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民间宗教中的信仰与仪式看起来不过是迷信，不外乎蒙昧时代的糟粕罢了。我们现代人多半会支持儒家唯理主义者对中国民间宗教的批判，即它是民众的幻想（或者套用马克思的话，是“人民的鸦片”），引致了财物的挥霍浪费，却无法带来实际利益。然而，民间宗教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研究民间宗教中的艺术、神话与仪式可以为我们理解普通人的心态和社会经验提供宝贵线索，而在博学多才的精英阶层编撰的文献中，普通人的想法、情绪及抱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帝制时代，中国人生活的世界被各种无形之力支配，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来自遥远的、隐于深宫之中的帝王。皇权通过层层官僚实现，对于公众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形的。县官或许是乡民们在其一生中所能见到的唯一官员，但即便是这样，在这位威严官员的身边仍围绕着曹吏和衙役。尽管人们期望作为“父母官”的他们能够体恤、怜悯治下的百姓，但他们在行使司法权力时仍应严厉而果决。因此，在大众想象中，神明居于云霄之上的乐园，那里欢喜无限，盛席华筵常设，而地下世界则是牢狱，冷面无情的官僚及其手下的可怕吏役在此间施以酷刑与严罚，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员和神祇在施展他们的力量时可能显得反复无常，但最终他们还是响应了更高层面的司法权威与规范。根据在人们心中支配天地万物的业报规律，恪守获得认可的道德准则能够确保神灵的襄助和庇佑。可是这种道德逻辑并不适用于运作于世间的另一类强大的无形之力——匿伏于阴影之下的妖魔鬼怪。这些凶邪之灵的存在暴露了宇宙秩序的裂痕和业报法则的缺陷，加强而非缓和了凡人的恐惧与不安。

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中的神话与仪式揭示了世人对于自身的处境深感悲观。它们还展现了一种对个体命运似乎漠不关心，对弱者举止似乎无动于衷的社会环境。但通过认识神灵，领会左右他们行为的法则，明了能够影响神魔之力运作的策略，人们还是有机会主动出击，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运势。弱者从来都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存在。卜筮之术为掌控个人命运提供了洞见，仪式行为——尤其是祭祀神灵——则使凡人拥有了获得神力加持的手段。在官府权威和儒家怀疑论者看来，这些宗教实践是“左道”，有悖于被奉为道德操守和社会秩序之神圣原则的“正道”。但对于弱者和走投无路之人来说，如果不求助于“左道”，他们原本是无法获得神异之力庇佑的。

本书以始于上古的中国通俗宗教之历史演变为大框架，考察了五通神信仰的缘起和发展。五通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最常见也最令人畏惧的邪恶形象之一。作为中国帝制晚期的主要财神，五通最鲜明的特征便是他的邪性。他不是英雄，也不是美德的化身；相反，他体现了人类最丑陋的恶习、贪婪和欲望，是恃强凌弱、包藏祸心的恶魔。出于这类民间邪神信仰的矛盾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道德层面，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灵之力有其矛盾暧昧之处。只有在考察邪恶的“左道”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把握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历史学家如果想要知道民间关于神异之力（如五通神）的信仰的意义与重要性何在，就仍须倚仗于书面记录，而它们多数由博学的儒家精英编撰，因此不可避免地因精英阶层对于“左道”的敌意而有失偏颇。但关于五通神及其崇拜者的记叙浩如烟海、兼收并蓄，我们只要密切关注其中的细微之处，或许就可以一窥生活于帝制晚期的普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洞察他们为控制自身命运而做出的尝试。

万志英
2018年6月献给瞳（Hito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