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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洛托夫柏林谈判失败之后，苏德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就像斯大林11月25日告诉季米特洛夫的那样，“我们与德国的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却存在严重的摩擦”。
[1]
季米特洛夫接到命令，要第三国际在保加利亚发起运动，支持莫斯科对索菲亚提出的两国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这是在莫洛托夫从柏林返回莫斯科后再次提出的建议。
[2]
保加利亚人又一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提议，并暗示他们打算签署三国条约，与轴心国结盟。
苏联人一见这样，就向柏林抗议说，他们认为保加利亚属于他们在巴尔干安全区的范围，但抗议毫无效果。1941年3月，保加利亚签订了三国条约，同时签约的还有在1940年11月已全都加入轴心国同盟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让莫斯科感到担心的还有希腊的局势，它在1940年遭到意大利的入侵，现在它的领土上还有10万英军在作战。这使得欧洲战争有蔓延到其余巴尔干国家的危险。
截止到1941年春，除了沦为战场的希腊之外，在东欧剩下的唯一的独立国家只有南斯拉夫。早在1940年10月，莫斯科就采取措施要把南斯拉夫拉进巴尔干的反德阵线；后来，贝尔格莱德民众在1941年的3月底发动政变，推翻了亲德政府，使其又看到了希望。苏联大使馆报告说，贝尔格莱德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要求“与俄国结盟！”，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则发起了一场要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的运动。
[3]
3月30日，南斯拉夫新政府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建议在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建立军事与政治同盟，并且还特别强调说，需要武器装备来保卫该国的中立地位。第二天，莫洛托夫邀请贝尔格莱德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紧急谈判。
[4]
会谈是在4月3～4日在莫斯科进行的，苏方的谈判代表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i）。南斯拉夫人想要的是建立军事同盟，而斯大林提供的则是“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对于其中的原因，维辛斯基说得非常坦率：“我们跟德国人有协议，因此我们不想让人产生违背这一协议的印象。尤其是，我们并不想破坏这个协议。”
按照这种优先顺序，莫洛托夫在4月4日晚召见了舒伦堡，告诉他苏联将与南斯拉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舒伦堡抗议说，因为南斯拉夫加入三国条约的问题还不确定，目前南斯拉夫与德国的关系紧张。莫洛托夫回答说，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同盟与拟议中的条约之间没有矛盾，德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是要由柏林和贝尔格莱德解决的事情。就苏联而言，莫洛托夫说，它认为与南斯拉夫的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有助于和平，有助于缓和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
苏联与南斯拉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日期虽然注明的是4月5日，但实际上是在1941年4月6日的早些时候。 [5] 克里姆林宫在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举行了宴会，参加宴会的人当中包括苏联外交官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斯大林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萨维奇（Savich）的这段对话：
萨维奇：如果他们［德国人］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你们苏联人，不管愿不愿意，也必须战斗。希特勒是永远不会自己阻止自己的，必须要有人来阻止他。
斯大林：对，你说得对，希特勒是不会自己停下来的。他的计划大得很。德国人在试图恫吓我们，但我们不怕他们。
萨维奇：你当然听说了有传闻讲德国打算在5月进攻苏联？
斯大林：让他们试试看。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我们不要战争。因此我们才与希特勒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他对条约是怎样执行的呢？你知道德国人已经把多少部队开到我们边界了吗？ [6]
但是，斯大林在口头上发狠，在行动上却又是另外一套。因为对希腊战役中意大利人的畏缩不前以及贝尔格莱德新政府的敌意感到担心，德国人在当天晚些时候开始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贝尔格莱德不到两个星期就求和了。在希腊作战的英国军队坚持的时间要长一点，但到5月初，他们也被赶出了希腊本土，所以，这个国家也处于德国人的占领之下了。从苏联人那里，南斯拉夫人既没得到补给，也没有得到多少同情。如果南斯拉夫人坚持的时间再长一点，就有可能得到一些苏联的援助了， [7] 但德国人的闪电战又一次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选择了避免与希特勒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发生冲突。实际上，随着南斯拉夫的陷落，斯大林似乎已经决定，从此以后，与希特勒打交道的最好方式就是采取绥靖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经常批评英法的绥靖政策，理由是，对希特勒的让步只会吊起他的胃口，要求得到更多的领土。然而，在1941年6月22日前的三个月中，这样的考虑却被弃之不顾了。当时斯大林做出了一连串的夸张的友好姿态，想要证明他对德国的和平诚意，从而打消希特勒的战争念头。
在这些姿态中，首先是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由于日本是德国三国条约中的伙伴之一，苏联与日本签订条约显然是要向希特勒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斯大林对于与轴心国谈判并达成协议仍然是感兴趣的。实际上，在苏联的报刊当中，中立条约被说成以前提议苏联加入三国条约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8] 当然，如果万一与德国发生战争，与日本的条约对于苏联的远东侧翼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不过，那种情况下，对于日本是不是还会保持中立，斯大林是没有多少信心的。该条约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它的战略意义。在4月1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公开表明他对德国的喜爱，从而亲自进一步证实了给柏林传递的信息。在车站送别松冈洋右之后，斯大林找到舒伦堡，并当众拥抱了他。斯大林对舒伦堡说，“我们必须继续做朋友，你要尽一切可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他又转向德国武官克瑞伯斯（Krebs）上校，并告诉他说，“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与你们继续做朋友”。 [9]
5月7日，苏联报刊宣布，斯大林已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他在保留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同时成了政府首脑。从1930年起一直担任苏联总理并在1939年5月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以后身兼两职的莫洛托夫，成了斯大林的副手。根据做出这一决定的5月4日的政治局决议，斯大林之所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因为在国际形势紧张、要求大力加强国防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提高党与国家机构的协调性。 [10]
长期以来，莫斯科一直在把斯大林塑造成和平的制造者和调解人。舒伦堡给柏林的电报十分肯定地说，他“确信，斯大林会利用他的新职务亲自参与维护和发展苏德之间的良好关系”。
斯大林在被任命为总理
之后，接着就发出了一连串的进一步采取绥靖政策的信号。5月8日，苏联的塔斯社否认了军队沿苏联边界集结的传言。第二天，苏联人取消了对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挪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外交承认。5月12日，苏联承认了伊拉克的反英政权。5月24日，舒伦堡向国内报告说，斯大林的政策“首先是旨在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苏联政府过去几个星期的态度、苏联报纸的调子……以及对与德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的遵守”，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6月初克里特岛落入德国人之手以后，苏联迅速取消了对希腊主权的承认。斯大林的绥靖主义活动在1941年6月13日达到了顶点：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德之间存在冲突和战争即将来临的传闻。塔斯社说，苏联在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也如此，相反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和挑拨。声明否认德国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是暗示说，如果有这样的事，可以进行谈判。
[11]
在所剩无几的和平的日子里，苏联人又继续给德国人发出了许多暗示，说他们愿意进行谈判。
像斯大林这样一个极为现实的人、一个不相信人间的真诚与善意的人（cynic），真的会相信这样的姿态能够对希特勒的行动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吗？在德国人进攻苏联之前，斯大林内心的想法和算计如何，现在仍不得而知，但他似乎是真的以为希特勒不会在1941年夏开战，真的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就可以维持和平，至少是维持得再长一点点。
首先，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苏日中立条约》发出的信号是互谅互让。为了解决有关边界、捕鱼权以及日本在北萨哈林的石油和采矿特许权等种种争端，莫斯科与东京谈判了18个月，签订了苏日版的苏德条约。最终的谈判是在松冈洋右1941年3～4月的欧洲之行中进行的。松冈洋右在3月访问了莫斯科。4月，他在刚刚到柏林去跟希特勒会谈之后又一次访问了莫斯科。松冈洋右并不知道希特勒打算对苏联发动战争，在他4月12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也丝毫没有暗示，他认为苏德关系即将出现什么麻烦。
斯大林一定是这样想的：如果希特勒铁了心要开战，他肯定就让他的日本盟友不要与苏联签订条约。日本愿意签订中立条约，不仅是东京也是柏林发出的积极信号。在南斯拉夫事件之后的紧张气氛中，斯大林感觉到向希特勒传递他的和平诚意的机会来了。他收回了苏联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坚持的要日本人放弃其在北萨哈林经济权利的要求，并同意签订一份简单明了的中立条约。
再来看舒伦堡的作用。他是个坚决认为苏德之间应该建立拉帕罗式关系的人，而且是真的相信德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侧重于东方，认为应该与苏联结盟。在他给柏林的报告中，也常常对苏德关系做出正面的描述。1941年4月中旬，他回国进行协商。4月28日，在他会见希特勒时，这位元首严厉指责了苏联在南斯拉夫危机期间的举动。舒伦堡为苏联的行为进行了辩解，并试图让希特勒相信，“斯大林甚至准备做出进一步的让步”。
但这次见面结果并不明朗，舒伦堡只好于5月初返回莫斯科，内心充满了对苏德关系的未来的不祥预感。在与从柏林回来度假的苏联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的连续几次会谈中，舒伦堡想让苏联人在外交上主动做出重大的让步，以缓解苏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在5月5日的首次会谈中，舒伦堡向杰卡诺佐夫相当准确地通报了他与希特勒讨论的情况，并特别强调了元首对苏联与南斯拉夫签订条约这件事的关切。不过，舒伦堡更关心的是有关苏联与德国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传闻，并且说必须做点什么来消除这些谣言。杰卡诺佐夫问能做什么，但舒伦堡只是说，他们双方都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以便再次会谈，做进一步的讨论。在5月9日的第二次会谈中，舒伦堡提议由斯大林给希特勒和其他轴心国领导人写信，表达苏联的和平意愿。在杰卡诺佐夫方面，他建议苏德发表联合公报，而舒伦堡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行动必须得快点。在5月12日他们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中，杰卡诺佐夫说，斯大林已经同意发表联合公报和与希特勒通信讨论有关战争的传闻，但内容要由舒伦堡与莫洛托夫协商。舒伦堡在这个问题上退缩了，他说自己没有得到授权进行这样的协商。
[12]
当天晚上，杰卡诺佐夫与斯大林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可能是汇报他与舒伦堡交谈的内容。
[13]
舒伦堡主动与苏联人会谈完全是他个人自作主张，但他是德国大使，而且是刚刚到柏林见了希特勒后返回莫斯科的。斯大林如果把他主动与杰卡诺佐夫的会谈解读为一种非正式的却是官方的试探行为，那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解读也符合在莫斯科愈来愈流行的这样一种说法：在德国统治集团中存在分裂，一些人鼓吹与苏联开战，还有一些人赞成与苏联进一步加强合作。按照这种看法，舒伦堡的试探可以被解读为柏林的“和平”派所采取的行动。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分裂理论”——这是加布里埃尔·格罗迪特斯基命名的——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在莫斯科流行。这种看法是德国拥护拉帕罗式关系的强大传统的现实的反映，但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支持，即德国资本主义可以分为赞成向东方扩张领土的经济集团与主张跟苏联发展贸易的经济集团。莫斯科相信柏林存在“鹰派”和“鸽派”，而苏联得到的许多情报，包括一名渗透到德国在莫斯科的间谍网的盖世太保双面特工送来的情报，都证实了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 [14]
另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似乎也加强了这种分裂理论，那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在1941年5月10日驾机飞往英国。赫斯飞往英国是负有一项私人的使命：为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和平协定牵线搭桥。关于这一事件，在莫斯科有传闻说，赫斯的目的是缔结和约，为英德建立反布尔什维克苏联的同盟铺平道路。一种较为乐观的解读是，赫斯的叛逃进一步证明，在那些想要对苏联发动战争的人与那些仍然把英国视为首要敌人的人之间存在分裂。赫斯的叛逃影响了斯大林对当时送给他的许多关于德国人即将发起进攻的情报的看法。这些情报是真的呢，还是由那些想要挑起苏德战争的人散布的谣言呢？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怀疑并不是太错。英国人的确利用了赫斯事件在苏德关系中制造不和：他们散布谣言说，他是在执行建立英德反俄同盟的官方任务。 [15]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英国人确信德国人真的将要入侵苏联并试图向斯大林警告这一危险的时候，苏联人却不相信他们了。在与麦斯基6月2日、10日、13日和16日的会谈中，英国官员向他出示了关于德国军队沿苏联边境调动的确切证据。 [16] 麦斯基及时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一情报，但它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形势下，斯大林只能依靠自己的推理来评估希特勒可能具有的各种意图：在英国被彻底打垮之前德国就掉头进攻苏联，这样做不合情理。在苏联对德国显然并不构成直接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要两线作战呢？斯大林在1941年5月告诉即将毕业的红军军校学员们说，德国在1870年之所以能够打败法国，是因为它只是在一条战线上作战，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输了，是因为它不得不两线作战。某些送给他的那些情报报告中的评估，也强化了这种对合理性的理解。例如，1941年3月20日，苏联负责军事情报的菲利普·戈里科夫（Filip Golikov）将军提交了一份有关德国人对苏联展开军事行动的时间选择的情报概要。不过，戈里科夫认为，“对苏联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英国被打败或者与德国缔结了体面的和约之后。有关德国人在今年春季肯定会对苏联发动战争的传闻和文件证据，一定是英国，甚至也许是德国情报机构散布的假情报”。 [17] 但是，戈里科夫后来给斯大林的报告却不偏不倚地提供了有关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沿苏联边界集结的消息。 [18] 例如，戈里科夫在5月5日的报告中说，沿苏联边界集结的德国师的数量在过去两个月里已经从70个增加到107个，坦克师的数量也从6个增加到12个。戈里科夫还指出，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它们之间也有大约130个师，而且在南斯拉夫战争结束之后，沿苏联边界的德军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9]
另一个一直警告说德国人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情报来源是在德国的两个苏联高级间谍：在德国空军大本营工作的“斯塔辛娜”（Starshina）
和在德国经济部工作的“柯西卡奈兹”（Korsikanets）
。他们给莫斯科发送了大量情报，包括德国人即将发动进攻的证据。
[20]
在一份基于这两人提供的日期为1941年6月17日的情报的报告中，斯大林给他的情报主管米尔库洛夫（V.N. Merkulov）写道：“也许你可以让你的‘线人’从德国空军参谋部滚蛋了。他不是‘线人’，而是‘送假情报的人’。”
[21]
但对于来自柯西卡奈兹的那份同样是说德国人即将入侵的情报，斯大林却没说什么。加布里埃尔·格罗迪特斯基认为，斯大林发火表明他被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报告弄得惊慌失措，开始担心这些报告可能是真的了。
[22]
远东也传来了一连串的警报。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是一名苏联间谍，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工作。他的主要情报来源是东京的德国大使和德国使馆武官。佐尔格的报告是以这两人的口头意见为基础的，事实证明，它们并不全都是准确的。佐尔格早期的报告建议说，德国只会在彻底打垮英国之后才会入侵苏联。至于德国发动进攻的日期，他最初的估计是在1941年5月。迟至1941年6月17日，佐尔格还报告，使馆武官不能肯定会不会开战。但是在6月20日，佐尔格报告说，大使认为，现在战争不可避免了。 [23]
杰卡诺佐夫跟国内的关系更紧密，但他从柏林送来的情报也有些模棱两可。6月4日，他报告到处都在谣传苏德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但他又报告有传闻说，在苏联对德国做出让步、签订划分势力范围的新协议、莫斯科承诺不干预欧洲事务的基础上，这两个国家将重修旧好。
6月15日，杰卡诺佐夫打电报给莫斯科说，丹麦与瑞典的使馆武官都相信，德国在苏联边界集结军队不再是为了迫使莫斯科让步而进行的示威，而是“马上就与苏联开战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24]
但他没有明确表示他同意这些看法。
为了打消苏联人的疑虑并解释自己的军队为何在苏联边界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德国人散布了大量的假情报，这也使得事态变得更加的迷雾重重。德国人起初一口咬定他们的军队集结是一种防御措施，后来又说他们在东线集结是一种计策，以诱使英国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另外一种说法是，德军在那里并不是为了入侵，而是为了威逼苏联人在经济和领土方面做出让步。最流行的传闻之一是，即使希特勒真的要发动进攻，他也会首先给斯大林下最后通牒——这是为了掩盖德国人实际上正在策划的出其不意的进攻而故意这样说的。 [25]
在事后要看出这些报告的真假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情报来源的模糊性是很容易的，但这在当时不容易确定，尤其是在德国人会在何时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估计希特勒当时还不会发动进攻，而相反的证据也可以用分裂理论或英国情报机构的诡计来解释。但如果斯大林不相信短期内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事实上又发生了，那后果他也担当不起。斯大林从来不是个有勇无谋的人，所以，尽管他会轻视国外的情报，说它们是愚蠢的间谍或者挑拨离间的特务送来的假情报，但苏联边界侦察人员提供的德军集结的证据事关重大，他不能对此坐视不管。正如在战争中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陆军元帅阿伦·布鲁克（Alan Brooke）后来提到斯大林的那样：
斯大林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只考虑事实……计划、假设、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这些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但他总是准备好面对现实，即使是在不愉快的时候。 [26]
虽然斯大林可能希望，甚至是相信希特勒不会发动进攻，但证据很明显，这位德国独裁者有可能正在策划很快发动进攻。对于这种可能性，斯大林做出的反应是，继续——实际上是加速——他的备战工作，包括大量增加苏联的前线兵力：
——5～6月，征召了80万预备队。
——5月中旬，28个师接到命令开赴苏联的西部各军区。
——5月27日，这些军区接到命令成立野战指挥所。
——6月，38500人被派往边境地区的筑垒地带。
——6月12～15日，这些军区接到命令把军队向边界移动。
——6月19日，这些军区的大本营接到命令移往新的指挥所。另外，各军区还接到命令把目标伪装起来并疏散飞机。 [27]
到1941年6月为止，红军有300多个师，大约550万人，其中有270万人驻扎在西部边境地区。 [28] 在6月21～22日这天夜里，这支大军处于戒备状态，并得到警报说，要提防德国人的突然进攻。 [29]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哪怕只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斯大林为什么不在德国人有可能发动进攻之前早一点下令对苏联军队实行全面动员呢？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不想刺激希特勒提前发动进攻。“动员意味着战争”，这是苏联战略思想中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它是俄国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1914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对俄国军队进行动员，以防万一。有人认为，正是他的这一决定刺激了德国人采取反动员，并因此把“7月危机”升级为一场欧洲战争。斯大林决心不重复那样的错误。此外，他认为即使希特勒有能力发动突然进攻，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根据苏联的军事理论，在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双方会有2～4个星期的时间动员并集结它们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沿边境还会有一些战术性的作战以及由机动部队实施的有限的突破和袭击，以寻找敌人的弱点并为重大的侧翼包抄扫清障碍。无论如何，决定性的战斗要在战争爆发几个星期后才会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但斯大林的将军们并不愚蠢，他们不会只是准备按照老一套把上一次战争重打一遍。他们已经注意到德国人的闪电战在波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注意到由德国国防军高度机动的部队实施的集中的坦克攻击战和大规模包围战的效率。但他们并不认为像法国和波兰军队那样的命运也会落到红军头上。他们认为波兰的军事实力薄弱，而法国人则由于其“马其诺心态”（Maginot mentality）而毫无战斗的欲望。他们自信苏联的防御工事能够经受住打击，并在红军动员其主力部队准备作战的过程中提供掩护。埃文·莫兹利认为，“斯大林和苏联统帅部相信，他们在对付希特勒时是处于强势而非弱势的地位”。 [30]
由于对未来战争持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斯大林并不害怕希特勒的突然进攻。这种突然进攻最多使苏军在边境地区输掉一些战术性的战斗。基于这样的考虑，斯大林把赌注压在维持和平上就显得比较合理了。这样做有可能把战争的爆发延迟到1942年，到那时，苏联的防御力量就会强大许多，而国家的备战工作也会准备就绪。所以，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是，谁也没有，甚至斯大林也没有觉得德国人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进攻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并让人感到棘手的只是进攻的性质——它是一场战略性的进攻，德国国防军在战争一开始就投入了它的主力部队，突破并摧毁了红军的防御，用强大的装甲纵队突入苏联的纵深地带，包围了溃不成军、坐以待毙的苏联军队。
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没有料到希特勒会发动战略性的突然进攻，对此，军事思想的错误只是部分原因，它还跟苏联人此时关注的重点有关。在战争前夕，苏联统帅部关心的主要不是如何防备德国人入侵，而是他们自己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他们正在计划和准备的是，对德国进行一场进攻战，而不是防御战。
说苏联当时正在准备对德国采取进攻行动，并不是支持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正在准备一场预防希特勒的战争并打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31] 斯大林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各种动作表明，他在1941年夏已经对和平绝望了。如果斯大林成功地把战争延迟到1942年，那他也许就有可能决定采取主动，首先发起打击，但他总是想着尽量推迟战争。他对红军的英勇善战是有信心的，但他担心苏联卷入重大战争所引发的后果，因为这样的战争有可能使敌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共产主义敌人。同时，斯大林把赌注压在1941年夏与希特勒能够维持和平上，也需要考虑布置适当的防御，以防自己算计有误。不过他的将军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防御上，而是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进攻和反击计划上。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与他的将军们的军事战略之间，实际上是不协调的。可以认为，在政治战略与军事思想之间，以及在计划与准备之间的这种危险的脱节，是1941年6月22日灾难降临到红军头上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脱节的根源在于红军以进攻为导向的军事思想，而这种军事思想又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统帅部打算通过把战火烧到敌人的国土上，打算通过发起进攻和反击，打算通过纵深突破和侵入对方的领土来打下一场战争。这种崇尚进攻的方针由于战争间歇期的军事技术的发展以及坦克、飞机、火炮在火力和机动性、可靠性方面的提高而得到了强化。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高度机动的进攻、快速的两面夹击以及突破哪怕是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都变得可行了。在红军的理论中，防御相对于进攻而言，绝对是次优的选择，它只是进攻行动的准备阶段。德国在波兰和法国的胜利，以及1940年苏联人自己在芬兰突破坚固的曼纳林防线的经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对于优先顺序的教条式的理解。
在1940年12月底举行的统帅部会议上，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在总结发言中概括苏军的战略思想时，谈的大多是进攻中的问题。但铁木辛哥也没有忽视防御问题。实际上，在他的讲话中有整整一节谈的都是防御。他坚持认为“当代防御战的危机”并不存在，他还反对那种认为波兰和法国的速败表明，防守一方在面对现代的火力和机动的进攻力量时无法进行有效防御的观点。铁木辛哥说，在现代的条件下，有效的防御是可能的，但它必须是纵深防御，必须要有许多防区和防御梯队。但是，铁木辛哥说得很清楚，即使是在他的报告中的这一节里也说得很清楚，“防御不是打败敌人的决定性的手段，只有进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的。只是在进攻力量不足或者在其有助于创造为准备进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时，才会进行防御”。
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个主要的发言者是格奥尔吉·朱可夫将军。他以前是骑兵军官，而现在则提倡由装甲力量实施机动作战。在中蒙边界发生边界冲突以后，他于1939年8月在哈拉哈河（Khalkin Gol）对日军成功发动了一次进攻，从而赢得了自己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名声。他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当代进攻作战的特点”的报告。他的主要看法是，红军需要吸收最近这场欧洲战争的经验，要使自己的进攻行动的准备工作跟上时代的发展。
[32]
在这次会议之后，也就是1941年的1月，统帅部的成员进行了两次模拟战争。两次模拟战争都是以苏联西部边界的进攻行动和调动为基础的。每次取胜的一方都是后来成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埃文·莫兹利说：“除了斯大林支持红军的进攻取向之外，很难对朱可夫的任命做别的解释。”
斯大林极为看重进攻行动理论。他不仅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该战略在军事上有合理性，而且还一直主张对神圣的苏联领土进行积极防御。“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尺也不想要，”他在1930年苏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但是我们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会让给别人。” [33] 进攻的观念和主题——它们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在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文化中也很盛行。按照这种政治文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就是，由工人先锋队使用猛烈的手段，清除或摧毁那些阻挠落实党的政策的顽固的敌人。红军认为未来战争要在敌方的领土上进行，这种观念也与苏联意识形态中弥赛亚式的倾向相契合。斯大林并不相信用武力来输出革命， [34] 但他的确是把红军看作解放的力量。如果它侵入外国的领土，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说，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这就像斯大林后来说过的那样，“不管是谁占领了一个地方，都会把他自己的那套社会体制强加于它。他的军队能够到达多远，他就会把他的那套体制推行多远。不会有其他做法”。 [35] 当时斯大林考虑的是，为了支持1944～1945年在东欧成立的由共产党主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红军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不过，在1939～1940年，这种模式就是红军在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和波罗的海各国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之相反的则是“冬季战争”中红军在芬兰未能完成“解放使命”这个具有警示意义的例子。但是，红军崇尚进攻和对敌方领土的反入侵，首先是出于战略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考虑。原因很简单，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红军向前推进的潜在的政治利益只不过是额外的好处。尽管如此，红军备战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仍然是要向自己的士兵灌输这样的思想：军事行动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广泛的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当红军在1940～1941年的苏芬战争中遭受重创之后，苏联当局为了支撑红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加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 [36]
在战略上，红军的进攻导向则体现在它的战争计划中。这些“计划”包括这样一些文件：确定潜在的敌人；评估敌方军队的规模和可能的部署；预判敌方可能的进攻路线。这些计划还反映出红军的宏大战略的轮廓，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苏联计划怎样反击敌人的入侵。1928～1941年红军总共制订了七个这样的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制订的最后一个计划，是1938年3月在当时的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Boris Shaposhnikov）元帅的监督下准备的。 [37] 沙波什尼科夫的文件把德国及其在欧洲的盟友以及远东的日本视为主要的敌人。尽管苏联武装力量必须准备两线作战，但还是把德国确定为首要威胁，把西线确定为主要战场。该文件说，德国人会企图从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iat marshes）以北沿明斯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方向入侵苏联，或者从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向基辅前进并占领乌克兰。至于到底会选择哪一条路线，则取决于欧洲的政治局势以及德国会与东欧的哪些国家结为反苏同盟。该文件接着就详细说明了苏军两套不同的反击以德国为首的入侵行动的作战计划。如果德国人在北方发动进攻，红军就会在该防区组织反击，而在南方保持守势。如果德国人在南方发动进攻，红军也会在那里组织反击并在北方保持守势。这两个不同方案的目标，都是与集结的敌军主力交战并摧毁他们。
该计划的下一个版本是在1940年夏非常不一样的形势下准备的， [38] 当时铁木辛哥已经接替了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它的要点跟1938年的文件非常相似，但1940年的版本预判德国人会在北方发动进攻，从东普鲁士（在占领波兰之后，它现在与德国本土又连成一体了）突击，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西白俄罗斯（它们当时都属于苏联）。因此，该计划认为，应该把大部分红军集结在北方。行动的目标还是与敌军主力交战并摧毁他们，不管他们可能在哪里。
后一版本的战争计划也是由沙波什尼科夫的参谋人员制订的。但是在1940年夏，他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离开了总参谋长的位置，接替他的是梅列茨科夫将军。该计划经过进一步的修改之后，就成了日期为9月18日的新计划的草案。 [39] 9月计划仍然认为德国人最有可能在北方发起进攻，但也没有排除他们把自己的主力集结在南方的可能性，因此，它再次主张，苏联的战略反应计划需要有两套不同的方案。如果德国人在南方集结，那么红军也在那里集结并向德国占领下的波兰的卢布林（Lublin）和克拉科夫（Krakow）方向发动反击，然后继续向德国南部的布雷斯劳（Breslau）进发，目的是切断希特勒与其巴尔干盟友之间以及与该地区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之间的联系。如果德国人在北方展开行动，那红军就侵入东普鲁士。目标同样是找到德军主力并与之交战。
9月计划被呈交斯大林与苏联领导层征求意见，结果他们在10月初对该计划做了关键性的修改：把红军的主要进攻力量集结在南方，任务是向卢布林、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挺进。在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给斯大林的备忘录里虽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做出这一改变， [40] 但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军的主要集结地会在南方。在下一版本也就是1941年3月制订的战争计划中，南方被肯定无疑地确认为德军最有可能的集结地，虽然也没有排除在北方集结并从东普鲁士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41] 从1941年春季起，苏联的情报报告就一直在强调，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那会主要是在南方。这些误导性的评估说明德国人散布的假情报产生了效果，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把他们的进攻集中在北方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线（见地图3）。
地图3 苏联对德进攻计划，1941年
选择把红军集结在南方，这是个致命的决定，对此，朱可夫等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急于推卸责任。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决定是由斯大林做出的。他相信希特勒想要夺取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经济与矿产资源，包括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的确认为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对原材料的争夺至关重要，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把军队集结在南方就是他的决定，尽管他对这一决定肯定是支持的。加布里埃尔·格罗迪特斯基提出，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制订1940年战争计划的时候，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巴尔干发生的一切，所以就一心想着如何切断希特勒与其巴尔干盟友之间的联系。
[42]
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军队集中在南方的决定更有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军事的考虑。于是就有了马特维·扎哈罗夫（Matvei Zakharov）元帅在他对苏联总参谋部的研究中得出的看法：个人偏好与官僚主义因素有可能对这一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3]
在资源方面的主要受益方是基辅军区。梅列茨科夫和铁木辛哥两人都曾经担任过基辅军区的司令，而朱可夫就是在基辅军区司令的任上于1941年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许多下级军官也都曾经在西南方面军服役。毫无疑问，基辅军区是德国人正在西南集结这一观点的非常积极的支持者，并大力游说以得到更多的兵力来应对这种局面。
[44]
最后，有一种比较极端而且有争议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之所以选择把兵力集结在南方，是因为红军正在计划对德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波兰南部的平原相比于到处都是河流、湖泊、沼泽和森林的东普鲁士而言，提供了一条比较容易的入侵路线。
对于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假说的支持者们来说，一条关键性的证据就是在1941年5月中旬制订的新版战争计划。
[45]
这份已经在俄罗斯引起广泛争议的特殊文件的身份，
[46]
现在还不确定。这是份手写的文件，是由当时担任副作战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的名义制订的，但上面没有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签名。斯大林是否看过这份文件，甚至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这件事，也无法确定。
这份1941年5月的文件对先前的各个战争计划做了修改，但还不太详尽，形式上也不够系统。就像辛西亚·罗伯茨说的那样，它有了大体的样子，但“与其说是个计划，还不如说是个制订计划的工作文件”。
按照这份文件的看法，德国及其盟友（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能够调动240个师来进攻苏联，大约100个师的德军主力极有可能会部署在南方，向科韦利（Kovel）、罗夫诺（Rovno）和基辅方向发动进攻。该文件进一步指出，德军的机动性很强，因此，“它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完成部署，并发动突然打击”。该文件接着又说：
为了预防这一点（并摧毁德军），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德军的司令部，要在部署上抢在敌人的前面，要在德军仍在部署、还没有设法组织起战线或者把部队的各个不同部分协调好的时候发起进攻。红军首要的战略目标是摧毁部署在德布林（Demblin）以南的德军主力……西南方面军沿克拉科夫和卡托维兹（Katowitze）方向实施主要打击，目的是把德国与其南方盟友分割开来。西方面军左翼沿塞德利茨（Sedletz）和德布林方向发动次要打击，目标是牵制华沙的敌群并帮助西南方面军摧毁卢布林的敌群。对芬兰、东普鲁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要实施积极防御，要做好在有利的条件下对罗马尼亚实施打击的准备。
该文件最后向斯大林请求采取行动，包括批准拟议中的一旦与德国开战的部署计划，以及——非常关键的是——对统帅部的所有预备集团军进行秘密动员。
如果把5月文件与前后几份战争计划放在一起来看，那它就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了。它是下面这种想法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红军会向正在南方防区展开的德军主力发起进攻。文件提出，要抢在德军动员和部署最终完成之前采取行动。这无疑反映了苏联人的不安，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德国国防军在1941年春正在沿苏联边界大规模集结，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战争很快就会到来，而不是要等到以后。以入侵波兰南部的形式发动反击的建议还跟以前一样，而秘密调动各预备集团军的建议则是扩大了正在采取的秘密动员措施的范围。
该文件存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关于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时机选择，它讲得十分含糊。如果这种打击的目的是要摧毁德军，那么最佳时机就是在他们的动员、部署、集结和协同还没有充分完成的时候。但谁能准确地判断那是什么时候？其次，在斯大林相信还有维持和平的可能的时候，他不可能接受这份新计划，除非有人能够说服他，万一德国人首先发动进攻，苏联的防御就会土崩瓦解——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苏军内部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只是在事后，在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发生之后，在这场战争之后，以及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高级指挥人员才开始说，应该更多地注意防御，注意避开德国人有可能是致命的突然打击。
有人说，5月计划的产生与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对红军各参谋学院的2000名毕业学员的讲话有关。到这个时候，斯大林的每一次公开或半公开的讲话在苏联都被广为传播是件很正常的事。但这一次没有公布讲话的原文，只是在第二天的《真理报》上有一篇简短的报道，标题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意外”：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提到了红军过去几年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还基于现代战争的经验强调说，红军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且基本上都进行了重新装备。斯大林同志对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军官们表示欢迎，并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47]
关于斯大林对他的毕业学员可能还讲了哪些别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这一点也不奇怪。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警告说，与德国的战争肯定会来临；而另一种说法是，他赞成可以把社会主义体制扩展到别的国家的进攻性战争。苏联人透露给德国人的说法是，斯大林谈到了与希特勒的新的妥协方案。像通常一样，事情的真相要比任何传闻都更加平淡无奇。根据1995年公开的斯大林讲话的原文，他的主题就像《真理报》报道的那样，是红军的改革、重组和重新装备。但讲话也包含了许多关于改革和红军实力的细节，这些都属于战争前夕不能公开的信息。斯大林还用批评的口吻提到了德国军队，不相信它像看上去那样战无不胜，认为如果在侵略和占领的旗帜下战斗的话，它的未来不会像它的过去那样成功。再说了，在斯大林还在试图让希特勒相信他的和平诚意的时候，公开这些讲话也是不明智的。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像往常一样多次提议干杯。他说的一些祝酒词也被记录下来。例如，据季米特洛夫说，斯大林的“心情非常好”，并且说：“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同时也是备战的政策。没有进攻，也就没有防守。军队必须养成一种崇尚进攻的精神。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还有一个人记录的是斯大林说“好的防守意味着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根据官方的记录，斯大林还说：
和平政策是好事情。我们直到现在……采取的都是一种［基于］防御的路线……但是现在，当我们的军队经过重建，装备了大量现代战争装备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就必然要从防御转向进攻。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有攻击性。军事理论也必须从防御转向攻击性的行动。我们必须用一种崇尚进攻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宣传、我们的鼓动、我们的报刊。红军是一支现代的军队，而现代的军队是崇尚进攻的军队。
这番讲话是战斗的号令吗？是在号召军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吗？是向总参谋部发出的要求制订必要计划的信号吗？如果说在这种公开场合斯大林会表示出任何这样的意图，那是不可信的。而且，这次讲话中赞成进攻的内容与斯大林上一年在总结芬兰战争经验的统帅部会议上的秘密讲话并无不同。比较可信的是，斯大林想让他的年轻军官们明白，需要有一种崇尚进攻的精神，并且他很可能把他的即兴讲话看作在对德战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鼓舞士气、增强自信的手段。但是，从计划和准备到挑起这样的战争那是一段很长的路。
在斯大林讲话之后，苏联加快了备战的步伐，但在规模和性质上还达不到在1941年夏率先发动打击所必需的要求。
在这方面，有些学者对如下事实做了过度解释：1941年5月24日，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自己实际上所有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召开了一次三小时的会议。他们提出，这是一次决定对德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会议。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由于后来没有公开任何有关会议的信息而被放大了的猜疑。不过，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他有10天时间再没有跟他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总参谋长朱可夫或任何一位将军见过面。
[48]
这不像是做出了重大决策、要对德国发动进攻的样子。5月24日的会议更有可能只是正在进行的防御性备战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斯大林在苏德之间还保持和平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所作所为，人们在事后提出的最为常见的批评，并不是他在准备发动进攻，而是他在德军入侵之前，拒绝下令让红军进入全面警戒状态。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尽量维持和平的政策表示支持，但又提出：“整个问题……在于，我们的这个政策必须要执行到什么时候。毕竟纳粹德国在苏联边界的备战实际上已经极为公开了，尤其是在最后的一个月；这正是我们应该迅速动员并下令边境各军区转入全面战争状态、构筑坚固且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的时候。”
[49]
在华西列夫斯基的一次死后才公布的访谈中，他把问题理解为斯大林在1941年6月抵达了战争的卢比孔河
，但未能向前迈出艰难的下一步。
[50]
但朱可夫有着不同的看法：“华西列夫斯基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战争爆发前把所有兵力都部署在边境地区，那苏联在战争初期就被打败了，德国军队就能够实现他们的计划、在边境地区包围并消灭他们了……那样一来，希特勒的部队就可以加快战役的进程，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会在1941年的时候就陷落了。”
[51]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主张，他说红军的主力根本不应当部署在边境地区，而应该部署在远离边界的苏联腹地。那样就可以避开德国人最初的毁灭性打击，就可以集中力量对进犯的德国国防军灵活地进行反击。
[52]
要对付“巴巴罗萨行动”，最好是采取某种机动的战略防御态势，对于这个观点，许多像辛西亚·罗伯茨那样的西方分析家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了。红军是否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战略，或者说这样的战略对苏联人而言结果是否会更好一些，也都是些推测而已。但是不管战略防御的观念有什么据说是内在固有的优点，它在当时苏军统帅部的理论体系中都没有任何地位。就像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当时，我们的军事理论科学总的来说没有考虑战略防御中的那些深刻的问题，而是错误地认为战略防御不是那么重要”。 [53] 当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进攻的时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做出的反应是，发布命令，执行早就制订好的进攻计划。甚至是在德军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的时候，红军优先选择的反制措施仍然是在可能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最终，红军也只是在不得不进行防御的时候，才懂得了防御战的好处，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流行的还是进攻理论。从战略方面来说，红军在东线实行的是全面的进攻战。只是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红军临时采取过战略防御的态势，以便在发动大规模的反击之前化解德军坦克的强大攻势。
红军在1941～1942年的退却与失败在战后被净化成了神话，被说成是斯大林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是为摧毁德军而采取的诱敌深入之计，几乎与当年沙皇的将军们在拿破仑战争中针对法国军队的做法如出一辙。在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对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批判性研究。但是，新的神话认为，正是斯大林对进攻行动的偏爱，应该对红军在战争头几个月采取的灾难性进攻战术负责。事实上，在苏军统帅部，对进攻与反击的崇拜是一种共识。所以说，大家都对这种理论及其后果负有责任。
斯大林为了抵抗德国人的入侵而集中了大批军队。在苏联人看来，由这些军队的命运就可以估量出1941年6月22日这场悲剧的程度。截止到当年年底，红军在战斗中损失了200个师，伤亡人数超过了400万。44万军官中损失了142000人，其中将军有40人阵亡，44人被俘。 [54] 许多同时代的观察家都认为，经历过战火考验且战斗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既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占领波兰和法国，他们在苏联也能取得类似的结果。有些人认为苏联人的表现可能会好一些。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红军竟然挺过了德国人的沉重打击，然后就开始击退这场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入侵。
[1] I. Banac（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137.
[2] G.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9，pp.65-6；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1940-1941 （后文简写为DVP）vol.23，book 2，part 1，Moscow，1998，doc. 549。
[3] Sovetsko-Ugoslavskie Otnosheniya，1917-1941 ，Moscow，1992，docs 303，304.
[4] Sovetsko-Ugoslavskie Otnosheniya，1917-1941 ，Moscow，1992，docs 305，307.
[5] Sovetsko-Ugoslavskie Otnosheniya ，doc. 320.
[6] N. N. Novikov， Vospominaniya Diplomata ，Moscow，1989，pp.78-9.
[7] 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1，pp.301-2 and 312-15中记录的米兰·加夫里洛维奇（Milan Gavrilovic）说的话，他在1940～1941年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大使。
[8]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204.
[9] 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 ，Didier：New York，1948（后文简写为 NSR），p.324。克瑞伯斯后来成了希特勒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另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可参见H. C. Cassidy， Moscow Dateline，1941-1943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1943。进一步的详情可参见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p.198-9。
[10]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RGANI）F.2，Op.1，D. 1. 政治局决议还任命日丹诺夫为斯大林在党内的副手。日丹诺夫所负责的宣传工作由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接替。
[11] J. Degras（ed.），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vol.3（1933-1941），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3，p.489.
[12] DVP，1940-1941，vol.23，book 2，part 2 docs 814，823，828. 与这些会谈有关的是一个人们经常讲述的故事：舒伦堡实际上向杰卡诺佐夫警告过希特勒将要发动进攻，并要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斯大林。故事的来源之一是斯大林的贸易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录（ Tak Bylo ，Moscow，1999，p.377）。杰卡诺佐夫的报告显示，这个故事毫无根据。实际上，因为舒伦堡的目的是要帮助改善苏德关系，如果他告诉杰卡诺佐夫他认为希特勒将会进攻苏联，那就非常奇怪了。另见 Grand Delusion ，pp.211-17中格罗迪特斯基有关这一事件的论述。
[13]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2，1996，p.47.
[14]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p.181-6.
[15]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chap. 12.
[16]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SSSR ，30/4/90，pp.77-8.
[17] 1941 god ，vol. 1，Moscow，1998，doc. 327.
[18] 1941 god ，vol. 2，docs 393，413，472，525，528.
[19]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vol. 1，book 2，Moscow，1995，doc. 201.
[20]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vol. 1，book 2，Moscow，1995，doc. 273. 这是一张表格，列出了这两个情报来源在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所发送的报告。
[21] Lubyanka：Stalin i NKVD-NKGB-GUKR “Smersh”，1939-1946 ，Moscow，2006，doc. 173.
[22]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p.296-7.
[23] 1941 god ，vol.2，docs 488，513，514，566，567，590以及 Sovetsko-Yaponskaya Voina 1945 goda：Istoriya Voenno-Politicheskogo Protivoborstva Dvukh Derzhav v 30-40-e gody （在Russkii 系列档案中），Moscow，1997，docs 14，148，150，151，152，154.
[24]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pp.76-7.
[25] B. Whaley， Codeword Barbarossa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73，chap. 7以及 D. Murphy， What Stalin Knew：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5，chap. 17.
[26] 转引自A. Seaton， Stalin as Military Commander ，Combined Publishing：Conshohocken，PA，1998，p.154.
[27] L. Rotundo，“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4，1989，p.283.
[28] 1941 god ，vol. 2，doc. 550.
[29] 1941 god ，vol. 2，doc. 605.
[30] E.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Hodder Arnold：London，2005，p.34.
[31] 这段内容从下列著作中获益良多：J. Erickson，“Barbarossa：June 1941：Who Attacked Whom”， History Today ，July 2001；C. A. Roberts，“Planning for War：The Red Army and the Catastrophe of 1941” Europe-Asia Studies ，vol.8，no.47，1995；E. 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以及Rotundo，“Stalin”。
[32] G. K. Zhukov，“Kharakter Sovremennoi Nastupatel” noi Operatsii’ in Nakanune Voiny：Materialy Soveshchaniya Vysshego Rukovodyashchego Sostava RKKA 23-31 Dekabrya ，Moscow，1993（在Russkii 系列档案中），pp.129-51。
[33] J. Stalin， Works ，vol.12，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55，p.269.
[34] 1936年，斯大林告诉美国记者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其他各国也会发生革命，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者认为革命是可能或必要的时候，它才会到来。输出革命是胡说八道。每个国家，如果它想要的话，它就会产生自己的革命，而如果这样的意愿根本就不存在，那就不会发生革命。” Degras， Soviet ，p.166.
[35] M. Djilas， Wartime ，Secker & Warburg：London，1977，p.437. 然而，阿尔伯特·莱希斯指出，斯大林对吉拉斯（Djilas）讲的这番话并不总是能由苏联人的行动得到证实。红军多次撤出了它所占领的领土：丹麦、挪威、伊朗、中国的满洲地区及其他地区。参见Albert Resis， Stalin，the Politburo，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46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no. 701，April 1998，p.25。
[36] 关于这一点参见 M. von Hagen，“Soviet Soldiers and Officers on the Eve of the German Invasion” in J. L. Wieczynski（ed.）， Operation Barbarossa ，Charles，Schlacks：Salt Lake City，1993。
[37] 1941 god ，vol. 2，pp.557-571.
[38] 1941 god ，vol. 1，doc. 95.
[39] 1941 god ，vol. 1，doc. 117.
[40] 1941 god ，vol. 1，doc. 134.
[41] 1941 god ，vol. 1，doc. 315.
[42]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p.121-4.
[43] M. V. Zakharov， 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 ，Moscow，1989，pp.220-4. 1972年去世的扎哈罗夫是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这部书的。由于他的批判性的观点，以及由于他所参考的秘密材料，该书的出版延后了20年之久。2005年出版了这本书的新版。
[44] 1941 god ，vol.1，doc.224.
[45] 1941 god ，vol. 2，doc.473.
[46]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在其1989年在苏联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份文件。沃尔科戈诺夫的根据是他在苏联军事档案中发现的一份三页的打印稿（“沃尔科戈诺夫文件”中的复印件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这份打印稿当时发表在《军史》杂志上（“Upryamye Fakty Nachala Voiny”，no. 2，1992）。但它的内容只是一份要长很多的手写文件中的一段（L. A. Bezymenskii，“O ‘Plane Zhukova’ ot 15 May 1941g”，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3，2000）。对于那些认为斯大林在1941年计划发动预防性战争和先发制人打击的那些人对该文件的使用情况，参见T. J. Uldricks，“The Icebreaker Controversy：Did Stalin Plan to Attack Hitler？”， Slavic Review ，vol.58，no.3，Fall 1999。
[47] A. Werth， Russia at War，1941-1945 ，Pan Books：London，1964，p.132.
[48]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2，1996，pp.48-9.
[49] A. M. Vasilevsky， A Lifelong Cause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1，p.84.
[50] G. A. Kumanev， Ryadom so Stalinym ，Moscow，1999，p.233. 另参见 Mawdsley，“Rubicon”，pp.864-5。
[51]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240. 朱可夫的评论是针对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发表的一篇访谈而写的。
[52] K. K. Rokossovskii， Soldatskii Dolg ，Moscow，2002，pp.50-4. 在1968年出版的初版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中，这段话和其他许多内容一起都被删掉了。
[53]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10th edn，vol.1，Moscow，1990，p.289. 在前公开性时代的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这段话都被删去了。
[54] Mawdsley， Thunder ，pp.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