天举行婚礼,但最后不得不提前两天举行。这或许是为了让埃莉诺拉比妹妹稍为优先,或许这是为了不让埃莉诺拉在一场姐妹婚礼中因为宾客稀少而感到失落。然而,埃莉诺拉的命运不可能是悲伤失落的。婚礼当天,她被“爱和快乐所围绕”。埃莉诺拉和克洛斯前往亚得里亚海滨的家族别墅生活。婚礼结束九个月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10]

为梅希蒂迪丝和埃莉诺拉举行的两场婚礼,右起第三人为威廉

在婚礼照片上,年轻的威利显得局促不安,原因不难想象。他最喜爱的姐姐,将要返回寄托着他们童年记忆的、阳光普照的伊斯特拉半岛。他或许还对那两个进入他们家族的趾高气扬的波兰人充满愤恨。他们把威利的另外两个姐姐带回各自的领地,还在父亲的波兰计划中取代了他的位置。他曾生来便是波兰问题的答案。他在斯特凡继承波兰产业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取自一位本有可能成为波兰国王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他是家中唯一自降生以来就要学习波兰语的孩子。而今,随着两位姐姐的出嫁,他想象中的波兰王位恍如惊梦。突然之间,他的王位继承顺序不仅落后于父亲,而且落后于两位比他更为年长的姐夫,同样落后于姐夫与姐姐的孩子们。姐姐们分别在他十四岁和十七岁时结婚,威利眼睁睁地看着孩提时代尚算安全的继承顺序土崩瓦解。家族利益并不等同于他本人的利益。命定之子成了多余之人。为了寻找自己的出路,他将寻找自己的民族。

1909年至1912年,随着姐姐们陆续订婚和结婚,威利倍感煎熬。当女孩子们留在日维茨城堡迎接追求者并准备结婚时,威利及两位兄长离家到军校上学。1909年,威利入读摩拉维亚省赫拉尼采(Hranice)镇的一所军校。就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父母那样,斯特凡也是土生土长的摩拉维亚人,此地深处内陆,绝大多数人说捷克语,是帝国中部的王家行省。正如驾驶游艇和驾驶汽车那样,把儿子们送进军校同样体现了斯特凡的进步创新理念,而且他选择了距离自己儿时故乡不远的学校。尽管哈布斯堡大公们通常会指挥陆军或者海军,但他们没有接受军事训练的传统。斯特凡引以为豪的航海家祖先通常都是业余爱好者,天赋或高或低。斯特凡自己在海军学校只是个旁听生,却希望自己的儿子接受完整的军事教育。他把威利送到自己从未上过的学校,或至少是从未寄宿过的学校。

威利开始到赫拉尼采上学时才十四岁,而当他考试不及格被迫离校时才十七岁。对于任何男孩来说,这都是生命中的尴尬经历:一个没有能力掌控世界的孩子,不得不屈服于一个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男人。威利对这几年的经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书面记载。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默,以及他的提前离校,意味着这是他的艰难时期。

学童威廉

关于这所军校,最让人难忘的描述来自当时最伟大的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他把这所军校形容为“恶魔的屁眼”。穆齐尔自己就是这所军校的校友,他那文辞优美、引起轰动的首部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The Confusions of Young Törless )出版于1906年,实际上就是基于他在这所军校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在小说中出现了年轻的“H王子”。穆齐尔写道:“他行走时,不得不蹑手蹑脚,蜷缩身体,一路穿过许多空荡荡的厅堂,在那些空荡荡的地方,其他人就像被看不见的角落阻隔一般。”在故事里,“H王子”并不开心,最终离开学校。这个故事讲述了抑制不住性冲动的十几岁男孩拉帮结派羞辱同性,无可避免地造成性欲和心智的双重扭曲。威利在小说出版三年后入读那所军校,他身材修长、满头金发、双眼湛蓝、容貌俊秀。他是优雅的王子,还是受辱的男孩?或许两者皆有之。

威利成长于同性恋者、王室贵胄、职业军人密不可分的中欧地区。1907年,与威利同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就曾卷入一桩同性恋丑闻。在一系列持续到1909年为止的诉讼中,皇帝身边最为私密的几位小圈子成员,包括皇帝最为亲密的朋友和主要民政顾问,都被揭露为同性恋者。那个朋友名叫菲利普·冯·欧伦贝格(Philipp von Eulenberg),皇帝在信件中总是称他为“小可爱”。欧伦贝格事件被报纸捅出来后,在德国乃至欧洲都引发巨大关注。威廉二世,这个喜欢为妻子选择帽子的男人,始终未能摆脱同性恋的嫌疑。 [11]

1907年,在维也纳同样爆发了同性恋丑闻。一份读者甚众的报纸从4月起陆续刊发小道消息,透露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政治和财政精英中有许多同性恋者。这些文章颇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因为“与同性发生淫乱行为”在国内属于刑事罪行。有人自动对号入座,发现自己是这个同性恋精英群体的成员。化名“茉薇奥拉伯爵夫人”(Countess Merviola)的消息人士告诉报纸读者,把“暖心兄弟”送进监狱将会是个巨大错误。难以想象“最受尊敬的国务活动家,最古老家族的贵族后裔,百万富翁和商界巨子”都会因为同性恋行为而受到揭发。尽管那位伯爵夫人以香甜的香水纸寄出信件,但信件中带着要挟的气息。假如说维也纳精英是“暖男”,那也意味着这帮“暖心兄弟”必将互相照料。就算“暖心兄弟”变成热锅蚂蚁,也必然是难兄难弟。

上述桃色绯闻都只是1913年雷德尔事件的前奏,此事开启了20世纪对同性之爱与间谍恐慌之间的密切联系。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上校是一名铁路职员的第九个儿子,他被擢升到哈布斯堡军事情报部门权势熏天的首脑位置。他狂热地追逐男色,喜欢穿着女性晚礼服,包养了数十名男性情人。与许多军官类似,他过着他根本不可能负担的奢侈生活,也许比绝大多数军官更加挥霍无度。与他有染的军官都把借债视作家常便饭,更把同性之爱视作成年人之间的私事。雷德尔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水平,只能向俄罗斯帝国出售秘密情报。1913年5月,他的罪行终于败露,雷德尔最后自杀身亡。事件的细节被哈布斯堡陆军和宫廷严密封锁。斯特凡作为大公以及后来的海军上将,很有可能知道全部内幕。丑闻爆发的时候,斯特凡、玛丽亚·特蕾莎以及威利都在维也纳。他们把威利从赫拉尼采接到维也纳,这样他就能在更为安静的环境中跟随家庭教师完成学业。正当威利准备考试的时候,雷德尔用子弹射穿了自己的脑袋,这给威利上了最后一课。 [12]

在这浑浑噩噩的青春期里,未来的波兰王冠已然遥不可及,当下的军校教育更是苦不堪言,威利自我安慰的办法就是构想完全属于自己的王国。他发现自己为了成为波兰国王而习得的技能,完全可以用来达成其他目的。回到洛希尼岛,他所接受的波兰语课程只不过就是花园漫步时所说的波兰语,完全脱离千里之外的波兰现实社会。这种语言虽然非常艰深,却似乎纯粹而抽象。在加里西亚,威利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波兰语:波兰人管理这个行省,这是学校的语言、法庭的语言,在绝大多数城市,还是街头巷尾的语言。

然而,威利肯定隐约感觉到,加里西亚还是其他民族的家园。实际上,附近就住着乌克兰人。父亲城堡周围的山区住着高地牧羊人和猎人,他们分成许多部落。某些人说清晰可辨的波兰语,其他人则说某种更为轻柔的语言。威利似乎从当地孩子那里学过片言只语,也许他刚开始时还不知道这些字词是什么意思。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喜欢这种语言的轻柔声调,她知道这是乌克兰语。这种语言让她想起自己的母语意大利语,一种她过去在亚得里亚海滨的家中每天都会说的语言,而今她住在群山之中,也开始想念海边了。 [13]

威利通过波兰文学作品得知,自古以来,波兰人与乌克兰人就曾为他们都称作家园的土地而争斗。在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小说《火与剑》( With Fire and Sword )中,威利读到发生在17世纪乌克兰境内的往事,当时乌克兰哥萨克发动了反抗波兰贵族的伟大起义。尽管显克微支作为古往今来波兰最受欢迎的小说家,明显站在波兰的立场上写作,但他并未否认哥萨克那种狂野的人性尊严。威利并非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在这个故事中被乌克兰人的狂野情感打动的读者。文明的波兰贵族与野蛮的乌克兰哥萨克的对立,在文学题材中屡见不鲜,在现实中表现为威利与两位姐夫的对话。这些波兰贵族都是豪门贵胄,家中拥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农奴。两位姐夫告诉威利,乌克兰人是野蛮的“土匪民族”。这种描述引起了威利的“兴趣”,他决定“自探究竟”。既然威利知道波兰贵族非常讨厌他们,他就很容易把哥萨克视为自己的英雄。

某时某刻,很可能是在1912年,威利十七岁那年,他决定为乌克兰这个“土匪民族”寻找据点。威利研究家中收藏的加里西亚地图,发疯似的想找到这些野蛮人。这年夏天,威利独自东行。一如父亲的做法,他“匿名旅行”,坐上火车的二等车厢,前往喀尔巴阡山脉的沃罗赫塔(Vorokhta)。他独自穿越绿色的松林。他发现胡特苏勒部落(Hutsul clan)的乌克兰人,他们是靠狩猎和耕作生活的自由民,而非他所期待遇到的野蛮人。他喜欢这些热情好客的人,也喜欢他们的歌声。他跟这些人说波兰语,其实波兰语跟乌克兰语非常相近,他也趁此机会学到了更多乌克兰语字词。威利很有语言天赋,而以波兰语为母语的人,其实是很难完全听懂乌克兰语的。威利回到日维茨时“就像脱胎换骨似的”。他发现了一个没有王国的民族。他曾看过《皇帝之梦》,众多民族敬畏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他也曾分享父亲的民族之梦,即波兰将会出现哈布斯堡统治者,继续忠诚于哈布斯堡君主国。为何乌克兰人不能有自己的哈布斯堡统治者? [14]

如果要像威利在那年夏天般拥抱乌克兰人,就必须重新审视加里西亚。民族主义的放大镜总是聚焦于某个群体而忽略其他群体。威利的父亲和两位姐夫把加里西亚视为波兰的土地。实际上,加里西亚也是乌克兰人、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的家园。只要临时打断一下,挪一挪放大镜,就能看见他们。日维茨本身是波兰贸易城镇,拥有足以自豪的巴洛克式天主教堂,也没有多少犹太人或者乌克兰人,但在附近的某些乡村里有精美的乌克兰木制教堂,它们有着洋葱头屋顶,装饰着精美的金属十字架。由于威利已偏离父亲和波兰姻亲的计划,他自己就以乌克兰人的角度观察加里西亚。通过见其父亲之所未见,通过认同波兰王子们所鄙弃的民族,他自我提升了自己在家族中甚至王朝中的地位。他是哈布斯堡王室外围支系中最小的孩子。然而,既然没有乌克兰哈布斯堡王朝,就让他成为这个王朝的开创者。

威利在潜意识里想要加入某个社群,以便“更加接近这个民族”,这种想法相当叛逆。加里西亚是由波兰贵族管治的,他们奴役着大量的乌克兰农民。波兰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独立的乌克兰民族的存在,认为乌克兰人只不过是些原材料,迟早会被蒸蒸日上的波兰民族同化掉。然而,威利的乌克兰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背叛。正好相反,乌克兰哈布斯堡王朝或许会成为君主国内极其复杂的民族政治的有用资产。

随着君主国的政治逐步走向民主化,像乌克兰人这样的民族的声音和票数将会日益重要。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乌克兰语使用者的人数占据奥匈帝国奥地利部分总人口的6%;按照1907年首次一人一票大选的结果,乌克兰政治家分配到6%的国会议员席位。19世纪后期,乌克兰人曾是执政联盟的中流砥柱,乌克兰人在选举中的比重正日益上升。在未来的自由选举中,乌克兰政党肯定还会拿下更多国会议员席位。既然如此,威利或许是对的,他自己的王朝将不会排斥乌克兰成员。 [15]

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从内外政策的角度考虑乌克兰问题。如同斯特凡试图解决的波兰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那样,乌克兰问题不仅涉及哈布斯堡君主国,而且涉及相邻的帝国。威廉听说喀尔巴阡山脉里住着乌克兰人,而说这种语言不同方言的人,还散布在山脉以东两千公里以内,深入俄罗斯帝国境内。这是东欧人种学大发展的时代,这门科学如今叫作人类学。人种学家不惜进行长途旅行,以证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可以跨越政治疆界。人种学家的学说得到人口学家的佐证,人口学家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统计到数百万乌克兰人,在俄国境内却有数千万乌克兰人。 [16]

民族主义让各大帝国不可能再故步自封。一旦各民族跨越了帝国疆界,帝国政策就不得不对进退得失进行深思熟虑。维持稳定似乎不再可能。乌克兰民族问题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加强哈布斯堡君主国,唯独不可能保持中立。如果乌克兰政治实体变成现实,那就必然会向哈布斯堡君主国或俄罗斯帝国索取领土,或者同时向两者索取领土。因此,维也纳和彼得堡都想方设法确保任何变动都对己方有利,比如允许某种程度的民族统一,但必须在帝国的统治和支持下。俄罗斯帝国试图让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的乌克兰人相信他们属于东正教民族大家庭,应该对沙皇感恩戴德。哈布斯堡王朝则支持独立的乌克兰教会,即东仪天主教会。东仪天主教会的乌克兰领导人是聪明绝顶的安德烈·舍甫季茨基(Adrii Sheptytsky)大主教,他希望让俄罗斯帝国改信东仪天主教。俄国与哈布斯堡君主国都不可能放弃乌克兰领土,而都想通过吸纳对方的领土来解决乌克兰民族问题。 [17]

比年轻的威利身份更为显赫的哈布斯堡王子早就研究了乌克兰问题。弗兰茨·斐迪南皇储曾有乌克兰政治顾问。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因为担忧即将到来的战争,早就开始关注乌克兰。1912年,也就是威利独自旅行的那个夏天,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崩溃,哈布斯堡君主国不得不与俄国争夺巴尔干控制权。尽管巴尔干半岛可能会成为维也纳与彼得堡角力的场所,但哈布斯堡君主国与俄罗斯帝国在那里并没有共同边界。两国的共同边界在加里西亚东部边境。因此,一旦与俄国爆发战争,战斗就将沿着乌克兰战线展开,乌克兰领土注定会在两国之间反复易手。 [18]

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为了争夺乌克兰而爆发战争,可不是什么美妙的前景。陆军由多民族、多语言的兵员组成,但那些古老的显贵民族在军官团里滥竽充数。每五百名军官才有一名军官说乌克兰语。在乌克兰境内的东部战线为哈布斯堡王室培养乌克兰军官是很有意义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找到了合适人选。1912年秋天,他要求威利研究乌克兰问题。第二年,威利入读位于维纳-诺伊施塔特(Wiener-Neustadt)的帝国军事学院,准备受训成为军官。 [19]

威利看似叛逆的举动竟然直接变成帝国使命。作为军事学院的候补军官,他继续学习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尽管多了额外的功课,但从绝大多数方面来看,威利只是个候补军官而已,完全符合父亲对他的期望。他与班上其他年轻同学作息完全一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至下午一点上课,下午三点至六点继续上课。威利喜欢地理课和法律课。他取得优异成绩,非常接近班级头名,尽管这也未必能说明什么。哈布斯堡大公有时会获得学位,但并不总是在学习。被迫出题考大公的老师处境窘迫,已成为哈布斯堡领地内的笑料,根据一则茶余饭后的笑话所述,老师给大公出的经典考试题目是:“七年战争持续了几年?”

与之前在赫拉尼采的预备军校相比,威利似乎更喜欢在维纳-诺伊施塔特的军事学院。威利和几位同学借了校长的汽车,在外面旅行了九个晚上。他热爱骑马、击剑、游泳。与之前的学校相似,维纳-诺伊施塔特也存在同性恋现象,但也许没那么具有攻击性。年长的学员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年轻学员,舍监收受贿赂,允许两个男孩共用一间禁闭室。作为年满十八的年轻男子,如果威利对他的新学校有任何不满,他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表达不满。维也纳的条件比赫拉尼采好得多,哥哥莱奥也于同年入读军事学院。兄弟俩每逢周日离校,利用周日探望父母。斯特凡和玛丽亚·特蕾莎此时通常住在维也纳,在斯特凡位于维德纳大街61号的宫殿里。此地距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居住的霍夫堡皇宫也就是乘坐出租马车便可到达的极短距离。威利也和他最喜爱的姐姐埃莉诺拉重逢了。埃莉诺拉从伊斯特拉半岛前来,她和威利会在维也纳一起漫步。 [20]

这种漫步曾是威利所接受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已是个年轻男子,能够留意到社会差距,他与心爱的姐姐共度时光,而姐姐却嫁给身份低微得多的男人。威利与埃莉诺拉一起流连的这座城市是庞大的都会,是两百万市民的家园。当姐弟俩从父亲的宫殿往南走,远离霍夫堡皇宫和环城大道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抵达马尔加雷滕和法沃里滕,这两个街区挤满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那时候,威利开始阅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很对威利的口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作为民主议会立法的结果,帝国将会变成民族宽容的社会福利国家。威利把社会主义者的计划运用于他所钟爱的乌克兰民族身上,后者是帝国境内最为贫穷、最依赖于农耕的民族。

尽管威利有点离经叛道,但他的能量早已被导入更大的系统。更准确地说,他小小的叛逆行为,为他提供了所需的能量,让他成为一个技巧娴熟的年轻男子,这些技巧终有一日将会服务于他的帝国。他正受到关注和栽培。他不再是其中一位潜在的波兰大公,而是哈布斯堡家族唯一可能的乌克兰王子。他不再是波兰王位的末位继承人,而是乌克兰王位的首位继承人。一位与农耕民族站在同一阵线的大公,一位让旧王朝与新民族连成一线的大公。在合适的时刻,威廉及其选择的民族或许会为古老的帝国注入年轻的活力。

在小说《没有个性的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中,罗伯特·穆齐尔描述了一个正在筹备弗兰茨·约瑟夫登基七十周年庆典的委员会。在讨论了血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考虑了父辈人物的影响,离题万丈地讨论了一通政治哲学后,这个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实际方案,却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孤例,即关于一个委员会如何理解现实的生动例证。一位职业外交官试图解释外交的本质:不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小说的主人公则界定了何谓行动:并非你正在做的事情,而是你将要做的事情。穆齐尔试图揭示哈布斯堡王朝的处事原则:总是控制不住每处细节,但总是能够把握住大局,永远保持机智圆滑,永远保持灵巧机敏,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只对家族的权力孜孜以求。

在穆齐尔的小说里,永恒不朽是由弗兰茨·约瑟夫的漫长统治所体现的,异乎寻常的漫长统治让这个王朝自带永恒不朽的光环。及至20世纪,绝大多数哈布斯堡臣民只记得这个皇帝。然而,这是个人老而不死造就的永恒不朽,而非对王朝后代同样优秀充满信心造就的永恒不朽。因此,弗兰茨·约瑟夫老而不死,但他的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鲁莽浮躁、不得人心。帝国早已失去全球争霸的雄心,沦落为局促于中东欧的帝国,统治者越来越感到走投无路,因为其他正在崛起而非正在衰落的强国正将其逼入绝境。

与永恒不朽的感觉相伴而行的是末日将至的感觉。20世纪早期,哈布斯堡君主国已被卷入欧洲结盟体系,被卷入两大国家集团扩军备战的竞争。哈布斯堡外交通常软弱无力而非聪明睿智,完全失去了回旋余地。德国统一后,法国在东方寻找盟友,搭上了俄国。19世纪末,哈布斯堡君主国与德国结盟对抗俄国和法国。1904年,英法两国达成协约,协约的本意是避免两国在帝国领地问题上发生分歧,但预示着两国更为紧密的政治合作。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订类似协约。这些协约缔造了并非正式但显而易见的英法俄同盟。德国是个强国,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抗这个同盟。德国早已跟英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但德国输掉了这场竞赛,然后又于1911年展开传统军备竞赛,这次就连它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也被卷了进来。

当这五个国家各自寻找盟友的时候,第六个传统强国却从欧洲大陆撤退。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其欧洲领地。1908年7月,奥斯曼帝国陆军军官们假借改革名义发动政变,哈布斯堡君主国趁机在10月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早在三十年前,哈布斯堡王朝就通过条约获得占领这两个省份的权利,当时这两个省份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奥斯曼帝国。此时,哈布斯堡王朝单方面宣布吞并这两个省份。奥斯曼帝国已持续衰弱两个世纪,其他强国早已就重新瓜分其领土达成一致。因此当奥斯曼帝国这个强权销声匿迹的时候,另一个强权哈布斯堡王朝打破游戏规则,自行把占领变成吞并。俄国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地内的东正教民族感兴趣,因而对此感到屈辱。俄国迅速与塞尔维亚接近。塞尔维亚把波斯尼亚视为自身的利益范围,实际上它将其当作未来大塞尔维亚国家的一部分。

然后,巴尔干政治的主导权,乃至欧洲政治的主导权,都从大国手中悄悄溜走了。1912年,四个巴尔干民族君主国结成同盟,包括塞尔维亚、黑山、希腊和保加利亚,同盟进攻奥斯曼帝国,夺取其绝大多数欧洲残余领土。这场冲突被称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表明欧洲能够被小型民族国家改造,而民族主义能够摧毁帝国。1913年,巴尔干国家之间又爆发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当尘埃落定时,主要胜利者是塞尔维亚,其领土扩大一倍,其人口增加一半。哈布斯堡陆军总参谋部坚持要对塞尔维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君主国不迅速行动起来,亲手除掉塞尔维亚这样的民族主义害虫,那么可想而知,哈布斯堡王朝将会遭遇与奥斯曼帝国相同的命运。总参谋部已厌倦了让君主国充当欧洲病夫。如果不得不重建均势,他们宁愿冒险走钢丝,发动一场讲究策略的战争。走钢丝的人至少还得向前走,而且他手上拿着棍子。1913年至1914年,总参谋长至少提出了二十五次针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建议。 [21]

时间回到19世纪90年代,在那个相对温和的年代,弗兰茨·斐迪南与斯特凡一边泛舟亚得里亚海上,一边讨论巴尔干政治。在波斯尼亚吞并危机期间,两人书信往返,担心战争爆发。弗兰茨·斐迪南不相信战争能够解决巴尔干问题。他认为,把塞尔维亚纳入哈布斯堡领地只会带来新问题。塞尔维亚只出产“杀人犯、流氓无赖以及少量李子”。斯特凡在亚得里亚海滨居住了二十年,他比弗兰茨·斐迪南更加亲近巴尔干民族。他曾用西里尔和美多德的名字为儿子取名,此二人是东正教土地上最受崇敬的圣人。然而,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1907年,也就是吞并危机前一年,他离开可能会产生南斯拉夫的巴尔干半岛,前往可能会产生波兰的加里西亚。

威利明白父亲的想法,而且他与父亲同样异想天开,也同样活泼善变。父亲那代人或许不把乌克兰视为一个民族,但界定民族的标准正在改变。这是民主时代,人口与财产同等重要;这是种族时代,文化能够取代传统;这是科学时代,人口学能够较为精确地统计民族人口。威利把乌克兰视为民族,它与波兰民族具有同等地位和权利。民粹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学说只能吸引那些以平民之友自居的年轻人。那么,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乌克兰这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激起了威利年轻的热情。威利认为,乌克兰是个自然民族,是个生机勃勃的民族,是个年轻的民族,能够乘风而起。而波兰属于腐朽文明。两年后,他写道:“波兰!是的,我必须承认,波兰曾是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但如今已近秋凉。其文化如今已成多余,如今已经颓废堕落。”

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表明,衰落可以是个无比漫长的过程。三个世纪以前,威利的祖先、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曾资助阿尔钦博托(Arcimboldo)描绘著名的四季图:春天以鲜红嫩绿的蔬菜水果来表现,秋天以丰收的葫芦、薯蓣、葡萄来表现,两者都组合成男性形象。随着时间流逝,再也没有兴衰荣辱。但对于所有画家来说,他们画笔下的时间仿佛无休止的季节变换。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确抵达了转折点——圆形的切点、关键的时刻——永恒不朽的王朝将被卷入灾难与救赎的激烈场景。

1914年夏天将会割裂春与秋、父与子、新与旧,哈布斯堡王朝发动的战争将会终结旧欧洲。但在1913年,斯特凡和威利的选择并未表现为彼此敌对,亦未表现为对王朝不忠。如果正如总参谋部所渴望的那样,哈布斯堡君主国发动的这场战争能够征服塞尔维亚,那么哈布斯堡军队也就能够征服俄国。战胜俄国将会同时增加哈布斯堡领地内的波兰人口和乌克兰人口,从数百万到数千万不等。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赢得这场战争,并向东向北扩张,大公们也许真的能够以忠于皇帝的摄政王身份,统治大波兰或者大乌克兰的王家行省。

斯特凡和威利采取的行动作用于两个时代: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时代。他们的行迹,暗示着新时代的到来:他们降生时盛行的理念早已过时,那个年代只记载了一个永恒王朝梦中画卷的日期和细节;他们亲手培育的理念正当其时,这个年代把进步带给民族国家。斯特凡成为波兰人,期待创建新的王家行省。威廉成为乌克兰人,期待推出新的民族国家。然而,正是技巧和声望,既允许他们帮助君主国,又为他们准备了没有帝国的欧洲,波兰和乌克兰都将成为独立国家。尽管威利和斯特凡从未提及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衰落,以及波兰的独立和乌克兰的崛起,但他们的波兰或乌克兰追随者无疑将会提及此事,而且必将付诸实施。

1913年,威利十八岁了,仍然未能让自己的野心摆脱家族的宏愿。他既天真烂漫又悲观厌世,拥有难得的机会来背叛自己所体现的传统。父亲让他变成波兰人,他就变成乌克兰人。父亲让他变成军官,他就作为候补军官投入自杀式战争。斯特凡预见了民族世界的到来,而今这个世界近在眼前。威利选择了自己的民族,他只能从戏剧、旅行、书本中了解这个民族,那是一个像他自己那样年轻、那样青春的民族。

父子二人,只能像其他哈布斯堡家族成员那样,准备迎接新的时代。


[1] Gribble, Life of the Emperor Francis-Joseph ,119;Hamann, Reluctant Empress ,288,301;E.Habsburg, Das poetische Tagebuch ,383.

[2] 关于这次讨论,请参阅Wheatcroft, Habsburgs ;尤其是Tanner, Last Descendant.

[3] 关于马耳他之旅,请参阅ibid.,Consolato d’Austria-Ungharia,Malta,A sua Eccellenza Il Barone Lexa de Aehrenthal,22 April 1907.关于马耳他政局的讨论可见Owen, Maltese Islands ,63-66.

[4] Tylza-Janosz,“Dobra czarnieckie iporąbczanskie,” 20,28,35;Spyra, Browar Żywiec ,27-30.关于贵族资本主义,请参阅Glassheim, Noble Nationalists ;以及Mayer,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5] 关于家庭肖像,请参阅Senecki and Piotrowski,“Zbiory malarstwa,” 58-60;Kuhnke,“Polscy Habsburgowie”;Mackiewicz, Dom Radziwiłłów ,209.关于移居的时机可见“Memuary,” TsDAVO 1075/4/18a/1.关于民族风格请参阅Bożek, Żywieckie projekty Karola Pietschki .关于礼拜堂可见Rusniaczek,“Jak powstał,” 40-41. Maria Theresia’s request to the pope:Maria Theresia to Pope Benedict ⅩⅤ,1 December 1904;“Sacra Rituum Congregatio...” 18 January 1905;[Illegible] to Maria Theresia,15 May 1912;all in APK-OŻ DDŻ 3.

[6] Ryan, My Years ,127-134.2007年,这棵紫杉树仍旧立于此处。

[7] Mackiewicz, Dom Radziwiłłów ,210-211.

[8] Ryan, My Years ,98-99;Hyla,“Habsburgowie Żywieccy,” 9;“Memuary,” TsDAVO 1075/4/18a/1.

[9] 斯特凡的信件,请参阅Stefan to Baron Rehmer,Ministerium des Aüssern [December 1912],APK-OŻ DDŻ 85. Reactions are recorded in HHStA,Fach 1,Karton 203,Folder “Vermählung der Erzherzogin Mechtildis mit dem Prinzen Aleksander Olgierd Czartoryski,” K.und k.Ministerium des kaiserl.und königl. Hauses und des Äussern,Vienna,26 January 1913,3.518/1,Vertraulich. The first wedding “in das Bürgertum” according to Hamann, Die Habsburger ,81.与姐妹们不同,埃莉诺拉不得不放弃所有国家资助,请参阅HHStA,Fach 1,Karton 203,Folder “Vermählung der Erzherzogin Eleonore mit dem Linienschiffslieutenant von Kloss,” Kopie,“Verwurf.”

[10] 引文引自Ryan, My Years ,99.书信往来的例子可见Stefan to L.Bernheimer,22 December 1912,APK-OŻ DDŻ 85.

[11] Hull, Entourage ,65 and passim;Clark, Kaiser Wilhelm Ⅱ ,73-76;Murat, La loi du genre ,265.Proust认为威廉二世的丑闻让“同性恋”这个词语被法国人接受。Lucey, Never Say Ⅰ ,230.

[12] 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143-145;Palmer, Twilight ,318;Ronge, Kriegsund Industriespionage ,79-86;KA,Personalevidenzen,Qualifikationsliste und Grundbuchblatt des Erzherzogs Wilhelm F.Josef,“Hauptgrundbuchblatt.”

[13] Novosad,“Vasyl’Vyshyvanyi,” 24.威廉或许准备成为两个王国的国王,可见Vasyl’Rasevych maintains in “Vil’hel’m von Habsburg,” 212-213.拉瑟维奇认为威廉最初同情犹太人,后来才同情乌克兰人。但拉瑟维奇的观点似乎只是孤证,原文出自Henry Hellsen,“Kejser at Ukraine,” Berlinske Tidende ,31 March 1920,2.按照赫尔森的说法,威廉制订了以色列建国计划,并且为柏林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提供服务。人们不妨设想威廉的想法来自何处。犹太复国主义是指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建立犹太国家的观念,其支持者甚众。1913年,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当时维也纳正是威廉的居住地。在这种背景下,威廉迁居维也纳,在他发现民族的旅程中无疑是个时来运转的时刻。其原因在于,洛希尼岛没有犹太人,日维茨也只有极少数犹太人。但伊斯坦布尔和北非肯定有犹太人,那都是威廉喜欢的地方,他可能于1906年、1907年、1909年的家族旅行中见过犹太人。赫拉尼采也有犹太人,而威廉从1909年至1912年在那里求学。赫拉尼采有条犹太街,有犹太教堂,有学校,有社区建筑(请参阅Bartovsky, Hranice ,225)。但这都只是猜测。威廉自己并未提起,因此赫尔森那篇文章只是孤证,赫尔森的编年叙事也相当模糊。赫尔森所引用的某些关于犹太人的细节,比如威廉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谈话,与关于乌克兰人的细节同样可疑。赫尔森是在事发多年以后才从事写作,而且缺乏专业素养。除非出现新的证据,否则威廉有关犹太人的故事只在或有或无之间。

[14] “Memuary,” TsDAVO 1075/4/18a/1-2,quotations at 1 and 2. See also Hirniak, Polk. Vasyl’Vyshyvanyi ,7-8.

[15] 欲知更多细节,请参阅Markovits and Sysyn, Nationbuilding ;Binder, in in Wien .

[16] 东欧人种学的出色总结可见Gellner, Language and Solitude ,132ff.

[17] 关于乌克兰君主制,请参阅Tereshchenko,“V’iacheslav Lypyns’kyi.”关于加里西亚乌克兰运动的流行程度,请查阅John-Paul Himka,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 等。

[18] Tereshchenko and Ostashko, Ukrains’kyi patriot ,8.那位顾问是埃文·奥列斯涅茨基。

[19] IPH,14 April 1948;TsDAHO 26/1/66498-fp/148980/Ⅰ/132;see also Onats’kyi, Portrety v profil ,126.关于其他军官团,可参阅Plaschka,Haselsteiner,and Suppan, Innere Front ,35.

[20] “Memuary,” TsDAVO 1075/4/18a/3;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82.

[21] Dedijer, Road to Sarajevo ,145. See also 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8. cgjI4W6HlV1NrD75458kaUUVTVGrg1mcLoPCzxUcPj8m+iL8pemA74rS959SRz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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