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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故事始于一场强奸案。一名身为贞女祭司的公主遭人偷袭强暴。有关这场重大性侵案的记载五花八门。有人说，这件事发生在她的睡梦里：一个俊美非凡的男子将她带到绿树成荫的河边，事后又抛下她，留她孤独一人惆怅、逡巡。也有人称，她是在神圣的小树林里汲水时，遇上了雷雨，突然被人捉了去。还有一个故事甚至讲到，是一只来由不明的阳具从皇家壁炉的烟灰中突然出现，但只玷污了公主的奴婢，而非公主本人。尽管如此，在所有版本的故事中，公主后来都因此怀孕。除却一些恶劣暴躁的修正主义者外，绝大部分人深信，这个施奸者是一位神。
血之溅溢者（Spiller of Blood）玛尔斯将神种播入了凡人的子宫。
两个神一样的男婴就从这次强奸中应运而生。这对代表着母亲耻辱的双胞胎自呱呱坠地起便被扔进了附近的台伯河。但神迹并没有停止。装着婴孩的箱子顺着洪水漂流，最终搁浅在一座名为“帕拉蒂尼山”的山丘的陡坡下。这里，果实累累、枝盈欲弯的无花果树下掩映着一口洞穴，一头母狼在洞口处发现了两个男婴。但它并没有将其吞食，而是舔掉他们身上的泥，把自己的乳头放在了他们嗷嗷待哺的嘴里。一位路过的养猪人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后，爬下帕拉蒂尼山赶来救助。母狼悻悻逃走。养猪人救下这对双生子后，分别给他们取名“雷穆斯”和“罗慕路斯”。二人长成了出类拔萃的勇士。某日，罗慕路斯伫立在帕拉蒂尼山上，望见了12只雄鹰：这是天神给他的确切启示——他将在这山头建起一座城。城市从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而他将作为第一代统治者君临罗马。
不管怎样，这就是数世纪后的罗马人在解释其城市渊源和丰功伟绩时所讲述的故事。外邦人听闻之后也觉得非常在理。对那些曾与罗慕路斯后裔鏖战的人来说，战神玛尔斯之子、母狼喂乳这些有关罗慕路斯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罗马人的性格。
马其顿人追随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一个靠近旭日东升之地的庞大帝国，就连这样的民族也清楚：罗马人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族群。在爆发于公元前200年的一次短暂的小规模冲突中，两方僵持不下，胜负难分，足以让马其顿人铭记这一点。尽管自罗慕路斯时代以来，已经过去了五个多世纪，但在敌人眼里，罗马人身上似乎仍携带着那些神话生物才拥有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特质。在战场上收拾死尸时，马其顿人被那些混乱不堪的场面吓得魂不附体。只见罗马人剑下，横尸遍野、血流漂橹。尸骨被连肩带臂齐齐削掉、身首分家，战场上内脏成堆，恶臭千里：一切都直指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也不必责怪这些马其顿人在当天“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哪类武器及何种人类”
时感受到恐慌。毕竟，对文化之邦的教化之民而言，害怕“狼人”乃人之常情。罗马人身上的狼性，如其指甲下若隐若现的利爪、瞳孔内微微散发出来的黄光，都逐渐被地中海地区的人民视作理所当然之事。“毕竟，他们承认自己的祖先吸吮过狼奶！”一位国王在国家危亡之际发出了这样迫切的战斗号令，“我们自然能想到他们所有人都有一颗狼子野心。他们嗜血成瘾又贪得无厌。对于权利和财富，他们的欲望没有限度！”
当然，罗马人对此的看法与之大相径庭。他们相信，是天神赐予了他们征服世界的能力。罗马人的天赋就在于统治。是的，也许有民族可以在其他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譬如，论及雕刻铜像或大理石像、绘画天体图或撰写性爱手册时，谁人能与希腊人一决高低？叙利亚人是技压群芳的舞者；迦勒底人是能力非凡的占星家；日耳曼人是首屈一指的卫士。但唯独罗马人具有征服天下、统治寰宇的天分。他们立下的赫赫战功不容置疑。在谈及赦免阶下之囚、打压倨傲之徒时，他们雄霸一方，无人能及。
因此，他们相信，这种卓越性可以追溯到自己民族的起源。“罗马的千秋大业就是建立在古老传统和公民品性之上的。”
自建国早期，罗马人的英勇之处就体现在：城内的居民随时准备好牺牲一切来维护全城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罗慕路斯在都城边上建了一道围墙，犁出一条垄沟，即“圣界墙”（pomerium），将墙内的所有土地献给众神之王朱庇特。但他知道，要让罗马城真正神圣不可侵犯，还须奉献更多。于是，他的双胞胎弟弟雷穆斯请愿为人祭。雷穆斯跳过圣界墙，被一把铁锹砸倒：“就这样，他用自己的死让这座新城的堡垒得到了神佑。”
罗马城最初的土地就是由战神儿子的鲜血所滋养的。
雷穆斯是第一个为城市利益献身的人，但绝非最后一个。罗慕路斯之后，五个国王先后登上了王位宝座。但第六代国王“高傲者塔克文”邪恶残暴，并不符合这一绰号所代表的形象，于是百姓们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终结。领导起义的人是塔克文的妻弟布鲁图斯，他让罗马人民集体宣誓，“再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单独统治罗马”。从那时候起，“国王”成了罗马政治用语中最肮脏的词。罗马人不再是屈身于人的臣民，而是化身成为“公民”（cives）。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展露拳脚了。“他们开始昂首阔步，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因为在过去，相比于劣迹斑斑的无能之辈，贤能之士反而更容易引起国王的猜忌和害怕。” [1] 现在，这座城市挣脱了国王嫉妒的目光，公民们无须再遮掩自己对荣誉的渴求。来自罗马公民的称颂成了功绩的标杆。即便是最卑微的农民，只要他不想在他人轻蔑的目光中见到自己的身影，就需要扛起作为罗马公民的责任来证明自己是一名男子汉（vir）。
德（Virtus）是男子汉的品性，是罗马人追求的终极理想品质。它是气概与勇气的完美糅合，是罗马人眼里最重要的力量。就连天神也认同这一点。公元前362年，也就是“高傲者塔克文”倒台一个半世纪后，一个可怕的凶兆降临罗马城中心。帕拉蒂尼山下罗马广场的宽阔铺砖平地上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罗马人胆战心惊了。“罗马广场”是罗马公民生活的中心。政治家在这里面对公民发表演讲，行政官员在这里主持公道，商贩在这里叫卖商品，侍奉灶神维斯塔的贞女祭司在这里照看永不能熄灭的圣火。在对罗马日常生活这般重要的地方竟然开了一道通向地下世界的门，这无疑预示着可怖之事：天神动怒了。
这一情况得到了验证。他们需要向天神献祭，而且是献祭一样“你们所拥有的至贵之宝”。
但是，什么才是罗马最宝贵的东西呢？这个问题使许多罗马人抓耳挠腮。最后，一位名为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的青年挺身而出。他对其他公民说，男子气概和勇气是罗马人最宝贵的财富。接着，他披挂上马，策马直逼前方的深坑，继而凌空一跃，和马儿一起坠入了深渊，地缝当即闭合。一个水池和一棵橄榄树被用来标记事发地点，向这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公民致以悼念。
罗马人高度珍视这种共同利益至上的政治理想，以至于他们为之取的名字“共和”（res publica）成了整套政体的代称。正是由于“共和”的存在，公民们才能够在严守纪律的基础上，热烈地渴求荣誉，坚定地在恶劣环境中接受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并从磨难中破茧成蝶，重获新生。对罗马共和国的邻邦来说，“共和”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到公元前200年马其顿人首次领教罗马军团狼一般的野蛮凶残时，罗马已经成为雄踞地中海西部的霸主。而在此两年前，罗马军队还迎头痛击了一个妄图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大国：北非海岸一个名为迦太基的富贾之都。罗马赢得的这场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两座城市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十多年的殊死斗争。当时，战火烧到了罗马城的城门口。意大利的土地也已被鲜血浸透。“这场动荡混乱的战斗使得整个世界都跟着震动。”
其间，罗马人遭遇了一场重大的考验，换作其他任何民族，肯定都会迫切地寻求和解谈判，但罗马人仿佛铁打的一般，越战越勇，最终克敌制胜。难怪连亚历山大大帝的几位继承人都觉得这支军团锐不可当。地中海东部的君主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押跪在罗马官员面前摇尾乞怜。和自由而严明的共和制相比，君主制似乎立刻就显得缺陷重重、漏洞百出。“我们的情感由大脑控制，”罗马人对一个战败君主的几个使臣正言道，“无论时运如何跌宕起伏，这一准则永不会变。我们不会因逆境而消沉，也同样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说这话的人——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拥有这方面的绝对话语权。他自己就是胜利者的代表。他的外号“非洲征服者”（Africanus）强有力地述说着他在征讨罗马死敌时所扮演的角色。他从迦太基人手里横刀夺走西班牙，并在对手的后院里把他们打垮，接着还让他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几年后，西庇阿的名字光荣地出现在公民名单的第一位。在一个像罗马这样的社会里，这代表的是一种举世无双的殊荣。罗马人极度痴迷于等级制度。所有人都会被正式分入其应属的阶层。公民地位受到严格且精密的评估。在罗马共和国的这种严苛的阶级体系内，财富、家庭和功绩三者共同决定了每个罗马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即便在社会的顶层，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会受到严厉的监察。排名靠前的公民有专属于他们的阶层：元老院。除却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外，元老院还要求成员具备足够的从政资历，否则，此人就没有资格成为罗马命运的裁断者之一。由于元老院商议的内容太过敏感，影响也太过重大，因此“数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元老在公众面前吐露过相关的一个字”。
因此，除非政客可以使自己的声音被诸位元老听到，否则还不如选择缄默。但元老的发言权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辩论时，最先被叫到发言的往往是那些凭借出身、德行和对国家的贡献积累了最多声望的成员。罗马人将这种人拥有的特质称为“权威”（auctoritas）——罗马共和国将西庇阿排在公民名单的首位，就是在肯定他的权威之盛。人们一致同意，这位迦太基人的征服者“取得了一份独一无二、璀璨夺目的荣耀”。
即便在功勋昭著的罗马人中，“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也被公认为无人能比。他是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即元老院的第一人。
但是，在西庇阿的这种领导地位下也潜伏着危险。他带来的阴影总是让其他公民不由得心生怨恨。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仍和以前一样：罗马城内，绝不允许一人独大。对罗马人民来说，行政长官的形象便是在警醒众人王政的诱惑和危险。他的托加袍（toga）边缘的紫色曾是君主专用的颜色。负责为他在人群中开路的“侍从执法吏”也与“高傲者塔克文”曾经的护卫相似。每位扈从的肩上扛着的由木棍和斧头组成的束棒——又名“法西斯”（fasces）——象征着皇权般让人望而生畏的强权：即处以他人罚款及刑罚的权力。
这种权力令人惊叹且充满危险。只有做好最为谨慎的防护措施，罗马人才能放心地把它交给自由共和国的公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政时代的君主制被推翻后，被废除的王权被分配给了两位长官（执政官）而非一位。执政者身上的万丈光芒和随之而来的不朽荣耀就像烈酒一样，需要享用者事先小心翼翼地将其稀释。两位执政官可以相互监督，且每位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但西庇阿的声名太过耀眼，这些约束均未起到相应作用。就连罗马共和国选举出的最德隆望尊的执政官也不免觉得自己在西庇阿面前黯淡无光。因此，元老院内逐渐产生了对这位首席元老的怨言。
事实上，罗马共和国内，人们对荣耀总是持有深深的怀疑。在罗马人眼里，政治家们的形象理应是眼角有鱼尾纹且行为冷峻强硬的。“元老”（senator）一词的拉丁语词源就意为“长者”。但西庇阿如流星般绚烂的成就之路的起点早得离谱。年仅26岁时，他就受命领兵去攻打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仅仅五年后，他就首次成功当选罗马执政官。甚至当那些在功绩的阶梯上落后他一大截的元老们还在手忙脚乱地竞选低级官职时，他就已经升任首席元老了。当然，亚历山大在皮肤松弛之前的青壮年时期，也完成了引人瞩目的征服伟业。可那些心怀愤恨之情的元老一想到这个相似之处，就更难宽心了。毕竟，亚历山大是异邦人，而且是一位帝王。尽管亚历山大的雄心壮志声震四海，但对许多元老来说，这种麻烦人物的自我标榜行为若是由自己的同胞效仿，就令人惶惶不安了。有人称，西庇阿是其母亲和一条蛇交媾后生下来的；他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要归功于一位神及时出手相助；他选择在深夜穿过罗马广场，就是为了止息狗吠。尽管他是首席元老，但此类传言暗指他德不配位。
这一切是不可容忍的。公元前187年，西庇阿从东方征战回国，他的敌人驻足以待。他们指控他挪用公款，而西庇阿则在元老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撕毁了账本，并愤怒地提醒控告方，自己为罗马赢取了多少财富。但那无济于事。这位首席元老不愿冒险担上被定罪的耻辱，于是请辞还乡。公元前183年，他潦倒去世。这个案例残酷地阐述了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公民会被容许凭借过于烜赫的声名来躲过法律的质问。”
即便是西庇阿这样伟大的人物，到头来也无法与之对抗。
就算罗马人可能曾由狼哺育，但罗马共和国的未来，以及共和国之自主权的未来似乎都稳若磐石。
[1] Sallust.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