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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涉足外交领域，1939年8月的苏德条约不是第一次，但是他自20世纪20年代执政以来最重要、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苏联与纳粹德国宣布化解它们之间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一直存在的敌意，两国签订条约，承诺互不侵犯、保持中立以及通过磋商来友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事态的这种非同寻常的转变最初的公开迹象是，纳粹德国在1939年8月21日宣布，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即将飞往莫斯科，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8月23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苏联首都，双方在当天晚些时候达成了协议。8月24日，《真理报》（ Pravda ）和《消息报》（ Izvestiya ）刊登了有关条约的新闻，并在头版配发了那张现已臭名昭著的照片：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签署条约，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在一旁注视着。
“这条坏消息就像爆炸一样在世界上传开了”，温斯顿·丘吉尔写道。“毫无疑问，德国人的这一手干得很漂亮”，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欧洲的局势给搅乱了。”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威廉·夏勒（William L. Shirer）道出了许多人的感受，他回忆说，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并“感到战争现在是无法避免了”。 [1]
人们之所以感到震惊和意外，是因为在此前的六个月，斯大林一直在与英法谈判建立反希特勒的同盟。这些谈判在1939年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开始了，德国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威胁也推动了谈判。4月，苏联人建议在英、法、苏之间建立全面的三国同盟，也就是军事同盟，它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反对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希特勒开战。到7月底，有关同盟的政治条件已经达成了，谈判转入到最后阶段，开始在莫斯科进行军事方面的会谈。
三国同盟的谈判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谈判的内容几乎没有不被泄露给新闻界的。当英法联合军事代表团在8月10日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它受到了恰如其分的公开而隆重的欢迎。会谈是在沙皇的富丽堂皇的斯皮里多诺娃宫（Spiridonovka Palace）举行的。人们对谈判本来抱着很高的希望：成立三国同盟；让希特勒不敢把与波兰在但泽及“波兰走廊”问题上的争端变成一场新的欧洲大战。但几天后，军事谈判破裂，并在8月21日无限期休会，而且注定是不会再重新开始了。 [2]
谈判之所以破裂，表面上是因为苏联要求英国和法国保证，一旦与德国爆发战争，波兰和罗马尼亚要允许红军借道它们的领土。问题在于，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个专制的反共国家，都与苏联存在领土争端。它们害怕苏联的介入并不亚于担心德国的入侵，因而并不愿意在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给予红军自动过境的权利。但苏联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军事计划要依赖于经由波兰和罗马尼亚来向前推进，以击退德国人的进攻，所以他们现在就必须知道，它们站在哪一边。对苏联人来说，与英法的三国同盟，意味着为了共同对抗德国，首先要有协调一致的军事计划。如果达不成这样的军事协议，就无从在政治上结成反希特勒的阵线，因为希特勒是不会被任何外交协议吓得不敢发动战争的——或许苏联人就是这么想的。
除了苏联军队借道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莫斯科决定停止三国同盟谈判：斯大林不相信英法真的会与希特勒开战；实际上，他担心它们是在玩弄手腕，好让他去为它们打仗。就像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的那样，他“当时的印象是：这些谈判并不是诚心的，只不过是为了吓唬吓唬希特勒；到头来，西方列强还是会与希特勒妥协”。
还有一次，斯大林指责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根本就不喜欢，也不相信苏联人”。他还强调说，“如果［我］不能与英国结盟，那么［我］也不应当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那样一来，只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胜利者的牺牲品”。
当斯大林终止三国同盟谈判的时候，他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尽管在几天后他就与希特勒签订了条约。几个月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暗示，他们可以提供比英法更好的条件。8月初，德国人的主动示好达到了高潮。当时，里宾特洛甫告诉苏联驻柏林外交代表格奥尔吉·阿斯塔科夫（Georgii Astakhov）：“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在我们双方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解决。” [3] 直到此时为止，斯大林一直都没有让里宾特洛甫看到任何希望，阿斯塔科夫也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怎样去答复德方与他接触的人做出的越来越慷慨的承诺。德国人显然是在企图搅黄三国同盟谈判，而斯大林尽管不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但更不相信希特勒。斯大林自己就是个理论家（ideologue），他并不认为希特勒狂热的反共理论只是说说而已。他毫不怀疑这位纳粹独裁者只要有可能，就会把他在《我的奋斗》中鼓吹的德国向苏联扩张的计划付诸实施。斯大林也担心，未能建立三国同盟，会让英国和德国钻了空子，达成默契来对付苏联。然而，到6月底的时候，三国同盟谈判已经拖了好几个月。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即将举行的军事谈判的拖延表明，伦敦和巴黎想把谈判继续拖下去，它们妄想只是用英、法、苏作势要结成同盟来吓唬希特勒，使其不敢进攻波兰。所以，英法联合军事代表团没有乘飞机飞往莫斯科，而是乘船慢吞吞地驶向了列宁格勒，而且在他们抵达的时候，也没带来任何详细的、准备共同应对对德战争的战略计划。
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为希特勒可能会被这种谈判吓得不敢动手了，但斯大林没有这么自信。他更相信自己得到的情报：希特勒很快就要进攻波兰了。在三国同盟计划失败和波兰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德国人主动提出谈判，这是要认真考虑的。于是，阿斯塔科夫得到指示，去摸清楚德国人的提议到底是什么。在此过程中，当德国人同意签订一份特别的议定书，来划分苏联与德国对外政策利益的时候，转折点出现了。在8月20日给斯大林的私人急电中，希特勒极力要求让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就议定书进行谈判。他还指出，“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变得无法容忍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斯大林在第二天做出答复，同意里宾特洛甫来访：
我希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改善。我们两国的人民需要彼此之间保持和平。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为消除两国之间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和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待了里宾特洛甫，并展示了所有那些他后来在外交界出了名的敏锐、魅力与才智。里宾特洛甫主动提出要调停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对此，斯大林回答说：他不怕日本人，如果他们喜欢战争，那他们会有的，当然，保持和平要好得多！他向里宾特洛甫打听墨索里尼对于苏德条约的态度并想知道土耳其人在搞什么名堂。斯大林认为，尽管英国的军事实力不行，但它在发动战争方面诡计多端，而且法国陆军也还是仍然值得重视的。他建议为希特勒的健康干杯，并告诉里宾特洛甫，他知道“德意志民族是多么热爱他们的元首”。当里宾特洛甫即将离开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苏联政府对新条约非常重视。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苏联决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
但是，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达成了什么协议？新的苏德伙伴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这份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开内容，除了明显缺少在德国或苏联侵犯第三方的情况下协议就废止的条款外，与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缔结的其他互不侵犯条约没什么不同。省略了这一条款，那就暗示着，条约根本上就是一份誓约，即苏联在即将开始的德国与波兰的战争中将保持中立。反过来，斯大林也得到了希特勒的承诺：德国会对苏联保持友好，德国不会侵犯苏联。但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这份公开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提供的东西。该秘密议定书的第一条就明确说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条沿那雷夫河（Narew）、维斯瓦河（Vistula）和桑河（San）把波兰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德国的势力范围，并且说，“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对于双方的利益是否更可取、这样一个国家的边界如何确定，这个问题只能随着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做出明确的决定。”这份短短的议定书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把注意力转向了苏联人对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兴趣——它是罗马尼亚的领土，莫斯科声称它是在1918年从俄国“偷”走的——而德国方面则放弃在这一争议地区的任何利益。
关于波罗的海各国，德国人满足了苏联人原先在三国同盟谈判中向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的要求，即在被认为对列宁格勒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为了保护苏联人的战略阵地，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可以自由行事。当初在三国同盟谈判中，“自由行事”的意思是指：莫斯科有权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便使波罗的海各国免遭纳粹的颠覆；莫斯科可以依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灵活应对，以抗击德国入侵波罗的海国家，而无须顾及波罗的海地区居民本身可能的要求。但是，对于自己刚刚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在波罗的海地区势力范围内的行动自由，斯大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来行使这种自由，这还不太清楚。他是会占领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呢，还是会寻求别的手段来保证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呢？斯大林对波兰的政策同样也不太确定。对于苏联在波兰东部的势力范围，德国人的确同意了不会染指，但这种承诺的实际意义及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个重要的未知数：德国与波兰战争的进程，以及英法对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反应。1939年8月，波兰还显得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德国人的入侵击垮。英国和法国也保证说会保卫波兰，但是人们——至少是斯大林——并没有排除出现新的姑息养奸的“慕尼黑协定”从而把波兰出卖给希特勒的可能性。那样一来，苏联在波兰东部的势力范围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在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之前，斯大林决定小心行事，让苏联在因波兰问题而引起的、不断加剧的国际危机中保持中立，并且克制着不急于谋求苏联在波兰及波罗的海地区方面的利益，甚至对于重启与英法的谈判仍然敞开着大门。
斯大林的这种观望的态度，从他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那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1939年8月31日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提议正式批准苏德条约。在莫洛托夫的讲话中，最意味深长的一点是，他虽然宣布苏联在欧洲政治中不结盟，也就是说苏联现在不会加入反希特勒的同盟，但德国一方也不能再结盟。实际上，莫洛托夫特别想要说明的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是三国同盟谈判失败的原因，而是结果。这就暗示，相比于与英法的结盟而言，与希特勒的协议是次优的选择。他为互不侵犯条约辩护的理由是，它缩小了欧洲对苏联可能怀有敌意的国家的范围，挫败了一些人的阴谋，这些人想让苏联与德国互相争斗，以挑起“新的大规模的杀戮，各国之间的新的大屠杀”。 [4] 莫洛托夫这是在重复斯大林于1939年3月在苏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英法对外政策的批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
不干涉政策意味着纵容侵略，放纵战争……不干涉政策说明有些人非常不愿意去阻止侵略者的邪恶行径，比如说，不去阻止日本对中国也许还要对苏联发动的战争，不去阻止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甚至私下里还怂恿它们这样做，好让它们彼此削弱和消耗，然后在它们变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精神抖擞地登场——当然了，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登场的——并对已经虚弱不堪的交战各方强横地规定条件。 [5]
在斯大林签订苏德条约的时候，他是在效仿西方的绥靖分子吗？斯大林是“战争与革命”的信徒，认为挑起新的世界大战会推动那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席卷欧洲的革命剧变的到来吗？当时的许多反共评论家就是这么想的，而这种关于斯大林的目的的看法，也得到了那些力图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说成不是希特勒的而是斯大林的阴谋历史学家的响应。这类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文本，是据说由斯大林在1939年8月19日对政治局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把欧洲“苏维埃化”的前景说成是他打算通过签订苏德条约挑起的长期战争的结果。 [6] 问题是，那次“讲话”是杜撰的。不仅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讲话，而且政治局在这一天有没有开过会也是可疑的（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很少开会）。就像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斯拉奇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发表过这篇讲话”。 [7]
所谓的斯大林讲话，最初是在1939年11月底的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它的发表显然是一种黑色宣传，意在败坏斯大林的名声，并离间苏德关系。文本的内容明显就是假的，例如，它告诉人们，斯大林讲他已经——在8月19日——与希特勒达成了协议，得到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根本没太当回事，尽管斯大林本人很愤怒，并发表声明谴责所报道的讲话是一个谎言。 [8]
斯大林在1939年非但没有阴谋发动战争，他还担心他和他的政权会成为重大军事冲突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赌注压在与希特勒的条约上的根本原因：这个条约决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但它的确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苏联避免介入即将来临的战争。毫无疑问，斯大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也认为一旦英法真的对德宣战，将会有一场长期的冲突，一场消耗战，这样一来就可以为苏联提供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加强自身的防御。但是他太谨慎了，不会把所有赌注都压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单的重复上。
在斯大林看来，苏德条约签订后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波兰会发生什么？德军闪电入侵波兰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9月3日，里宾特洛甫就告诉苏联人，用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打败波兰军队。他还强烈要求苏联人把他们的军队开进波兰东部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英国和法国也在同一天对德宣战。9月5日，莫洛托夫对里宾特洛甫的请求做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同意说苏联人有必要采取行动，但又说如果时机尚未成熟就介入的话，“可能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并促使我们的对手团结起来”。
直到9月9日莫洛托夫才通知德国人说，苏联军队将在此后几天进入波兰。
在1939年9月7日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会谈中，斯大林披露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以及对波兰问题的考虑：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集团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目的是重新划分世界并统治世界！在我们看来，它们互相残杀、彼此削弱没什么不好。最好是借德国之手去动摇那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希特勒在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尽管他既不理解也不想这样干……我们可以设法让双方互相争斗，并且让他们打得尽可能猛烈些。互不侵犯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德国。下次我们会鼓动另一边……以前……波兰是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民族国家，所以，革命者保卫它，防止它被瓜分和奴役。现在，［波兰］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它压迫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等。在目前的形势下，该国的灭亡将意味着要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又少了一个！由于波兰的溃败，我们把社会主义体制扩展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有什么不好呢？ [9]
这些话来自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它是研究战争期间斯大林私下想法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因而需要做一些说明，以免把它们解读为“战争与革命”这种假说的证据。这次会谈是在斯大林宣布改变第三国际（Comintern）政治路线时举行的。自从1935年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第三国际的政治路线一直是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为基础的，包括支持苏联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建立同盟。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第三国际及其成员党一方面继续奉行人民阵线政策，支持莫斯科在外交上采取的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又继续提倡抵抗法西斯侵略的保卫国家的战争。斯大林并没有反过来指责人民阵线政策，实际上，季米特洛夫还记下了他所说的“我们本来情愿选择与所谓的民主国家签订协议，所以才进行谈判。但英国和法国需要我们的帮助却又不想付出任何回报！”然而，形势已经改变，事实上已经爆发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把资本主义国家区分为法西斯的和民主的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斯大林也提到战争“有可能消灭奴役制度”，但他没有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鼓吹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革命的内战。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要为红军即将入侵波兰提供理论依据——这样的军事扩张行动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而他给季米特洛夫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共产党人必须反对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1939年9月17日，红军越过国境进入波兰。在宣布这一行动的时候，莫洛托夫在广播中声称，德国与波兰的战争已经证明了波兰国家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说，苏联军队进入该国是为了帮助和保护波兰领土上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苏联报纸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波兰所受到的压迫的报道以及他们对来自东方红军“救星”的热烈欢迎，使得这种爱国主义的逻辑更加充分了。 [10]
被红军占领的，大体上就是根据苏德条约划给斯大林的那些波兰领土。它们事实上属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位于所谓的“寇松线”以东——“寇松线”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一个委员会划定的俄国与波兰之间的人种疆界，是以该委员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的名字命名的。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为刚刚爆发的俄国与波兰的战争的停火线提供根据。不过，最终的界线是由波兰军队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决定的。在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条约》中，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割让给了波兰。但苏联人从来就不甘心失去这些领土，而且在这些领土上，波兰人只占一小部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在外交上是暂时搁置下来了，但它始终是块心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当时开始更加突出其爱国主义性质。莫斯科还一直担心，生活在波兰的非苏联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可能会被用来作为基础，支持苏联境内同胞的颠覆活动。实际上，在1938年，纳粹宣传人员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发动了一场报刊评论与宣传攻势，鼓吹建立重新联合起来的独立的乌克兰。因此，苏联入侵波兰东部除了有显而易见的地缘战略依据之外——红军开进该国可以使苏联的防线西移并明确限制了德国的向东扩张——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的”逻辑。
有一个人对苏联开进波兰是欢迎的，他就是丘吉尔。这位英国政治家在长期在野之后刚刚东山再起，回到内阁担任海军大臣。他在1939年10月1日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
苏联实行的是冷酷的利己政策。我们本来希望，苏联军队会作为波兰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入侵者，坚守他们现在的防线。但是，苏联军队显然有必要坚守这道防线，这样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防止纳粹的威胁。
丘吉尔进一步安慰他的听众说：
我无法向你们预言苏联的行动。这是个谜中之谜，但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那就是苏联的国家利益。如果苏联想要把自己扩张到黑海海滨，或者是它想要占领巴尔干各国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人民，那它就不可能与苏联的利益或安全保持一致了，就会触犯到苏联古老的生存利益。 [11]
丘吉尔说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是理解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秘诀之一；另一个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斯大林9月7日对季米特洛夫说的话中，尽管有许多为第三国际放弃其反纳粹政策辩解的冠冕堂皇的内容，但里面也有许多他真的相信的东西。斯大林有关苏德条约的算计，是基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幻象，即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自始至终都在警告，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试图通过对苏联发动战争来解决其内部困难，那垮台的将会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将会面临自己本国工人阶级的起义与革命。但斯大林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不会把苏联的安全寄托于国外发生革命的希望之上；经验告诉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没有什么力量，指望不上。因此，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给季米特洛夫的政治指示是谨慎而保守的。在1939年10月25日与季米特洛夫的会谈中，斯大林评论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我们那时都太乐观了，因而犯了错误……现在绝不应当再重复那时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了……还应当记住，目前的形势不同以往：那时没有共产党执政，而现在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1月7日，斯大林告诉季米特洛夫：“我相信（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的口号，只适合于俄国……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那个口号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并不需要对季米特洛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苏联的存在，因为季米特洛夫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共产主义者一样，相信他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尤其是在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本身都可能受到威胁的战争时期。斯大林1939年对他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提出的要求，不是去发动革命战争，而是发动维护和平的政治运动，包括支持希特勒向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的结束与波兰的冲突的请求。
苏联与德国的“和平攻势”在9月27～28日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第二轮会谈之后就开始了。里宾特洛甫飞到莫斯科，是要讨论苏联提出的改变苏联与德国在被占领的波兰的边界的建议。斯大林告诉里宾特洛甫，苏联与德国对波兰的划分，应该尽可能地按照人种学的界线。那就需要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波兰领土换成德国的势力范围，相应地，也要把立陶宛转换为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范围。在向里宾特洛甫提出这一交易时，斯大林强调：划一道分界线，把波兰人与靠近苏联边界、主要由非波兰人居住的地区隔开，可以预防民族主义分子将来可能进行的要求波兰统一的煽动活动。
[12]
这些讨论的结果就是一份新的苏德条约，即1939年9月28日的《苏德边界与友好条约》。该条约规定了苏德之间在波兰境内的新界线，并（在一份秘密的议定书中）对把立陶宛转换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做了说明（见地图1）。
苏联和德国在同一天还发表了一则共同声明，呼吁结束欧洲战争，因为波兰已经遭到清算。
[13]
在这之后，希特勒又呼吁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莫洛托夫1939年10月底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也响应了这一要求。他在讲话中认为，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责任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想要保住自己的殖民地财产，而正在进行的是帝国主义分子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
[14]
地图1 苏德条约，1939年8～9月
但是，斯大林是否真的希望结束欧洲战争呢？他很可能不是真的这样希望，但他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如何发展，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任何结果都会对苏联有利。英国和法国为了支持波兰已经对德宣战，但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波兰人。它们现在似乎满足于从法德边界的“马其诺防线”的背后与德国交战。德国人占领波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均势，但还难以精确预测由此造成的后果。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同时避免卷入这场欧洲战争。而这在当时就意味着与德国人的紧密合作，包括支持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但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不想与英法彻底断绝来往，而是试图继续敞开大门，重建苏联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以便平衡他对希特勒的支持。 [15]
与希特勒的这种新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这很难说，但斯大林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排除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实际上，苏德之间曾经进行过长期而重要的合作。1922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拉帕罗条约》（Treaty of Rapallo），恢复了两国之间在1918年断绝的外交关系，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开始了长达10年的广泛合作，只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才中止了这种所谓的“拉帕罗式的关系”。即使是这样，在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双方都断断续续地进行过努力，要恢复某种程度的合作，尤其是在贸易方面。 [16] 斯大林在9月27日与里宾特洛甫的讨论中，特别指出了苏德之间曾经有过的拉帕罗式的关系：
苏联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相信苏德之间有可能进行合作为基础的。在布尔什维克上台的时候，有人指控他们是被德国收买的特务。是布尔什维克签订了《拉帕罗条约》。这为扩大和加深彼此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当国家社会党人在德国上台的时候，关系变糟了，因为德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优先处理国内的政治问题。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德国政府又表现出了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意愿。……苏联政府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排除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因此，苏联政府对于开始恢复与德国的合作是问心无愧的。这种合作代表着一种力量，其他所有的联合都必须为之让路。
当然了，纳粹德国不是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也绝不是普通的德国政治家，但是，斯大林倾向于把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看作共存于同一个资本主义统一体中的，而不是看作本质上不同的现象。 [17] 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曾经对苏联构成了威胁，斯大林所追求的也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共同的事业。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希特勒所代表的不是威胁而是机会。这个“机会”将来有可能会成为威胁，但在目前，斯大林考虑的只是从与德国的“新拉帕罗式的关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
苏联与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这种关系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破裂了。但随着苏德条约的签订，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根据在1939年8月、1940年2月和1941年1月签订的各种经济协议，苏德之间的进出口量增加了10倍，达到了它们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18] 贸易模式跟早期的还是一样：德国人向苏联人提供购买机器及制成品的贷款；作为交换，苏联则向德国出口原材料。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苏联向德国供应的原材料如下：
150万吨谷物
10万吨棉花
200万吨石油产品
150万吨木材
14万吨锰
26000吨铬 [19]
谷物、石油、锰和铬都特别重要。它们在当时面临英国海军封锁的德国战争经济中，都是命运攸关的成分。苏联人还跟德国人签订了秘密议定书，作为第三方替他们购买货物，并借道苏联用船将其运至德国，而苏联人则在这场交易中得到了相应数量的机床、化工产品以及军事等方面的设备。 [20] 双方进出口商品的价值相当，都在5亿左右，但希特勒在战略上所得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斯大林。正如爱德华·E.埃里克森评论的那样：
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几乎不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更不可能差一点就得逞。如果不是苏联，德国的石油、锰和谷物的储备到1941年夏末就完全用完了，而德国的橡胶储备也会在半年前就用完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用来进攻苏联的资源几乎都是斯大林提供的。所以，毫不奇怪，希特勒总是坚持要求德国履行这些经济条约的条款。他要等到他首先得到足够多的苏联原材料之后，才能够占领苏联的领土。 [21]
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但对于德国人来说仍然是宝贵的。当德国轰炸机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的时候，它们得到了苏联雷达站引导信号的帮助。后来，在红军于1939年9月17日入侵波兰之后，苏德之间的武装力量也有协作。苏联人向需要避难的德国船只开放他们北冰洋的港口，并允许德国人在摩尔曼斯克附近建立潜艇基地。该基地一直活动到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之后才因为多余而被关闭。 [22]
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苏联报刊停止了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抨击；而在文化领域，苏联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恢复并发展与德国的联系。但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在希特勒需要与斯大林保持友好以保护其东方侧翼的时候，德国人与苏联人没有在波罗的海地区他们划定的势力范围内发生冲突。
在波兰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斯大林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地区采取行动了。1939年9月24日，莫洛托夫向在莫斯科准备签订贸易协定的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提出，要签订互助条约并在爱沙尼亚建立苏联的空军、海军基地。9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谈判并就苏联提出的军事基地一事向爱沙尼亚人再次保证：
不用担心这些守备部队。我们向你们保证，苏联决不想使爱沙尼亚的主权、她的政府或她的经济体制受到影响，也不想使她的国内生活或对外政策受到影响……苏联军队不会做任何违背这些承诺的事情。 [23]
从形式上来说，斯大林就跟他说的一样好。在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中，也含有禁止苏联干预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条款。 [24]
下一个就轮到拉脱维亚人了。就像所有波罗的海地区的政府一样，他们也希望德国人来替他们调解，但斯大林很快就打消了他们的幻想。“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势力范围已经划分好了，”他在10月2日通知拉脱维亚的外交部长，“我们可以占领你们，德国人不会管。但我们不想造成伤害。” [25] 在第二天的进一步会谈中，斯大林说得甚至更直白：“德国人可能会发动进攻。德国的法西斯分子与共产党人六年来一直在互相咒骂。现在，尽管历史已经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我们必须及时地做好准备。其他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26]
拉脱维亚人于10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他们的互助条约，立陶宛人在10月10日也签了。就与爱沙尼亚的条约一样，在这些条约中也有苏联军事基地的条款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承诺。斯大林告诉立陶宛人，这些军事基地是“维护立陶宛安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7] 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在立陶宛有共产党造反的话，我们的部队会帮助你们镇压。” [28]
实际上，斯大林也不完全是在开玩笑。根据莫斯科的既定政策，它对自己的驻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代表和军队下达了严格的命令，禁止介入当地的政治活动，而且不允许做任何有可能给有关该地区未来会“苏维埃化”的谣言火上浇油的事情。 [29] 斯大林10月25日对季米特洛夫解释说：
我们相信在我们［跟波罗的海各国］的互助条约中，我们找到了可以让我们把一些国家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正确形式。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一贯的立场，严格尊重它们内部的政治制度与独立。我们不会谋求把它们苏维埃化。总有一天它们自己会那样做的！
与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克制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苏联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政策。在红军1939年9月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政治局下令进行选举，口号是建立苏维埃政权，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西部重新统一起来；另外还下令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接管银行系统、对农业实行集体化。
不用说，这些选举都是受到操纵的。11月，这些“人民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赞成加入苏联。为了达到全面的政治控制，苏联当局无情地使用恐怖手段、挑动阶级斗争与种族暴力。
[30]
对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波兰裔少数民族——他们被看作最可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的人——则采取特别的镇压政策。大约有40万波兰人（总人口是1200万）遭到监禁、驱逐或者在许多情况下被处决。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有2万名成为战俘的波兰军官和政治犯在1940年3～4月被可耻地枪杀了，大部分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
[31]
斯大林打算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波罗的海各国吗？有些人肯定会这么想，因为红军在1940年夏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并把它们合并进苏联，而且还像对待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一样，强迫它们实行苏维埃化。然而，无论是苏联人的行动还是斯大林在1939年秋的声明，都采取了至少在那时来说是比较克制的政策。而且在波兰东部实行的比较过火的政策也有非常特殊的根源。正如早先曾经说过的那样，苏联人从来就不甘心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割让给波兰人，斯大林从红军一开始入侵的时候就打算把这些地方并入苏联。波兰东部的苏维埃化并没有为波罗的海各国开创先例，但它的确提供了怎样实行苏维埃化的模式，包括在1940年6～7月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驱逐了大约25000名“不受欢迎的人”。 [32]
斯大林非常感兴趣的另一个地区是巴尔干。跟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不同的是，苏联人和德国人并没有就该地区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斯大林去搞一个这样的协议。在斯大林的计划中，关键是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苏联向这两个国家都提出过签订互助条约。保加利亚人礼貌地回绝了。他们指出，不清楚万一发生战争苏联人能够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援助，而这样的条约会在1939年秋气氛已经紧张起来的巴尔干引起猜疑。 [33] 土耳其人的立场比较纠结。他们既准备与苏联人签订互助条约，又打算与英法达成互助协议。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在1939年10月1日对土耳其外交部长做了一个生动的解释：
事态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我们说的是一回事，但事态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我们跟德国划分了波兰。英法没有对我们宣战，但它们本来应该宣战的。我们与德国没有互助条约，但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我们宣战，我们将不得不与他们开战。到那个时候，这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协议看起来会怎样呢？……［你们］也许会说，你们对这样的结局已经预先做好了准备，土耳其人会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或者土耳其会保持中立。但是，我们将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万一土耳其参战，我们的条约就无效。我们永远也不会宣布反对德国……我们想跟土耳其人签订条约吗？是的。我们想跟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吗？是的。但是，如果遇到我已经说过的那些情况，［在苏联与土耳其之间的］条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对于与土耳其签订这样一份条约，如果事情的结果不利，那要怪谁呢？谁也不怪。这是由于形势和事态的发展。在波兰的行动起到了作用。英国人和法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不想与我们达成协议，他们认为没有我们也行。如果说我们犯了什么错的话，那就是没有预见到这一切。
土耳其人不顾斯大林的请求，在1939年10月19日与英法签订了互助条约。该条约使土耳其没有卷入与苏联的战争，但这对于斯大林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苏联组成一个由苏联领导的中立的巴尔干集团的宏大构想来说，只是个小小的补偿。
斯大林谈到了无法预见的形势和出乎意料的后果，这显然是在吓唬土耳其人，而且他讲得很明白，他把与德国的伙伴关系放在首位。但斯大林的这番话也说明，他感觉到最初这几个星期的欧洲战争的局势不稳定，瞬息万变，因而很难预料各个国家在这场冲突中最终会怎样结盟。斯大林可能要比他想象的还要有先见之明。没过几个星期，波罗的海地区的事态就发生了转变，并使苏联与英国和法国差点开战。
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是自俄国内战以来，斯大林作为军事领袖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斯大林曾经监督过莫斯科对冲突中的共和派的援助，包括派遣大约2000名苏联“志愿军”去和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在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苏联与日本在中苏边界断断续续地有过多次军事冲突，有时达到了师一级的强度。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与全面入侵相邻的主权国家相提并论。波兰是苏联军事行动的更适当的例子，但当时的波兰军队已经被德国人完全打垮了。
与芬兰的“冬季战争”并非出于斯大林的选择。对于成为这场冲突导火线的边界与安全问题，他本来是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的。但是，当与芬兰的政治谈判破裂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下令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之路始于1939年10月5日，苏联当时邀请芬兰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讨苏芬互助条约。在莫斯科，苏联向芬兰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签订条约，而且还要求芬兰出让或租借芬兰湾的一些岛屿给苏联用于构筑海军防御工事。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想把苏芬边界向西北移动，因为这条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20英里。作为交换，苏联人提出，用位于遥远的北方的卡累利阿（Karelia）的领土来补偿芬兰人。
在准备谈判的时候，苏联外交部阐明了一系列的最高和最低要求。在苏联人的最高要求中，包括在芬兰建立军事基地，割让芬兰北部的皮特萨默（Petsamo）镍矿区，而且禁止芬兰在波罗的海建立军事防御工事。 [34] 但芬兰代表团即使准备让步，也只准备做出极小的让步。于是苏联人就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他们的最低领土要求，甚至取消了拟议中的苏芬互助条约。谈判在10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却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35] 实际上，在10月中旬，芬兰人就对他们的军队进行了动员，并因为预计将要发生战争而逮捕了许多芬兰共产党人。 [36]
斯大林似乎早就认定，与芬兰的战争可能不可避免。10月29日，列宁格勒军区向国防人民委员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提交了“摧毁芬兰军队的陆上和海上力量的行动计划”。
[37]
1939年11月中旬，据说斯大林对他的军事委员会说，“我们将不得不与芬兰开战”。
[38]
大约在同一时期，伏罗希洛夫命令列宁格勒地区的苏联军队要在12月20日前完成集结，当地的指挥员要准备在12月21日采取行动。
苏芬军队之间的边界冲突成了战争的借口。11月28日，莫洛托夫宣布废除1932年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天，苏联断绝了与芬兰的外交关系。
[39]
当天晚上，斯大林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包括伏罗希洛夫在内的最亲密的副手们开了八个小时的会议。
[40]
红军于次日向芬兰发动进攻。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苏联领导层没有料到与芬兰的战争会拖得那么久，而是认为芬兰一遇到军事威胁就会退让，甚至一旦开火就会举手投降。
[41]
莫斯科认为战争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在他们为冲突所做的政治准备中表现得很明显。11月30日，莫洛托夫告诉德国大使说，“并不排除在芬兰成立另一个政府，一个对苏联和德国友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会是苏维埃，而是民主共和国。没有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但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与之就保护列宁格勒的安全问题达成协议的政府”。
莫洛托夫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到第二天就见分晓了：苏联人成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以芬兰共产党人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12月2日，库西宁政府单独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承认了斯大林在领土和安全方面提出的主要要求，作为交换，芬兰人得到了苏联卡累利阿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42]
成立库西宁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苏联进攻芬兰的意识形态遮羞布。但是，成立这个政府也反映了苏联人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或者说希望：红军的入侵会得到民众的响应，他们会发动起义反对赫尔辛基的资产阶级政府。
[43]
斯大林想让芬兰战争绕着意识形态这根轴来旋转，他在1940年1月对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谈话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在那次谈话中，他把苏芬战争跟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革命可以一蹴而就的，那是胡说八道。它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发生的。红军的行动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过，斯大林虽然受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蒙蔽，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判断力。一旦事态明朗，芬兰的政治局势不会按照意识形态的蓝图发展，库西宁政府就在视野中消失了。实际上，就在与季米特洛夫的同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经暗示会做出让步，只对芬兰提出非常有限的要求：“我们并不想要芬兰的领土，但芬兰应当成为一个对苏联友好的国家。”
在军事战线上，苏芬战争有两个主要的阶段（见地图2）。1939年12月，红军动用了5个集团军约120万人、15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对芬兰的防御工事发动了全线进攻。进攻主要是针对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林防线（Mannerheim Line）。这条以芬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字命名的防线，是一个天然地势与人工建筑相结合的带形防御工事，纵深为卡累利阿地峡的宽度。曼纳林防线的主要突击力量是由列宁格勒军区司令K.A.梅列茨科夫（Meretskov）率领的第7集团军。苏军的目标是突破曼纳林防线，占领维普里镇（Viipuri），然后折向西朝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推进。最初，由于防御工事非常坚固、芬兰人的顽强战斗、天气恶劣、苏军的进攻混乱而且很不协调，攻击失败了。1940年1月，苏联人进行了重新部署，加强了他们的军队，斯大林还任命铁木辛哥（Timoshenko）全权负责苏军对芬兰的进攻。铁木辛哥在2月中旬发动了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进攻，再一次集中力量突击曼纳林防线。这一次苏联人成功地突破了芬兰人的防御，迫使曼纳林的军队全线后撤。 [44]
地图2 苏芬战争，1939～1940年
到1940年3月，红军已经处于一种可以击溃残余的芬兰守军、向赫尔辛基进发，进而占领整个国家的态势了。但斯大林选择了回应芬兰人的和平试探、谈判并达成了结束战争的条约。根据这份于1940年3月12日签订 [45] 的条约，芬兰人承认了苏联人提出的所有主要的领土要求，但仍然保有他们的独立与主权。而且，跟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不同的是，苏联人没有要求他们签订互助条约，也没有要求在他们的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斯大林对芬兰之所以保持相对的克制，是由于这场冲突产生了更为广泛的派生影响，而到1940年春的时候，这些派生影响有把苏联全面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
苏联进攻芬兰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就像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ii）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他“经历过多次反苏风暴，但在1939年11月30日之后的那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46]
在法国，气氛甚至更紧张。苏联驻巴黎大使雅科夫·舒里兹（Ya. Z. Suritz）在12月23日向莫斯科报告，“我们的使馆已经变成了疫区，外面围着一群穿便衣的警察”。
在意大利，民众的反苏示威活动让莫斯科不得不从罗马撤回大使以示抗议。在美国，政府宣布对出口到苏联的军用物资实行“道义禁运”。12月14日，“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这是该组织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制裁侵略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已经自动退出）。其实这时候的“国际联盟”已经没有什么权威和地位了，但由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反对侵略、争取集体安全的主要支持者，所以，莫斯科对于被“国际联盟”开除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
对于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斯大林1939年12月在与爱沙尼亚武装力量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世界上的新闻舆论正在开展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攻讦苏联的运动，指控她采取的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针对苏芬冲突。满天飞的谣言说什么苏联在跟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中要求占领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正在散布和编造我们谣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决定不在官方文件中公开证实这些谣言。原因很简单……速记记录表明，法国人和英国人根本不想与我们达成公平而诚实的协议，而这样的协议本来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他们一直只是搪塞敷衍。 [47]
冬季战争造成的政治后果非常糟糕，但更令人忧心的是，莫斯科接到报告说，英国和法国准备派遣联合远征军援助芬兰人。甚至在1940年初有报告说，英国和法国计划联合轰炸巴库油田，切断苏联对德国的石油供应。 [48]
英国和法国在芬兰问题上的目标是借道挪威和瑞典向战区运送“志愿军”。在这次行动中，英法军队会控制挪威的纳尔维克（Narvik），并占领瑞典北部的铁矿场——这是对德国战争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源。丘吉尔对于任何扩大对德战争的行动都感兴趣，他是这次远征的热情支持者。虽然他认为苏联与西方在芬兰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极低，但他显然准备冒这样的风险。 [49] 从事后来看，丘吉尔的判断很难说是合理的。同盟国的远征会极大地侵犯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地位。只要瑞典人告诉芬兰人他们会捍卫自己的中立地位，并用武力去反抗同盟国的远征军，那德国人就会采取行动，以保护自己来自瑞典的铁矿石供应。斯大林不想与英法发生冲突，但是，如果同盟国的军队逼到了他的家门口并且在斯堪的纳维亚爆发较大的战争，他很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在军事上与希特勒站在一边。
泰勒在《英国史，1914～1945》中对计划中的远征芬兰的看法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已经失去了理智”。
[50]
斯大林很可能也有同感，只是他有另一种解释：英国和法国在芬兰问题上的动作证实了他最担忧的事情：它们在竭力把欧洲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这是麦斯基在1939年12月23日给莫斯科的急电中描述的一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麦斯基说，在英国的统治圈子中，关于英苏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赞成苏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希望这种中立有可能变得比较友好，甚至会发展成反德同盟。另一种观点是，苏联的中立对英国和法国没有好处，而且芬兰事件提供了一个机会，促使苏联站在德国一边加入战争。苏联的参战会耗尽它自身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就有可能与西方同盟国站在一边。此外，在苏联因为战争而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就可能形成一个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际同盟，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进行决斗。
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在对最高苏维埃发表的讲话中，愤怒抨击英国和法国，公开表达了这些担忧和怀疑。“在芬兰战争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说，“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准备使它成为对苏战争的起点。不仅是芬兰本身，而且瑞典和挪威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将被拖入战争。”莫洛托夫认为，伦敦和巴黎把芬兰看作有可能对苏发动进攻的集结地。在提到芬兰从国外得到的援助时，莫洛托夫说：“在芬兰所进行的不仅仅是我们与芬兰军队的碰撞，也是我们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的碰撞。”莫洛托夫还从苏联的角度对冬季战争进行了总结。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他对红军突破曼纳林防线大加赞扬，并称颂缔结和平条约的种种好处：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维护了苏联的安全，使芬兰继续保持独立。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苏军在战争中有48745人战死，158863人受伤，而芬兰军队有6万人死亡，25万人受伤。 [51]
尽管莫洛托夫对这场战争摆出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但苏联人背地里对冲突的结果与教训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检讨。这一过程始于3月2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伏罗希洛夫关于战争实施方式的批判性报告展开的热烈讨论。
接着是在4月14～17日，统帅部召开了关于“对芬兰的军事行动的经验”的特别会议。斯大林全程参加了会议：他频频参与讨论，并在会议结束时亲自对战争的教训做了总结。
在总结中，斯大林首先说明了为什么决定开战。他指出，列宁格勒的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全国的第二大城市，集中了30%～35%的国防工业。关于战争的时机选择，斯大林说，与其再等待几个月，直到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不如充分利用欧洲战争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如果英、法、德彼此突然言归于好，那数月的等待也许就意味着还要再耽搁20年才能确保列宁格勒的安全。关于战争为什么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斯大林透露说，苏联领导层本来估计，它可能会拖到1940年的8月或者9月。他还提到，过去俄国在芬兰进行的许多战役都耗时数年之久。不过，苏联军方对于与芬兰的战争也不够重视，指望它会像入侵波兰东部一样轻而易举。此外，在军队中仍然存在对俄国内战的崇拜。斯大林说，但“内战不是当代的战争，因为它还是一场没有大炮、飞机、坦克和火箭的战争”。斯大林批评芬兰军队只是一味地进行防御，认为一支被动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当代的军队，当代的军队必须是一支崇尚进攻的军队。斯大林在结束时指出，苏联打败的不仅仅是芬兰人，还有他们的“欧洲老师”：“我们打败的不仅是芬兰人——那个问题不太大。我们的胜利主要在于我们打败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技术、战略和战术。这是我们胜利中的主要的东西。” [52]
为了进一步提炼芬兰战争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之后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53] 该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为苏联武装力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的一系列改革做出了贡献。这些改革是由铁木辛哥主持的，他在5月份接替了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政府在同一个月还颁布了法令，在高层指挥系统恢复将军军衔，并在6月宣布把数百名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军官提升为将军。获得晋升的军官包括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他们分别被提升为元帅和大将。几乎在同时，斯大林同意把数千名遭到清洗并被解除职务的军官召回军队，这其中就包括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ii）上校。他在1940年6月被提升为将军，并注定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为一名著名的苏联元帅。1940年5月16日，苏联军队修改了训练条令，其规定更加注重实战，并在7月强化了军队的纪律条令，8月恢复了战术层面的统一指挥——这就意味着校官在指挥中的决定无须再与政治委员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军队还采取措施改进了宣传工作，并招募更多的军官和士兵加入共产党。 [54]
“冬季战争”常常被说成斯大林领导的重大失误：战争付出的代价之大，让红军极为难堪，并使希特勒相信入侵苏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它在外交上孤立了苏联，并使它差点与英法开战；它制造了芬兰人这个敌人，他们在1941年6月与德国人一起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但斯大林对这场战争及其后果并不这样看。虽然缺乏天时和地利，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是赢了，而且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苏联实现了它在领土方面的目标，而及时结束战争则挫败了英法帝国主义的阴谋。战争暴露了军队在训练、装备、构成和理论方面的某些缺陷，但那是件好事，只要采取措施去改正这些缺陷就行了。甚至正相反，芬兰战争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是强大的，足以对付更大范围的欧洲战争中不可预知的后果。
芬兰战争充分显示了斯大林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决心放弃“芬兰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意识形态工程，以及他主动迅速结束战争，都证明了他有能力在现实需要的时候远离教条的立场。同样，他免去他的长期密友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给遭到清洗的军官平反，把年轻有为的军事指挥员提拔到高级岗位，这些都展示了他在重大人事问题上的灵活性。事后对战争的检讨表明，认为斯大林是不会犯错误的这种臆断——它是苏联所有决策中的普遍现象——并不排除对许多问题可以进行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或者是纠正错误并实行激进的改革。不过，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中，斯大林喜欢干预的风格以及人们对他的意见的尊重，说明苏联的指挥系统高度依赖于斯大林在战略层面的正确决策。幸运的是，斯大林对现代事物与技术的优点所怀有的那种布尔什维克的未来主义信念，恰好在许多军事问题上帮助了他。他经常提到现代军事技术的优点，这说明他很快就领会了德国在1940年5～6月通过装甲力量的闪电战占领法国的重大意义。1940年7月，斯大林撤销了早先做出的取消红军坦克军的决定，并下令组建若干配有重型装甲力量的庞大的机械化军。 [55]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做出了一些决定，采办和生产日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为苏军主战装备的那些坦克、枪炮和飞机。 [56] 在1941年1月与自己的高级指挥官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为机械化进行了辩护，反驳了批评者所说的马比坦克更可靠而且后者不管怎样对于大炮来说都不堪一击的观点。斯大林强调指出，“现代战争将是引擎的战争。陆上的引擎、空中的引擎、水面的和水下的引擎。在这些条件下，拥有更多、更强大的引擎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 [57]
到1940年6月法国陷落为止，苏德条约一直对斯大林有很大的帮助：与希特勒的交易使苏联得以置身于战争之外，避免了苏联与德国在东线发生冲突而英法作壁上观的梦魇，而且它还给苏联提供了更多的准备防御的时间；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得到了政治和领土上的好处；与德国恢复拉帕罗式的关系又带来了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希特勒在冬季战争中保持中立也很受欢迎。但这一切绝不是单方面的，希特勒也得到了许多，特别是，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波兰，而用不着担心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大的战争。德国的闪电战在西欧取得的惊人成功打破了平衡。当法国于1940年6月22日投降的时候，希特勒统治了欧洲大陆。英国在新上任的丘吉尔的领导下，看来是铁了心要战斗到底，但它是否有能力抵抗希特勒、是否有能力抗拒绥靖主义诱人的和平呼声，似乎还不一定。斯大林现在看到了结束欧洲战争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但和解的条件要听命于获得胜利的德国人。
斯大林针对新的形势，主动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以便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进一步巩固他所获得的战略利益。1940年6月中旬，斯大林采取行动以加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由于担心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分子的阴谋和德国人对该地区的渗透，斯大林要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立亲苏政府，还要求红军占领所有这三个国家。他再一次做出努力，想在巴尔干构建苏联的势力范围。针对意大利即将参战的传闻，莫洛托夫主动向罗马提出，与意大利和德国就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6月10日，意大利果真参战了。苏联加强了试探活动，并在6月25日的提议中达到了高潮。该提议是：意大利承认苏联在黑海地区的支配地位；作为交换，苏联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权。
[58]
6月26日，莫洛托夫向罗马尼亚大使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现在是当代摩尔多瓦的一部分）。他还要求罗马尼亚人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该地区有乌克兰居民，但苏联以前从来没有对它提出过主权要求。两天后，罗马尼亚人对苏联的要求屈服了。收回比萨拉比亚增加了苏联海军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基地的防御纵深，而占领北布科维纳则保障了比萨拉比亚与乌克兰的陆上联系。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边界现在是沿多瑙河口的东北岸，这就使莫斯科有权参与到控制河上交通的管理体制当中。
[59]
像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一样，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很快就被合并为苏联的领土了。1940年7月，类似的合并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开始了。尽管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反对，但基本上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活跃的左翼少数派，还是欢迎红军的占领的；他们还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与苏联合并。部分居民中的这种激进情绪，促使莫斯科重新考虑自己反对“苏维埃化”的立场。到8月中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举行了受操纵的选举，选出了新的人民大会，这些人民大会然后又正式投票决定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斯大林把这些行动都看作防御性的，是为谈判下一阶段苏德同盟的和平会议做准备的。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行动倒像是挑衅和威胁。斯大林接管波罗的海各国可以理解为是苏军沿德国东部边界集结的一部分。莫斯科企图利用意大利做中间人就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行为，也被看作扩张主义行动。红军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危及了从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英国任命了新的驻苏大使，这加重了希特勒的怀疑。6月中旬，斯坦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抵达莫斯科，并随身带来了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丘吉尔警告斯大林要提防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所带来的威胁，并建议就其给苏联和英国的利益带来的问题进行讨论。斯大林在7月1日会见了克里普斯，并一口回绝了英国的建议。对于克里普斯提出的英国正在战斗以维持欧洲力量的均势，斯大林回答说，他“想要改变欧洲旧有的均势，这种旧有的均势对苏联不利。因为多次的谈判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让步。这就促使苏联与德国重修旧好……如果问题在于恢复均势，包括建立与苏联有关的均势，那么我们必须得说，我们是不可能支持这样做的”。他还告诉克里普斯，“现在谈论德国人对欧洲的统治还为时尚早。法国的失败并不就意味着这样的统治。德国要统治欧洲还需要德国人去统治海洋，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与德国代表的所有会谈中，他都没有看到德国有统治世界的欲望……他并不否认在国家社会党人中间，的确有那么一些人提到过德国要统治世界。但是……在德国，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德国不具备统治世界的力量”。
在这次会谈两个星期之后，关于斯大林与克里普斯的这次谈话，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提供了一份经过处理但并非不真实的报告。
斯大林给希特勒传递的信息很清楚：他想要把苏德条约延续下去。这样的信息得到了莫洛托夫的进一步证实。他在1940年8月1日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嘲弄了新闻界对苏德关系的猜测。他说，苏联不仅不觉得德国在欧洲的新的大国地位是令人不快的、有威胁的，相反，苏德条约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因为它不是基于“一时的、转瞬即逝的考虑，而是基于两国的根本政治利益”。
[60]
不过，希特勒相信，在英苏关系中正在酝酿着什么东西；苏联新近成了欧洲制衡德国的力量，而英国从中得到了鼓舞。7月31日，希特勒告诉他的统帅部：
英国的希望在于苏联和美国……苏联是英国目前最为倚重的因素。伦敦一定在搞什么鬼把戏……但如果苏联失败了，英国的最后希望也就破灭了。对欧洲和巴尔干各国的统治权就会是德国的。我决定：在这场冲突中，必须要消灭苏联。就在1941年春。摧毁苏联越早越好。我们只有一举摧毁这个国家，行动才有意义。 [61]
正如引文所表明的，希特勒这时的注意力在英国而不是苏联身上；他不明白英国为什么又一次拒绝了德国的和谈建议。在德国军方开始制订入侵苏联计划的同时，希特勒指示里宾特洛甫要设法让苏联加入由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组成的“大陆集团”，以对抗英国和美国。 [62] 对于反英的里宾特洛甫特别热衷的这一计划，希特勒有多重视，这很难判断，但他似乎准备给它一次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只是在拟议中的大陆集团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才发布正式命令，准备入侵苏联。
里宾特洛甫的大陆集团计划需要苏联加入德、意、日在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三国条约。根据三国条约的规定，如果它们遭到当时没有参战的某个国家的攻击，各签约国要保证互相援助。另外，里宾特洛甫还打算签署一份秘密议定书，各国在这份秘密议定书里要明确说明它们将来的扩张方向。
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到柏林进行谈判：
我要说的是，按照元首的意见……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划定各自的利益界限，从而采取长远的政策，并把它们民族的未来发展引入正确的轨道，这显然是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这四个强国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在10月22日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我同意您的看法，从长远出发划定彼此的利益界限，并在此永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在这些友好的口吻背后，苏德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8月3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长期的领土纠纷做出仲裁，把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判给了匈牙利，但是保证罗马尼亚其余领土的完整性，搁置了保加利亚的某些主权要求。莫斯科大为恼火，因为这个决定没有跟它商量，而且这个决定意味着罗马尼亚现在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德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也在9月抵达了该国。当月晚些时候，德军的小股部队也出现在了芬兰。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意大利打算对希腊发动进攻（它在10月28日果真这样做了），这就把欧洲战争的战火蔓延到了巴尔干。
在1940年11月9日给莫洛托夫的指示中，斯大林阐明了自己与里宾特洛甫及希特勒谈判的目标。他要求莫洛托夫：试探德国人的意图，摸清楚苏联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把保加利亚划入苏联利益范围这一点上——斯大林称之为“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苏联的利益。 [6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指示表明，他准备通过谈判与德国人签订一个全面的协议，而且他仍然认为与希特勒的伙伴关系是可能的。11月12日，莫洛托夫抵达柏林，并试图完成斯大林交代的任务。但他发现，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关于势力范围新协议的谈判，而是成为德国主导的全球同盟中低级伙伴的提议——在这个同盟中，苏联只能向印度方向扩张，这样就势必与英国发生冲突。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事情于是很快就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坚持想让德国人就一些当下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但毫无效果。11月14日，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谈判的僵局从双方对话之尖锐就可见一斑：
苏联在近东关注的问题不仅与土耳其有关，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命运也牵动着苏联，它们不管怎样对她来说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在得悉轴心国关于南斯拉夫……希腊……和波兰的想法之后，苏联政府对此就更关注了……（莫洛托夫）他只能再三强调，决定性的问题在于苏联是否准备以及是否有可能在对英帝国的大清算中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延续我们的关系并划定势力范围，那么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们都很容易达成理解。势力范围划在哪里，这已经说过多次了。（里宾特洛甫）
根据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雅科夫·恰达耶夫（Yakov Chadaev）的回忆，当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汇报柏林谈判的情况时，斯大林确信希特勒打算对苏联发动战争。
[64]
但是，苏联对柏林谈判的正式回应表明，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放弃与希特勒签订协议的希望。11月25日，莫洛托夫向舒伦堡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苏联对三国条约提出的附加条件：①从芬兰撤出德国军队；②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互助条约，包括建立苏联军事基地；③承认苏联向波斯湾方向发展的强烈愿望；④与土耳其达成协议，为苏联在黑海海峡提供军事基地；⑤日本放弃在北萨哈林（North Sakhalin）开采煤炭与石油的特许权。
如同约翰·埃里克森评论的那样：“斯大林的反应……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对希特勒的意图的考验：苏联提出的加入四国条约的条件等于是说，希特勒要想在西方有充分的自由，代价只能是不要再去想对苏联发动成功的战争。”
[65]
莫洛托夫在同一次会见中还通知舒伦堡，新任苏联驻德国大使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G. Dekanozov）第二天将前往柏林。12月19日，杰卡诺佐夫会见了希特勒。德国独裁者告诉他，与莫洛托夫已经开始的谈判将会以官方的形式继续下去，但他拒绝谈论更多的情况。
实际上，希特勒当时已经决定开战了。就在前一天，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这是德国入侵苏联的代号。
1939年12月，斯大林在回复里宾特洛甫发给他的60岁生日贺电时，曾经富有戏剧性地公开肯定了苏德同盟的持久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苏德两国人民之间由鲜血凝成的友谊是牢固而长久的。” [66] 然而，一年之后，两国之间的战争就进入了倒计时。
[1] W.S.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Cassell：London，1964，p.346； Ciano’s Diary 1939-1943 ，Heinemann：London，1947，pp.131，132；以及 W. L. Shirer， The Nightmare Years，1930-1940 ，Bantam Books：New York，1984，pp.425，430。
[2] 从苏联方面的观点对三国同盟谈判进行的研究可参见 G. Roberts，“The Alliance that Failed：Moscow and the Triple Alliance Negotiations，1939”，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26，no.3，1996；A. Resis，“The Fall of Litvinov：Harbinger of 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Europe-Asia Studies ，vol.52，no.1，2000；and D. Watson，“Molotov’s Apprenticeship in Foreign Policy：The Triple Alliance Negotiations in 1939”， Europe-Asia Studies ，vol.52，no.4，2000。
[3] 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 ，Didier：New York，1948（后文简写为NSR），p.38。有关阿斯塔科夫对同一次会谈的记录参见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1939 god （后文简写为DVP 1939），Moscow，1992，vol. 22，book 1，doc. 445。
[4] J. Degras（ed.），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vol.3（1933-1941），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3，pp.363-71.
[5] J. Stalin， Leninism ，Allen & Unwin：London，1942，p.526.
[6] 例如，可参见 A.L.Weeks， Stalin’s Other War：Soviet Grand Strategy，1939-1941 ，Rowman & Littlefield：Oxford，2002，这本书中附有讲话原文的译文。
[7] S.Z. Sluch，“Rech” Stalina，Kotoroi ne Bylo’，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no.1，2004. 这篇文章对讲话、讲话的来由以及在历史文献中对讲话的引用都做了详尽的分析。
[8] Degras， Soviet ，p.406. 苏联驻巴黎大使雅科夫·舒里兹在1939年11月28日向莫斯科报告了法国报纸发表“讲话”这件事（DVP 1939，vol.22 book 2，doc.813）。
[9] I. Banac（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p.115-16.
[10] Degras， Soviet ，pp.374-6；A. Werth， Russia at War，1941-1945 ，Pan Books：London，1964，pp.73-7.
[11] Churchill， Second World War ，p.353. 丘吉尔的上司内维尔·张伯伦跟他的看法相同。“我的观点与温斯顿一样，”他在给自己姐姐的信中写道，“我们刚刚还在收听他的精彩的广播讲话。我相信，俄国永远会按照她所认为的自身利益的需要行动的，我无法相信她会认为德国的胜利以及继之而来的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会对她的利益有利。”转引自M.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6，Heinemann：London，1983，p.51。
[12] 有关斯大林1939年9月27～28日与里宾特洛甫讨论的记录，公布在I. Fleischhauer，“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The German Ver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1991。
[13] Degras， Soviet ，pp.379-80.
[14] Degras， Soviet ，pp.388-400.
[15] 参见 M. J. Carley，“‘A Situation of Delicacy and Danger’：Anglo-Soviet Relations，August 1939-March 1940”，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8，no.2，1999以及 Dzh. Roberts，“Cherchil” i Stalin：Epizody Anglo-Sovetskikh Otnoshenii（Sentyabr’ 1939-Iun’ 1941 goda）’，in A. O. Chubar’yan（ed.）， Voina i Politika，1939-1941 ，Moscow，1999。
[16]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德关系，参见 G. Robert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Russ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Road to War，1939-1941 ，Macmillan：London，1995。
[17] 参见 G. Roberts，“The Fascist War Threat in Soviet Politics in the 1930s” in S. Pons and A. Romano（eds.），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14-1945 ，Feltrinelli：Milan，2000。
[18] 对苏德之间这段时期的经济谈判与经济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 E. E. Ericson， Feeding the German Eagle：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1933-1941 ，Praeger：Westport Conn.，1999。这本书中有苏联与德国的三份贸易协议的原文以及详细记录进出口情况的各种表格。进一步的分析与统计可见于 A. A. Shevyakov，“Sovetsko-Germanskiye Ekonomicheskiye Otnosheniya v 1939-1941 godakh”， Voprosy Istorii ，nos 4-5，1991；V. Ya. Sipols，“Torgovo-Ekonomicheskie Otnosheniya mezhdu SSSR i Germaniei v 1939-1941 gg v Svete Novykh Arkhivnykh Dokumentov”，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 2，1997；以及Kh. P. Shtrandman，“Obostryaushchiesya Paradoksy：Gitler，Stalin i Germano-Sovetskie Ekonomicheskie Svyazi，1939-1941” in Chubar’yan（ed.）， Voina i Politika 。
[19] Werth， Russia at War ，p.125.
[20] 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za 1918-1940 ，Moscow，1960，pp.558-62.
[21] Ericson， German Eagle ，p.182.
[22] 关于苏德军事合作，参见 G. Weinberg，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39-1941 ，Leiden，1954，pp.76-85以及 B. Newman， The Captured Archives ，Latimer House：London，1948，pp.135-6。
[23]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ommunist Aggression and the Forced Incorpo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nto the USSR：Third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unist Aggression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1954，pp.225-6.
[24] “The Baltic Countries Join the Soviet Union：Documents on the USSR’s Relations with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1939 and 1940”，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1990，pp.141-2.
[25] Polpredy Soobshchayut：Sbornik Dokumentov ob Otnosheniyakh SSSR s Latviei，Litvoi I Estoniei，Avgust 1939g-Avgust 1940g ，Moscow，1990，doc.58.
[26] Polpredy Soobshchayut：Sbornik Dokumentov ob Otnosheniyakh SSSR s Latviei，Litvoi I Estoniei，Avgust 1939g-Avgust 1940g ，Moscow，1990，doc.59.
[27] Report ... Committee on Communist Aggression ，p.316.
[28] J. Urbsys，“Lithuania and the Soviet Union，1939-1940”， Litaunus ，vol.35，no.2，1989，p.4.
[29] 相关的文件在 Polpredy Soobshchayut 和“The Baltic Countries Join...”中。对这些文件的引用参见 G. Roberts，“Soviet Policy and the Baltic States，1939-1940：A Reappraisal”，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6，no. 3，1995。
[30] J.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88.
[31] 参见G. Roberts，“Stalin and the Katyn Massacre” in G. Roberts（ed.）， Stalin：His Times and Ours ，IAREES：Dublin，2005。
[32] V. N. Zemskov，“Prinuditelnye Migratsii iz Pribaltiki v 1940-1950-kh godakh”， Otechestvennyi Arkhiv ，no.1，1993，p.4.
[33] DVP 1939，vol.22，book.2，docs 769，783； Sovetsko-Bolgarskie Otnosheniya i Svyazi，1917-1944 ，Moscow，1976，doc. 504-6，510.
[34] O. Manninen and N. I. Baryshnikov，“Peregovory Osen’u 1939 goda” in O. A. Rzheshevskii and O. Vekhvilyainen（eds）， Zimnyaya Voina 1939-1940 ，vol.1，Moscow，1999，pp.119-21.
[35] 对苏芬谈判过程的记述可见于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Finnish Relations ，London，1940，以及“The Winter War（Documents on Soviet-Finnish Relations in 1939-1940）”，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s 8 & 9，1989。在英语世界中，研究这场战争的最新的著作是 C. van Dyke， The Soviet Invasion of Finland，1939-1940 ，Frank Cass：London，1997。
[36] K. Rentola，“The Finnish Communists and the Winter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33，no.4，1998，p.596.在经过短期拘押之后，大多数被捕的人都被释放了。
[37] N. I. Baryshnikov，“Sovetsko-Finlyandskaya Voina 1939-1940gg”，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4，1991，p.33.
[38] V. Mitenev，“Archives Reopen Debate on the Winter War”， Soviet Weekly ，3/6/89.
[39] Degras， Soviet ，pp.401-3.
[40]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 Istoricheskii Arkhiv ，nos 5-6，1995，p.60.
[41] Khrushchev Remembers ，Sphere Books：London，1971，pp.135-6.
[42] Degras， Soviet ，pp.407-10.条约所附加的秘密备忘录允许苏联人有权驻扎15000人的部队，以保护在芬兰湾租借给他们的汉克岛（Hanko）及其附近岛屿上的基地。参见 Zimnyaya Voina ，p.181。
[43] 参见 T. Vihavainen，“The Soviet Decision for War against Finland，30 November 1939：A Comment”， Soviet Studies ，April 1987以及 M. I. Mel’tukov，“‘Narodny Front’ dlya Finlyandii？（K Voprosy o Tselyakh Sovetskogo Rukovodstva v Voine s Finlyandiei 1939-1940gg”，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no.3，1993。
[44] 关于苏芬战争，参见 van Dyke， The Soviet ；D. M. Glantz and J.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Kansas，1995，pp.18-23；W. J. Spahr， Stalin’s Lieutenants ，Presidio Press：Novato，Calif.，1997，pp.216-26；以及 A. F. Upton，“The Winter War” in Purnell’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66，pp.122-40。有关俄罗斯人近来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参见 Sovetsko-Finlyandskaya Voina，1939-1940 ，2 vols，St Petersburg，2003。
[45] Degras， Soviet ，pp.421-3.
[46] I. Maisky， Memoirs of a Soviet Ambassador ，Hutchinson：London，1967，p.40.
[47] Sotsialisticheskie Revolutsii v Estonii 1917-1940 i yeyo Vkhozhdeniye v Sostav SSSR：Dokumenty i Materialy ，Tallin，1987，doc.94.
[48] “Finnish historian says Stalin agreed to end Winter War based on inaccurate intelligence”， Helsingin Sanomat：International Edition ，15/10/02.
[49] L.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1，HMSO：London，1970，chaps 2-4；Churchill， Second World War ，chap.30；以及 Gilbert， Churchill ，chap.6。
[50] 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1914-1945 ，Penguin：London，1975，pp.571-2.
[51] Degras， Soviet ，pp.436-49. 苏军伤亡人数可能要比莫洛托夫公布的高得多，也许多达7万人死亡，4万人失踪和18万人受伤。参见 P. A. Altekar’，“Opravdany li Zhertvy？（O Poteryakh v Sovetsko-Finlyandskoi Voine）” in A. E. Taras（ed.）， Sovetsko-Finskaya Voina，1939-1940gg ，Minsk，1999，以及 Zimnyaya Voina ，pp.324-5。
[52] Zimnyaya Voina ，vol.2，pp.272-82. 关于此次会议议程的英文译文可见于 A. O. Chubaryan and H. Shukman（eds）， Stalin and the Soviet-Finnish War，1939-1940 ，Frank Cass：London，2002。
[53] “Zimnyaya Voina”：Rabota nad Oshibkami Aprel’-Mai 1940g（Materialy Komissii Glavnogo Voennogo Soveta Krasnoi Armii po Obobshcheniu Opyta Finskoi Kampanii） ，Moscow，2004.
[54] 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 1941-1945 ，vol.1，Moscow，1960，pp.463-8；J. Erick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Harper & Row：New York 1975 pp.16-24；Glantz and House， Titans ，pp.23-4.
[55] D. M. Glantz， Colossus Reborn：The Red Army at War，1941-1943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Kansas，2005，pp.216-19. 格兰兹指出，事实证明，这些机械化军过于庞大，在战斗中不够灵活，但是用装甲力量去反制德国的装甲纵队这个想法还是正确的。
[56] 参见 S. Bialer（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 ，Souvenir Press：New York，1969，pp.152-75，以及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p.31-7。
[57] 斯大林的话是依据卡扎科夫（M. I. Kazakov）将军的回忆，参见 Bialer（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 ，p.145。
[58] Degras， Soviet ，pp.457-8.
[59] G.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9，pp.31 ff.
[60] Degras， Soviet ，p.463.
[61] M. Yu. Myagkov（ed.）， Mirovye Voiny XX Veka：Vtoraya Mirovaya Voina （ Dokumenty I Materialy ），vol.4，Moscow，2002，doc.91. 有人认为，希特勒对英国的考虑对他做出入侵苏联的决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这一看法的持续争论，参见 S. Berthon and J. Potts， Warlords ，Politico’s Publishing：London，2005。
[62] G. T. Waddington，“Ribbentrop and the Soviet Union，1937-1941” in J. Erickson and D. Dilks（eds）， Barbaross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Edinburgh，1994.
[63] 这些指示是莫洛托夫手写的，而且似乎是由斯大林口授的。参见“Direktivy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pered Poezdkoi v Berlin v Noyabre 1940g”，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4，1995。另见 L. A. Bezymenskii，“Vizit B. M. Molotova v Berlin v Noyabre 1940g. v Svete Novykh Dokumentov”，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6，1995。这份文件的英文译文可见于 G. Roberts，“From Non-Aggression Treaty to War：Documenting 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1。
[64] 对恰达耶夫的采访可参见 G. A. Kumanev， Ryadom so Stalinym ，Moscow，1999，pp.392-420。
[65] J. Erickson，“Threat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ic Appraisal by the Soviet Union，1930-1941” in E. R. May（ed.）， Knowing One’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84，p.414.
[66] Werth， Russia at War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