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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独裁者当中，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残忍与有罪的名声，只有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可与之相比。然而，当他在1953年3月去世的时候，人们却都在悼念他。在莫斯科，哭泣的人群挤满了街道，而且苏联各地的民众也表现出极大的悲痛。 [1] 在斯大林的国葬仪式上，党的领导人依次向他们已逝的领袖致悼词，语气之恭敬让人觉得逝者是一位圣人，而不是谋杀了许多人的凶手。“斯大林这个不朽的名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苏联人民和所有进步人士的心中，”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宣称，“他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的幸福而奋斗的伟大事迹永垂不朽！” [2] 这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20年，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个人崇拜的神话，斯大林不但是这个苏维埃国家的伟大舵手，是领导他的国家在战争时期走向胜利、在和平时期成为超级大国的政治天才，而且还是“人民之父”。 [3] 他是如标语所说的“当代的列宁”，因而，与这种地位相称的是，斯大林的遗体也与那位苏维埃国家缔造者的遗体并排安放在其红场的陵墓中。
但斯大林的声誉在苏联很快就开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仅仅三年之后，即1956年的2月，苏联的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痛斥个人崇拜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并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他处死自己的同志，大批杀害自己的军事指挥官，致使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二连三地遭遇惨败。 [4]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的，但是没过几个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就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公开批判。 [5] 在1961年党的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再次抨击了斯大林。这次是公开的，而且跟他一起抨击斯大林的还有许多其他发言的人。大会投票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的陵墓。在就这一决定进行辩论的时候，有一位代表声称，她“征求了伊里奇的意见，他好像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说：斯大林在身旁令我感到不快，他给党造成的伤害太多了”。 [6] 斯大林的遗体很快就被从列宁身旁迁走了，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的一座不起眼的坟墓里。
在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之后，新的苏联领导层觉得，有必要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因为赫鲁晓夫的批判招来了危险的质疑：党为什么没能约束斯大林的独裁，苏联军政精英中的其他人是否也应该对他的错误行为负有责任？在后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继续受到批判，但是，人们在对他做出负面评价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成就，尤其是他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7]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对斯大林的谴责与批判进入了新的阶段。但这一次，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与更普遍地拒斥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发起这场反斯大林运动的是改革派共产党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他鼓励对苏联的过去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以此作为武器来对付政治变革中的对手。 [8] 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给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改革纲领却极大地破坏了这种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并使之在1991年轰然倒塌。到当年年底的时候，这个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也辞去了当时已经名存实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总统职务，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成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叶利钦时代，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而党和国家档案的公开，则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新的燃料——这些档案首次披露了有关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手段与机制的种种细节。
人们可能预计，在20世纪90年代，斯大林在俄罗斯的名声会沦落到与希特勒在德国同样的地步：虽然他会继续受到新斯大林主义信徒的崇拜，但总的裁定将会是，他对苏联和世界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从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强行过渡到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剥夺，使得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吸引力似乎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9] 在历史学家当中，谴责和批判斯大林的比比皆是，但是对于他统治的时期，不但有反对的，也有辩护的，特别是有些人认为，他在粉碎纳粹分子将其种族主义帝国强加于苏联和欧洲的企图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到了21世纪初，随着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上台，斯大林在俄罗斯比他去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受人关注。在莫斯科的书店里，摆满了对他的生平与影响进行争论的大部头书籍。斯大林的密友们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对往事的追忆，都属于畅销书之列。 [10] 俄罗斯的电视没完没了地播放着有关斯大林及其核心圈子的纪录片。邮局卖的明信片上印有斯大林崇拜的经典画作与图案，而红场上的货摊和报亭也在出售用他的形象做装饰的汗衫和其他纪念品。
在他去世5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对斯大林的追捧虽然远远无法与个人崇拜的时代相比，但他的声望仍在不断攀升。在2003年2～3月对俄罗斯联邦1600名成年人的民意调查中，53%的人总体上赞成斯大林，不赞成的只有33%。在接受民意调查的人当中，有20%的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强硬的领导人”才能统治这个国家。只有27%的调查对象认为，他是“残忍的没有人性的暴君，应该对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责”；而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认为，还不了解有关他的全部真相。 [11]
在西方，政治领域和历史领域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也呈现出相似的轨迹。当他在1953年去世的时候，虽然当时冷战正处于高潮，但报纸上对斯大林去世的报道仍然是充满敬意的，讣告也大多是公允的。在这段时间，斯大林仍然被看作一个相对仁慈的独裁者，甚至是一个善于治国的人，
[12]
而对“乔大叔”
的深情记忆也还萦回在公众的意识中：这位伟大的战争领袖带领他的人民战胜了希特勒，并帮助欧洲摆脱了纳粹的暴行。
同样，斯大林对自己的数百万公民的死亡负有责任，这也绝不是什么秘密。在苏联农业强制集体化期间，农民被流放或饿死；在追查“人民的敌人”期间，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清洗；少数民族被指控在战时与纳粹合作；回国的苏联战俘被怀疑怯战、叛变和泄露机密。不过，仍然有评论者发现，在斯大林的生平与事业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伊萨克·多伊彻是第一批严肃的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他认为斯大林使用了野蛮的手段来消除苏联的落后与野蛮。“斯大林的真正的历史成就的关键在于，”多伊彻在1953年这位独裁者刚刚去世的时候写道，“在他出生的时候，俄国还在用木犁耕地，而在他离开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原子反应堆。” [13] 应当注意的是，多伊彻曾经是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Trotsky，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谋杀）的追随者，所以，从个人来讲，他并不同情这位共产党的独裁者。
虽然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得以公开，但其复制品早已偷偷地传到了西方， [14] 并很快成为西方有关斯大林时代的史学著作中的关键内容。但是，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即把共产党过去的所有罪责都归于斯大林和对他的个人崇拜，许多西方历史学家都持怀疑的态度。赫鲁晓夫本人就是斯大林核心圈子中的一员，他与现在许多他认为应该受到谴责的政策与事件都有牵连。而当对赫鲁晓夫也出现了不太严重的个人崇拜的时候，事情也就明显了，那就是要用一套神话来取代另一套神话。 [15]
20世纪60年代，虽然西方历史学家并不支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但苏联人有关其统治的讨论恢复了平衡，并且提出了新的证据和看法。苏联军事回忆录的贡献特别有价值。 [16] 在1956年之后，这些回忆录主要是在附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批判。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回忆录的作者们就可以对斯大林的作用自由地进行比较正面的描述，并纠正秘密讲话中简单化的并且往往是不可信的断言了——例如，说斯大林是靠地球仪来制订作战计划的！ [17]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许多关于斯大林的生平以及影响的讨论都是围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展开的。斯大林的一生由若干个很不相同的阶段构成：沙俄时代的非法的政治活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夺权和随后的内战；20世纪20年代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与集体化运动；20世纪40～50年代与西方的冷战。但是，他一生的中心事件还是苏联人所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18] 战争使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和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所创立和塑造的体制，都经受了极大的考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祖国经历过的最残酷、最艰难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对我们的苏维埃体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共产党的考验”，斯大林在1946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 [19]
红军从1941年德军入侵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并在1945年胜利进军柏林，这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辉煌的战绩。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把共产主义带到了东欧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为共产主义体制和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来源。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苏维埃体制一直被看作一个可以替代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选项，一种可以在冷战期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进行有效竞争的国家形式。实际上，在20世纪50～60年代，当苏联的挑战处于顶峰的时候，在许多人看来，斯大林所想象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最终会成为现实。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共产主义体制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但它对于苏联人民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有70000座苏联城市和村镇变成了废墟，有600万栋房屋、98000座农场、32000个工厂、82000所学校、43000个图书馆、6000所医院以及成千上万英里的公路和铁路被毁。 [21] 至于伤亡人数，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苏联的官方数字是700万人死亡，后来这一数字又上升到“2000万以上”。在后苏联时代，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说高达3500万，但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数字是大约2500万，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平民。 [22]
对于这场战争对苏联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斯大林究竟负有多大责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战时表现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应该对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负责——当时，德国人对苏联成功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的军队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也都抓住了这个主题，并且更进一步，对有争议的1939～1941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行了批评。
在希特勒1939年9月入侵波兰的时候，他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因为他知道，虽然他在西方可能会与英法开战，但他在东方的侧翼是安全的：根据1939年8月23日他与斯大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会保持中立。斯大林之所以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换取一个秘密协定，以保证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新的欧洲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与希特勒达成的这桩交易，是直到最后时刻才临时做出的、充满戏剧性的决定。就在苏联政策陡然发生转变的几天前，斯大林还一直在与英法就结成军事同盟一事进行谈判，但他担心伦敦和巴黎在做手脚，以便挑起苏德战争，好让纳粹与共产党在东线殊死相搏，而它们却乐得袖手旁观。斯大林之所以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是为了扭转局势，让西方诸强自食其果，从而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有腾挪的空间。 [23]
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采取行动占领了波兰东部，这是条约划分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的清单上，接下来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国家，芬兰也在其中。波罗的海各国同意了苏联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并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但芬兰人拒绝了。于是，在1939年11月底，苏联红军入侵芬兰。斯大林本来估计会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但事与愿违，与芬兰的战争进展缓慢，而且苏联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英国和法国开始集结一支远征军开赴芬兰，目的是以“冬季战争”为借口，占领瑞典北部的铁矿场。这对斯大林来说是最为危险的，因为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插手，以保护对它的战争经济来说不可或缺的原料，而苏联也会被拖进更大的欧战泥潭。芬兰人也担心战争升级，于是便要求和解。根据1940年3月签订的和约，芬兰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做出了让步，但它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独立的。
在与芬兰交战期间，唯一在外交上支持苏联的国家便是德国，这是1939～1940年苏德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广泛合作的一种表现。但到了1940年夏，由于相互猜忌以及认为苏德之间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战争，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同盟开始破裂了。不过，斯大林此时仍然相信，战争可能而且会被延迟到1942年。正是这个错误的估计使得他直到最后时刻才放手进行战争动员。只是在希特勒的军队潮水般地越过苏联边界的时候，斯大林才最终不得不相信，战争真的来临了。
有关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条约的争议，根本上是关于这一邪恶同盟的成本与收益的争论。一方认为：斯大林在1939年8月拒绝与英法结成反德同盟，从而为纳粹占领大半个欧洲大陆提供了方便，而这一错误决定的代价就是1941年6月22日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德国入侵苏联的险些得逞。另一方则认为：苏联在1939年还没有做好与德国开战的准备，而且除了希特勒之外，斯大林也从这份条约中得到了若干战略上的好处，从而使苏联人赢得了准备防御的时间——这一点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有关斯大林与希特勒条约的争论发生了新的转向。有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开始提出，1941年6月的灾难的根本原因不是斯大林努力与希特勒保持和平，而是他在准备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24] 根据这种看法，苏联之所以会在一开始受到挫折，主要是因为红军的部署是着眼于进攻而不是防御。与其说苏联军队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还不如说是在他们自己准备进攻德军的途中受到了打击。这种解释的新意在于它利用了俄罗斯档案中的新证据，包括1940～1941年的苏联战争计划，而这些计划表明，红军当时的确在打算对德国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斯大林为什么想要进攻德国，人们给出的分析却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在20世纪的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反共产主义的评论家一直在大谈所谓的“战争与革命的结合”。 [25] 这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正在阴谋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它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整个欧洲引发革命动荡。纳粹宣传人员捡起了这个主题，宣称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是针对苏联即将发起的进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还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为了保卫文明的基督教欧洲免遭亚洲布尔什维克匪徒的蹂躏而进行的圣战。
事实上，斯大林非但没有策划战争与革命的阴谋，而且重大的军事冲突恰恰是他最为担心的。战争提供了机会，斯大林在这些机会来临时当然会抓住它们，但战争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激发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但接着就发生了俄国内战。而在内战中，共产主义的敌人几乎成功地扼杀了刚刚诞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内战中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就包括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它们为俄国的反共产主义军队提供援助，实行经济与政治封锁，建立免疫线，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布尔什维克们设法挺过了俄国内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打破了国际上的孤立，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一直担心再次出现一心想摧毁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的资本主义大同盟。到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强大了许多，斯大林也相信红军有能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但是，卷入一场战争并对抗由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合阵线，这种梦魇一般的情形仍然挥之不去。斯大林在1940年和1941年的时候，对于甚至连像英德再次结成同盟这种极端的情况，也没有认为是不可能的。鉴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斯大林的一些军事指挥官极力主张，准备对德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位苏联独裁者本人认为这样的行动有可能挑起一场时机尚未成熟的战争，而他决定把赌注全部压在与希特勒维持和平的可能性上。
与苏德条约的争议一同成为历史讨论持续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领导作用。斯大林是战争期间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同时也是政府首脑和共产党领袖。他签发了给武装力量的所有重大指示和命令。他发表的讲话和声明成了宣告苏联军事战略与政治目标的重要里程碑，而且在激发民众士气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大林代表国家参加了与苏联的战时盟友英国和美国举行的峰会， [26] 并且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有定期的通信联系。 [27] 在1939年之前，除了兄弟共产党之外，斯大林很少接待外国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陆续来访的显要、外交官、政治家和军人所熟悉的人物。在苏联战争时期的宣传中，斯大林被描绘成该国团结一致与德国人进行斗争的坚强核心与象征。战争后期，在苏联报刊上充满了对斯大林军事天才的溢美之词；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被授予了“大元帅”的头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将军，这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 [28]
对于外界的观察家来说，在苏联的战争努力中，斯大林既是核心又是关键。多伊彻1948年的斯大林传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这样一种看法：
许多在战争期间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同盟国的来访者，看到那么多的事情，无论巨细，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还是外交的，最后都要由斯大林定夺，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总司令，自己的国防部长，自己的军需官，自己的后勤部长，自己的外交部长，甚至是他自己的礼宾司司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他度过了四年的战争——他真是个忍耐力强、坚毅、敏锐的奇才，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29]
60年之后，俄罗斯的原始资料所提供的新证据充分证实了多伊彻的评价。现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使我们详细地了解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政策、决定与活动。在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到过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他们停留了多长时间。 [30] 我们可以查阅送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数千份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报告与简报。关于斯大林战争期间在政治、外交方面的会谈，包括那些与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他对他们一般来说都是最坦率的——我们有几乎完整的记录。我们有斯大林与自己的前线军事指挥官的电话电报交流的副本。我们有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助手的回忆录和日记。尽管这些新证据还很不完整，有关斯大林最隐秘的想法与考虑的证据仍然有限， [31] 但现在我们对斯大林在苏联的战争努力中的详细行为以及他在军事、政治方面提出构想并做出决策的背景，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1943～1945年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很可能是外国人当中与斯大林直接打交道最多的。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是这样评价的：
作为战争领袖，斯大林……很受民众的爱戴，他这个人能够把苏联团结在一起，这毫无疑问……我认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改变这个看法的……我想强调的是，我对作为国家在危难时期的领袖的斯大林抱有崇高的敬意，这种危难时期属于那种一个人就可以造成很大不同的历史时刻。这绝不会减少我对他的残酷行为的反感；但是，我必须向你说明，他另外还有建设性的一面。 [32]
就在同一次采访中，哈里曼还对斯大林的品质做了简要而迷人的描述。在他眼里，正是这些品质使得斯大林能够成为一个如此得力的战争领袖。在哈里曼看来，斯大林思想敏锐，但绝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个精明圆滑、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怎样利用权力杠杆取得满意的效果。斯大林喜欢在谈判中直来直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软硬兼施；尽管如此，他作为个人还是非常随和的。在社交场合，斯大林对每个人都会表示关心，会跟每个人干杯，但他不像他的某些副手，他从来不会喝醉或失去自我控制。哈里曼尤其竭力否认斯大林是个偏执狂（而不只是“非常多疑”）或者“十足的官僚”：
他理解细节和对细节施加影响的能力都非常强。他对整个战争机器的需要非常敏感……在与他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他对情况极为了解。他对于他认为很重要的那种类型的装备非常熟悉。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枪炮的口径，知道他的道路和桥梁可以承载的坦克重量，知道他需要用来制造飞机的金属类型的细节。这些都不是官僚的特点，而是一个有着超强能力与精力的战争领袖的特点。 [33]
擅长交际的斯大林，精于业务的斯大林，谈判得力的斯大林，尤其是，坚定而注重实际行动的斯大林——在那些战争期间与这位苏联独裁者共事过的人的报告中，也反复出现了哈里曼谈到的这些主题。
在历史学家当中，从事后的角度对斯大林得出的判断性意见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他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认为，这场战争在他的人生与事业中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阶段。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尽管斯大林的统治总体上是极其可怕的，但他作为独裁者的缺点成了他作为战争领袖的优点。例如，理查德·奥弗里在他的经典之作《同盟国为什么赢了》中，对斯大林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斯大林用强大的意志影响着苏联的战争努力，激发起周围人们的斗志并给他们指出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他要求他的受到围困的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而他们也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他为中心形成的个人崇拜，使他在战时具备了这样的号召力。很难想象，当时的其他任何苏联领导人能够让全体人民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斯大林崇拜对于苏联的战争努力来说是必需的，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对战时体制的残酷性的揭露不应该使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为了胜利，斯大林对苏联的掌控可能利大于弊。 [34]
除了他的最亲密的政治伙伴之外， [35] 在战争期间跟斯大林接触最深、最频繁的一群人是他的统帅部成员。斯大林的将军们的记述，详尽地描绘了一幅这位苏联独裁者战争期间日常活动的图景。 [36] 当时已经60多岁的斯大林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对他的下级的要求也一样。他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每天要向他汇报三次战略形势。他要求汇报准确无误，而且他能够迅速发现其中前后矛盾和错误的地方。他对于事实、姓名和面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乐于倾听意见，但要求提出意见的人紧扣主题、简明扼要。
不过，苏联的军事回忆录主要关注的不是斯大林的个人能力，而是他作为最高统帅、作为军事领袖的表现。正像休厄林·比亚勒指出的那样，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斯大林对宏观战略的洞察力以及他在技术、战术细节上对苏联战争努力的掌控。 [37] 可是，对于他的将军们来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指挥艺术，是他指导大战役和掌控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在这方面，苏联的军事回忆录指出了斯大林犯过的许多错误：考虑不周且代价巨大的进攻计划、在面临敌军包围时拒绝下令实行战略撤退，以及重大战役中的指挥失误。对斯大林的另外一些指责是：对前线军事行动的过度干预、在危急关头失去镇定以及把别人当作自己错误的替罪羊。尤其是有人批评斯大林肆意挥霍人力物力，以至于苏联为了战胜德国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在东线战争中，苏联人摧毁了600多个师的敌军（除了德国人之外，还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西班牙人）。仅仅德军在东线的伤亡就达到了1000万人（占他们的战争伤亡总数的75%），其中死亡人数占300万，而希特勒的轴心国盟军损失了100万人。苏联红军击毁的敌军坦克有48000辆，火炮167000门，飞机77000架。 [38] 但苏联军队的损失是德军的两到三倍。例如，苏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6000万，其中阵亡达800万。 [39]
在战争中担任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ii Zhukov）元帅，坚决反对这样的看法，即这位苏军最高统帅对人力物力肆意浪费。他说，投入的军队本来可以少一点，而伤亡也可以少一点，这样的话事后说起来很容易，但在战场上，情况极为复杂、瞬息万变。 [40] 可以证明的是，红军的伤亡大部分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苏联军队在战争开始的灾难性的几个月中蒙受了大量损失，有几百万人被德军包围并俘虏，他们中大部分后来都死于纳粹的囚禁。其次，在战争的后半程，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受到攻击的敌军顽强而且十分娴熟地一路撤回德国。即使到了1945年4月，德国国防军在柏林战役期间仍然能够给红军造成80000人阵亡的损失。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斯大林对于把自己的数百万公民送上战场赴死有过丝毫的悔意，即便如此，他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他严严实实地戴着发号施令的面罩，无情地追逐胜利，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显而易见，而且希特勒在东线的毁灭战也的的确确让他感到震惊：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共产主义体制，把苏联城市夷为平地，屠杀或奴役成百上千万的苏联公民。“如果德国人想要一场灭绝性的战争，那他们会得到的。”斯大林在1941年11月警告说。 [41] 在战争中，斯大林始终主张对德国要实行惩罚性的和平，这种和平要能够确保防止出现另一个希特勒。虽然他一贯主张，要区分纳粹的战争罪与整个德国人民的战争罪，但他对敌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而只是适时地约束一下自己军队复仇的欲望，以适应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对于他的儿子雅可夫的死亡——他在战争中死于德国人的囚禁——他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感情，但丧子之痛把他和他的那些失去亲人的同胞们团结在了一起。
1945年3月，在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讲话中，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憎恨：
现在我们在痛揍德国人，而许多人都认为德国人永远没有能力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憎恨德国人。但这不应当蒙蔽一个人对德国人的判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当然还包括优秀而勇敢的士兵。要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会存在下去。我们在跟德国人战斗，并且要战斗到底。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友会尽力拯救德国人，会跟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对德国人不会心慈手软，但我们的盟友会。所以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准备，防止德国人再次起来侵略我们。
对斯大林的战争领导作用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之一，就是他的“公开性”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ii Volkogonov）将军。沃尔科戈诺夫于1945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军队宣传部门工作了20年，后来成为苏联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凭借自己的背景与职位，能够广泛地接触到苏联的军事、政治和情报档案，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
他在1989年出版的斯大林传记，被普遍认为是苏联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严肃的、真正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位苏联独裁者的传记。沃尔科戈诺夫对作为战争领袖的斯大林所下的结论是，他“不是在无数的书籍、电影、诗歌、专著和故事中所描绘的那种天才的军事领袖”，“他没有任何职业的军事技能”，而“只是通过血迹斑斑的试错才有了战略智慧”。但沃尔科戈诺夫也没有否认斯大林作为战争领袖的积极方面，尤其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能够认识到“军事斗争对经济、社会、技术、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民族的这所有其他非军事因素的深刻的依赖性”。
[42]
自从沃尔科戈诺夫的书出版以来，苏联军事历史学家中的观点已经转向了支持斯大林，虽然仍然有许多作者认为，是斯大林的将军们赢得了战争，而且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胜利的代价会小得多。 [43]
对于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详细的重构与解读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同时本书还要检查那种持续的批评与反批评是否有令人信服的根据，不过，一些总的观点现在可以表述如下。
斯大林不是将军，但他的确拥有战场统帅和在战区工作的经验，虽说不是在前线。在俄国内战期间，他担任过政治委员，也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负责红军补给的筹集与保障。这项工作使他参与了高层的军事决策。在内战中，斯大林最有名的行动就是他在1918年成功保卫察里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城市后来为了纪念他而在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作为位于苏联南部伏尔加河畔的重要据点，察里津守卫着从高加索通往莫斯科的食品与燃料补给线。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一直保持着对军事事务的兴趣，并始终在批评他所谓的内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他坚持认为，红军不应当沉湎于昔日的荣耀，而是必须不断实现自身理论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对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领袖角色影响特别突出的，是他在1919～1920年的失败和近乎惨败的经历。在内战最危急的时刻，布尔什维克被反革命的白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困，几乎无法守住他们所控制的该国中部地区。斯大林还目睹了1920年红军向华沙的进军遭到了毕苏斯基（Pilsudski）将军的阻击，目睹了波兰军队的胜利反攻使得苏联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输给了刚刚成立的波兰国（Polish State）。 [44] 在谈到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凡的必胜信念时，应当考虑到他所经历的这些重大挫折。斯大林的必胜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是在德国人占领了他的半个国家并包围了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时候。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承担起了将军的角色，但他跟丘吉尔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目睹这场军事斗争。他也不像希特勒，想到靠近前线的地方去指导军事行动。他只到战区短暂视察过一次。他宁愿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克里姆林宫自己办公室的范围内或者在莫斯科近郊自己的乡间别墅中行使最高指挥权。
任何批评斯大林指挥失误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也常常不顾自己的职业军事顾问的建议，准确地理解问题，特别是在军事行动与士气、政治以及心理之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如沃尔科戈诺夫所写的那样，斯大林的“思考更注重全局，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在军事指挥上要高于他人”。 [45]
不应当认为所有针对斯大林的批评都要么是准确的，要么是真实的。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按照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的建议行事，因此，错误的责任也应当被分摊。认为事后可以发现的那些错误在当时也可以得到纠正的看法并不明智。在当时往往没有任何人具备避免重大失误所需要的那种知识与洞察力。苏联军事回忆录的作者们就跟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扶手椅将军（armchair generals）一样，也没能抵挡住在事后把战役重打一遍的诱惑。在这个时候要取胜当然容易得多，而且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最后，虽然从苏联军事回忆录中搜集并引用对斯大林的批判性评论会比较容易，但这样做会歪曲这些评论所表达的主要看法：他是个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在战争的进程中改善自己工作的领袖。他在战争中的两个最亲密的军事助手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xander Vasilevskii）元帅和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无疑就抱着这样的看法。
在东线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都是苏军的总参谋长，他参与了红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计划与指挥工作。他天天都跟斯大林接触，要么是当面，要么是通电话；而且他还常常作为最高统帅的私人代表被派往前线。在其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华西列夫斯基把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争的头几个月，当时他“在军事行动与战略上明显缺乏训练”；第二个阶段是1942年9月以后，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激战正酣，他开始听取并接受专业的建议与指导，结果“很好地掌握了作战行动的准备与实施方面的所有问题”。总而言之，华西列夫斯基深信：
斯大林，特别是战争后期的斯大林，在战略指挥方面是最强、最杰出的。他在监督前线与国家的所有战争努力方面做得很成功……我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军队的战略进攻期间显示了一名苏联将军应有的所有基本品质……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但又非常公正。他的指示和命令向前线指挥官们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教会了他们怎样去熟练应对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 [46]
华西列夫斯基被普遍认为是红军作战行动背后的智囊之一，而朱可夫则通常被视为红军最伟大的前线将领。1941年秋，他成功地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这是东线战争中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的柏林战役中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1942年8月起，他担任了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并在1945年6月指挥了红场的胜利阅兵。他被认为是一个坚定、固执、冷酷无情的指挥官，是少数敢于在军事问题上直接挑战斯大林的判断力并在随后的争吵中坚持自己立场的苏军将领之一。朱可夫在战后失去了斯大林的欢心，并被降级安置在一个地区性的军事指挥岗位上。在斯大林死后，朱可夫出山担任了国防部长，但后来又与赫鲁晓夫失和，并在1957年被迫辞职。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朱可夫又一次东山再起，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重大战役的开创性成果。 [47]
朱可夫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突出了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
斯大林真的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吗？真的对我们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吗？真的是战略、战术原则方面的专家吗？……斯大林精通方面军和方面军集群作战行动的组织技巧，并能在透彻理解错综复杂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熟练地指导它们……他有一种本领，能够抓住战略形势中的主要联系，进而组织对敌军的抵抗，并实施重大的攻击行动。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最高统帅。当然，斯大林并不了解所有的细节，而部队和各级指挥系统对于这些细节却必须非常注意，这样才能为方面军或方面军集群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这些他也用不着知道……斯大林的优点在于他能够正确地评估军事专家提供的建议，然后再概要地以指示、命令和条例的形式，立即把它们下发给部队作为实际的指导。 [48]
由于这两位元帅跟斯大林的关系都非常紧密，他们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很有才干的最高统帅，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他们是他任命和提拔的。他们是苏联的忠实的仆人。他们都真心信仰共产主义，赞成斯大林崇拜，并且都曾经分享过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胜利的荣光。尤其是，在斯大林1937～1938年对苏联军队的血腥清洗中，他们都是幸存者。
斯大林战前对苏联武装力量的清洗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开始的。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M.N.Tukhachevskii）元帅遭到逮捕，并受到叛国和勾结纳粹德国、阴谋推翻苏联政府的指控。1935年被斯大林晋升为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是红军中最具革新意识和最雄辩的战略理论家，也是红军现代化与重新装备的有力倡导者与组织者。 [49] 与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七位高级将领。6月，所有遭到指控的人都受到了秘密审判，被判有罪并被枪决。苏联媒体公布了对他们的裁定及判决结果。这次审判后不到十天，又有980名军官遭到逮捕。 [50] 到大清洗结束的时候，被开除出武装力量的军官有34000人。他们中最后恢复原职的大约有11500人，而大多数人则被处决或死于监禁。 [51] 在死亡的人当中，有3位元帅，16位将军，15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71名中尉。损失最多的军官是政治委员，他们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大清洗中丢掉了性命。 [52]
斯大林死后，大清洗受到了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否定，它的受害者也被宣布无罪并恢复名誉。
随后，人们就大清洗对红军的军事表现，尤其是在对德战争初期的军事表现所造成的影响展开了争论。在那些遭到清洗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苏联军官中最有经验和最有才干的。有人提出，大清洗阻碍了军队的革新精神、主动性和独立性，它还导致红军及其统帅部完全从属于斯大林的意志，从而付出了数百万苏联公民生命的代价——这些人之所以死去，就是因为这位苏联独裁者在军事上不受约束的错误与误判。
假如斯大林的目的是要吓唬他的统帅部，那他肯定是做到了：即使是在1941年的大灾难面前，他的将军们也丝毫没有挑战过斯大林的权威，在他把军事失败归咎于不称职的指挥官并枪毙了他们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异议。 [53] 可是，如果说斯大林支配的统帅部里都是些战战兢兢地接替了他们遭到清洗的前任的沾满鲜血的位置的人，那是要误导人的。当他们取得了战斗经验并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之后，斯大林的战时指挥官们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并且与这位苏联独裁者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而他们也在这种合作中展示了自己的主动精神、敏锐的眼光和非常强的独立性。他们的那些遭到清洗的同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否会做得更好，那还不一定。可以肯定的是，遭到清洗的那些军官是清白的，而且大清洗意味着，恰恰是在苏联军队大量扩军备战的时候，指挥人才却遭受了严重损失。国防开支从1932～1933年占国家预算的10%增加到1939年的25%，军队数量也从不足100万人增加到400多万人。 [54] 到1941年的时候，红军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装备最全面的军队，而且军队的重新装备、重新训练和重新组织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当年的下半年与德国的战争爆发的时候。
斯大林对军队的大清洗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列宁格勒共产党负责人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1934年12月被暗杀之后，许多党员就因为被怀疑卷入刺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而遭到逮捕。 [55] 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领导成员接二连三地受到政治公审，他们被指控为间谍、破坏分子和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家。 [56] 接着就进入了叶卓夫时代（Yezhovshchina）——这是以斯大林的安全主管尼古拉·叶卓夫（Nikolai Yezhov）的名字来命名的——大肆追查所谓的“内部敌人”，导致大批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逮捕并被处决。这些事件现在被统称为“大恐怖”（Great Terror）——这段时期斯大林频频采取政治镇压和暴力手段，数百万人遭到逮捕，数万人被枪杀，大部分是在1937～1938年。 [57]
关于“大恐怖”，无论是其程度之深还是牵连之广，都是到很久以后才为人所知的，但对“人民的敌人”的追查是没有任何秘密的。那种恐怖是公开的、群众参与的事件，它鼓励大家检举揭发任何被怀疑为政治异端分子、经济破坏分子或者参与外国政府阴谋的人。人们普遍相信，被镇压的人是有罪的，这种想法激发了群众对镇压活动的热情，而越来越多的国际威胁和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后，越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想法。苏联社会似乎真的处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包围之中。 [58]
可是，斯大林相信的是什么？他发动大恐怖并清洗他的统帅部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有关斯大林及其政权本质的核心问题。
总的来说，在历史学家当中有两派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利用大恐怖来巩固他的独裁地位和权力系统。这一看法倾向于用斯大林的某种个性特征，例如偏执多疑、睚眦必报、施虐狂、嗜血成性、权力欲，来解释他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把恐怖看作一种必要的措施，以保卫苏维埃体制、防止内部颠覆与外部威胁可能形成的危险勾结。后一种解读往往与对斯大林的如下看法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强调，他是个空想家，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对自己有关阶级敌人的宣传信以为真了。
对斯大林的这两种分析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要实行这种恐怖，要下令处死自己的几十万公民并把数百万人投入监狱，斯大林需要这样做的心理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是由他的心理特性或者纯粹个人的野心所驱使的。同样，虽然斯大林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但他还是逐渐把苏维埃体制的利益与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当成了一回事，因而利用大恐怖来达到这一目的。
不过，关于斯大林的动机，最关键之处也许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旨是阶级斗争，即互不相容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固有的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的阶级之间的这种冲突，不仅被视为国家范围内的斗争，也是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斯大林对这种阶级冲突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动荡国际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在加剧。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联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阴谋的众矢之的，是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威胁的替代性社会体制，因而必须通过间谍活动、蓄意破坏和针对其共产党领导人的谋杀来颠覆它。
在1937年2～3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关于国家层面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启示录式的幻觉达到了顶峰：
外国特务的破坏活动和扰乱性的间谍活动，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不仅是经济的，还有行政的和党的组织……外国特务，包括托洛茨基分子，不仅渗透到了基层组织，还渗透到了某些重要的岗位……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外国特务就会把破坏分子、密探、反党分子和谋杀者派到我们内部，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必须砸烂并抛弃那种过时的理论：它认为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阶级斗争也将逐渐熄灭，它认为随着我们的成功，阶级敌人也会越来越老实……相反，我们越是前进，越是成功，被打败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就会变得越恼羞成怒，就会迅速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就会给苏联带来更多的损害，就会采取更加疯狂的斗争手段…… [59]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斯大林都经常重复这一主题，这表明他真的相信他在开展一场真正的反对资本主义颠覆苏维埃体制的斗争。根据斯大林最亲密的政治助手莫洛托夫的回忆，“大恐怖”的目标是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到来之前，清除暗藏的第五纵队。 [60]
这样说来，斯大林是不太可能真的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荒唐的叛国罪罪名的，但军队中有这样一个反对他领导的阴谋，未必就不可能。图哈切夫斯基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他在重整军备、战略思维以及军政关系方面的观点并不总是与斯大林的合拍。图哈切夫斯基与他的顶头上司、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的长期密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也有私人矛盾，而当时红军与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这使得军队在发生严重危机时的政治忠诚被打上了问号。 [61]
作为斯大林备战工作的一部分，军队和共产党中靠不住的那些人，显然并不是他唯一要打击的对象。生活在苏联边境地区的许多族群都被认为是那种一旦发生战争就可能背叛的人。在西部边境有乌克兰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在近东有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伊朗人，在远东有中国人和朝鲜人。“大恐怖”的内容之一就是种族清洗，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有几十万人遭到逮捕、驱逐和处决。有人估计，在叶卓夫时代，这样的少数民族成员在被捕的人当中占到了五分之一、在处决的人当中占到了三分之一。 [62] 另外还有人估计，在1936～1938年，有80万非俄罗斯人被流放到苏联的中亚地区。虽然在1939年的时候，对党员、国家官员和军官的大镇压终于结束了，但斯大林对边境居民的种族与政治清洗仍在继续。在苏联1939年入侵波兰东部之后，有40万波兰人遭到逮捕、驱逐或处决。在被枪杀的人当中有2万名波兰战俘，他们就是著名的1940年4～5月“卡廷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63] 红军在1940年夏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导致几十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遭到驱逐。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担心少数民族与敌人合作，斯大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的种族清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有200万少数民族的成员——伏尔加河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和其他外高加索居民——被流放到苏联内地。 [64]
斯大林针对其边境居民的战争，与其说表现了个性上的偏执狂特征，不如说表现了政治上的偏执狂特征——害怕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在战争中可能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多种族的苏联居民中的分离主义倾向或背叛的倾向，镇压并不是斯大林唯一的武器。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调整苏维埃国家的形象，把它描绘成俄罗斯反对外国剥削与占领的爱国卫士。这并不需要放弃苏维埃国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需要放弃它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更不需要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目标。相反，它意味着斯大林以及苏维埃体制，在共产主义之外又采用了一种爱国主义身份。这种调整的标签之一是“民族的布尔什维主义”， [65] 另一个是“革命的爱国主义”。 [66] 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只是“苏维埃爱国主义”，它是指公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以及对代表和维护苏联各民族传统与文化的苏维埃国家的双重忠诚。多民族的苏联，“在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斯大林宣称，它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除了要促进无产阶级的文化与传统之外，还要促进民族的文化与传统。把这种双重的忠诚与身份整合并组织起来的力量，就是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
斯大林完全适合成为寄望于苏联公民的多重身份与忠诚的化身。作为格鲁吉亚人，他喜欢夸示当地的传统，但又欣然接受了俄罗斯的文化、语言和身份。他出身低微，是鞋匠的儿子，这使他获得了庶民的阶级身份，但他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作为边境地区的居民，他支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国家，这样的国家会保卫苏联的所有民族。总之，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工人、共产主义者和苏维埃爱国者。 [67]
用爱国主义来调整共产党与他自己的形象，这种做法的端倪出现在斯大林的一次被广为援引的讲话中。那是在1931年2月发表的关于迫切需要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讲话，他在其中把各种阶级与政治的主题同爱国的主题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除了别的之外，古老俄国的历史还在于她因为自己的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大汗、土耳其老爷、瑞典的封建统治者、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日本的领主都来打她。所有的人都因为她的落后而打她。军事落后、文化落后、政府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他们之所以打她，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而又不用受到惩罚。你们要记住革命前的诗人说过的话：“你是穷困的，你是富饶的，你是强大的，你是软弱的，俄罗斯母亲”……剥削者的法则是这样的：打击落后的国家，那是因为你软弱，所以你就是错的，所以你就该挨打，就该受奴役……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消除这种差距。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就会被压垮。这是在苏联工人和农民面前我们应该尽到的责任。 [68]
与列宁一道，斯大林曾经是苏联民族政策的设计师。 [69] 在1917年之前，斯大林针对所谓的民族问题，写过一份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分析报告， [70] 并在革命之后担任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71] 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相信工人阶级超越并战胜国家界限的团结，他们在原则上都反对民族主义的排外性。不过，他们也承认民族感情具有持久的号召力，承认在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可以利用本地的文化与传统。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进行了调整，以便充分考虑到促进苏联各民族和族群的语言文化的民族性这一计划，同时还要争取苏联各民族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团结。在1922年正式通过的苏联第一部宪法是高度集权的，但在理论上又是联邦主义的，并且在表面上是以各民族共和国的志愿联合为基础的。
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有两个要点：一是“本地化”，即任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他们本地担任官职；二是在苏联各民族当中，包括一些在苏维埃时代以前没有任何明显民族特性的民族当中，促进语言文化的民族性。但是，在本地化和促进民族文化的政策方面，有一部分人口没有被包括在内，那就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人口比苏联其余所有民族加起来还要多。列宁和斯大林担心，由于俄罗斯人的数量和文化素养，他们会统治其他民族，因此，鼓励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可能会放纵沙文主义倾向。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于俄罗斯人的态度陡然发生了改变，不仅给俄罗斯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恢复了名誉，而且布尔什维克英雄人物的万神庙还接纳了革命前的俄罗斯爱国英雄。在这个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中，俄罗斯人现在被描绘成各族人民历史性聚会的核心群体。在文化方面，俄罗斯人在苏联的各个同等民族中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是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纽带。在政治方面，俄罗斯人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和苏维埃国家的群体。
在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曾经发起过反对沙皇俄罗斯化政策的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语又恢复了它在教育、军队和政府中的统治地位，而俄罗斯的音乐、文学和民俗则构成了新发明的苏联文化传统的支柱。 [72] 在造成斯大林民族政策发生“俄罗斯转向”的众多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随着战争的临近，为了把苏联或许有上百个的民族团结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实行某种程度的俄罗斯化是必要的。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也被认为是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而大部分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都是在俄罗斯进行的。尤其是，斯大林看到，那种把俄罗斯过去的奋斗与苏联现在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政治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像斯大林1937年11月在伏罗希洛夫乡间别墅的一次私人聚会上发表的祝酒词中所说的那样：
俄国的沙皇们做过许多坏事。他们掠夺并奴役人民。他们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侵占领土。但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把各个不同的民族结合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大国。我们布尔什维克人是首批不是为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组成这个大国的所有伟大民族的利益而把他们结合成大国并巩固这个大国的人。 [73]
斯大林把苏维埃国家想象成俄罗斯的这样一种事业的继承者，即争取获得可以保护自己的各族人民的力量，这在外国威胁、国际危机、战争临近的动荡气氛中有着明显的实用性。当战争在1941年来临的时候，斯大林就能够动员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尤其是其中的俄罗斯人加入卫国战争，举国抵抗刚刚全线入侵的外国侵略者。就像斯大林在1941年9月告诉哈里曼的那样，“我们知道人民不会为了世界革命而战，也不会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战，但也许他们愿意为了俄罗斯而战”。 [74] 在像苏德之间这种势均力敌的战争中，斯大林能够唤起对苏维埃体制的信仰之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的忠诚，这一点极为重要。与此同时，在宣传这种能够把苏联的各个民族及其人民团结起来的、独特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斯大林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认为斯拉夫人有比较广泛的一致之处因而应当休戚与共的看法，以及斯大林为了与未来的德国威胁做斗争而寻求与斯拉夫国家建立同盟的努力，也使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苏维埃爱国主义得到了补充。 [75]
斯大林赋予俄罗斯的这种新的爱国主义特性，跟战后所发生的一切有着重要的关联。在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之后，斯大林指望得到的公正的回报是，扩大苏联的权力与影响，包括实现沙皇时代对外政策的传统目标：黑海海峡的控制权和适合外洋海军的不冻港。但是，斯大林的野心被他打败希特勒时的“伟大的同盟”中的两个伙伴英国和美国给挫败了。它们认为，苏联在黑海、地中海以及太平洋的扩张，对它们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利益构成了威胁。1945年12月，斯大林对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抱怨：“按照他对形势的理解，联合王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拥有了印度及其在印度洋上的一切，美国拥有了中国和日本，但苏联一无所有。” [76]
不过，斯大林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在于苏联向中欧、东欧的扩张，所以，他就做出了让步，不与西方列强在边缘地区发生冲突。他拒绝为希腊共产党的起义提供支援，收回了对黑海海峡控制权的要求，对于英美拒绝把战败的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分给他一份的结果也默然接受了。但是，曾经的盟友还在继续损害苏联爱国主义的自尊心和声望，这使得斯大林战后的对外、对内政策转向了公开的排外主义。
首次公开披露斯大林战后政策新动向的，是主管意识形态的A.A.日丹诺夫（Zhdanov）在1946年8月的一次讲话，他批评了苏联的报刊和作家在西方文学和文化面前的奴性。这次讲话开始了所谓的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shchina）——一场反对西方影响、赞美苏联科学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的意识形态运动。斯大林对日丹诺夫的讲话做了大量的修改，而这场运动本身也是按照他的命令进行的。
[77]
在私下里，斯大林已经批评过自己核心圈子里的“自由主义”和对西方的“奴性思想”，他还催促自己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与英美的外交谈判中不要做任何让步。
1947年，斯大林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谈到了他的新电影《恐怖的伊万》，并建议他说：
沙皇伊凡是一个伟大而且明智的统治者……恐怖的伊万的智慧在于，他代表那种民族的观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的国家，从而保护了这个国家不受外国的影响……彼得一世也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但他与外国人的关系太随便了，把接受外国影响的大门开得太大了，并让这个国家德意志化了，叶卡捷琳娜更是如此。在那之后……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真正的俄国人的宫廷吗？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真正的俄国人的宫廷吗？不是的，它们是德意志人的宫廷。 [78]
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本质上是与正在形成的苏联与西方的冷战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冷战要到1947年才开始，但在斯大林与他的“伟大的同盟”的伙伴们之间，几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裂隙。虽然在外交方面斯大林与西方有许多争端——关于波兰，关于日本的占领体制，关于原子能的控制——但他最担心的是意识形态战线的新动向。在战争期间，西方报刊把苏联、苏联红军以及斯大林的领导作为楷模加以颂扬，而苏联的斯大林崇拜实际上在英、美以及同盟国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也有所表现。但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令斯大林的宣传主管们不满的是，他们发现西方报刊开始了一场广泛的反苏运动。苏联人相信，这次运动跟战后在英国、美国和西欧再次抬头的政治反共潮是有联系的，而这种反共潮预示着西方对外政策的反苏转向。 [79] 最早显露出这种不祥之兆的，是丘吉尔1946年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的“铁幕”演说。尽管丘吉尔也说到需要跟苏联继续合作，但他的主题是要发动反共的圣战。丘吉尔当时已经不再是英国的首相了，但斯大林仍然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谴责丘吉尔是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和战争贩子。 [80] 不过，在斯大林就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公开发表的看法中，他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存在合作共存的可能性。斯大林在公开场合之所以仍然保持温和与节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不想与西方冷战，而是希望就战后和解问题与英美进行谈判。他在1947年4月告诉来访的共和党政治家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
德国和美国的经济体制相同，但它们之间仍然发生了战争。美国与苏联的经济体制不同，但它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相互协作。如果两种不同的体制可以在战争中相互合作，那它们为什么不能在和平时期相互合作呢？ [81]
正如阿尔伯特·莱希斯说过的那样，“尽管斯大林犯下了无数罪行，但有一个罪名的指控失实，那就是把发动后来所谓‘冷战’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个人。事实上，他没有计划过这种事，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82] 但是，斯大林自己的行动与野心的确对冷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红军占领了半个欧洲，斯大林也决心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邻国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当时，整个大陆的政治形势对各国共产党极为有利，这使得斯大林开始憧憬一个实行人民民主制的欧洲，一个由诸多左翼政权组成的、受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的欧洲。斯大林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划与战后跟“伟大的同盟”中的伙伴们继续合作，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对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划分是不相容的。 [83] 他的确也想到过将来有可能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但他认为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是在胡说；我完全可以肯定，绝不会发生战争。他们［英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能力对我们发动战争”，1945年11月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说，“再过30年左右，他们是不是想再来一场战争，那是另外一回事。” [84]
除了在东欧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在战后优先考虑的还有经济重建与战后安全方面的安排——尤其是将来对德国的遏制——以及缓和与英美的关系，以实现长期的互惠互利。冷战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西方把斯大林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野心视为苏联与共产主义无限扩张的前兆。因此，英美抵制在他们看来是斯大林在东欧建立苏联霸权的企图，这反过来又使得斯大林担心他以前的盟友正在试图收回他在战争中得来的好处。
西方领导人指责苏联的扩张主义，而斯大林则抗议英美的全球政策（globalism）。斯大林不能理解，西方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行动如此紧张，而他认为这些行动是合情合理的、防御性的和有限的。他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确信的东西也蒙蔽了他：他确信，战后欧洲的左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但是，斯大林也是十分现实的、实用主义的，他看得出，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跟西方进行公开较量，他很可能会成为输家。随着“伟大的同盟”的解体与冷战的日益迫近，他开始选择关上苏联和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大门，让它们免受西方的影响。在国内，斯大林又打出了爱国牌，这次它带有一种比20世纪30年代更为突出的恐惧并排斥外国事物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旗帜变成了保卫欧洲国家的民族独立、摆脱英美的统治。
冷战是在1947年爆发的。这一年的3月，杜鲁门（Harry Truman）宣布要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做斗争，6月，他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战后的政治、经济重建。斯大林则以在东欧强制推行共产党和苏联的彻底管制作为回应。他还通过日丹诺夫1947年9月的讲话宣布，战后国际政治中两大对立的潮流已经固化并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代表着帝国主义、反动与战争，另一个阵营代表着社会主义、民主与进步。 [85]
不过，即使是在相互宣布冷战之后，斯大林仍然希望能够避免与西方决裂，因而他继续敞开着谈判与妥协的大门。他特别担心的是德国的威胁卷土重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被划分成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区。斯大林担心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会成为反苏集团的重要基地，这促使他挑起了冷战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即1948～1949年的柏林空运。柏林在1945年也被划分了，但它位于德国东部苏联占领区的腹地。为了逼迫西方人就德国的未来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斯大林切断了他们在柏林各区的陆路补给线。但是，西方人通过给西柏林空运补给挫败了他的企图，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而且柏林危机还适得其反地加快了事态的进程，结果在1949年5月独立的西德国家成立了，之前一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订了——该组织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政治同盟，旨在保护西欧免受苏联的攻击或威胁。
苏联在德国事务上的失败只是斯大林在冷战中的许多失算之一。代价最高也最为危险的失算是朝鲜战争。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怂恿下，斯大林同意在1950年6月对韩国发动进攻。起初一切进展顺利；朝鲜军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占领了韩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进行的军事干预，很快就使得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金日成的军队被赶回到北部，而且共产党中国的不情愿的介入才使得他的政权免遭灭顶之灾。这使得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而这场战争本身最终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代价也是极高的。
事态发展的某些积极方面抵消了国外的这些挫折。斯大林巩固了他对东欧的控制，尽管他的权力受到了铁托的挑战，从而导致1948年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的决裂，而它此前一直是苏联最忠诚的盟友。1949年8月，苏联试验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上台掌权。更重要的是，尽管国际气氛十分紧张，但苏联并没有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为了争取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还发起了一场国际和平运动。
无论多少国外的挑战都不会威胁到斯大林在国内的地位。他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使自己拥有了无可置疑的也难以撼动的领袖地位，而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荒谬性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斯大林战后的国内政策常常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正统”与“常态”的回归。这种说法有些道理。斯大林在战争期间调整了他的统治模式，以适应当时的形势。他承认在军事、文化及经济事务上需要更加灵活，并准备允许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更为多样的意见。以“伟大的同盟”为背景，他打开了国家的大门，接受外来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作为他的主要权力工具的共产党，都不太适应在和平时期继续采取这种领导风格，而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法上回归正统。但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斯大林掌管的这种体制也不同以往了。尽管现在的共产主义体制在合法性上有了新的来源，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但它也必须解决民众对未来的一系列的新的期待。数百万战争中的退伍老兵必须融入党和国家的体制。民族主义魔仆也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再装回到瓶子里。对俄罗斯民族感情的动员有助于赢得战争，但它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其他族群中激发了与之对立的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要跟这些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斗争，不管是借助于政治手段还是镇压。 [86]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最为突出的功绩是，他改变了他的领导风格和他所控制的这个体制的运转方式。他在战争结束时的权力与威望意味着他可以有许多选择，但在国内外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形势下，倒退到强势的共产党威权主义统治似乎成了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冷战的悲剧在于，它刺激了斯大林加强他的个人专制，而不是继续探索建立那种在战争期间隐约可见的、更加多元的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也许是斯大林个人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别的选择，但他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与创造性表明相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他并没有再采取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手段，相反，政治镇压的总体水平下降了许多。斯大林的战后政治体制是一种过渡体制，其终点是在他1953年死后出现的较为宽松的苏联政治秩序。
1945年，年龄加上战争中超负荷工作的影响，在斯大林身上开始显露出来。此后他每年都有几个月在自己位于黑海海滨的乡间别墅度假。 [87] 他不再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过问，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事务和为督促其手下而进行的适当干预上。对于斯大林的战后体制，有一种说法是，它是新的家长式专制统治。像他的沙皇前辈或任何其他强横的独裁者一样，斯大林通过他的家长式专制统治控制着国家，而国家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所有物。在战前以及战争期间，他是通过自己做出的无数决定和对政府日常活动的严密监管来行使他的“所有权”的。在战后的日子里，他变得比较克制了。他把大量的政府工作交给了由他的政治局同事领导的各种委员会来处理，这使得党政事务的处理变得有序多了，但因为没有人想要得罪这位“老板”，工作中的官僚化与因循守旧的习气也非常严重。还有，尽管斯大林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并显得越来越喜欢突发奇想，但他在战后的领导工作还是要比以前现代和理性得多。 [88]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38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斯大林在会上甚至都没有操心去发表最主要的政治报告，而是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了政治局成员格奥尔吉·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
他本人对大会的介入只限于一些简要的谈话，包括与来访的兄弟代表团的谈话。很有意思的是，他又一次捡起了爱国主义这个主题：
以前，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利与独立的守卫者……现在，再也没有“国家原则”的迹象了。资产阶级现在会为了美元而出卖国家的权利与独立。国家独立与国家主权这面旗帜已经被抛弃了。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你们国家的爱国者，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这面大旗必须由你们这些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们扛起来，继续前进。 [89]
俄罗斯有句古话——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是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说的——“胜利者不受审判”。斯大林的理解要比他的沙皇前辈更深。他在1946年2月的讲话中这样说：
他们说胜利者不受审判，说他们不应当受到批评或者约束。这种说法是错的。胜利者可以而且必须受到审判，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受到批评与检查。这样做不仅对工作有好处，而且对胜利者自己也有好处；那样就会少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谦虚谨慎。 [90]
需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斯大林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中都反复出现的主题，但他也知道，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唯一真正重要的评判是他自己的评判。即使是在苏联之外，大多数人，至少是那些站在胜利者一方的人，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的判断都是：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斯大林的胜利是值得的。对欧洲文明的野蛮威胁被挫败了，而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件好事。冷战还没有真正开始，许多人都希望斯大林的独裁统治逐渐变成一种比较温和的政治体制，一种配得上苏联人民的牺牲、配得上对纳粹德国的伟大胜利的政治体制。冷战的爆发与斯大林为了巩固共产党的威权主义统治而放弃了战时的自由化政策，使得这些希望破灭了。
但是，在苏联和西方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中，斯大林仍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位置。对某些人来说，斯大林是胜利的原因；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溃败的原因。在战争领袖当中，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也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他的胜利之路是可怕的，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他创造了一种镇压与恐怖的体制，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也许它是唯一可以赢得那场与希特勒大搏斗的体制。
[1] C. Merridale， Night of Stone：Death and Mem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Penguin Books：London，2002，pp.257-63.
[2] 转引自J. Brent and V.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1948-1953 ，HarperCollins：New York，2003，p.328。在文献中有一个普遍的假设：葬礼上那些歌颂斯大林的悼词并不算过分恭维，因为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追随者们也已经开始疏远他了。然而，那种解读无法得到苏维埃报刊上发表的悼词原文或者有关葬礼过程与讲话的影片的证实。
[3] 参见R. H. McNeal， Stalin：Man and Ruler ，Macmillan Press：London，1998。这部著名的斯大林传记突出了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
[4] 许多出版物都重印了这份报告，包括《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一版： Khrushchev Remembers ，Sphere Books：London，1971，pp.503-62。
[5] 这份决议规避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激烈批评，意在控制秘密报告在党内引发的议论。秘密报告没有公布，但在整个苏维埃联盟的党的会议上都宣读了。参见P. Jones，“From Stalinism to Post-Stalinism：Demythologising Stalin，1953-1956”，in H. Shukman（ed.）， Redefining Stalinism ，Frank Cass：London，2003。
[6] 转引自J. Brooks， Thank You，Comrade Stalin ！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2000，p.241。
[7] 关于1956年之后针对斯大林的讨论的发展情况，参见S. F. Cohen，“The Stalin Question since Stalin”，in his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85。
[8] 参见R. W. Davies， Soviet History in the Glasnost Revolution ，Macmillan：London，1989；A. Nove， Glasnost’ in Action ，Unwin Hyman：London，1989；and W. Laqueur， Stalin：The Glasnost Revelations ，Scribners：New York，1990。
[9] 对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变的非常尖锐的批评性观点，参见S. F. Cohen， Failed Crusade：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Norton：New York，2000。
[10] 例如 F. Chuev， 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 ，Moscow，1991（用英文出版的是 Molotov Remembers ，ed. A. Resis，Ivan R. Dee：Chicago，1993）；L. Kaganovich， Pamyatnyye Zapiski ，Moscow，1996；A. Mikoyan， Tak Bylo ，Moscow，1999；A. Malenkov， O Moyom Ottse Georgii Malenkove ，Moscow，1992；以及 S. Beria， Beria，My Father：Inside Stalin’s Kremlin ，Duckworth：London，2001。
[11] “More Than Half of All Russians Positive About Stalin”，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Newsline ，5/3/03.转引自 M. Harrison，“Stalin and Our Times”，in G. Roberts（ed.）， Stalin-His Times and Ours ，IAREES：Dublin，2005，p.67。
[12] 参见 A. J. P. Taylor，“Is Stalin a Statesman？” reprinted in his Europe：Grandeur and Decline ，Penguin Books：London，1967。
[13] I. Deutscher， Russia after Stalin ，pb edition，Jonathan Cape：London，1969，p.55.
[14] 尽管没有公布，但这篇报告在苏联各地的党的会议上都宣读过。美国国务院在1956年6月公布了这一报告的原文。参见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6，pp.1-2。
[15] 人们比较熟悉的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的一个例子，是把他塑造成1942年11月红军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而这次战役被普遍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转折点。从侧翼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计划，当时一直被归于斯大林的军事天才。现在，这一功劳被归于战役期间在斯大林格勒担任政治委员的赫鲁晓夫和作为这一地区的前线指挥官之一的安德烈·叶廖缅科（A. I. Yeremenko）元帅。事实上，尽管斯大林格勒的反攻有许多策划者，但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在他们里面级别并不很高。认为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在最初策划反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这种说法是在1957年提出的，并且后者在于196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A. I. Yeremenko， Stalingrad ，Moscow，1961，pp.325-37.）也重复了这一说法。其他的决策参与者起初对此保持沉默，但在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之后，叶廖缅科的说法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参见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Moscow，1968。
[16] 对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苏联军事回忆录的全面搜集与摘录，可见于S. Bialer（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Souvenir Press：New York，1969。主要以这些回忆录为基础的著作以及随后出版的回忆录有：A. Seaton， Stalin as a Military Commander ，Combined Publishing：Pennsylvania，1998；H. Shukman（ed.）， Stalin’s Generals ，Phoenix Press：London，1997；以及A. Axell， Stalin’s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Commanders ，Arms and Armour Press：London，1997。
[17] Khrushchev Remembers ，p.537.可以参照斯大林的副手朱可夫元帅的评论（“说最高统帅通过摆弄地球仪来研究形势和做出决策，这种传闻是不真实的”）以及在战争期间任作战部长的什捷缅科（S. M. Shtemenko）将军的评论（“以地球仪做参考来指挥前线，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转引自Axell， Stalin’s War ，p.167。
[18] “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一提法最初见于1941年6月23日出版的《真理报》。1943年7月，斯大林战争讲话的第一版出版了，标题是“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Souza ）。
[19] I.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1946-1952），Moscow，1997，pp.6-7.讲话的英文译文可见于J. P. Morray， From Yalta to Disarma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61中的附录。
[20] 参见 G. Roberts，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Revolution，Coexistence and the Cold War，1945-1991 ，Routledge：London，1998。
[21] N. Voznesenky， War Economy of the USSR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48，pp.126-33.
[22] 参见 J. Erickson，“Soviet War Losses”，in J. Erickson and D. Dilks（eds）， Barbarossa：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Edinburgh，1994。
[23] 这种对苏德条约缘由的解释，我已经在G. Roberts， The Unholy Alliance：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I. B. Tauris：London，1989以及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acmillan：London，1995这些书中进行了全面的论证。
[24] 争论主要始于维克多·苏沃洛夫（Victor Suvorov）的《破冰者：谁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Icebreaker：Who Started the Second World War？ ，Hamish Hamilton：London，1990）的出版。“苏沃洛夫”是雷岑（V. B. Rezun）的笔名，他曾经是苏联情报局人员，1978年叛逃西方。1992年苏沃洛夫的书的俄文版出版了，书中的观点随后被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所采纳和发挥。从对苏沃洛夫及其支持者的批评性观点出发对这场争论的综述，可参见 T. J. Uldricks，“The Icebreaker Controversy：Did Stalin Plan to Attack Hitler？” Slavic Review ，vol. 58，no. 3，Fall 1999。
[25]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结合，参见 M. J. Carley，1939： The Alliance That Never Was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Ivan R. Dee：Chicago，1999。
[26] 参见 The Teh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Documents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69。
[27]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根据苏联档案对出版该通信集的背景的研究，参见G. Roberts，“Stalin，the Pact with Nazi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Postwar Soviet Diplomatic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4，no.3，Summer 2002。
[28] 参见 J. Barber，“The Image of Stalin in Soviet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World War 2”，in J. and C. Garrard（eds）， World War 2 and the Soviet People ，St. Martin’s Press：New York，1993。
[29] I. Deutscher， 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 ，Pelican：London，1966，pp.456-457.
[30]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6，1994；nos 2，3，4，5-6，1995；nos 2，3，4，5-6，1996；以及 no. 1，1997.
[31] 有关斯大林私下想法的最重要的证据来源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日记，I. Banac（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另外，斯大林与他的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当后者在国外的时候——的通信也是个重要的证据来源。参见O. A. Rzheshevsky（ed.）， War and Diplomacy：The Making of the Grand Alliance （ Documents from Stalin’s Archive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Amsterdam，1996；V. O. Pechatnov，“ The 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September 1945-December 194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rking Paper no. 26，September 1999；以及斯大林负责坦克生产的部长马里谢夫（V. A. Malyshev）的日记（ Istochnik ，no. 5，1997）。斯大林与其核心圈子的战后通信也有少量公布于 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1945-1953 ，Moscow，2002。有一些通信的译文可见于 A. O. Chubaryan and V. O. Pechatnov（eds.），“Molotov ‘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 Cold War History ，vol.1，no.1，August 2000。
[32] W. Averell Harriman，“Stalin at War” in G. R. Urban（ed.）， Stalinism：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Wildwood House：Aldershot，1982，pp.41-42.哈里曼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斯大林描写成“比罗斯福更了解情况、比丘吉尔更现实、在某些方面是战争领袖中作用最大的人”。W. Averell Harriman and 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1941-1946 ，Random House：New York，1975，p.536.
[33] W. Averell Harriman，“Stalin at War” in G. R. Urban（ed.）， Stalinism：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Wildwood House：Aldershot，1982，p.43.
[34] R.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Jonathan Cape：London，1995，p.259.
[35] 对斯大林会客日志的统计分析表明，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最忠实的伙伴是他的安全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他们也是国防委员会成员，并充任斯大林派往前线的政治特使。其他在战争期间经常到斯大林办公室去的人有对外贸易部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主管战时经济的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运输部部长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参见“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Alfavitnyi Ukazatel”，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4，1998。
[36] 什捷缅科将军在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斯大林的作战部长，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对斯大林战争期间日常活动的最详细的描述。S. M. Shtemenko，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 ，2 vols，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70，1973.
[37] Bialer， Stalin and his Generals ，pp.33-36.
[38] J.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 ，Weidenfeld & Nicolson：London，1983，p.ix.
[39] 参见 Erickson，“Soviet War Losses”，以及 the discussion in Laqueur， Stalin ，pp.216-19。
[40] Marshal Zhukov comments 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t War ，Soviet Weekly Booklet，London，1970，p.18.
[41] J. Stalin， 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Hutchinson：London，1943，p.17.
[42] D. Volkogonov， Stalin：Triumph and Tragedy ，Phoenix Press：London，2000，p.451.
[43] 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参见M. A. Gareev， Polkovodtsy Pobedy i ikh Voennoe Naslediye ，Moscow，2004，and L. Mlechin， Iosif Stalin，Ego Marshaly i Generaly ，Moscow，2004。
[44] 关于斯大林在内战中的活动参见Seaton， Stalin ，chaps 1-3。斯大林还见证了与1918年3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有关的布尔什维克的大失败。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上台之后，他们决心不与德国签订于己不利的和约，因为按照这样的和约，他们将要出让大片的领土。但是，当德国人在1918年初发动进攻、威胁布尔什维克政权并用武力迫使他们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求和的时候，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
[45] Volkogonov， Stalin ，p.474.
[46] A.M. Vasilevsky， A Lifelong Cause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1，pp.447-50.最初以俄文出版，名为《我的一生》（ Delo vsei zhizni ，Moscow，1974）。
[47] 参见H. E. Salisbury（ed.），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 ，Sphere Books：London，1969。在该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最初都发表在《军史杂志》（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上。
[48] 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 ，Jonathan Cape：London，1971，pp.284-5.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有各种版本，但没有哪个改变了这里所引用的他们对斯大林的不偏不倚的评价。
[49] 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及其被捕的文献非常多。英文的可以参见N. Abramov，“The New Version of the Tukhachevsky Affair”， New Times ，no. 13，1989；D. C. Watt，“Who Plotted Against Whom？Stalin’s Purge of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Revisisted”， Journal of Soviet Military Studies ，vol.3，no.1，1990；I. Lukes，“The Tukhachevsky Affair and President Edvard Benes”，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7，no.3，1996；S. J. Main，“The Arrest and ‘Testimony’ of Marshal of the Soviet Union M. N. Tukhachevsky”，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10，no.1，1997；以及 S. Naveh，“Tukhachevsky” in Shukman（ed.）， Stalin’s Generals 。另外也可参见下文注释52和注释64所引用的斯帕尔和斯托克尔的著作。
[50] W.J. Spahr， 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Stress ，Presidio Press：Novato Calif，1997，p.174.
[51] 有关大清洗的统计数据，参见R. R. Reese’s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Purge on the Red Army”，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vol.19，nos 1-3，1992；“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urges” in J. A. Getty and R. T. Manning（eds.）， 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3；以及R. Reese， 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 Kansas，1996，chap.5。里斯指出，较早的估计是军官中最重要的那部分有25%～50%的人遭到清洗。不过，这些估计低估了苏联军队中的军官数量，这一数量大约为30万，这就意味着遭到清洗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不超过10%。
[52] 根据O. F. Suvenirov， Tragediya RKKA，1937-1938 ，Moscow，1998，pp.373-485中的附表得出的数字。我的数字只包括那些在1937～1938年遭到逮捕的人。另一个重要的、基于现在对研究者不公开的苏联军事档案对这些清洗进行的详细研究，参见P. P. Wieczorkiewicz， Lancuch Smierci：Czystka w Armii Czerwonej，1937-1939 ，Warsaw，2001。
[53]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下令处决了他的20名将领。处决主要发生在1941年7月，当时被枪决的是西方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以及他的几位参谋人员。在1941年10月有几位空军将领也同样被枪决，他们因为在战争最初数天损失了数千架飞机而受到斯大林怪罪。他们在战后都被宣布无罪。在1941～1945年，有421位苏联将军和海军将领阵亡。参见R. Woff，“Stalin’s Ghosts” in Shukman（ed.）， Stalin’s Generals 。
[54] M. Harrison and R. W. Davies，“The Soviet Military-Economic Effort during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1933-1937）”， Europe-Asia Studies ，vol.49，no.3，1997.以及 R. W. Davies et al.，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13-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4，pp.143-7.
[55] 对于斯大林是否是暗杀基洛夫的同谋，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对此讨论的综述与评价，可参见 N. Baron，“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Kirov Murder”， Slovo ，vol.11，1999。
[56] M. Reiman，“Political Show Trials of the Stalinist Era”， Telos，1982-1983 ，no.54.
[57] 根据克雷夫诺克的看法，“在1930～1940年，至少有726000人被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1938年”。参见 O. V. Khlevnuk，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From Collectivis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4，p.306。对于“大恐怖”的起源与特点——包括死亡和监禁的人数——存在广泛的争论。克雷夫诺克的数字是属于最低的，但是以在俄罗斯档案方面相关的大量的第一手研究为基础的。关于“大恐怖”早期文件的一个很好的集子是J. Arch Getty and O. V. Naumov（eds.）， The Road to Terror：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1932-1939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9。
[58] 相关综述参见G. Roberts，“The Fascist War Threat and Soviet Politics in the 1930s” in S. Pons and A. Romano，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14-1945 ，Feltrinelli：Milan，2000。关于民众对这种恐怖的态度，可参见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Terror，Propaganda and Dissent，1934-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7，以及 S.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 s，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9。
[59] R.V. Daniel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1，I. B. Tauris：London，1985，pp.258-61.
[60] Molotov Remembers ，p.254.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支持。例如 O. Khlevnuk，“The Objectives of the Great Terror，1937-1938” in J. Cooper et al.（eds.）， Soviet History，1917-1953 ，Macmillan：London，1993，以及同一作者的“The Reasons for the‘Great Terror’：the Foreign-Political Aspect” in Pons and Romano（eds.）， Russia 。
[61] 参见S. W. Stoecker， Forging Stalin’s Army，Marshal Tukhachevsky an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Westview Press：Oxford，1998；D. R. Stone，“Tukhachevsky in Leningrad：Military Politics and Exile，1928-31”， Europe-Asia Studies ，vol.48，no.8，1996；L. Samuelson，“Mikhail Tukhachevsky and War-Economic Planning”，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9，no.4，December 1996；R. R. Reese，“Red Army Opposition to Forced Collectivisation， 1929-1930 ：The Army Wavers”， Slavic Review ，vol.55，no.1，1996；以及 S. J. Main，“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Late 1920s”， Europe-Asia Studies ，vol.47，no.2，1995。
[62] T. Martin，“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December 1998.
[63] G. Roberts，“Stalin and the Katyn Massacre”，in Roberts（ed.）， Stalin：His Times and Ours .
[64] R. Overy， The Dictators：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Allen Lane：London，2004，chap.13.许多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历次驱逐行动的文件都可见于 Stalinskiye Deportatsii 1928-1953 ，Moscow，2005。这本书中还有一个关于历次驱逐行动的年表，连同对相关数字的估计。
[65] 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1931-195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2002.
[66] E. van Re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A Study in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ary Patriotism ，Routledge：London，2002.
[67] 参见A. J. Rieber，“Stalin：Man of the Borderlan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 5，2001。
[68] 转引自 R. Service， Stalin：A Biography ，Macmillan：London，2004，pp.272-3。
[69] 关于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政策的综述，参见T. Martin，“A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The Soviet Union as the Highest Form of Imperialism” in R. G. Suny and T. Martin（eds）， A State of Nations：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1。
[70] J.V. Stalin，“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J. V. Stalin， Works ，vol. 2，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53.
[71] S. Blank， The Sorcerer as Apprentice：Stalin as Commissar of Nationalities，1917-1924 ，Greenwood Press：London，1994.
[72] T.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1929-1939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NY，2001，chaps 10-11.
[73]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p.55.
[74] 转引自A. I. Vdovin，“Natsional’nyi Vopros i Natsional’naya Politika v SSSR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estnik Moskovskogo Universiteta：Seriya 8：Istoriya ，no.5，2003。
[75] 转引自A. I. Vdovin，“Natsional’nyi Vopros i Natsional’naya Politika v SSSR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estnik Moskovskogo Universiteta：Seriya 8：Istoriya ，no.5，2003；G. Hosking，“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ast & Present ，no.175，2002；以及 T. K. Blauvelt，“Military Mobilis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War & Society ，vol.21，no.1，May 2003。
[76]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vol.2，HMSO：London，1985，p.317.
[77]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1945-19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4，pp.31-8.
[78]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p.191.
[79] V. Pechatnov，“Exercise in Frustration：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1945-47”， Cold War History ，vol. 1，no. 2，January 2001.
[80] “Otvet Korrespondentu ‘Pravdy’” in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Moscow，1997，pp.25-30.在 W. LaFeber（e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John Wiley：New York，1971，doc. 37中有对斯大林采访的英文译文。
[81] Stalin， Sochineniya ，p.57.
[82] A. Resis， Stalin，the Politburo，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46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no. 701，April 1998，p.27.
[83] 对战后斯大林的战略的概述可参见V. O.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3，1995；G. Roberts，“Ideology，Calculation and Improvisation：Spheres of Influenc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1939-194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October 1999；S. Pons，“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in Pons and Romano（eds.）， Russia ；E. Mark， Revolution by Degrees：Stalin’s National-Front Strategy for Europe，1941-194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31，2001；以及 N. M. Naimark，“Stalin and Europe in the Postwar Period，1945-53”，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vol.2，no.1，2004。
[84]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11，Winter 1998，p.136.
[85] 关于苏联在1947年转向冷战这个问题，可参见 G. Roberts，“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Politics，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Cold War，1947”， Europe-Asia Studies ，vol.46，no.8，1994。日丹诺夫关于“两大阵营”的讲话是在波兰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参见G. Procacci（ed.）， The Cominform：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1947/1948/1949 ，Milan，1994。
[86] 对战后苏联国内状况的概述参见 E. Zubkova，“The Soviet Regime and Soviet Society in the Postwar Years：Innovations and Conservatism，1945-1953”，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vol.2，no.1，2004。
[87] 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1945-1953 ，Moscow，2002，doc. 299，details Stalin’s vacation schedule between 1945 and 1941.
[88] Y. Gorlizki，“Ordinary Stalinism：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and the Soviet Neopatrimonial State，1945-195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74，no.4，2002.
[89] Stalin， Sochineniya ，p.229.
[90] 转引自E. Mawdsley，“Stalin：Victors Are Not Judged”， Historically Speaking：The Bulletin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2006。